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只有局外人才能揭示早先无法想象的选择。有时，位于决策链顶端的人也会发现新的路径。比如，曾任美国总统的贝拉克·奥巴马显然具有甄别替代选项的天赋。“顾问们会设法将选择范围缩小至选项A或选项B，再把他们所倾向的选项提交给总统。”马克·鲍登（Mark Bowden）在描述针对本·拉登的突袭行动时写道，“一切都取决于问题的建构方式。但这种方法在奥巴马那里没有一点儿机会。他会听取选项A，也会听取选项B，并会提出很多好的问题。更多时候，他会提出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选项C，仿佛那是从他的大脑里蹦出来的一样。”[15]
2011年冬末，针对本·拉登的调查行动从确定建筑物内居住者的身份阶段转向如何以最佳方式对该建筑物发起突袭的阶段。尽管有卫星影像辅助，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藏匿在这栋建筑物内的神秘人物实际上就是基地组织的主谋。不过，调查行动组当时已经有了发起军事行动的足够理由。问题是，该发起什么样的行动？起初，提交给奥巴马的方案有两个：利用直升机发起突袭，特别行动小组无须摧毁目标建筑物就有可能击毙或抓获本·拉登；利用B-2轰炸机，以30枚精确制导导弹摧毁目标建筑物以及建筑物内的所有地下设施。但这两个方案都不理想：若采用直升机突袭方案，则需要绕开巴基斯坦方面，秘密飞入巴方领空，但美国在这方面是有前车之鉴的——1980年吉米·卡特以此方式营救伊朗人质时就曾遭遇灾难性后果；轰炸方案易于执行，但很可能连带摧毁邻近住宅，造成重大平民伤亡，还会消灭目标建筑物内的所有潜在证据——最重要的是，有关本·拉登毙命的证据也会因之消失。
面对这两个带有明显缺陷的方案，奥巴马敦促他的团队寻找其他可能性，就如同早先在确定建筑内居住者身份时敦促他们寻找矛盾性证据一样。最终，该团队选出了四个方案：B-2轰炸机；特别行动小组突袭；无人机定点清除——利用试验性高精度制导导弹直接袭击“目标人物”，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建筑物及其周边社区所造成的连带损失；同巴基斯坦方面采取联合行动，这可以消除未经巴方同意而擅自飞入该国领空所引发的风险。
在对目标建筑物做了全面分析并制订潜在攻击方案之后，奥巴马及其团队开始换挡加速。他们不再收集阿伯塔巴德地区的实地证据，不再专注于揭示“隐藏的概况”，不再专注于绘制潜在路径，而是将重点放到了各方案的后果上。每一条路径都预示着一系列可能的未来，其所产生的下游效应或会持续很多年。同所有充满远见的决策一样，在追捕本·拉登的行动中，奥巴马和他的团队在决策中也必须认真考虑所做选择的后续影响。
决策地图是一个强大的隐喻。在面临艰难抉择时，你试图描绘周边真实的和虚拟的地形地貌：盘点所有能发挥作用的力量；勾勒出所有可见的区域，而对于盲点，至少要做到心中有数；绘制导航区域内所采取的潜在路径。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决策地图概念具有误导性——地图定义了当前的地形地貌。也就是说，地图被时间冻结了。相反，做一个决策则可能需要数天、数周，乃至数年。选择正确的路径，不仅取决于我们对系统现状的理解，也取决于我们对系统发展的预测。在做复杂决策时，你需要全面评估事物状况，并列出所有可能的潜在选项。此外，在做出最终选择之后，你还需要一个涵盖面广泛的资料模型，以便了解事物的发展态势。构建复杂多变量系统的心理地图可谓挑战重重，但更具挑战的是预测未来。
[1] “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的詹姆斯·卡特赖特（James Cartwright）将军回忆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我们拿着酝酿好的各种方案，然后对着模型坐在一起讨论：这是我们攻入的方式；这是庭院或房子内会发生的事情……这样一来，在如何攻入目标建筑物的问题上，我们也就有了不止一种路径选择’ 。” Bergen, 164–165.
[2] Robin Gregory, Lee Failing, Michael Harstone, Graham Long, Tim McDaniels,and Dan Ohlson, Structured Decision Making: A Practical Guide to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hoices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12),loc. 233–234, Kindle.
[3] Kahneman, loc. 1388–1397.
[4] Cass R. Sunstein and Reid Hastie, Wiser: Getting Beyond Groupthink to Make Groups Smar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4), loc.280–287, Kindle.
[5] Sunstein and Hastie, loc. 1142–1149.
[6] scientificamerican/article/how-diversity-makes-us-smarter, accessed Sept. 2016.
[7] 马普尔小姐是英国女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创造的乡村侦探。——编者注
[8] 普拉姆教授是《妙探寻凶》（Clue）电影中的角色。——编者注
[9] Gary Klein, Sources of Power: How People Make Decisions (Cambridge, MA:MIT Press, 1999), loc. 466– 469, Kindle.
[10] Malcolm Gladwell, Blink: The Power of Thinking Without Thinking (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7), loc. 1455–1461, Kindle.
[11] Helen M. Regan, Mark Colyvan, and Mark A Burgman, “A Taxonomy and Treatment of Uncertainty for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Biology,”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12, no. 2 (2002): 618– 628. 格雷戈里等对不确定性的来源做了分类总结（Gregory et al., loc. 123, Kindle.）。
[12] Richard P. Feynman, The Meaning of It All: Thoughts of a Citizen-Scientist(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 loc. 26–27.
[13] Bergen, loc. 134–135.
[14] 在《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其失败的心理学研究》（Victims of Group think,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中，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通过案例研究，对夏威夷和华盛顿的军事指挥官出现的一连串失察和信念错误进行了分析，正是这种失察和失误导致美军在珍珠港袭击中措手不及。事后来看，当时有大量证据表明，日本可能会对该海军基地发起直接攻击。而事实上，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赫斯本德·金梅尔（Husband Kimmel）也看过许多情报简报，这些简报显示，日本的攻击行动至少存在可能性。然而，正如贾尼斯所描述的，金梅尔及其副手受到了所谓的小集团思维的影响，他们认为日本人可能会对某个地方发起攻击行动，问题是他们会不会通过打击英国或荷兰在远东的领地而宣战。就美国军方而言，在日本可能直接攻击美国军事基地的问题上，他们远未达成共识，因而也就没有做任何可行的防御计划。在12月初的几天里，美军未能追踪到日本航空母舰的雷达信号，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应对行动。在当时看来，由于日本攻击美国海军基地的可能性实在太低，以至于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去考虑相关风险。（Janis, 76.）
[15] Mark Bowden, The Finish: The Killing of Osama bin Laden (New York:Grove/ Atlantic, Inc., 2012), loc. 159, Kind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