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数百万的南非人民排起绵延数英里的长队，参加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孩子们在印有纳尔逊·曼德拉肖像的广告牌顶部尽情欢呼，广告牌上还有他那著名的呼吁：“为了工作、和平和自由而投票选举。”
今天，种族隔离结束20多年以后，南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有公民，不论种族，都拥有投票权，从而有权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但南非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失业率仍然在1994年的20%左右波动，将近一半的人口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南非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62岁下降到57.4岁，主要原因是南非地区可能拥有全世界最高的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发生率。同时，南非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根据衡量收入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0代表完全平等，100则代表完全的不平等，南非的这一数值达到了63.38，证明这个国家贫富之间差距巨大。（相比之下，巴西和哥伦比亚的基尼系数都在53左右，美国和中国分别为41和42，而挪威和丹麦都是27。）在第一次民主选举后的20年里，南非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固然可以逐步解决南非的弊病，但有一种力量无疑会改善大部分问题：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下降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下降。年增长率为5%的国家实现GDP翻番只需要14年，而年增长率为3%的国家则需要24年。总体而言，与那些基本生活标准程度很高的发达经济体相比，资产基础较弱的新兴经济体需要更快地增长、更快地积累资产存量。切实增加人均收入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其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从而真正改变该国的发展轨迹。自从种族隔离过渡期以来，南非仅有四次成功地将经济增长率推高到超过3%，并且自2008年以来，其增长率几乎一直停滞在5%以下。预计南非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徘徊在1%左右。由于南非人口自2008年以来每年仅增长约1.5%，因而该国的人均收入在这一时期一直停滞不前。
南非这种增长缓慢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即使是这些经济体中规模最大、战略意义最重要的国家（按人口规模和经济影响衡量），每年的增长率也仅为2% ~ 3%。在本书写作期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合称“金砖四国”）的增长预测还远远低于“神奇的”数字7%。预计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将陷入困境并可能收缩，一些预测指出这两个国家将会有负面的经济增长。
增长缓慢的病毒已经在各国之间蔓延，甚至波及了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例如，1970—199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平均增长率持续在每年约3.4%，而今天因为欧元区正从2012年的小规模衰退中逐渐复苏，所以这一数据约为2%。此外，2017年第一季度，法国和意大利等较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年增长率约为1%。
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断言，美国可能已经回到了经济稳定增长的正轨上，比如2010年以来其GDP已达到1.5% ~ 2.5%的增速。而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GDP增长从未超过2.5%，最近一次超过5%还是在1984年。
即便如此，这一有限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在人口中还是分布不均的。从劳动者学历偏低到基础设施极不完善，数十年来这些变数给美国的前景蒙上了阴影，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并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拖累经济增长。
本章揭示了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和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预测都如此惨淡。它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增长对生活水平和人类进步如此重要，以及为什么永久性的经济增长低迷可能会转化为永久性的较低的生活水平。
如果不明确经济增长的衡量办法，也就无从理解它的重要性。因此这一章解释了什么是GDP和GDP的缺点是什么，以及为什么GDP仍然是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衡量国家经济增长、制定新的公共政策、设立比较和改进基准的最佳工具。
经济增长对老百姓来说至关重要。当经济增长减弱时，每个人都会受连累。停滞加剧了社会、健康、环境和政治问题。若是不能实现增长，那么文化、社会团体和每个人对自己能够拥有的生活方式的期望都会变得黯淡。
