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大道的延长线横贯第三十三街南部的曼哈顿西区，而与第三十三街平行的则是纽约中央铁路的货运列车线。在这条延长线上，由于很多行人和车辆与货运列车发生过致命交通事故，所以它又被称为“死亡大道”。1934年，这条铁路线被搬到了高架桥上，用于运送制造和肉类加工中心的货物。该高架桥设在休斯敦街上方，沿途穿过多栋建筑物，直至曼哈顿中城。随着曼哈顿下城制造基地的消失，这条货运专线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1980年，一辆三节车厢列车在运送完冷冻火鸡后，专线就停运了。
之后的20年里，这座高架桥被正式封存，不再用于公共服务。在被闲置的这些年间，大自然慢慢地收复了失地：轨道之间长满了齐腰高的野草。涂鸦艺术家在钢筋混凝土上喷涂各种作品。晚上，孩子们会偷偷爬到轨道上，在那里喝啤酒或抽大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平行宇宙，一个位于切尔西区喧嚣街道上空30英尺处的奇特的平行宇宙。但对轨道周边的大多数“官方社区”来说，这座高架桥实在有碍观瞻。更糟糕的是，它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威胁。当地的一个商业团体对该专线的所有者——联合铁路公司（Conrail）发起诉讼，要求后者拆除高架桥。1992年，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支持上述商业团体的诉求，并做出裁定：必须拆除轨道。而在接下来的10年里，各方围绕由谁来支付拆除费用的问题争论不休。
然后，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在一次社区会议上，画家罗伯特·哈蒙德（Robert Hammond）和作家约书亚·大卫（Joshua David）碰巧有了一次对话，他们产生了一个共同想法，即重振这条高架铁路线。不过，重振的方式并不是让它再次成为运输平台，而是把它改建为公园。在最初提出这个想法时，朱利安尼政府（Giuliani administration）认为它不切实际并予以驳斥，但很快，支持的呼声就响起来了。摄影师乔尔·斯特恩菲尔德（Joel Sternfeld）拍摄了一系列令人难以忘怀的照片：废弃的轨道中间长满野草，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就好像是把北美大平原上的麦田运送到了后工业化时代的曼哈顿。几年后，该计划得到了富有远见的市公园规划与管理负责人阿曼达·伯登（Amanda Burden）以及时任纽约市市长的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的支持。一家公私合营公司筹集了数百万美元资金，用于工程改造。在20世纪90年代末，高线公园（High Line Park）一期项目面向公众开放：这是21世纪世界上最具创造力并广受赞誉的城市公园之一，同时也是纽约市重要的新增旅游景点。
不同于集水池，高架铁路不是自然资源，但就基本的历史概况而言，两者并非完全不同。作为城市资源，高架铁路在服务该市人口方面一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后来，随着城市的扩展以及工业活动的转型，它被忽视和遗忘了。高架铁路的作用日趋式微，甚至还给城市带来了危险。不过，与填埋集水池的决定相比，纽约市在处理这一废弃设施的决定上采取了更具创意的方式。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处理决定都是以拆除为前提的。这是一个经典的“是或否”的问题。显然，这座设施已经没有用处了——货运铁路已经停运，不再往返曼哈顿下城。所以，唯一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拆除它。是纽约市还是联合铁路公司负责拆除？但在这个二选一的问题上，还隐藏着第三种选择，即迫使参与者以一种全新的角度考虑这一设施。从街面上看，高架铁路确实有碍观瞻。但从轨道上看，它却为这座城市提供了一个令人着迷的新视角。
我们已经看到，在做艰难选择时，参与者需要积极面对各种疑虑和不确定性。但最基本的质疑，往往是针对那些已经摆上台面的选项。做复杂决策并不仅仅是绘制影响各个选择的地形图。正如保罗·纳特在研究中明确表示的，它也涉及对新选择的发现。列举正反理由清单的做法，就像早先达尔文就是否结婚所列的各种理由一样，无疑是短视的。当你就某一项决定列举支持和反对理由时，实际上你已经将备选方案的潜在范围限定了：要么结婚，要么不结婚。但如果有其他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可以达成目标或满足各利益相关方的冲突需求，那会怎样？或许这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拆除高架铁路或继续保留这一废弃的、危险的高架铁路。或许这一设施还可以被重新利用。
当然，这个挑战在于你如何启动大脑，去发觉隐藏在某处的第三种、第四种，甚或第五种选择。前文所提集思会的多学科结构无疑有助于达成此目标。同一处境下的其他利益相关方或许会觉察到你在正常情况下可能不会想到的选项，当然，这还是受制于个人视角的局限性。另外，正如奇普和丹·希思的思想实验所表明的，减少个人选项也是一个有用的策略。不过，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而这也是与民主社会中集体决策有直接关联的一种方式。在高架铁路的存废问题上，最先想到把它改造成休闲娱乐场所的人，并不在已组建的决策团队中——他们既不是城市规划者，也不是当地商业团体成员。他们是生活和游走在社会边缘的人：涂鸦艺术家、擅自闯入禁地追求刺激的不速之客，以及寻求多视角观察一座城市的冒险者等。从根本意义上讲，最先探索高架铁路的人在有关该铁路未来的辩论中占有极端位置，因为他们占据的空间高于地面，且几乎没有其他人体验过。无论是从社会身份、生活方式选择，还是从所处的位置来讲，他们都是极端的、边缘的。即便从更传统的渠道来看，最先想到把高架铁路改建为公园的也应该是一名作家、一名画家或一名摄影师，而不是一名城市规划者或商业领导者。[14]
极端主义并不仅仅是对自由的潜在的防御，它往往还是不为主流社会所发现的新理念和新决策路径的来源。最重要的社会变革起初表现出来的都是“极端”立场，远非传统智慧的中间立场。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极端主义失去了有效的发言渠道，那么这个社会也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普选权、气候变化、同性婚姻、大麻合法化——所有理念最初都是以“极端主义”立场出现的，与主流社会立场相去甚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举例来说，在1880年宣称女性拥有选举权是一种极端立场，但现在来看，仅允许男性参与选举的观点无疑是荒谬的。除了冥顽不化的性别歧视者，这已成为其他所有人的共识。当然，也有很多极端主义立场最终被证明是死胡同，甚或更糟：在当前的政治光谱中，“9·11”否认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就是极端主义者。但在市民生活或城市公园规划中，如果我们压制所有的极端意见，那么我们将很难找到真正有创意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