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楚为什么有些国家实现了增长，而另外的国家没有，是未来实现增长的关键。美国GDP计量教父西蒙·库兹涅茨认为，世界上有四类国家：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日本和阿根廷。20世纪中期，库兹涅茨对国家的分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无法解释日本为什么会增长，以及阿根廷为什么没有增长。
库兹涅茨的历史性框架在解释今天的许多国家时仍然具有广泛的意义。他总结出了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四大类别：一是增长最多的国家，二是没有增长到富裕程度的国家，三是超出预期、排除万难实现增长的国家，四是本应增长却浪费了丰富资源的国家。
尽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思想迅速发展，但同样的增长问题仍然困扰着经济学家。即便像库兹涅茨这样的权威也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谜，并且对今天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仍然如此。要寻找解决方案来实现经济增长，就要了解历史。了解前人走过的道路，不论成败，都有意义。
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可能与地理、历史、文化、体制和政策都息息相关。每个领域都为破译经济增长和萎缩的谜题贡献了有用的甚至是令人信服的见解，但没有哪一个能够以偏概全，一锤定音。
例如，地理决定论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环境和地形会带来财富。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and Steel）一书中认为，一个国家自给自足（并实现贸易顺差）的能力为繁荣奠定了基础。
表面来看，这是个有趣的理论。然而，先天的自然资源条件在经济增长方面并不能带来明确的好处。在很多情况下，它还可能是一个祸端。以开采自然资源——从石油、黄金、铜和铁矿到棉花、糖和其他农产品——为基础的经济体，长期以来一直努力把商品卖给国际市场赚取暴利。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大宗商品热潮期间，许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和南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投资决策不佳和腐败问题而失去了本应获得的财富。
丰富的资源也潜藏着更大的负面影响，其中之一就是一种被称为“荷兰病”的现象。这一名词由《经济学人》于1977年创立，当时荷兰由于丰厚的天然气储备，外币收入激增。但这笔横财最后却摧毁了荷兰的出口、制造业和工业部门，并导致失业增加，失业率比20世纪70年代翻了两番。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商品，各国赚取了大量的外币，一般以美元计价。随着美元的涌入，当地货币变得相对稀少。由于店主和商人只能用当地的货币进行投标，那些美元持有者就把美元兑换成了当地货币。相对于美元，当地货币变得更有价值。因此，出口价格在国际市场开始攀升，商品贸易行业失去竞争力。而保持竞争力的唯一办法就是削减工资和工作岗位。
即使在汇率仍然由政策规定的国家，也存在“荷兰病效应”。涌入这些国家的外国资金过剩，扩大了国内需求，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即外币流入推高了当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加剧了通货膨胀，使当地的产业竞争力下降。
贫穷国家本来就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任何损害出口的事情都可能损害经济。此外，由于出口部门对提高生产率（如在职学习）至关重要，任何妨害出口的事情也都将影响经济增长乃至整个经济发展。
更糟糕的是，应对“荷兰病”负面影响的政策干预可能加剧这一问题，进而损害经济增长。例如，通过提高利率以对抗通货膨胀或“杜绝”外币流入（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或欠条从经济中吸收过剩现金的做法）来降低投资吸引力，会提升经济增长的难度。
简而言之，仅靠资源是不能带来经济上的成功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不可能仅由地形、地势、水路情况或者资源富裕程度来决定。毕竟，夏季平均气温高达45摄氏度（113华氏度）左右的沙特、地处内陆的瑞士，都没有让这些自然因素成为阻碍，反而实现了卓著的经济成就。
显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了解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形态各异的历史，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方面的因素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增长图景，以及库兹涅茨有关阿根廷和日本的名言，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影响经济增长的复杂因素。例如，就GDP而言，中国作为19世纪初期最大的经济体，后来GDP和人均GDP都较低，但在最近40年里扭转了这种局面，这是为什么？日本是如何从经济沉睡走向先进的工业化经济的？100年前的经济强国阿根廷是如何仅在一代人中就陷入经济绝望的周期的？工业革命是如何使西方经济体一跃成为经济霸主，并且时至今日都还保持着经济优势的？
中国经历了从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跌落为贫穷的国家之一，又在过去的40年里，重新崛起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追溯中国的兴衰起落，就不得不提起安格斯·麦迪森。他在1995年发布了一份经济数据库，计算了1820年以来的增长、人口和基础设施广度，并比较了欧洲、中国、印度和美国的情况。1820年，由于西方对中国出口的需求旺盛，中国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其他三个地区的总和，达到了32.9%。而同样在19世纪初占据相当强劲地位的印度，这一年的GDP占到了世界GDP的23%，这样的占比，也是以强大的出口作为基础的。
