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间跨度可以拉到多长呢？作为个体，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认真考虑贯穿一生的几个决定：和谁结婚，是否要孩子，在哪里生活，追求什么样的职业等。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积极思考时间跨度超过一个世纪的决策，比如涉及气候变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医学，以及城市规划等的决策。这个时间跨度还能拉得更长吗？
我们应不应该同其他星球上的智慧生命对话？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太强的感觉，至少在一开始时是这样的。2015年，包括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内的十余名科技界明星签署了一份声明，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否定回答。“有目的地向银河系中的其他文明发送信号，”该声明说，“会引起全世界人们的担忧，无论是信息本身还是联系的后果。在发送任何信息之前，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科学、政治和人道主义讨论。”他们声称，实际上，某个高级外星文明可能会回应我们发出的星际问候，而回应的方式就像当年的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对待阿兹特克人一样。这份声明针对的是时下一项日趋活跃的运动，领导该运动的是一个跨学科团体，这个团体由天文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业余航天爱好者组成，旨在向银河系内可能存在生命的特定星球发送信号。不同于仅仅通过望远镜扫描智慧生命信号的“搜寻地外文明”（SETI）计划，这项新的运动——有时也被称为“主动搜寻地外文明”（METI）计划——意在主动与外星文明取得联系。METI计划的负责人是SETI计划的前科学家道格拉斯·瓦科克（Douglas Vakoch）。该组织计划从2018年开始发送一系列信号。物理学家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的“突破聆听”（Breakthrough Listen）计划也承诺支持一项名为“突破信息”（Breakthrough Message）的姊妹计划，其中就包括星际信息传送的公开竞赛。你可以把这想象成星际设计集思会。
如果你认为通过这种信息，我们就有相当大的把握可以与外星文明取得联系，那么不难想象，这将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我们会成为银河系中的内向者，躲在门后收听外星生命的信号吗？或者，我们会成为外向的会话发起者吗？（如果是后者，我们应该说什么？）考虑到通信者之间的距离，向太空中发送信息这样一个决定可能在1 000年甚至10万年内都不会产生有意义的结果。人类第一次有目的地向太空发射信息是在20世纪70年代，即弗兰克·德雷克（Frank Drake）发射的著名的“阿雷西博信息”（Arecibo Message），目的地是距离地球5万光年远的一个星团。按照物理定律，我们最早可在10万年后获知该决定的结果。很难想象还有比这耗时更长的决定了。
反METI计划运动认为，[1]如果我们真的联系上了另外一种智慧生命，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新笔友的文明程度将远超过我们。（相对落后的文明可能无法探测到我们的信号，而恰巧联系上了一个技术发展程度与我们相当的文明，那种概率实在是太小了。）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称性，很多着眼于未来的思想家认为METI计划不是一个好主意。人类的剥削史在METI计划批评者的想象中留有深刻印记。比如，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在2010年的一部纪录片中表示，“如果外星人拜访我们，结果大致就是哥伦布登陆美洲的场景，而事实证明，这对美洲原住民来说并非喜讯”。天文学家、科幻作家大卫·布林（David Brin）认同霍金的评论，他说：“就已知案例而言，技术上先进的文化在同技术上落后的文化接触时，其结果至少是痛苦的。”
关于METI的决定，其中一点就是它迫使我们突破常规的思维局限。比如，利用人类自身的智慧，去想象一些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智慧生命。比如，无限拉长时间跨度，想象在2017年做出的一个决定，在1万年后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这些后果的严重程度对我们常用的因果关系标准形成了挑战。如果你认为METI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会与银河系中的另外一个智慧物种建立联系，那么你就必须接受这样一种假定，即这个由天文学家、科幻作家和亿万富豪组成的小团体正在全力谋划一个决定，一个被证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具革新意义的决定。
这些又把我们带回到一个更现实但依然充满挑战的问题上，即由谁来决定的问题。经过多年争论，SETI团体制定了一项商定规程，这也是科学家和政府机构在SETI探测到来自太空的智慧生命信号后必须遵循的一项规程，其明确规定：“在进行适当的国际磋商之前，不得对来自外星的智慧生命的信号或其他证据给予回应。”但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星际探索中，却不存在类似的指导原则。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随着人类科技实力的提升，关于METI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与此同时，我们还会面临其他事关人类生存的决定。我们应不应该创造超级智能机器？这种机器的智慧能力远超人类，以至于到最后我们都无法理解它们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应不应该“治愈”死亡？时下，硅谷的很多梦想家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同METI一样，这些都是关乎人类的最重大的决定，然而，积极参与这些决定的人却少之又少，至少目前看来是这样的。
