当然，每一个富有远见的决定都有其独一无二的地图。用尽可能多的智慧做出选择，这背后的艺术并不在于强制性地确保该地图与某个已有模板相匹配，而在于培养并透过敏锐的视觉，看清真实情况。培养敏锐视觉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不同的人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看法。
几年前，大温哥华区的水务部门遇到了一个问题，它颇似200年前纽约居民遇到的那个事关集水池的命运的问题。随着城区人口的不断增长，大温哥华区现有的淡水资源捉襟见肘，已无法满足未来几年人们的需求。新的水源亟须开发，但这无可避免地会给当地环境、商业和社区造成影响。由于位于多雨的太平洋东北地区，这座城市有着众多潜在选择：三座水库可以进一步扩容，新的管道可以铺到距离城区较远的诸多湖泊，或者沿着一条大河开采水源。同早先是填埋还是保留集水池一样，这样一个决定所产生的后果可能会持续超过一个世纪。（比如卡皮拉诺河，该河自19世纪末就开始为温哥华居民提供饮用水，它自此之后一直是该城市的主要水源。）但该决定同关乎集水池命运的那个决定不同。它始于一次认真的尝试，并从全局视角列出了所有重要的变量，然后据此建模。在建模过程中，该决定征集了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而每一个利益相关方都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生活在水源地附近的当地居民；认为土地神圣不可侵犯的原住民；环境活动人士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卫生与水质安全监管机构；划船、钓鱼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项目的当地公民；等等。利益相关方依据各种变量对每一个选项的影响进行了评估：水生生境、陆生生境、空气质量、外观质量、就业、休闲娱乐、交通和噪声，以及地产价值等。[2]
在很多重要的土地使用和环境规划中，温哥华水务局（Vancouver Water Authority）所采取的这种方法已是司空见惯。这类将各种不同的意见融合在一起的技巧，会因规划者（或规划者所聘请的咨询机构）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核心共同点：在类似于这种为市中心提供新的饮用水的复杂决策上，绘制地图时要从不同的视角做全面考虑，以产生尽可能准确的问题解决示意图。对于这种形式的协同审议，最常见的术语叫“集思会”（charrette）。该词源于法语，原本是马车的意思。19世纪时，法国美术学院建筑系的学生会在项目截止日临近时，将他们制作的比例模型和图纸放到一辆收集学生作品的小型马车中。学生对各自项目所做的最后微调，据说就是在马车行进中进行的，也就是说，在马车经过时做了收尾工作。不过，在现代语境中，这种设计集思会不再指最后一刻的突击，而是指一个公开的、审慎的流程。在此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应邀参会，就现有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或就所讨论的与空间或资源相关的问题提出新的、潜在的想法。基于这种形式的集思会，单一商业集团或政府机构将很难再透过纯粹的窄带视角对复杂决定进行评估了。
集思会与社委会举办的传统研讨会的区别之一在于，前者一般采用一系列小型座谈会的形式，而非仅仅举办一次大型座谈会。当然，这种将各个群体分开的做法，或许会减少有对立价值观的群体之间的公开冲突，但从长远看，它会产生更多元化的想法和更多元化的评估结果。“要想从多个证据来源中获取最有用的信息，”丹尼尔·卡尼曼建议说，“你就必须确保这些来源都是相互独立的。这是良好的办案程序的一部分。当某个事件有多名目击证人时，他们在提供证词前是不能一起讨论该事件的。这样做并不仅仅是防止敌意证人串供，也是为了避免不带偏见的证人对彼此产生影响。”卡尼曼还建议说，在不适合分组讨论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将所有潜在的想法纳入其中：“在就一个问题展开讨论之前，委员会可要求所有成员就各自立场和主张写一份简短概要。这可以充分利用群体中智慧与观点的多元性价值。公开讨论的标准规程会让人们将重点放到那些最先表达的或最有决断力的意见上，以使其他人的意见的权重被削弱。”[3]
实际上，在现实应用中，“群体”决策有时也可以有效地被分解为一系列个人磋商。正如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等法律学者所观察到的，群体通常拥有丰富的信息组合，这源于各成员所掌握的不同的信息，但当这些成员聚到一起时，他们倾向于把重点放到共有的信息上。[4]桑斯坦写道：
从认知层面看，有些群体成员是处于中心位置的，也就是说，他们所掌握的个人知识，同时也为该群体中的其他很多成员所掌握。认知中心成员所知道的事情，其他成员也同样知道。因此，认知层面上的群体中心成员被定义为，与所有群体成员或大多数群体成员拥有共同信息的人。与之相对，其他群体成员则处于认知的边缘位置，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所知道的并不为其他人所知，而且他们知道的这些事情，可能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基于此，运行良好的群体需要利用认知边缘成员的智慧。他们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在大多数群体中，认知中心成员在讨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且有更多机会参与审议会。相比之下，认知边缘成员在讨论中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且很少参与审议会，这往往会对群体造成伤害。[5]
