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前，柏林墙倒塌。混乱不堪、动荡不已、整个苏联阵营的发展几乎停滞的时期结束了，新的政体不仅在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和东欧出现，而且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开始涌现，人们希望新的体制带来经济繁荣与和平。分析人员和经济学家相信，苏联的解体预示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新时代。然而，近30年后，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世界再一次陷入混沌边缘。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对战后“冷战”秩序的不满情绪高涨。
这场危机导致西方出现政见不合的氛围（这也是金融危机的源头），以及在此之后的挑战领导人和掌权阶层的民粹运动，从抗议美国不平等和腐败现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欧洲反紧缩游行和中东的动荡。
2010年12月，一名可怜的突尼斯水果商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抗议他的货物被无故征收，未来经济收入无望，从而引火自焚。几周内，布瓦吉吉的自焚行为迅速引发了“阿拉伯之春”的群众抗议浪潮，在人民要求推翻政权的口号下，抗议活动遍及中东和北非，包括突尼斯、巴林、埃及、约旦、利比亚、苏丹和也门等。今天，这些地区仿佛陷入了一种新30年战争。
抗议活动也波及了南美、亚洲、东欧和南非等地，到2014年初，世界上几乎一半的经济体（150个中的65个）预计将处于“高”风险或“非常高”风险的社会动荡中，为过去10年有记录的风险率之最。
与此同时，各地愤怒的市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基辅，从曼谷到开普敦和瓦加杜古）迅速证实了这些预测。
300万人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和土耳其各地抗议，要求得到有关政治和经济前景的发言权；在曼谷，两年的抗议活动以军事政变告终；巴西一些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谴责这个每15人中就有1个穷人的国家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上花费了巨额钱财。
这种日益高涨的政治焦虑浪潮并不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反对紧缩、移民、收入不平等和全球化的运动也笼罩着发达国家。
2014年11月，数十万人在布鲁塞尔大街上发生暴动，他们为反对欧盟批准的紧缩政策而纵火烧车。大约同一时间，反欧洲资本主义和战争运动组织的5万名示威者聚集在巴塞罗那，组织了反对全球化的示威活动。
2016年7月，柏林群众抗议德国对难民实施“门户开放”政策，难民人数在12个月内攀升至110万人。2016年9月，大约20万民众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典参与集会，反对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在美国，麦当劳和沃尔玛的职工反对低工资制度，民意调查显示了大众对“收入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关注，而此前主要是经济学家和学者对此话题感兴趣。
在目前的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一些人认为这是“对美国民主的威胁”。与此同时，因导致失业和美国中产阶级“空心化”，民众对全球化一直怀有反对情绪，而英国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脱欧”，以及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将这一反对情绪推向了高潮。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当选，反映了一种对统治美国政坛数十年之久的根深蒂固的政治体系的叛离。
乍一看，全球的这些动荡似乎各不相同，然而，它们却被同一个线索串联了起来：普通公民对执政精英的无能和腐败表示愤怒。这是对政治决策受贸易和国际主义左右的谴责，而事实上，这些政策并没有像全球化支持者承诺的那样“水涨船高”，反而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这是对政府未能创造经济增长的指责。
不管政府做什么，似乎都注定了失败的结局。这一失败或许最令美国担忧——几乎整个20世纪，美国都雄踞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不仅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依赖美国经济［美国占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于其他国家］，而且因为美国让其他国家看到了通向繁荣的路径，从而引发竞相效仿。
从很多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来看，这种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实际工资水平不断降低，贫困率不断上升，贫困数据日趋增大，就业数据也停滞不前。就收入而言，1979—2014年，美国前10%的人的工资上涨了1/3，工资中位数仅上涨了8%，而最底层10%的阶层的工资仅持平。现在，美国有2 000万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1/12的美国家庭还在挨饿。此外，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公民比例从2000年的11%上升到了2012年的约16%。从失业和就业不足两方面来看，失业情况在过去数十年全面恶化。举个例子，查尔斯·默里在2016年的报告中表示，“30多岁和40多岁的白人工薪阶层的劳动参与率从1968年的96%下降到了2015年的79%”。这意味着，从本质上来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处于最佳就业年龄的男性中，有1/6没有工作。1970年，制造业为美国约1/3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而在2010年，这一份额下降到仅为1/10。欧盟也没有幸免于类似的就业颓势，西班牙和希腊的青年失业率都超过了40%，意大利的这一数字达到了37%，法国也有近1/4的青年失业。