在有关METI决定的争论中，最富有思想的参与者之一是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的人类学家凯瑟琳·丹宁（Kathryn Denning）。她声称，类似于METI的决定需要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在我看来，关于METI的争论是科学知识与讨论内容高度相关的一个话题，这样的话题是非常少见的。但它与已有政策的关联性却不大，因为在最终的分析中，它涉及的是地球上的人类愿意承受多大风险……那么，为什么一定是天文学家、宇宙学家、物理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科幻作家或其他什么人（上述列举排名不分先后）来决定这个风险承受度呢？”丹宁表示。
SETI商定规程之类的协议，乃至巴黎气候协定，可以说是人类决策史上真正的成就。但它们更多是规范而不是实实在在的立法。它们并不具备法律效力。规范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但正如我们在最近几年里看到的那样，规范有时候也很脆弱，容易被那些不受主流束缚的人破坏。它们也很难抵挡技术革新的步伐。
在涉及灭绝级别风险的决策中，规范的脆弱性最为明显。一些新技术（例如自我复制机器）或新干预（例如METI）的出现，即便只给我们的生存带来微不足道的风险，也需要我们对其加大监管力度。正如丹宁所表明的，制定这样的法规需要我们从全球层面测量风险容忍度。这将需要一种全球“恶性事件”表格，只不过衡量的并不是那些在短短几秒内就会发生的事件的风险等级（谷歌算法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是那些有可能在几个世纪内都不会出现的事件的风险。如果我们不建立可衡量这种风险容忍度的机构，那么在默认情况下，冒险主义者就会设定议事日程，而我们其他人将不得不承受由此产生的后果。这种模式不仅适用于与生存风险相关的选择，也适用于与生存变革相关的选择。在美国或欧洲，如果你问人们是否喜欢“治愈”死亡，他们大多会说不喜欢——相对于永生，他们更喜欢追求长寿，也更喜欢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但如果永生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或者至少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它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可以阻止它的机构。我们想不想拥有一个永生的选项？如果真存在该选项的话，那它将是一个全球性的、物种层面上的决策。
在此类问题上，我们该如何做出决定呢？我们的确拥有像联合国这样的可以为我们提供全球选择框架的机构。尽管联合国权力有限，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真正的进步。如果我们的决策能力随着决策群体不断增加的多样性而提升，那么很难想象还有哪家机构会比一个代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机构更富远见。当然，联合国是以一种非常间接的方式代表这些国家的公民的。它的决策很难说是“人民的意志”的直接表达。那么，有没有可能在全球层面开展类似于设计集思会的活动呢？这样一来，各利益相关方——并不仅仅是政客——就可以将他们自己的优先事项和风险容忍度置入整体决策的考量之中了。
我们发明了民主制度——尽管它披着各种各样的外衣——并让它帮我们决定社会中的法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许，现在该是我们将小组决策的部分经验应用到大规模群体决策领域的时候了。虽然这听起来不太可能，但实则不然。毕竟，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我们的交流方式已经发生了多次重大改变：从电子邮件到博客，再到脸书（Facebook）的状态更新。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彻底改造我们的决策工具呢？
有证据表明，如果用于组织集体智慧（以及集体愚昧）的软件设计合理，那么由互联网人群设定的优先事项和提供的建议选项要比所谓的专家更加精准。在2008年总统就职典礼前的一个月，奥巴马政府在网络上建立了一个名为“公民议事簿”（Citizen’s Briefing Book）的平台，邀请美国民众就未来四年的优先事项建言献策——这是受当时正在兴起的“开放政府”（Open Government）运动启发而发起的一项小规模直接民主实验。公民可以通过该平台发起倡议，同时也可以投票支持其他倡议。最终，在最受欢迎的三个倡议中，有两个敦促奥巴马对严苛的毒品法进行彻底修订，并要求解除大麻禁令。当时，这一结果遭到媒体建制派的讥讽：这就是你向互联网狂热者敞开大门时发生的情况——你会得到一大群瘾君子的政策建议，而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议根本不会得到主流社会的支持。然而，到奥巴马第二个任期结束时，这个议事平台被证明是直接民主思潮时代到来的第一束光。判决法被修订，大麻在六个州实现了合法化，而且现在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大麻完全合法化。
在一个极化的、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试图对某一问题实施全球监管，无论该问题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有多大，这听起来都颇为幼稚。技术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必然性，我们只能做到在短期内控制问题的发展。与阻止METI行动或永生研究相比，减少人类的碳足迹被证明是一个更容易的选择，因为它有一条日趋明晰的路径，即通过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来最大限度地降低气候变化风险：我们无须退回到前工业时代，而是进入一个碳中和技术的世界，比如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等。在人类历史上，自愿放弃某种新的技术能力或选择不与另外一个社会发生接触的案例并不多，因为有些威胁可能在几代人之内都不会到来。但现在，或许是我们该学习如何做这类决定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