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本身可以追溯到我个人生活中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我于7年前做出的，而在撰写本书时，它的后续影响依然存在。那是2011年冬，布鲁克林的人行道上仍堆着2010年12月底到2011年2月未融化的雪。我爬上了一个3英尺高的雪堆，突然间，一个念头闪入脑海：现在该是去加利福尼亚的时候了。回望过去，我在纽约生活了半生：在晨边高地读了研究生；和妻子搬到西村，并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之后，同生活在纽约的很多朋友一样，我和妻子搬到了布鲁克林，那时妻子已经怀孕，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即将降生。对我来说，那是令人振奋的20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年2月，我脑中都会冒出搬往加利福尼亚的念头，就像天冷一样可以预测，而在春天到来之后，这个念头又随之打消。但最终，我下定了决心。
在向妻子提出这个想法之前，我已经花费了大量时间就此进行论证。我告诉自己，我们的孩子刚好处于可以冒险的年龄：足够年长，但还没有年长到因为留恋玩伴而拒绝搬家的年纪。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即便只过几年，似乎也是严重浪费。虽然我依然喜欢纽约，特别是布鲁克林，但我同样喜欢加利福尼亚，特别是湾区——壮观的自然美景，以及作为文化变革和新思想的推动地的悠久历史。
在搬家这件事上，我还有哲学论据：我已经认识到，无论你搬到哪里，这种变化从本质上讲都是好的。几年前搬到西部的一位老朋友告诉我，搬家的一大好处就是新的环境有助于你更好地了解自己及家人：你会看到老家里有哪些东西是你真正喜欢的，又有哪些东西是你不喜欢但此前却没有意识到的。就像科学实验中的对照研究，这种对比会让你发现真正重要的东西。改变幕后布景有助于你更好地看清未来。
然后是时间上的变化。我的另一位老朋友——我们在纽约一起待了20年，看着彼此的孩子迅速成长——就我搬到西部去的决定给我写了一封邮件。“这种改变会让时间慢下来。”他写道。当你过一种按部就班的生活时，时间会过得很快——我们的小儿子怎么一下子就4岁了呢？但搬家的所有复杂性——确定搬往何处，如何到达该地并安顿下来，然后了解新环境中的全部现实状况——意味着你不以为意的时间会突然闯入你的意识，意味着你要牢记你所在的地方。你要弄清这一切，而在此过程中，你会更敏锐地感受到已流逝的岁月。你会迷失方向，或者你至少需要思考一会儿，才能重新找到正确的方向。
这就是我们必须搬家的原因，我在内心深处劝说自己：对我们的孩子的积极影响、自然景色、气候、湾区的技术地位，以及在过去20年里未曾见很多面的很多朋友。当然，最重要的是，搬家有助于让时间慢下来，让我们放慢步伐。
坦率地讲，在搬家这件事上，我认为我已经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那是带有诗意的基础。除了搬家产生的简单的人口学问题——加利福尼亚州的总人口数增加5人，纽约州相应地减少5人——这根本不是一个公共决策。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列出了一张支持搬家的理由清单，并就此做了全面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是多层次、多尺度的分析，当然我看的主要是效益。在某种意义上，搬去加利福尼亚是一个经济决定，这涉及的是住在市区还是郊区的生活成本问题，但同时，它也提出了一些心理问题，即大自然的存在对你以及你的孩子的生活的重要性问题等。就我而言，这也是一个关于我想要的生活的决定：我要在一个地方度过大部分的成年生活，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度过有意义的生活？当然，这里还有其他更多需要考虑的量化因素：学校、天气，以及出售布鲁克林住房的实际情况等。
达尔文列过一张私人的正反理由清单。而我就比较尴尬了，在2月的一个下雪天，我让妻子坐到我的电脑前，对着幻灯片向她一一解释搬家的理由。后来，我转向写信，我写了三四页，用了单倍行距，梳理了我当时的逻辑思考。
我认为我绘制的地图已经很全面了，但妻子对我最初论据的反应让我意识到，我只是刚开始清查思路而已。妻子为地图增加的考虑元素更具社交性，也更具政治性：我们在布鲁克林街区有很多已经认识了2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朋友，与这些人失去日常联系的成本有多高；放弃一个关系密切的、步行即可抵达的老朋友圈子，同时放弃一个养育子女的“村庄”，成本又有多高；从出行以步行为主的布鲁克林搬到以汽车为中心的加利福尼亚郊区，这将意味着什么。
在搬家这件事上，我们反复思考了几个月，并最终找到了先前未曾发现的一条路径，也就是在我早先提议的“搬或不搬”之外的一个选项：我们决定搬到加利福尼亚暂住两年，但同时一致同意，在两年之后，如果妻子想回布鲁克林，那么我们就无条件地搬回来。这在当时看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而7年之后，当我们再回望这个决定时，我想我和妻子还是会认同这一点。但说实话，这次搬家是我们婚姻中最痛苦的一次经历。我们去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妻子在那里几乎不认识任何人，她觉得就这样远离东部的朋友们是一个悲剧。在搬到加利福尼亚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为推广一本新书，我不得不奔走各地，而每次登上飞机，看到美轮美奂的湾区，我都觉得这是新生的开始。起初，我和妻子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她是痛苦的，而我觉得自己解放了。
随着时间的过去，分歧在一步步缩小。她开始欣赏湾区的魅力，而我则开始怀念纽约的朋友以及在一座布满人行道的城市的步行乐趣。最终，我们达成了另外一个共识，而这也是我最初提议搬家时没有想到的：我们将尝试在两个海岸区开创我们的生活——一半时间在布鲁克林，一半时间在加利福尼亚。我经常回望这个决定：如果我们自一开始就以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协调彼此不同的价值观，那么我们会不会达成这个意见呢？当然，把我们此前探讨的一些特定方法用于个人决定，看起来可能有些滑稽。比如，召开跨学科的集思会或设计一款模拟从布鲁克林搬家到加利福尼亚的战争游戏。这对个人选择来说可能毫无助益，但总的原则和技巧——寻求多种视角、挑战假定，以及专门拿出时间来绘制地图并分析各种变量等——无疑有助于你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也有助于你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正反理由清单的基础上再进一步。
不过，涉及这类个人选择的科学必然是模糊的。我们之所以了解协商性的群体决策，是因为我们以对照试验的方式对它们进行了多重模拟，比如通过模拟陪审团、战争游戏和虚拟犯罪调查等方式。但在实验室里，对私人决定进行模拟则困难得多——无论这个决定的内容是搬往加利福尼亚、结婚，还是其他生活大事。对于这类决定，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模拟加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