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着眼全球问题
幻想倏忽而至，现实姗姗来迟。着眼长远是为了刺穿幻想。
——斯图尔特·布兰德
20世纪60年代初，也就是在极大地改变了冷战军事战略的那个战争游戏狂热期，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获得了一台价值1 000万美元的计算机。它的作用不是计算鱼雷的轨迹或协助编制造船预算；相反，它是一台被称为“海军电子战模拟器”（Naval Electronic War Simulator）的游戏机。通过对战争游戏中模拟情景的管理，该计算机可以增强军事指挥官的决策权，因为计算机在更复杂关系的处理上，显然要强于一群围着游戏图板掷骰子和移动令牌的人。我们无从确定海军电子战模拟器是否真正提升了美国在之后几年里的军事决策能力，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越南战争的最终路径表明，它在智能方面的提升是非常有限的。
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智能计算机足可用于辅助做复杂决策的想法可能为时尚早，但时至今日，这已经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气象超级计算机的集成预测有助于我们决定是否从某个受飓风影响的沿海区撤离。各城市使用都市模拟器评估新建桥梁、地铁或公路对交通或经济的影响。让19世纪最出色的一部分人感到困惑的那些决定，比如决定填埋集水池的那些城市规划者，达尔文和他的水疗法，现在已越来越多地接受了算法和虚拟世界的指导。
超级计算机已经开始承担起古时传神谕者的角色：它们能让我们看到未来。随着这种预见能力日渐强大，我们在做艰难选择时越来越依赖于这些机器的帮助，甚或还会让它们替我们做决定。在有关集水池的未来问题上，如果用计算机辅助做决策，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想象与之相关的模拟和预测：评估曼哈顿市区的人口增长，评估破坏一处淡水水源的生态影响，以及评估污染该水源的制革厂的经济命运。
大约在100年前，路易斯·弗莱伊·理查森在《数值天气预报》中提到了自己的“梦想”，他期望将来能有一种可以计算天气预报的机器。当时，这位数学家只是希望这种预测能够提前几天，这或许就足以让船只在飓风到来前躲进避风港，也足以让一座繁华的都市为即将到来的暴风雪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理查森能够看到21世纪头20年的“数值处理”情况，他必定会惊愕不已：各种机器，如设在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怀俄明州办公室的超级计算机“夏延”（Cheyenne），拥有极其强大的计算能力，其本身就可以模拟地球气候行为。通过“夏延”这样的机器，我们所做模拟的时间跨度远超理查森的想象：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当然，这些预报是含混模糊的：如果你问2087年7月13日纽约人是否应该穿雨衣出门，“夏延”是无法给你答案的。超级计算机只会告诉我们长期趋势，比如哪里可能会形成沙漠，哪里可能会经常暴发洪水，以及哪里的冰帽可能会融化等，而即便是这些趋势，也仅仅是从概率上而言的。这种远见尽管有时看起来比较模糊，但与100年前理查森的任何想象相比，都要准确得多。
在色拉布（Snapchat）和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人们注意力的持续时间在缩短，而数字技术常被认为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但事实上，在迫使人类应对一个极为复杂的，也可能是目前为止最复杂的长期决策方面，计算机模拟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时下，科学家已就全球变暖产生的严重威胁达成了广泛共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夏延”等超级计算机的模拟。如果没有这些机器建立的全谱模型——从追踪全球性现象，如高速气流，到二氧化碳的分子特性，可谓无所不包——我们在考虑气候变化的潜在威胁时，在强调转向可再生能源的长期重要性时，也就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了。现在，这些模拟影响着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决策——从个人选择购买混合动力汽车而非燃油车到社区决定在公立学校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再到决定签署巴黎气候协定，不一而足。顺便说一句，无论是从缔约方的数量还是从目标上来看，巴黎气候协定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全球性的协议之一。
我们有能力做出这些决定，但这一事实不应成为我们安于现状的借口。我是在2017年秋写下这些话的，而就在几个月前，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再过20～30年，当我们回望这个时期时，我们可能会将这一事件视为“大破解”（great unraveling）时代的开始，越来越多的公民将气候变化斥为“假新闻”，进而导致政府在气候变化行动上运转失灵，并损及人们为降低全球变暖影响而做的努力。
如果你对大多数美国人做一项民意调查，我认为大部分人会说我们在长期决策方面的表现越来越差，会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注意力持续时间短暂的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使得我们考虑问题时不再着眼长远。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会指出，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是我们目光短浅的最明显的例子。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的确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其中大多数与多样性这一关键属性有关。这些趋势从根本上违背了我们做集体决策的方式。在美国，所谓的“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即以不公平的选区边界划分方法操纵选举）降低了众议院选区选举背后的意识形态多样性：越来越多的国会成员是从共和党或民主党占压倒性优势的选区中被选举出来的，国会选区政治世界观的同质性远高于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但这一趋势并不完全归因于谋求连任的政客的计划。我们正经历人口统计学上的一场“大排序”（Big Sort）：城市和内环郊区正逐步被民主党人占据，而远郊区和乡村则日渐成为共和党人的地盘。所以，当我们因地方性决策而走到一起时，至少从政治上讲，我们组建了一支高度同质化的决策队伍，因而也更容易遭遇源于同质化的群体决策缺陷。