然而，随后的几十年，世界经济实力的平衡发生了急剧变化。1890年，实力的天平已经倾向了西方。工业革命将欧洲推向领先地位，其占据世界GDP的40%。与此同时，中国经历了急速衰落，而美国则在上升，两国暂时各持13%的份额。
1950年，这一转变似乎已经结束了。美国和欧洲蓬勃发展，一起贡献了全球GDP的60%（仅美国就接近30%）。在跌至5.2% 后，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在接下来的25年里都徘徊在5%左右。
然而，变化正悄然上演。日本开始收获工业化的果实，随着美国的去工业化，其消费者开始从国外购买产品，而这滋养了日本的GDP增长。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截至2014年12月，在用购买力平价（用相同的钱可以在不同的国家购买多少东西）换算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为176 000亿美元——以微弱的优势领先于美国经济的174 000亿美元估值。
过去的40年，中国已经具备了主导经济格局的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深入参与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在2013年贡献了全球经济总增长的1/3，即使增速放缓，在未来几年内，也仍将至少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贸易、出口以及由政策主导的向消费导向型经济的转型，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到2025年，中国海外投资有望在全球范围内达到30 000亿美元。
中国经济直到20世纪中期开始，才慢慢恢复到现在相对强势的位置。在此过程中，中国饱受一连串自然灾害等纷扰，无法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在美国和欧洲等地区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国没有得到快速发展。近年来，为实现长期增长，中国制订并出色地完成了发展计划。政府优先发展基础设施，保障政治安全和稳定，吸引着外国投资者。
现在，中国决定从投资导向的出口经济向依靠国内消费拉动的经济转型。然而，过渡到这种新的经济平衡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毫无疑问，中国将集中精力追求经济发展。
19世纪末期，日本制订了一个清晰明确、有条不紊的计划，该计划为其奠定了（直到最近）长期的经济成功。日本明治维新（1868—1912年）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这在20世纪初日本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崛起中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在明治天皇的统治下，恢复期的三大关键是以现代化的内阁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行政改革、对西方贸易的开放，以及军事力量的积聚。
日本的改革计划建立在政府和社会所有要素的现代化之上。教育、行政和军事在这一过程中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社会和法律政策也是如此。从经济上来说，这个国家从农业封建制度转变为工业经济优先。税收和土地改革促进了现代化和工业化。政府还资助了铁路、轮船、港口、纺织厂、军火、纺织品、化工厂和铁冶炼厂等基础设施建设，后来又将所有权转让给私营部门。明治时期也是一个金融发展的时期，其特点是银行业的出现。这些改革与政府支出一起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
明治维新为日本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经济增长和成功奠定了基础，但日本最近却经历了罕见的经济停滞。近1/4个世纪以来，日本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仅为0.85%，仅在2017年，似乎出现了经济好转的迹象。在如此低迷的经济环境下，政策制定者几乎尝试了所有经典模型和经济学教科书提出的办法——从财政政策和扩大政府支出，到实行负利率政策来鼓励企业和家庭借贷。
在寻求恢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日本的人口增长图景并没有发挥作用。如果该国的生育率持续在低水平（2016年仅为1.4%），那么其人口将在2065年下降至大约8 700万，在2115年下降至5 050万，这将导致日本出现劳动力短缺和经济规模下降，以及生活水平下降。由于日本和潜在的移民来源之间的经济差距缩小（比如日本外籍员工的最大来源国之一是中国），日本的劳动力水平更加难以维持现状。专家认为，日本的人口前景是“日本经济的定时炸弹”，并指出目前平均“仅有不到三个在职人员养一个退休人员。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变为不到两个”。
乐观主义者对更激进的结构改革抱有希望，诸如更深化的农业改革和进一步的土地自由化。这种变革可能会开启日本的复兴，使其经济走上复苏进而增长的道路。从现在直到日本制订出一个可行的增长计划之前，其人口将脱离经济的风险都会一直增加。为应对风险，人们会囤积资金并减少经济和社会活动开支。自然地，这些趋势将会为日本的经济增长前景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我们很难确定日本近期衰落的确切缘由，但可以确定的是，稳定的政局在日本经济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实施着眼于长期发展的公共政策也很有必要。相比之下，阿根廷的经济则揭示了政局不稳、短期思维和贸易政策不一致等损害增长的计划带来的危害。
