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四年的时间里，我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搭乘陌生男人（有时是陌生女人）开的车到处跑。16从2014年到2018年冬天，在对优步司机的调查研究中，我穿越了25个城市，乘车行程超过5000英里，从亚特兰大州的朱诺到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覆盖了美国和加拿大。按照多点民族志和沉浸式报道的传统，我在十多个主要城市对优步文化进行了观察和研究，17例如亚特兰大和纽约。我还在另外一些城市，例如波兹曼、蒙大拿等地有过一次性的网约车乘车体验，并跟司机进行了简短的对话。而在当时优步尚未普及的地方，例如加拿大大不列颠省的温哥华和曼尼托巴省的温尼伯等地，我还跟出租车司机进行了交流。18有时我还会对我没有去过的地方的司机进行电话采访，例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市，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和北卡罗来纳的罗利等。在优步尚属违法的一些地区，我观察并采访了那些处于地下状态的优步司机，然后在优步取得合法地位之后又回去进行了跟踪调查。全部算起来，我通过面谈、电话采访、网络视频采访和偶尔在线聊天采访等方式，对125名网约车司机进行了采访，此外我还采访了一些出租车司机并乘车观察了超过400名司机。在数百次乘车之后，每次乘车时闻到车上浓烈的空气清新剂的味道都会让我“泪眼婆娑”。
那些网约车司机跟我分享的故事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马诺伊是蒙特利尔的一名优步司机，在优步还没有在当地获得合法运营资格的时候他就为优步开车了。他向我解释说过去他并不害怕受到别的出租车司机的攻击，或者交通警察的查处。“我非法穿越过许多国家的边境。”在跟我分享他的人生故事时，他的声音略带沙哑。他沉默寡言又神态坚毅，他并不怕违反规则。他来自孟加拉国，是一名印度教徒，在自己的祖国他的信仰也属于少数派，后来他作为经济移民前往苏联寻找工作。之后他又陆续穿越捷克斯洛伐克国境，钻过电网通过民主德国来到法兰克福，在难民申请被拒后来到加拿大寻求庇护。马诺伊并不在乎自己开网约车是不是合法，在2016年10月优步在蒙特利尔取得了合法运营的资格。19之后马诺伊继续在优步开车。
内森曾经是艾滋病流行时期的一名研究者，现在他从事心理治疗师的工作。他开始在洛杉矶为来福车——优步规模较小的孪生竞争对手——开车，为的是在乘客不那么紧迫的需求中寻找情感慰藉。他看过一些关于优步的阴暗做法的报道，他告诉我，这让他犹豫了，因为他想知道，在来福车，他是否也会受到类似的对待。
凯伦在成为优步司机前在新奥尔良长期从事服务行业，她喜欢为优步开车，一部分原因是时间相对灵活一些。如果她患有长期慢性病的儿子突然发病，她可以立刻停下手中的工作前去处理。
胡卡姆曾经在印度学习机械工程，在来到加拿大深造完毕后，他用自己的移民工作签证在温尼伯的一家出租车公司兼职开出租。考虑到优步即将来这座城市开展业务，他说：“毫无疑问出租车行业将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因为网约车是一种新生事物，人们总乐于尝试新的东西。”经过考虑后，他说自己或许会尝试开优步，不过还要再等等看。
我在不同城市之间和跨越东西海岸的乘车之旅进一步加深了我的一个印象：优步其实是一系列矛盾的综合体。一些人开网约车是因为他们的确需要赚取外快，一些人将其当作全职工作，一些人将其当作生意失败或者失业之后的一个过渡缓冲工作，还有一些人则把开网约车当成一种乐子。有些人是为了额外增加一些积蓄，另外一些人则是因为别无选择，不得不一天工作14个小时来养家糊口。有些人对我说，他们做这个纯粹是为了从家里出来透透气，体验一种与人交流的感觉；而另外一些人则是在竭尽全力摆脱优步这份工作。一些以前开出租车、当私人司机或开卡车的司机现在来开优步，还有许多人同时在优步和来福车两个平台上开车，虽然他们并没有做过专职司机。
他们大多数都是边缘人群、处于变动期的工作者或我们仍在努力理解的新一波社会进步浪潮中的一员。优步司机常常登上新闻头条，因为他们的工作代表了需要更广泛讨论的未来工作形态的社会议题，优步司机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日益增长的对技术进步给人类就业机会带来威胁的焦虑感。但除了这种简单的论述，我发现司机几乎没有被当作工人对待。考虑到优步把它的雇员描述为“算法技术”的“消费者”，并且把他们当作自主创业者来宣传，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尖锐的、未知的、令人不适的问题：如果你用一个App去上班，那么社会应该把你视作消费者、创业者还是工作者？
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想一想政府的福利项目。2014年，费城法律援助组织（Philadelphia Legal Assistance）的律师注意到，一连串令人沮丧的失业申请接踵而至。宾夕法尼亚州有一套完善的失业保障制度：即使是从事兼职工作的员工也可以得到福利保障。但是近期那些失业后为了养家糊口开始为优步开车的司机呢？他们是独立合约人（自我雇用）而不是兼职员工，因此他们也就没办法享受失业保障。20
或者考虑一下移民的状况。易卜拉欣是我在蒙特利尔遇到的一位优步司机，他从利比亚移民到加拿大。当他想为妻子提供担保以便让妻子尽早来加拿大和他团聚时，却被烦琐的手续给卡住了，因为他无法提供自己的工作证明。优步当时在蒙特利尔的运营并没有通过相应的审批手续（在许多地方，优步在合法化之前也是这么做的），因此移民局就没办法承认易卜拉欣的这份工作。易卜拉欣告诉我，后来在他的妻子怀孕后，当局根据他的情况做了特殊处理。
说优步是司机的雇主是有真实论据的，然而优步的“消费者”理论却为公司提供了一条轻松的退路。2017年秋天我采访了科菲。他在华盛顿特区同时为优步和来福车两个平台开车，他之前在自己的祖国埃塞俄比亚政府部门担任助理检察官。他被“司机是消费者”这种说法激怒了，指责网约车公司的经营理念毫无诚信可言。他说：“它的动机就是排除其与司机之间的劳动雇佣关系。我认为优步不仅仅是一项科技产品。”通过声称自己是在一个消费语境而不是劳工语境下运营，优步轻松躲避了许多它本该承担的义务。科菲还反对司机具有完全的创业自主权的说法，他引用了网约车平台针对司机的惩罚条款，以证明平台对司机无形的掌控（即使公司声称自己并不是雇主）。
科菲的批评凸显了优步在一些边界上造成的混淆，例如哪些算创新哪些算违法，什么算工作什么算消费，是算法还是管理，是中立还是控制，是分享还是雇用？优步把自己的说辞建立在一些有争议的事实上，用与自己的实际业务运营完全矛盾的故事宣传自己的商业模式。优步的故事在司机完成订单后还没结束：优步处理与司机之间关系的方式也揭示了一种更宏大的叙事，即技术如何破坏社会稳定，重新定义社会关系。通过模糊传统角色认知的条条红线，例如员工、创业者和消费者，优步围绕着算法技术重新书写了整个社会的工作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