实现经济增长是为了满足人类最基本的个人需求。在微观层面上，个人对金钱进行积累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一个人利用它来改善自己的地位或改善整个社会。同样地，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应转化为粮食、住房、安全和医疗等基本需求的满足及其质量的提高。这两个层面中，任何一个层面的停滞都意味着个人和社会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往往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日益恶化的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生活水平，以及日益加剧的贫困和不稳定之间的联系已得到充分确立。历史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当时法国的生活条件不断恶化，税率上涨、食物短缺长达十年之久，进而引起暴乱，最终触发了法国大革命。发展停滞和随后的经济危机最终导致了一场政治革命。
近年来，希腊经历了一种类似的模式。2008—2016年，希腊经济在GDP方面锐减45%，导致了贫困的加剧。失业、减薪、工人补偿和社会福利的减少，致使希腊的家庭平均比过去贫穷40%。截至2014年，家庭可支配收入已降至2003年的水平以下。2010年希腊爆发了重大骚乱，超过10万民众在雅典游行，最终导致激进左翼联盟党赢得2015年大选，主导一个新的极“左”政府。
经济增长主要以三种方式提高个人和社会的生活水平。
第一，最直接的是，经济增长使个人有机会改善自己的生活。举个例子，一个人赚取了奖金或者额外收入，他可以利用这笔钱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教育、交通和食物。得益于收入的增长，他能够获得提高生活质量的商品和服务。反之，如果一个人丢了工作或收入减少，他就要被迫削减医疗、食品和教育开支。经济增长会以这种简单的方式影响一个人的生活，使生活变得更好或更差。
第二，收入的增长可以让个人对更大的群体产生影响。他可以雇用别人或者投资。通过日常消费，个人有机会支持其他企业和个人，帮助其他人提高生活水平。通过投资或者借出资本，他可以让其他人增加收入、改善生活、造福社会。许多中小型企业特别依赖这种类型的个人投资。经合组织90%以上的企业是中小型企业，雇员少于250人（就业率为60% ~ 70%）。在发达国家，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来自这样的公司，个人投资可以影响经济。
反之，更大的群体若是没有增长，那对个人也有深远的影响。经济萎缩会助长政治和社会动荡，并破坏社会凝聚力。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就象征着这种工业的衰落。加里曾经是一座繁荣的钢铁城，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的18万下降到目前不足8万。这座城市的钢铁厂在2015年雇用了5 000人，仅是40年前在那里工作的3万人的一小部分。加里的贫困率为38%，犯罪率高，教育程度较差。城市整体经济增长乏力，对个人生活质量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收入增长与人类进步之间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是增长衰退与生活水平降低之间的关系）是用乘数效应来解释的。个人赚取的额外收入将以其原始价值的数倍在整个经济中传播。这一理论最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以表明政府支出的增加将导致人口收入的增加。然而，新资本的原始来源并不需要一定是政府。
假设一名工人在出色地完成一年的工作后获得了2 000美元的奖金，并且他一次性花完了这笔钱。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很有可能在他改善自家生活的同时，他花出去的2 000美元也成了同城别的商人的收入，而后者又继续在别处消费。这样一来，这名工人的2 000美元可以迅速变成3 000美元或4 000美元等。实质上，2 000美元不仅能完成一笔交易（最初支付给总承包者），而且能实现许多后续交易，因此钱就不是被保存起来，而是花了出去。
第三，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即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保持透明的政治结构来提高生活质量（或者说经济衰退不利于政治结构的透明）。个人权利和自由只有在社会能够对政府进行问责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增长能够使社会保持运转并确保问责制，但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社会就不稳定。这样，经济不景气就为政治动荡创造了条件，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引发自由民主体制的崩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的德国面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巨额赔款、高水平的负债、恶性通货膨胀、激增的失业率，以及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满目疮痍。随后的经济崩溃直接造成了纳粹极端主义的崛起。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班牙经济面临着大约6% 的增长萎缩，而2013年之前失业率飙升至26%。在此背景下，由于加泰罗尼亚要求独立，西班牙的解体势头越来越猛。金融危机结束以来，加泰罗尼亚分裂的呼声持续高涨，加泰罗尼亚人的不满情绪加剧，他们担心会被迫向西班牙国库交更多的钱。2014年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举行的非官方民意调查显示，80%的选民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西班牙失去加泰罗尼亚的代价将是高昂的，因为该地区为西班牙的GDP贡献了19%，其高科技出口占西班牙的45%，并且是西班牙70%出口的门户。加泰罗尼亚的脱离将会给西班牙政府收入、就业机会和更大范围的经济未来格局带来重创。