在关于多样性的重要性的文化辩论中，这一点常常被低估。在特朗普内阁会议或共和党众议院党团会议上，我们看到的全是身着正装、打着领带的中年白人男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把群体中缺少多样性放到平等主义或代议制框架中思考，并将其视为相关问题的原因所在。这是完全经得起推敲的。我们希望有一个“看上去像美国”（looks like America）的内阁，因为它会让我们更接近这样一个世界——各行业各的人才都能突破阶层固化，找到进入政府最高层的路径。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自然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这些利益诉求则会在我们的治理方式中得到体现。但在我们抱怨私营部门或公共部门组织的高管团队缺少多样性时，我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个因素：多样性群体或多元化群体有助于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在这一点上，关于性别和决策的研究数据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你想组建一支《希特勒的春天》（Springtime for Hitler）式的反智团队，只为搞砸复杂决策，那么你完全可以招募清一色的男性成员。所以，当我们看到一群男性签署法案，反对为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提供资助时，我们不应只指出，女性对计划生育联合会的价值的理解可能多于男性。我们还应指出，在包括“女性问题”在内的任何问题上，若仅由男性来做决策，则犯错的可能性更大。
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限制与障碍，我们都应提醒自己，在其他很多领域，我们所做决策涉及的广度和深度远超我们曾祖父祖母辈的想象。比如，在1960年做出的决定中，没有人会考虑其对2060年的大气碳的影响。时下，全球范围内在做决策时将这些长期影响考虑在内的人，每天都数不胜数，比如政客在提议出台新法规时会将真实的碳成本包含在成本效益分析中，企业高管会选择将可再生能源作为总部运营的替代能源，普通消费者会在超市中选择购买“绿色”产品等。
回想一下皇后区的草原湖：在黄绿藻大暴发后，湖中的鱼苦苦挣扎着呼吸越来越少的氧气。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鱼就是决策流程中的利益相关方。它们被归入意义重大的变量类别，部分原因是它们在这一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从根本上讲，这个生态系统又维系着人类的生活。同时，这也是因为很多人认为，无论它们是否支撑人类的需求，它们作为这个地球上的一个物种，在某种程度上是享有固有的生命权的。当早期的曼哈顿人决定填埋集水池时，没有人描绘这样一条决定曼哈顿下城生态的影响路径。他们只是在想填埋这个污染日趋严重的池塘，再在上面建造一些新住房。
怀疑论者会辩称，没错，的确是有一些关注湿地动植物的环境规划者，但从整体上看，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毁坏这个地球。过去的两个世纪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时期：我们在草原湖每保护一种鱼的同时，亦有1 000个物种被我们灭绝。这不是明确地表明我们现在所做的选择越来越糟糕了吗？
但事实的真相是，从物种层面上看，在长达20 000年乃至更久的时间里，我们对生态的破坏是穷尽一切技术手段的。无可否认，前工业时代的一些社区会将“自然平衡”作为一个因素纳入集体决策，比如该吃什么，要住在哪里等。但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为追逐短期需求，我们愿意牺牲几乎任何一种自然资源。回想一下，从大约公元前11000年到公元前8000年，也就是人类占领北美之后的最初几千年里，一长串的哺乳动物被我们灭绝：乳齿象、大型美洲豹、猛玛、剑齿虎，以及十余种熊、羚羊和马等其他动物。从历史上看，在大多数时期，我们发起的屠杀更多的是受我们所掌握的技术的限制，而不是受我们的智力或道德的限制。我们总是把工具的威力发挥到极致。现在，我们有了更好的工具——如果“更好”用在这里合适的话，我们可以制造更多伤害。
从另外的方面讲，草原湖里的鱼也表明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即便一个物种在短期内对人类来说没有多少价值，我们还是会去保护它。自石器时代开始获得挖掘工具以来，人类一直在填埋池塘。但细细思考地表径流水中的氮对水藻密集滋生的影响，以及水藻密集滋生有可能导致湖中鱼类窒息的做法，无疑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事实上，我们中的一些人仍在辩论全球变暖是否真的存在，更不用说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了。这表明，我们仍未熟练掌握这种思维方式。现在美国正威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看起来的确不是一个好兆头。但这一特定叙事才刚刚拉开序幕，我们对它的结局一无所知。就目前而言，巴黎气候协定实际上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决策构成的一个故事：一边是198个缔约方，一边是一位发誓退出协定的喜怒无常的领导人。从长远来看，哪一边更令人印象深刻？自农业起源以来，人类历史上就不乏冲动的领导人。真正意义上的能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实实在在影响的全球协定是一种新的调和物。
在这类选择上，我们有时显得颇不胜任，但实际上，这是因为我们在按反向曲线评判：我们现在有了更高的标准，所以在深思熟虑方面，我们有时看起来不及我们的祖先。而事实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无论是决策的谱系范围还是决策的时间跨度，都有了大幅提升。阿兹特克人和古希腊人可以透过历法和相对原始的天文学看到未来。他们建立了可存续数个世纪的机构和结构，却从未认真考虑过如何解决50年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可以看到长远的周期性和连续性，却无法预料紧急问题。
对于未来，我们是更好的预测者，我们的决策已经开始反映这种新的能力。问题是，未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