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世界在动荡转变。现在只有一点她是明确的，那就是她必须等待，重新思考一切。
——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
我准备坐下哭一会儿。书本和生活给我们呈现了太多的可思考的对象，但即便只是它们中的一小部分，我也无法理解甚或一无所知。那么，我还有时间花在不存在的事物上吗？
——摘自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s）16岁时写的日记
1851年1月的某一天，达尔文拿出他记录水疗法的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潦草地写下一个标题：“安妮。”多年来，达尔文一直是家中最受疾病困扰的人，现在他发现自己的角色正从病人转向医生，这次他照顾的是心爱的女儿——10岁的安妮。1849年，安妮和她的妹妹患上了猩红热。后来，她的两个妹妹完全康复了，但她的病情几个月下来一直未见好转。1850年年底，安妮开始发高烧，并出现呕吐现象。（“我严重怀疑她遗传了我消化不良的毛病。”达尔文在日记中写道。）在请教了莫尔文的格利医生之后，达尔文夫妇开始在家中用水疗法给女儿治病。达尔文在日记中记下了治疗结果。
1851年3月，安妮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进行更激进的干预治疗已迫在眉睫。于是，达尔文夫妇做出了一个关乎命运的重大决定，把女儿送去莫尔文，由格利医生亲自治疗。达尔文在莫尔文陪同女儿，并定期给妻子艾玛写信，当然都是加急件。那时艾玛已经怀孕9个月。格利医生的治疗方法要么无用（在安妮胃部定期敷芥末膏），要么带有剧毒（给安妮服用一种包含樟脑和氨水的“药物”，而氨水是剧毒物），总之不见任何起色。更令人不安的是，她出现了类似伤寒的症状，这表明莫尔文诊所的水疗法可能也没有格利宣称的那么神奇。4月23日，安妮去世。在她的死亡证明上，格利写下了一个含糊其词的原因：“带有伤寒性质的胆热。”
安妮的死对达尔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今天12点，她非常平静、甜蜜地睡去了，永远地进入了梦乡。”他在莫尔文给艾玛写信说，“我们可怜的爱女一生短暂，但我相信她会快乐的。我从没见过这个可爱的孩子淘气过。上帝保佑她。我亲爱的妻子，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相爱。”再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失去了家中的欢乐，失去了老年的慰藉。哦，但愿她现在知道我们是多么爱她，多么疼她。我们会一直爱着她、疼着她，会一直想念她那张可爱的笑脸。”
安妮的死让达尔文从宗教怀疑论者转变为坚定的无神论者。“艾玛信奉的《圣经》教义是他无法接受的。”达尔文的传记作者詹妮特·布朗（Janet Browne）写道，“即便是怀着对安妮来生的强烈愿望，他也无法接受。”他不再参加正式的教会活动。不过，他会在星期天上午陪伴艾玛和孩子到当地的小教堂做礼拜，但他不进教堂，而是在附近街区等她们。
安妮的死强化了达尔文的无神信念，但同时也给他增添了一种新的破坏性并发症，让他在一个苦苦思索了十余年的决定上再次动摇：要不要出版他激进的进化论。一直以来，自然选择这一理念就像一种多变的力量，左右着达尔文的选择。从一开始，他就被夹在两种欲念之中，备受折磨：或在屋顶引吭高歌，将进化论公之于众；或默不作声，把进化论锁进抽屉。但安妮的死把他推向了更多的方向，而且是以更大的力量推动的。达尔文花了十余年考察他的理论参数，记下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反对理由，又将它们一一驳倒。达尔文一度确信，这将是百年来最重要的思想之一，甚至把时间拉长到千年也是如此。他渴望分享这一理论，不仅因为它是真实的，还因为这是一项会让他获得社会认可的成就。也就是说，这背后有两种驱动力：一是理解这个世界的超凡力量，二是寻求认可的常人欲念。
但同时，他也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对艾玛和孩子的依恋，对安妮的怀念自然也包括在内。在工作“被认可”的整个理念中，这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他将会成为那个达尔文——一个有危险思想的人。可以预见，届时他会受到教会的正式谴责。在安妮死后，达尔文和艾玛之间一直都存在着的宗教信仰分歧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痛失爱女的艾玛来说，信仰救世主和信仰来世已经成为精神支柱；对达尔文来说，向世界公布自己的“异端思想”，等于把艾玛逼上绝境。他或许已经做好了接受社会公开谴责的准备，但要挑战正沉浸在悲伤中的妻子的信仰，他还无法承受由此产生的内疚感。
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涵盖范围极其宽泛的决定：从与配偶最亲密情感的得与失开始，一直延伸到社会宗教信仰的结构性转变。仅仅是绘制影响路径就需要一张巨大的画布。自然选择恰恰是那种极少见的、影响又极其深远的思想之一。后来，达尔文进一步论证了人和猿有着共同的祖先。在维多利亚时代，共出现过三个与上帝做切割的重大学说，而只有达尔文的学说讲求的是证据，也是最具实证性的。连同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尼采的哲学学说，这三大学说使得无神论成为主流民意的一部分。
公允地讲，我们大多数人毕生都不会面对一个如此复杂的决定。事实上，达尔文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真正做出过决定。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是可以原谅他的。他选择了搁置，而直到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威胁说要出版他自己的独立调查时，达尔文才行动起来。华莱士的这种威胁可以称得上最文明的威胁了，因为他要公开出版的正是达尔文20年来私下里一直思考的那些原则。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对达尔文来说，做这样一个决定并不难，因为那些预言是模糊的。他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进化论会改变一切。但他迟迟没有做出决定，从根本上讲，那是因为内心深处那些至关重要的价值观无法调和。如果公开发表他的理论，那必然会挑战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也等于向世界宣示，妻子所寻求的慰藉只是一个虚无的神话。
或许在潜意识里，他也想过另外一个选项：暂时分散注意力，比如先去研究甲壳动物和鸽子或修订初稿等，静待时机，希望到时有人推他一把。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最终出版时，艾玛早已接受了丈夫不信教的事实，而他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将他的理论公之于众了。
在达尔文的决定上，非常引人注目但同时也比较有悲剧性的一点是，它既涉及极为私密的个人生活，又涉及极为公开的社会影响。下游泛起的涟漪不仅影响了他妻子的爱与信仰，也影响了我们对人类在宇宙中位置的集体理解。尽管这个决定涉及方方面面，但它并不是一个可以通过集思会、民主投票或陪审团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决定必须由达尔文自己做出，同时也需要他的妻子和好友的帮助。虽然很少有人会遇到这种影响极为广泛的决定，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在做重要的个人决定时，我们首先要进行审慎思考和全面分析。这些决定的“半衰期”可能只有几年或几十年，而不是像达尔文的选择或填埋集水池的选择那样持续几个世纪，但是，它们同我们在前面几章中探讨的很多决定一样，都面临着根本的共同挑战：当面对一个包含多变量的、受各种“螺纹状压力”影响的复杂局势时，我们该如何绘制它的未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