更糟糕的是，不仅美国的生活水平在下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和摆脱赤贫的可能性也在下降。在过去的30年里，一个出生在美国收入分配底层25% 的人通过努力晋升到前25%的可能性已经减半。同时，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15年，中产阶级在美国成年人口中占比50%，比1971年的61% 有所下降”。
此外，美国家庭一直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金融环境下，因此规划或投资一个繁荣的未来变得很困难。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国人现在欠下了1万亿美元的信用卡债务，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他们在学生贷款和汽车贷款方面也有大致等额的负债。据美联储的一份报告，4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无法通过存款或信用卡来支付额外的400美元费用，只能通过卖掉已有的东西或者借款来支付这笔费用。另外，2013—2014年预期寿命（经济成功和社会成功的“晴雨表”）在所有人群中都是保持不变的，而根据2016年的报告，白人中这一数据甚至下降了。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削弱了社会凝聚力（自杀率、吸毒、离婚率和暴力在美国中产阶级中都有所上升），最终造成对中产阶级的侵蚀。而反叛美国和其他国家政治体系的中坚力量正是不满的中产阶级。
在这种背景下，愤怒的选民对这一体系进行反抗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英国公投中，1 700万选民选择让英国离开欧盟，结束其40年欧盟成员国的历史。另外，特朗普竞选的结果也无疑是明确的：不仅他个人赢得了总统的职务，而且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都占了更多的席位，赢得了更多的州长竞选——这是对民主党现状的强力谴责。在这一点上，他们一直强调，虽然特朗普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但希拉里·克林顿在民众投票中赢得了近300万选票。然而，这些宏观数据却掩盖了美国“锈带”和南部的政治不满情绪的真相。毕竟，如果不将更富裕的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选票统计进去，那么赢得近300万民众选票的就是特朗普了。
不管是在富裕国家还是在贫穷国家，人们都希望寻求改变。他们亟须能够切实改善生活的政策，如更好的教育、更完善的医疗保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许多迹象表明，政策制定者无法再提供强劲和可持续的增长——至少在当前的政治和经济思路下无法提供。
实现增长是满足人类需求和改善生活的必要条件。经济层面上，增长可以减少贫穷和提高生活水平；政治层面上，增长是自由市场、自由人民和法治的必要条件；个人层面上，增长可以让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
但是现在，全球经济的增长都分布不均且后继乏力。世界上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新兴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南非和土耳其——的增长速度每年仅为3%，甚至更低。这远远低于两代人之间人均收入翻番、结束贫困历史所需的最低增长速度7%。尽管有证据表明，欧洲在2017年初从经济衰退中复苏，但受到高失业率和政治不确定的结构性挑战的影响，增长预测仍然停滞在1%左右。日本经济经历了持续25年的低迷，并且前景渺茫。而在美国，尽管最近的GDP和就业都有所增长，金融市场对特朗普当选的初步反应也很积极，但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持续疲软还是抑制了长期增长。最令人担忧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去后的5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降低其全球增长预测，甚至在2014年提出警告，世界经济可能永远无法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增长速度。这一经济衰退的证据表明，全球经济面临着极端的长期结构性障碍和困境，发展严重受限。
驱动增长的三大动力——资本、劳动力和生产力——在前所未有的逆风阻遏之下都有所萎缩。现在，新兴经济体面临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产生了大量年轻、没有一技之长且怀有不满情绪的就业者。而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给养老和医疗体系造成了沉重负担。收入不平等扩大、社会流动性减小、商品短缺以及技术进步导致更多的人失业，都使全球增长进一步受到抑制。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导致经济萧条——这将是现有政策“无能为力”的一场灾难，正如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和保罗·克鲁格曼说的那样。
美国经济将努力克服这些不利因素，其他经济体也会更加努力，尤其是那些依赖美国进行贸易和直接对外投资的国家，以及以美国为公共货物的最大买家和国际航道受美国管控的国家。此外，美国以大约22%的预算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的最大出资国，这一组织有29个成员，彼此承诺在发生外部攻击时相互防卫。