在面对面的会议上，那种一团和气的氛围往往会让人产生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即倾向于讨论群体中众所周知的要素，这或许因为人们更喜欢共识，也或许是因为他们心存疑虑，担心所提供的信息并不为其他大多数成员所掌握，进而被视为局外人。如果不设计一个决策流程来获取这些关键的、未被分享的信息，那么集思广益的主要好处就会丧失。这些关键的、未被分享的信息有一个专用术语，即心理学家加罗德·斯塔瑟（Garold Stasser）和威廉·泰特斯（William Titus）所引入的“隐藏的概况”（hidden profiles）。在决策的分歧阶段，也就是你试图收集最全面信息的阶段，最好的方法是进行一系列一对一的面谈，而不是举行团队会议。在这些一对一的谈话中，群体中的认知中心成员的影响力消失了，人们只知道他们所知道的，因而也就更有可能分享不为其他成员所知的宝贵信息。
无论你是通过一系列小组会议还是通过一对一的谈话来构建地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视角的多样性。要充分利用群体的这种多样性，因为它会明显提高你的决策能力。多样性的力量非常强大，即便为群体提供多元视角的成员不具备与手头案例相关的专业知识，也不妨碍他们发挥作用。比如，在温哥华水务局构建的涵盖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的网络，就饮用水的水源问题征集意见和建议，水上运动爱好者和原住民等利益相关方的反馈被纳入决策审议之中，这是值得称道的。同时，他们也随机邀请了一些与温哥华无关的人士，并通过他们的反馈来改进决策流程——只要这些新面孔的背景及专业知识与水务局原始决策者的背景及专业知识存在显著差异即可。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差异的存在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多样性和群体的集体智商提升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得到了成百上千次验证。社会科学家斯科特·E.佩奇（Scott E.Page）称它是群体决策的“多样性优于能力”（diversity trumps ability）理论。但多元观点提升我们的判断力的方式，却比人们最初认为的复杂得多。传统的假设是，对于一个同质化的群体，新人的到来会为讨论带来新的想法或新的价值，从而提高该群体的整体智力。事实上，在某些案例中，这种局外观点确实提升了整体智力。但许多研究也表明，“局外人”加入同质化群体亦会激发“内部人士”的想法，有助于他们提出更细致入微的、更具独创性的洞见。
在这些研究中，很多是围绕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公共决策之一的模拟版本进行的：陪审团审判。大约10年前，社会心理学家塞缪尔·萨默斯（Samuel Sommers）开展了一系列模拟审判。在审判中，陪审团就一起性侵案的证据展开辩论和评估。一些陪审团全部由白人组成，而其他陪审团在种族成员构成上则更具多样性。在近乎所有重要的标准上，种族混合型陪审团的表现都优于种族单一的陪审团：他们对证据的潜在解读更多；他们对案件信息的记忆更准确；他们在审议过程中表现得更严谨、更持之以恒。同质化群体——群体成员有共同种族背景，或为同一性别，或有某种共同的世界观，比如政治观点等——倾向于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他们很早就定下了最有可能发生的情景，不愿意花费精力质疑自己的假设，因为现场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同意该解读的梗概。但萨默斯发现，在陪审团中，仅仅是非白人陪审员的存在，就会让白人陪审员做更多思考，并对案件的可能性做更多解读。也就是说，多元视角有助于群体构建更准确的地图。[6]
你可以依照参与者所掌握的知识，为他们分别指定“专家角色”，这样一来，无须引入局外人士，你就可以提升群体观点的多样性。20世纪90年代，迈阿密大学（Miami University）的一个心理学家团队开展了一次谋杀疑案实验，招募大学生参与一系列三人组案件模拟调查。该团队为实验中的对照组提供了正确识别凶手的所有相关线索。在这些群体决策中，没有非共享信息。群体中的每一名成员都可以获取破案所需的全部信息。不出预料，这些群体都取得了较好的破案结果，找出真正凶手的概率达到了70%。在其他群体中，“隐藏的概况”被引入：每一名群体成员都掌握着关于潜在嫌疑人之一的非共享信息，即除他之外，其他群体成员所不掌握的信息。在未指派专家角色的情况下，这些群体的侦察技能大幅度下降：他们找出真正凶手的概率仅约为33%。但当群体成员被一一明确告知，因为他们掌握着一名嫌疑人的信息，所以他们实际上就是专家，就是马普尔小姐（Miss Marple）[7]或普拉姆教授（Professor Plum）[8]时，他们的破案概率几乎达到了掌握所有破案线索的对照组的水平。通过定义专业知识，这些科学家巧妙地改变了决策的群体动力：参与者授权分享他们对自己选择的独特看法，而不再是寻求共享信息的共同立场。
在解决全方位思考所面临的挑战问题上，引入专家角色被证明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技巧，因为在很多案例中，全方位视角下的不同方面或不同层面均对应不同的专业知识领域。在设计辩论或温哥华水务局评估等活动的正式听证会上，专家角色相对而言要直观一些：经济学家会谈及社区内建设一座水库的经济影响，而环境科学家则会谈及环境影响。但在不太正式的群体审议中，房间内不同的专业意见很容易被忽视，这样一来，“隐藏的概况”很可能依然处于隐藏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