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我最开始考虑搬往加利福尼亚时，我又重新读小说了。那时，我刚过40岁。我的研究生专业是英语文学，所以在二十几岁时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苦苦钻研艾略特、狄更斯、巴尔扎克和左拉笔下错综复杂的叙事。说实话，这种钻研有时可以说是一种奴役。但从24岁时起，我对科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起步晚，所以我用了大约10年来弥补短板，其间读的大都是非小说作品。但到40岁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我发现我需要小说的陪伴。那时的我开始看到生命更长的轨迹，而这也使得这种叙事对我来说愈加重要。我回过头来最先读的小说之一，是二十几岁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米德尔马契》。
对于《米德尔马契》，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理解，但当我在40岁出头重读该书时——当时我正在考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我清楚地发现，这部小说对大脑的决策力做了非常生动和细致入微的描述，而这是我在二十几岁时未能体会到的。我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比喻，但最能引起我共鸣的是艾略特的全谱绘图能力：一个复杂的决策会激发众多不同尺度的体验，即便这个决策涉及的基本是个人私事。把内心独白的表达强度想象成频谱的高频部分；把朋友、大家族成员和小镇爱说闲话的人的多边关系想象成频谱的中频部分；把缓慢的、有时肉眼看不见的技术或道德的演变过程想象成频谱中的低频部分。有些小说是窄带的，它们专注于内心独白或公共领域；而另外一些小说则是全谱的，它们展示了情感强度中的那些私人时刻是如何与更广泛的政治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种联系是必然的，比如波及整个社会的技术变革是如何影响一桩婚姻的，以及小镇里的闲言碎语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财务状况的。如同《米德尔马契》一样，这种全谱分析不仅可以创造扣人心弦的艺术，也可以达成更明确的指导目的，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复杂决定，从根本上讲，所涉及的都是全谱事务。
我们已经看到过《米德尔马契》中的一些场景描述，比如在教区牧师人选的决定上，各种“螺纹状压力”让利德盖特备感挫折。但在《米德尔马契》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决定属于它的女主角多萝西娅·布鲁克（Dorothea Brooke）。为展示艾略特描述的这个决定的微妙之处及其深远影响，我们有必要对多萝西娅的选择做一个全景呈现。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任何文学作品中的决定——有的是带有英雄主义的，有的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来替代该决定。比如，在巴尔扎克的《幻灭》（Lost Illusions）中，吕西安·沙尔东（Lucien Chardon）做出的那个关乎命运的重大决定：在三张本票上伪造他妹夫的签名。再比如，在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的《纠正》（The Corrections）中，兰伯特一家在如何对待日渐衰老的大家长的问题上苦恼不已。此外，其他叙事形式也清楚地阐释了这种全谱决策。比如，在影片《教父2》中，迈克尔·柯里昂（Michael Corleone）谋杀他哥哥的决定。再比如，在电视剧《绝命毒师》（Breaking Bad）最后一季中，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的孤注一掷。这些叙事都有着起伏曲折的情节，展现了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但对我们来说，最有意义的还是它们极其精确地描绘了塑造某一决定的多维度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沉浸在这些故事中，也是我们生活中所必需的一种绘图训练。