当经济增长强劲的时候，会形成一个经济机遇增多、经济向上流动、生活水平提高的良性循环。而如果经济缺乏增长，社会发展就会倒退、萎缩，这不仅直观地体现在经济指数上，而且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虽然仅靠增长并不能终结流行病、解决环境和气候问题、改善教育，或者减轻激进恐怖主义的威胁，但是没有增长，解决这些问题会变得更加困难。
经济增长是如何帮助解决这些看似棘手的问题的？
首先，它使政府能够资助和加强公共事业——教育、医疗保健、国家安全和实体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条件下，政府（以及部分企业，通过增加销售和收入的方式）获得边际资金，可以为上述公共事业安排专项拨款。而在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只能被迫减少某一领域的投入，以便为其他领域提供资金。
其次，巨大的经济成功是私人投资和创新的先兆，而后者正是改善生活水平和获得发展的跳板。经济增长推动了美国在20世纪的生活水平。居民收入上涨了30倍，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得以脱离贫困。同样地，中国也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3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3亿多中国人因此摆脱了贫困。
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国库就会减少税收，无法投资公共事业，进而无法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基本上，未能实现经济增长几乎都是生活条件恶化和骚乱的前兆。在经济崩溃时期——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类进步的所有方式和标志，包括实际工资、就业机会、预期寿命和社会流动性都会受到影响。经济上的失败不仅会降低生活水平，还会催生人民的不满情绪，导致赤贫人口增多。经济萎缩会助长焦虑，而强劲的经济增长则可以抚平激进主义和叛乱。
当然，经济增长能做的也是有限度的。不可否认，某些现象和问题无法用经济增长来解决。即使经济增长极大地削弱了极端主义运动的可能，也还是有偏执的人对任何经济成就都充耳不闻。比如，恐怖主义就是仅靠经济增长还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经济进步可以抑制它，但不能彻底根除它。同样，仅靠经济增长也不能消除收入不平等。毕竟，有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甚至是随着经济增长而恶化的。经济增长本身甚至可能成为一个问题，管理不善导致的经济激增可能会带来债务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万能药”，但如果没有它，可持续的社会进步将成为空谈。
显然，经济增长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建设成就和稳定至关重要。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即要找出增长的关键要素，拨开个人和企业复杂行为的迷雾，以确定这些因素如何实现真正的、持续的增长。在研究经济增长的衡量办法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增长的引擎。为此，我们应该研究是什么驱动了增长，以及思考如何衡量最佳增长。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增长是关于三大关键要素的函数：资本（一个经济体除去赤字和债务之后的投资金额），劳动（在质量和数量方面均可量化），全要素生产率（除资本和劳动以外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的总称，包括创新、技术、政治制度、法律和法规等）。
生产率被认为占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驱动力的50%以上，往往被用来解释为什么某个国家的经济有所增长，而另一个国家却没有。透明可靠的法律、明确的产权和技术进步都有助于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拖累生产率的因素，如债务和人口状况，则会限制经济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发达国家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债务和赤字重压。人口结构的变化也让人备感压力，表现为适龄工作、经济活动人口减少，以及老龄化、非经济活动人口增加。随后的章节将更详细地分析这些因素，但现在看来这些杠杆抑制了经济的增长。
评估经济的真正概况是很复杂的，而债务的存在则会使情况复杂化。一个看似富有的、拥有一栋大房子和一辆新车的邻居，很可能负债累累，还不能进行破产清算，他当然也可能无债一身轻，但这两种情况都并非肉眼可以判断的。在宏观经济层面，债务同样使增长图景复杂化。债务还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高水平增长的数据是在误导人。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总增长数字增加了，这表明生活水平在提高。然而，这些增长收益更多的是被资本持有者获得，而不是那些依靠劳动力赚取收入的普通老百姓。这一差距可以从实际工资表现与资本的创纪录回报率的对比中看出。1970—2017年，道琼斯指数上涨了4.5倍以上的价值，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年均实际回报率约为8.7%。而实际工资表现在同一时期仅是持平的。此外，美国人发现自己背上了更多的债务，积累了沉重的房贷、车贷、助学贷款等，而这些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2016年的美国大选地图就体现了资本持有者的收益与劳动力提供者的损失之间的分歧。这绝非巧合。美国资金池最庞大的两个州（拥有华尔街、好莱坞和硅谷的纽约和加州）的选民主张维持现状，而美国工业中心地带的选民则压倒性地赞成变革。
