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说过，人类就是一种喜欢透过感性的方式来获取理性的动物，他引用柏拉图的话说：“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寻找到有价值的人物故事点，是北四村这期节目的最大挑战。
茫茫9万人中，我要找的拍摄对象在哪里？
街头采访！这是个事半功倍的秘诀！
于是在北四村附近的地铁站，生命科学园站，我和摄像进行“地毯式”街采。其实也是通过被采访对象的“即兴现场表达”，寻找有故事又表达好的北四村“蚁族”。
“试药族”小王就是我用这个办法找到的。街采时，我问关于蚁族的话题，他回答：“我哪是蚁族，分明是鼠族嘛！”
我一惊，这个小伙儿表达挺另类。追问下去才知道，他住在北四村地下室没有窗户的小屋，月租350元。为了省钱，他还与人合租。到他住的地方深聊，才发现他为了赚钱，还去做“试药族”，加入了各种试药召集QQ群。
他给我介绍：“这是新出的药，给动物也试过了，然后给人类试。帕金森治疗药，一万两千元。蛇毒风险大，给八万元，3%的风险。”
小王代表了北四村的一种青年，身居隐患之中，却无力改变环境，希望迅速挣钱离开这里，哪怕是用有风险的赚钱方式。苦中作乐的他们，也安贫乐道。
在北四村，还有一种从城市退居来的“边缘群体”，例如患有脑瘫病的本科毕业生小雨。
2013年7月，从山东一所高校毕业后，怀揣各种荣誉证书，小雨来到北京找工作。但是直到2014年2月，偏瘫的他才在享受残疾人优惠政策的公司找到工作，工资最高的一个月是2300元。北四村每月房租500元已经占到他月工资的1/4了。
在小雨眼中，只有北四村能提供最低廉的房子：“北京城一个地下室，就要1200元一个月，我一个月辛辛苦苦挣钱，才挣2300元钱，这样我没法生活了。说句不怕你笑话的话，去年应届毕业大学生是690万人，今年700万人，人家有些公司就毫不客气地说，我这好人都用不了，我用你干吗？”
面对这些故事，白岩松也在演播室感慨：“几十年前，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集体宿舍，但是现在企业和单位不能背负那么沉重的责任了，因此就把很多事情甩给了整个市场和社会，年轻人要靠自己去打拼。”面对北四村即将要拆迁的说法，他呼吁，不希望以拆迁作为解决安全隐患的唯一办法，而应该用更加开放、包容以及建设的姿态，去解决存在的问题。
插叙一下，一年后我试图联系小雨，他已经“逃离”北京，回到老家，成了“逃离北上广”的一个注脚。
除了北四村的大学生租户故事，在拍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出租房屋的村民内部矛盾分化的故事。
虽然村民自建的出租楼房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但是不断涌来的客流和丰厚的利润诱惑，还是让村民选择拆掉平房建楼房出租。
张大爷是村里最后没有拆平房的村民，眼看着邻居们成了月入数万的房东，他对当年没钱盖楼供出租有点后悔，但更多的是生气。同村村民不断盖房后，他家的平房出现了各种裂缝，他很担心，裂缝会不会让房子倒塌。
既得利益者都不愿接受采访，看到摄像机就抵触。而张大爷这个“利益损害者”，愿意开口说出各种违章建筑的背景。他说，2002年村里就已经丈量了每家房子的面积，2007年有消息说要拆迁，大家为了多拿补偿，都开始盖楼。他的讲述，从侧面让我们看到了村庄违章建筑滋生的心理动因。
此外，我还找了另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人，一直研究蚁族问题的青年学者廉思，最早因为他写了关于唐家岭“蚁族”的书，这个话题被社会热烈讨论。“蚁族”一词被收入新华词典。
在和白岩松的演播室现场连线中，廉思也分析了这些年“蚁族”群体的变与不变特征，从而让人看到“蚁族”话题纵向的变迁。
人物和环境是融为一体的，在拍摄过程中我会在特定的环境中去寻找故事，例如被称为“一线天”的狭窄通道，再例如北四村的明欣公寓。这个公寓不但外形有特点，像电影《功夫》里的猪笼城寨，还有一个特色，公寓上的大标语是“谁言是他乡，寄身成故乡”，这也让人五味杂陈，有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