在《米德尔马契》最开始的几章中，多萝西娅犯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她嫁给了不苟言笑的、年长的老学究爱德华·卡苏朋（Edward Casaubon）。多萝西娅嫁给卡苏朋，并不是因为后者的浪漫激情，而是因为一个宏大的智力协同计划——她想帮助他找到“所有神话的钥匙”。（多萝西娅这种充满朝气的热诚似乎也是年轻时的艾略特的性情写照。）卡苏朋是文学作品中被塑造的一个伟大的失败者的形象：如同他在婚姻关系中表现出的冷漠和苛刻一样，他作为学者的职业工作亦令多萝西娅失望不已。很快，她就认识到他的宏伟计划只是一座无尽的迷宫，一座用幻想编织的、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迷宫。其实，在罗马度蜜月时，她的新婚生活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在此期间，她遇到了威尔·拉迪斯拉夫（Will Ladislaw），后者是卡苏朋的远房表侄，也是一个年轻的政治改革者，而由于他母亲与一名波兰音乐家的不光彩的婚姻，其个人财务状况欠佳。拉迪斯拉夫和多萝西娅建立了柏拉图式的友情，而且他们越走越近。拉迪斯拉夫身上散发出来的活力以及他的政治抱负与多萝西娅婚后面对的“知识分子陵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她也就不愿意再回到卡苏朋在米德尔马契的洛伊克庄园。在觉察到两人萌生了爱情的种子之后，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居心叵测的卡苏朋在遗嘱中增加了一项秘密条款：如果多萝西娅在他死后嫁给威尔·拉迪斯拉夫，则取消她的财产继承权。
在《米德尔马契》第五卷，也就是令人难忘的“死亡之手”（The Dead Hand）中，卡苏朋死于心脏病发作，而直到这时，多萝西娅才得知她过世的丈夫在遗嘱中添加的那项条款。艾略特向我们描述了多萝西娅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的意识转变。
她也许会把她当时的经历比作一种模糊的觉醒意识——她的生命正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她正在经历一种蜕变，而在这种蜕变中，回忆与刚刚诞生的新器官还格格不入，不能配合。一切都在变：她丈夫的品行，她自己对丈夫的忠诚，她和丈夫之间的一切争执，以及她跟威尔·拉迪斯拉夫之间的全部关系。她的世界在动荡转变。现在只有一点她是明确的，那就是她必须等待，重新思考一切。有一种变化把她吓坏了，仿佛那是一种罪过：她对去世的丈夫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情绪，他心里有一本账，也许歪曲了她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接着她又意识到了另外一种变化，那同样令她不寒而栗：在内心深处，她突然对威尔·拉迪斯拉夫产生了莫名的思念情绪。
从字里行间，我们感觉到了一个人在面对世事变幻时所产生的迷茫，而这种变幻反过来又昭示着未来的种种可能性。“在这种蜕变中，回忆与刚刚诞生的新器官还格格不入，不能配合”，而正是这种转变，为多萝西娅接下来的决定设置了舞台。这个决定对小说后面的部分产生了重要影响：是遵从“死亡之手”的指示，还是牺牲她的财产继承权并证实她去世丈夫最卑劣的猜忌心，嫁给威尔·拉迪斯拉夫？
在简·奥斯汀（Jane Austen）等小说家的笔下，这些变数足以推动叙事的进一步发展：她是遵循内心的召唤，与拉迪斯拉夫私奔，还是做一个财务上的明智选择，保留对洛伊克庄园的所有权？在这些条件框架下，多萝西娅面临的自然是一个双频选择，即在情感和经济之间做出选择。但艾略特并没有这样写；相反，她把多萝西娅的这一选择变成了一个全谱事件——不同社会体验所产生的各种“螺纹状压力”影响的全谱事件。
在奥斯汀笔下，女主角大都保持着高度的精神独立性和思想独立性，但她们没有职业雄心，而多萝西娅则不同，她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正规事业：按照进步议程，负责洛伊克庄园的开发工作，建造我们现在所称的低收入住房。“我有很好的计划。”她对妹妹说，“我想多拿一些土地，然后把水排干，建立一个小的聚居区，而在这个聚居区，人人都应该工作，所有工作都应该做好。我要认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并跟他们做朋友。”[1]多萝西娅在洛伊克庄园上的勃勃雄心源于新时代的思想潮流。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股思想潮流拓宽了人们的政治视野，具体来说就是威尔士人、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合作社运动。当奥斯汀笔下的人物在世纪之交谈及他们对庄园的“改进”时，几乎无一例外是采取现代农业技术，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一代人之后，多萝西娅把心思放到了佃农生活水平的改善上。
