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让他到大陆去吧，我们不必对他的未来做出预测。在一切错误中，预言是最微不足道的。
——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
就脑功能科学的发展史来看，在大部分时期，它都严重依赖于灾难性损伤。科学家开展脑解剖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但直到现代神经成像工具［如正电子发射体层显像（PET）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出现之后，我们才能实时追踪血液在脑区中的流动，而在此之前，要想分辨大脑的哪个区域负责哪种思维状态是极为困难的。我们对大脑功能的大多数了解都是建立在案例研究基础之上的，比如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盖奇是19世纪的一个铁路工人，他在一次作业中被铁棒刺穿左额叶，但侥幸活了下来，不过自此之后，他的性格大变，与之前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神经成像工具出现之前，如果你想弄清楚大脑的某一特定区域的功能，你就需要找一个因某种严重事故而失去这部分功能的人，然后弄明白这种损伤给他们造成的后遗症。如果他们失明了，那么该损伤一定影响了他们的视觉系统；如果他们得了健忘症，那么大脑的受损区域一定与记忆有关。
这种研究人脑的方式是极为低效的。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PET和fMRI技术分别问世，为健康大脑的研究带来了曙光。神经系统科学家对此自然兴奋不已。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首先需要确定一种基线状态（baseline state），因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新技术的扫描才有意义。毕竟，血液时时刻刻都在脑中流动，所以你在PET和fMRI中寻找的是血液流动的变化：一个区域内活动激增，另一区域内活动骤减。比如，在播放巴赫奏鸣曲的fMRI室内，当你通过扫描看到听觉皮层活动激增时，那就说明颞叶的这个特定区域在听音乐中发挥着作用。但要想看到这种活跃的状态，你首先得有一种可与之对比的静息状态。因此，只有追踪不同状态下的差异以及脑中血液流动的不同模式，扫描才有意义。
多年来，科学家认为脑的活动并没有那么复杂。将研究对象置于扫描仪下，让他们保持放松状态，什么也不做，然后让他们按照你的研究要求行事：听音乐、说话、下棋。在他们处于静息状态时，你对其进行一次脑扫描，然后在他们处于活跃状态时，你再进行一次脑扫描。之后，你通过计算机对两次扫描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差异所在，构建图像，突出血液流动的变化情况——这就像现代的天气图，它能向你展示朝某一都市区移动的一场风暴的不同强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艾奥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的脑科学研究人员南希·安德烈亚森（Nancy Andreasen）在通过PET设备开展记忆实验时发现了不同寻常的结果。静息状态下的扫描测试似乎并未表明脑皮层活动减弱。相反，特别是当她告诉实验对象保持静坐状态、不做任何事情时，这往往会触发他们脑中一种非常特别的主动刺激模式。在199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安德烈亚森指出了该模式的一个额外细节：在静息状态下被激发的这些系统，是非人灵长类动物脑中极不发达的一些系统。“显然，当心智以一种自由的、不受约束的方式思考时，”安德烈亚森推测道，“它使用的是人最高等的、最复杂的脑区。”
很快，其他研究人员纷纷跟进，也开始探索这一奇怪的行为。许多研究发现，在静息状态下，脑的活跃程度超过先前所认为的活跃程度。不久之后，科学家便将该活动的重复模式称为“默认网络”（default network）。1999年，威斯康星医学院（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以J. R.宾德（J. R. Binder）为首的研究团队在其发表的一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暗示，这个默认网络涉及“从长期记忆中检索信息，以心理图像和思想形式在自觉意识中呈现信息，以及对这些信息的处理和加工，以便用于问题的解决和方案的规划”。换句话说，在完全放飞思想时，我们的心智会进入一种状态，而在这种状态下，它会把记忆和预测融合起来，会思考问题，会谋划针对未来的战略。宾德进一步对这种心智活动的适应价值进行了研究。“通过存储、检索和加工处理内部信息，我们组织了在刺激呈现过程中无法组织的内容，我们解决了需要长时间计算的问题，我们为未来创建了有效的行为计划。对于人类的生存和技术的发明，这些能力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
对于这些发现，我们可以用一种更简单、更易理解的方式加以描述，即人类的白日梦。无须fMRI设备，我们自己便可识别这种行为。技术所揭示的无非是做白日梦所需的能量。从神经活动的水平来看，进入白日梦状态就像做了整套健身运动，而参与其中的脑区恰恰是人类所独有的。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将如此多的资源投入像做白日梦这种平淡无奇且看似毫无成效的事情上呢？鉴于这种神秘现象，另一支研究团队对我们在做白日梦时的所思所想展开了研究。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最近发起了一项细致的调查研究：在芝加哥随机挑选500人，然后询问他们受访时刻的所思所想。鲍迈斯特发现，如果当时受访者手上没有紧迫的具体任务，那么他们极有可能思考未来——从技术上讲，即想象还没有出现的事件和情绪。他们思考未来的概率是思考过去的四倍（而即便他们考虑的是已过去的事件，这些事件通常也与他们的未来前景有着某种关联）。如果你退后一步，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人类似乎将相当多的时间用来思考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件及想象中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尚未发生。这种未来取向最终被证明是脑的默认网络的明确特征。
在自由畅想时，我们的大脑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对未来的想象之中。我们并不像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在《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的结尾所描述的那样：……逆水行舟，不断地被浪潮推回到过去。事实上，我们的大脑会溯流而上，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会沉思未来。
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最近声称，这种为未来事件建立工作假说的能力，即可改变我们在现实生活所做决策的长期预测的能力，是人类智能的明确属性。“最能区分我们和其他物种的，”他写道，“是科学家刚刚认识到的一种能力：我们思考未来的能力。我们有着非凡的远见卓识，正是这种远见卓识创造了文明，维系着社会……就我们这个物种而言，一个更适合的名称是‘未人’（Homo prospectus），因为我们的繁荣得益于我们对前景的思考。正是这种预测能力，让我们变得明智。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展望未来是我们人类大脑的核心功能。”
非人动物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未来概念，尚不得而知。有些生物体展现出的行为暗含长期考虑，比如松鼠为过冬埋藏坚果，但这些行为无不出于本能，源于基因而非认知。关于动物的计划问题，最先进的研究结果表明，动物提前规划的时限仅以分钟计。基于前景预测，提前几个月或几年做出决策，就算是与我们人类最近的灵长目动物也无法做到。即便是一些简单的规划，比如在12月安排来年的暑假，对它们来说也是不能想象的。真相就在于，我们总是不断地对未来事件做出预测，而这些预测则引导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做出选择。如果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我们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