评估国民经济或全球经济的增长是很复杂的事情。在追溯增长引擎和最常见的壁垒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经济学家是如何计算国家财富的。
1085年，当时在位的英国君主征服者威廉一世下令汇编《末日审判书》（Doomesday Book，其正式名称为《土地赋税调查书》），来估算他的领土的价值。这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地位的最早尝试之一。威廉一世的测量人员计算出英格兰土地的总价值约为7.3万英镑。在这项艰巨的任务中，调查主要依赖于主观判断。调查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计算农村房地产的价值，这是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统计数据还包括耕地、犁队数量、河流草场、林地、水磨和渔场。当时的评论员惊叹于调查的全面性，他们指出“没有哪一个隐蔽处、没有哪一寸土地，也没有……哪一头牛或一头猪被遗漏、没有被记录下来”。
虽然《末日审判书》不是计算国家财富的最后一次尝试，但它已经成为近千年来估算经济数据的黄金标准。17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威廉·配第制表统计显示了英国的国家收入和财富。他的计算包括土地、船只、个人财产和住房，同时也涵盖了股票（即现有财产的价值）和流量增量（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价值的增长）。配第最终评估英国当时的总财富大约为6.67亿英镑。但他的评估和《末日审判书》都没有提到的一种方法，是以国际的视角来对比国家之间的财富。直到20世纪，才出现一种更加统一、全世界认可的方法来比较国家之间的经济排名。
最终，经济大萧条让我们明白，这种比较是多么不可或缺。由于缺乏可对比的经济数据，决策者很难通过制定政策来引导美国走出危机。这一问题最终被俄裔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解决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了国民收入与产品账户的概念。库兹涅茨对14个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60多年的经济增长统计指标进行了整理和分析，这为国家财富的跨国比较提供了依据。库兹涅茨的报告《1929—1932年国民收入》在1934年第一次提交给参议院，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进一步开展研究，最终奠定了计算GDP的基础—— GDP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它是个人消费与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的总和，净出口值即国家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的价值之差。对这些变量使用一致的衡量标准使经济学家能够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进行比较。鉴于GDP衡量的是一年内创造的收入的价值，而《末日审判书》则是记录了资产存货的总价值，或者说当时英国的总财富。对今天的政策制定者来说，GDP仍然是衡量经济表现的最佳标准，让人们能够评估一个国家经济的状况和发展，并由此得知人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也有针对GDP统治地位的批评的声音，认为它未能捕捉到经济结构的变化，如向服务导向型或科技导向型经济的转变。一些人抗议说，它没有覆盖到非官方市场或黑色市场的经济。另一些人则断言，纯粹的经济指标本身可能不足以真正衡量社会的进步。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学者为追踪幸福、福利水平和社会进步制定了其他指标，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其中一些指标已经取得了后续实质性的发展。
这些指标隐含着对GDP作为人类进步主要衡量标准的挑战。尽管这些衡量方法有时也依赖GDP或者GDP的某些变种，而且它们自身会受到种种限制，即便如此，由于经济概念上GDP的增长可以诠释为社会的进步，GDP仍然是衡量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有力工具。然而，政策制定者对以上替代标准仍然很感兴趣，即使它们没能取代GDP作为最显著的经济增长衡量标准，但在未来的经济和生活水平评估中，它们作为GDP的补充也是有价值的。此外，这些经建议而提出的补充手段也提醒我们，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谋求进步和改善生活水平，而不是为了GDP数字的增长而增长。不过，GDP的数据排名往往代表了实际的生活水平，那些总是排在GDP指标前列的国家更富裕，而那些排在底部的国家则往往更穷。
例如，幸福指数反映了幸福是政府制定政策需要考虑的重要标准。《世界幸福报告》首次发表于2012年，它通过将人均GDP与社会支持、预期寿命、自由度、社会奉献和廉洁程度等指标挂钩来衡量幸福。在2017年《世界幸福报告》收录的155个国家中，10个最幸福的国家依次为挪威、丹麦、冰岛、瑞士、芬兰、荷兰、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瑞典。而最不幸福的10个国家则依次是中非共和国、布隆迪、坦桑尼亚、叙利亚、卢旺达、多哥、几内亚、利比里亚、南苏丹和也门。美国虽然是GDP最高的国家，但它在2017年的幸福指数排名中只位列第14名。