多萝西娅雇了当地的地产管家凯莱布·高思（Caleb Garth）协助她实施洛伊克庄园的计划。在该书中，高思可能是最善良的一个人物，早先他试图成为我们现在所称的房地产开发商，建造和租赁自己的房产，但以失败告终。如今，他正从这种失败中走出来。在第一次出场时，他还是一个生活困顿的土地测量员，受到小镇上一些原本与他家境相当的富人家庭的嘲讽。对高思来说，此时担任洛伊克庄园的管家是一个重大机会，一个有望为自己的生活重新打下良好财务基础的机会。不过，就多萝西娅雇请高思而言，除了合作社运动的思潮，还有其他历史根源。而在这10年里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技术发展，则将两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由于彼此之间存在这种良好的理解，多萝西娅也就很自然地要求高思先生承担起洛伊克庄园的所有业务，包括它的三个农场和许多房产。的确，他想担起两个人的工作，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正如他所说的，“业务是会繁衍的”。而在当时，有一种业务正开始繁衍，那就是铁路建设。一条规划好的线路要穿过洛伊克教区，那里原是牛羊的天地，它们在那里安静地吃草，不受外界干扰。如今，新生的铁路网络进入了凯莱布·高思的世界，并通过他以及他心爱的两个人，展现了这段历史的进程。[2]
此外，这个改革时代也通过多萝西娅对威尔·拉迪斯拉夫的吸引力而进入前者的决策世界。多萝西娅的叔叔布鲁克先生买下了当地的一家报馆，将其作为混乱时代改革主义理想的传播工具，而拉迪斯拉夫就在该报从事编辑工作。这时的多萝西娅已经开始发现自己在进步主义政治上的才华和热情，她与拉迪斯拉夫结成学界盟友，并发展成为情人关系。如果她嫁给拉迪斯拉夫，则相当于在潜在的背叛之上再加一层码，因为卡苏朋信奉的是保守主义政治。这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个难以抉择的原因：即便多萝西娅将她的政治观置于其他所有冲突之上，这个决定也极具挑战性。如果与拉迪斯拉夫私奔，她确实可以支持他的政治雄心，但由此也就放弃了她自己在洛伊克庄园上的改革计划和发展抱负。哪条路径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她所期望的社会变革呢？计算这两种情景的“资产负债表”并不容易。
综观《米德尔马契》，在所有高尚改革与经济斗争的背后，在产生激情或友情的时刻背后，总伴随着小镇上的各种闲言碎语，而这些闲言碎语也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主要人物的决定。比如在投票选举新教区牧师的问题上，利德盖特就担心被人认为他过于巴结布尔斯特罗德。尽管保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但如果多萝西娅嫁给拉迪斯拉夫，那也就等于向米德尔马契社区的居民表明，卡苏朋的怀疑自始至终都是对的。
从根本上讲，多萝西娅的选择是一个简单的二选一问题：她应不应该嫁给拉迪斯拉夫？但艾略特让我们看到了围绕该决定而结成的一张密密麻麻的网——影响与结果之网。如果就该小说绘制一张全谱地图，它应该是这样的：
在《米德尔马契》中，上述所列每一种因素都在故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小说中交织着伟大的爱情故事，比如弗雷德·文西（Fred Vincy）和玛丽·高思（Mary Garth），多萝西娅和威尔·拉迪斯拉夫等，但这些浪漫关系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这些情感关系连同推动利德盖特研究工作的科技革命、铁路时代的到来，以及1832年史诗般的政治改革同台上演。如果将《米德尔马契》同简·奥斯汀或勃朗特姐妹（The Brontës）的早期经典作品相比，差别可以说是非常明显。比如，在《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或《简·爱》（Jane Eyre）中，情感和家庭方面的叙事都非常充分。尽管没有艾略特笔下那种长篇幅的铺张渲染，我们还是可以一窥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书中人物也会做各种决定，但作者不像《米德尔马契》那样，动辄就用10页纸来描写他们的内心活动。）但在这些决定中，发挥作用的力量仅局限于上述所列图例中的顶层部分：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和少数邻居同意与否。从现代评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更强大的历史力量，正是这些力量构成了叙事中的事件框架（比如奥斯汀时代工业化农业的“改进”，比如《简·爱》中英国殖民主义的真实创伤），但无论是在所塑造的人物的思考中还是在作者本人的写作观察中，这些因子都没有发挥明显作用。尽管简·奥斯汀的叙事绚丽夺目、引人入胜，但情节的布景舞台却是客厅或交谊舞会。这就是这些故事的叙事空间。而《米德尔马契》则不同，它从不让读者（或者书中人物）过于安逸地沉浸在客厅会话中，因为窗外总有一个更大的喧嚣的世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