面对这些经济阻力，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正在退却。柏林墙倒塌后，这种以普选、民权、个人自由以及个体掌控资本和劳动为特征的西方政治和经济模式，似乎开始占据优势。但现在，其他模式异军突起，资本主义模式下的增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已经变得软弱、腐败，并且对自身的问题视而不见。
当面对这些挑战时，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被自己国家政治制度的僵硬拖累。为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政策制定者需要满足选民的需求，因而他们倾向于支持短期政策反应。他们只专注于今天可以获得的收益，而忽视了明天将承担的成本和后果。制定政策的短期主义使政治家接受了短视的政策。
例如，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兴起。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的数据，G20（二十国集团）在2015年对其他国家实施了644项歧视性贸易措施。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14—2016年，国际贷款减少了9%。由于对银行的资本控制加强，跨境资本流动有所减少。即使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在增加。这在福利国家的增长、公共部门的扩大以及政府作为雇主和资本分配者的崛起中明显可见。从长远来看，这种政策可能会因资源匮乏而加剧军事和经济冲突——从而迫使政治家做出更糟糕的决定，形成恶性循环。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政策只会使全球经济增长更低。
我们现在关键的挑战是要创造稳定而持续的经济增长，继续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在美国、欧元区（使用欧元的国家）和其他工业化经济体中都是如此，它们债台高筑、人口结构面临挑战、生产力停滞不前，因此摇摇欲坠。发展中国家同样如此。世界上82.5%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其中70%的人平均年龄不到25岁。空前的经济扩张在一些地方已经放缓，而在其他地区也已经结束，并且，在世界各地这种增长都无法再恢复。本书认为，如果不实施实质性的改革，那么西方经济根本无法实现增长。如果没有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国家将难以克服当今全球经济面临的诸多阻力。事实上，决策者的短视导致资本和劳动力等稀缺资源的分配不当，以及政客和商人缺乏富有远见的投资决策。归根结底，大量的经济挑战是民主政治进程中一个具有风险性的问题。
本书提出了几项针对西方民主的深远改革，旨在消除短视，克服全球经济的逆风，刺激经济增长。这些建议将改变选举的方式，也将改变评判政治家的方法，并确保选民和政治家都能把眼光放长远。为达到这个目标，建议包括延长政府任期，以更好地应对长期的经济挑战，对政治家和选民都施用最低标准等。
近乎停滞的增长、根深蒂固的贫困、高失业率、疲软的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动荡已成为新的常态。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对资本主义长期实现增长和减少贫困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由李光耀主持的新加坡，以及由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上将带领的智利，都使千百万人民摆脱了贫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近几十年来，这些国家的经济成就似乎表明，西方民主并非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
本书认为，西方的人均收入仍保持继续上升的态势，尽管上升速度缓慢。同时，经济增长的问题并不限于市场资本主义，腐败等现实问题也会影响其他竞争体系。新生的民主政体不应脱离自由民主，而应优先创造增长，放弃一些其他民主的完美特性。而成熟的民主政体则要通过积极的宪政改革来整饬国事。
最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必须正视一个事实：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在这个全球互联的世界，增长乏力也会传染，其他国家的危机也将成为我们的危机，无论是恐怖主义、收入不平等、难民、传染性疾病，还是非法移民等，这些危机会让政府越来越支离破碎、软弱无力，进而威胁本已十分脆弱的国际社会。对美国和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是没有出路和前景的。历史证据表明，保护主义将伴随美国及其他地方更高的失业率、更低迷的经济表现，以及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等问题。美国经济的衰退和孤立主义政策使“美式和平”（即美国主导和监督下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遭受质疑，世界因而充斥着一些不可预知的理念和价值观。而这些并不是世界需要的解决办法。
在21世纪要创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要积极地对民主资本主义进行改革。这需要它对自身现有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然后才能采取措施进行调整，以得到更好的结果。对我们来说，保持现状涉及很多利害关系。世界各地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抬头预示着全球经济和社会已经遭受到侵蚀。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对民主资本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固守过去的做法和旧的意识形态。
无为而治也是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