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步公司将司机视作其软件的终端用户，而不是劳动者。“终端用户”一词完美展示了优步如何通过词汇的选择来回避与司机之间的劳动雇佣关系。在法庭关于优步非法雇用的诉讼辩护材料中，在公司与公众的沟通内容里，这一词汇反复出现。这套说辞的选择无疑是非常精明的：在社会中，或许我们会被说服应该去关心劳动者，但谁会去关心什么终端用户呢？通过玩弄概念和编造一套关于劳动关系的说法，例如有意将司机归类为独立合约人，以及别有用心地将司机称为终端用户或者客户，优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挑战大众对现有劳动关系认知的样板。尽管科技手段和语言已经为我们带来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但一些老问题，例如性骚扰，却依然在科技中立的外衣下大行其道。
在“道格拉斯·奥康纳、托马斯·科罗佩、马修·马纳汉及埃利·古芬克尔诉优步科技”一案中，优步采用了一套站不住脚的“科技例外论”，试图为自己开脱。法官爱德华·M.陈认为，优步公司的辩护极为不恰当。当听到司机是消费者这一说法时，法官说道：“事实是你们在选拔和选择司机，事实是你们在定价而不是司机定价，事实是没有司机你们作为一家公司就无法赢利和生存，你们认为这些事实以及很多方面还不足以说明司机是在为优步服务吗？”38优步在劳工和消费者两套话语体系之间辗转腾挪也反映了其早期的监管套利行为。在它所代表的共享经济中，根本没有所谓的“共享”。在现实操作中，司机根本算不上“创业者”或者优步的合作伙伴，尽管公司将他们称为“优步司机伙伴”；而司机不是被停职开除，就是被冻结账户。这种有意将劳动者和消费者混为一谈的行为无疑是造成不信任的根源。而且，在对司机与优步之间劳动关系的错误分类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监管者有时候也会使用优步这套混淆视听的语言：2016年，基于优步在收入方面误导司机的事实，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优步采取法律行动。然而，委员会同样将司机称为“创业型消费者”。39
2016年夏天，在旧金山一个凉爽的夜晚，我跟优步的一名高级员工坐在一起聊天。过去曾有优步的员工邀请我到他们的办公室，但自从我拒绝在会面之前签署优步的保密协议之后，我就没办法再跟他们在公司里见面了。于是，我跟那名高级员工就在优步总部附近的一家“不用签署保密协议”的咖啡厅见面。我问优步公司是否试图建立跟司机之间的信任关系，他的答案让我无话可说——优步致力于和公司所有的终端用户建立信任关系。在这种非正式采访中依然采用法庭辩护时所用的那套语言让我颇感意外，在之后几个月中我还会一次又一次地在脑海中回想这一场景。当我们的桌上放着一个又一个卡布奇诺的空杯子时，那位高级员工坚持问我优步该如何改善与司机之间的关系。我忍不住想，这就好像是当你的女朋友发现自己只是你的婚外情人，而这时候你问我该如何改善与她的关系。
其中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优步司机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被当作客户满意度的问题，那么这些司机就无法借助劳动法之类的工具来为自己维权，而其他行业的劳动者如果在工作中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则可以依靠此类保护措施来伸张自己的权益。并不是只有优步一家在使用这一套语言，其他公司，包括来福车和大洋彼岸英国的送餐服务公司Deliveroo都在使用这套说辞。优步与司机之间的劳动关系模式也不是个例：这代表着一波更大的社会力量正在通过科技手段和相关语言体系的影响力将劳动者变为消费者。例如，Deliveroo在其运营的十几个国家中将公司的送餐人员归类为独立合约人，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比如阿联酋，则将他们归类为雇员。2017年我采访了几名Deliveroo的员工，根据他们的说法，这种归类主要还是要看当地相关的法律法规。然而，这说明公司确实可以用这套粉饰性的语言来避免将这些为公司服务的劳动者归类为公司的雇员。2017年6月，一家媒体在一篇关于一份泄露文件的报道中写道：“文件中说为Deliveroo送餐的骑手绝不会被称为劳工、员工或者雇员，他们在送餐时所穿的Deliveroo定制的马甲则称作‘品牌宣传服装’而不是制服。文件中透露，这些骑手没有‘合同’，有的只是‘供应商协议’。他们的工作时间不是‘排班’，而是‘显示可以接单’。他们永远不会被解雇，而是会被‘销号’。”40
在另一个场合，我见到了另一名优步的高级员工，他在谈话中也表露了“司机就是消费者”这样的观点。我们见面时他稍微迟到了几分钟，他身上穿着一件休闲白T恤，由于刚刚结束晨跑，手里还拿了一条白毛巾来擦额头的汗水。他在不同的话题中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权威感让我想到了一些女性，她们努力让人感觉自己的好身材是天生的，而不是在背后进行辛苦的锻炼。当我们谈到改善司机客户服务的话题时，他解释说，如果你数一数科技行业中所有功能开发人员的人数，再数一数从事客户服务的员工人数，后者的数量明显要大得多。他表示，客服代表的数量是员工数量的两倍。听到他的这些说法，我在心里面翻了个白眼，但脸上还是保持微笑，然后回应他说：“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把司机算作员工。”他点了点头，承认司机的数量要比前面两种人多得多——数量大概是他们的十倍。如何归类司机的身份，如何在更广泛的范围看待共享经济，以及两者的核心冲突反映出劳动权益保护者和优步公司之间的大部分矛盾。
通过把劳动者归类为消费者，优步可以鱼与熊掌兼得。当优步将自己的技术描绘成仅仅是将两个终端用户群体——司机和乘客连接在一起的（而且是中立的）工具时，它刻意回避了一个现实：优步的算法让公司对司机的工作方式有了极大的掌控权。司机受到算法管理者误导的这一现象，也仅仅是掌控大量资源的硅谷公司如何将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个范例而已。优步在劳动关系方面的矛盾向我们揭示了为什么司机在一个合法的框架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雇佣关系的问题仅仅让我们得以窥见技术平台在利用消费者方面的冰山一角。工作环境下的种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可以了解在技术推动的世界中不公平现象是如何出现并扩张蔓延的。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算法管理是否在工作和消费之间造成了本质上的区别？优步为自己的辩护实际上清晰地阐述了在数字空间中，雇佣者和消费者之间互相斗争和妥协的动态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背后的算法的力量和对信息透明度追求之间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