除GDP以外，一种更传统的衡量标准是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HDI首次发表于1990年，在“人民及其能力应该是评估国家发展的最终标准，经济增长不是唯一指标”的前提下，HDI评估的是每个国家人口的寿命、教育水平和收入状况。HDI揭示了两个国民总收入（GNI）水平相当的国家，实际情况却可能非常不同。GNI即GDP加上本国公民在国外创造的国外生产总值再减去外国人在本国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通过这一指标，观察者可以比较不同政策选择和资本投资的相对有效性。在这一指数的排名中，挪威、澳大利亚和瑞士位居榜首，这些国家的GNI都超过了4万美元。而中非共和国、尼日尔和乍得则排名较低，它们的人均GNI均不到2 000美元。
在这些衡量标准中，有一些标准超出了个人的维度，试图对社会状况有一个全面的评估。美国非营利组织“社会进步势在必行”（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自2012年成立以来，提出了“社会进步指数”，考察GDP之外的一系列社会和环境指标，从电力供应到宗教容忍，它从人类基本需求、福利基础和个人发展这三个不同的方面来衡量社会进步。
2017年的全球社会进步指数涵盖133个国家，以及世界人口的94%。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社会进步平均得分为64.85。平均而言，14个国家所在的最高组别被划分为“高度社会进步”，包括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士等国，它们在人类基本需求、福利基础和个人发展方面的平均得分分别为94.92、89.68和84.04。而被列为“非常低程度社会进步”的7个国家包括中非共和国、阿富汗、乍得、安哥拉、尼日尔、几内亚和也门。对于这个组别，它们在人类基本需求、福利基础和个人发展上的平均分则分别为42.67、45.42和27.74。
列格坦研究机构的全球繁荣指数是全球唯一结合客观与主观数据来衡量财富和幸福的繁荣度指标。各国按照它们在经济素质、商业环境、政府治理、教育、医疗、安全与安保、个人自由和自然环境方面的表现来进行排名，这八项细分指标所占的权重相同。在2016年的排名中，新西兰、挪威、芬兰位列前三，也门、阿富汗、中非共和国垫底。
我们能从这些不同的指标中发现什么呢？虽然像医疗、福利和生活质量这类非经济因素对人类至关重要，但是经济指标（如GDP）一般与其他领域的成功相关，在那些榜单前列的国家中，这些领域的数据相差无几。简而言之，经济增长是其他方面的支柱，一个国家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幸福、安乐和最终的人类进步。
可以肯定的是，GDP的评估让我们得以窥见某一单一时间点GDP的情况，但也仅此而已。高GDP可以说明一个国家很富有，但也可能掩盖了它的经济正艰难前行、增长缓慢的事实。例如，2015年法国GDP为24 000亿美元，足以证明该国已经跻身世界富国之列，但其经济已经从2008年的29 000亿美元有所下滑，在金融危机之后，法国经济的增长就几乎停滞了（2016年的GDP增长仅为0.8%）。并且在同一时期，该国的人均收入下降了20%。
相比之下，一个拥有低GDP的非常贫穷的国家，却可以为每年10%的增速而欢欣鼓舞，虽然它的整体经济依然很差。情况往往如此，一些GDP增速很高的贫穷国家，都是从一个很低的GDP基础开始发展的。比如，科特迪瓦在2015年的GDP增长达到了8.4%，但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仅为1 398.69美元。GDP的另一个限制是，它无法捕捉非货币性的经济增长。如果技术创新都到位，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肯定会提高，比如，生产一天量的粮食只需要花费更少的工作时间。
《经济学人》创立的“巨无霸指数”就试图捕捉到这一点。它提出了一个轻松有趣的评估办法，即计算工作多少分钟能够买得起一个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在哥本哈根，工人只需工作20分钟就能买得起汉堡。而在墨西哥城，则需要工作280分钟，因此它成为这一指数参评国家中劳动强度最高的国家。该衡量标准可以快速捕捉到政策变动带来的影响。在英国，新的最低工资法于2016年4月生效，结果购买一个巨无霸汉堡所需要的工作时间从26分钟缩短到了18分钟。
除了这些限制之外，GDP和人均GDP都容易被诟病“不精确”。GDP度量也没能体现出收入或财富的分配效应，因而掩盖了不平等现象。从本质上讲，它们没能在GDP上升时说明谁是赢家，反过来也没有在GDP下降时反映出输家是谁。
大多数人都是在切身感受到了增长时，才意识到实现了增长。罗纳德·里根的问题可能最简单地体现了个人对经济增长的感知：“不妨问问自己，你今天的生活比4年前更好吗？”然而，金钱已经成为衡量个人、政府和社会整体的准绳。
一个经济体创造的金钱数量——其GDP——已成为衡量该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总值的最具启发意义、最密切相关的标准。尽管GDP有局限性，但目前还没有一种比GDP更好的现代方法来统计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将其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就是政策制定者继续依赖它的原因。此外，由于衡量社会进步的新标准尚未取得进展，GDP仍然处于统治地位。然而，GDP终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增长不是。
增长——最直观地表现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一个社会的稳定和成功至关重要。在明白了经济增长为何如此重要，以及怎样最好地评估它之后，我们必须应对那些阻碍增长从而对人类进步提出挑战的问题。要更好地了解这些问题，有一个办法就是对比不同国家的历史增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