阿根廷的发展历程充满了政治和经济的开启与停滞、高峰和低谷。1913年，阿根廷是全世界排名第十的人均最富裕的国家。次年，它入选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落后于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但超过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阿根廷的经济却开始急剧衰退。今天，它已经是地球上增长速度最慢的经济体之一。从1930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阿根廷爆发了六次军事政变；阿根廷三度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其中1975—1992年每年的通胀率超过了500% （并在1990年3月达到了超过20 000%的峰值），并出现了大规模的债务拖欠；自1970年以来，经济增长率前后七次在不同的情况下降至零点以下（即衰退）。在整个过程中，保护主义始终是阿根廷贸易政策的一个核心特征，这导致这个国家的许多行业在全球缺乏竞争力。
阿根廷拥有丰富的资源。不仅大部分国土位于世界上最富含金属的地区之一安第斯山脉附近，而且可能含有世界上4/5的锂盐水储量。此外，阿根廷作为世界第三大生物燃料出口国，其生物燃料产量比其他国家都要多。然而，阿根廷即使拥有肥沃的可耕地等自然资源，以及连接全球贸易的海岸，也架不住政策无力和政局不稳，因此浪费了经济成功的机会。
阿根廷最大的政策失误发生在1944年，当时它未能与美国结盟，美国随后开始了经济腾飞。相反，阿根廷领导人选择与英国结盟，从那时起阿根廷开始了经济衰退。阿根廷富裕的企业家也忽视了对制造业和工业化的投资，而偏爱廉价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农业劳动力。这种选择在20世纪40年代盛行，当时的阿根廷未能在教育方面进行投资，是国际上中学入学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由于缺乏受教育人口，阿根廷难以创新和具备竞争力。阿根廷的精英也不愿意颠覆他们的经济现状，他们更愿意维护和捍卫垄断，而不是在竞争激烈的企业中冒险。所以，当工业化真正到来的时候，也只是为时已晚的有限的工业化了。
1975—1990年，阿根廷的实际人均收入大幅下降，降幅超过20%。公共支出的不断增加、工资的提高以及低效的生产率，都助长了通货膨胀，并在20世纪80年代不断恶化，每年的通胀率超过1 000%。1998—2002年，阿根廷经历了灾难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在这4年间，阿根廷的经济萎缩了20%。在短短的两年里，产值下降超过15% ，失业率跃升至25% 以上，货币贬值75%，贫困率从2001年的35%上升到2002年的新高54.3%。
如果中国、日本和阿根廷提供了经济繁荣和长期萧条的范例，那么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则展示了几乎从未止步的经济发展。过去50年来，美国的收入水平上升了30倍，贫困水平下降了40%。1950—2000年，欧洲的人均GDP增长了两倍。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给欧美带来了经济的增长、贫困的减少，并让欧美扩建了基础设施、延长了人口预期寿命，并扶持了创新。强大、可信赖的体制，如英国和法国的议会制，向私人产权和可交易产权的不断转型，以及市场资本主义的中坚力量，都推动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济成功。
这些国家几乎都完成了从农耕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发展的无缝过渡，最终通过探索与发展，实现了GDP和人均GDP的双料增长。这一转变不是直线推进的，也并非一帆风顺。它得益于我们日益深刻的认知：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宽松能较为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正是这种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结合，为欧洲和美国成为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可争议的世界经济霸主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的增长道路遭到了质疑。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讲到的，过去几十年经济成功的主要推动力（如人口变化、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现在正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阻力。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背负着高负债和赤字的重压，劳动力数量和质量都面临下降，生产率也持续降低，政策制定者正努力创造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们可以从这段短暂的增长历史中汲取哪些经验？日本、中国、阿根廷、美国和欧洲的发展故事有一条共同的主线，那就是强大和可信赖的体制的重要性。通过全面深入的学术研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得出结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其体制的实力相关联。如果没有可靠的政府行政部门、警务部门和司法机构，几乎可以肯定，糟糕的经济结果会接踵而至。正如大卫·兰德斯所言，能够捍卫法治、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的强大政治体制支撑着国家发展和经济增长。
英国就是一个例子。尼尔·弗格森强调了英国普通法法律体系和公务员制度对其殖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兰德斯一样，弗格森强调了政治体制、法治的执行、对行政部门的约束，以及避免过多政府支出的重要性。这些都为投资、创新和最终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基础。
而缺乏上述特征则会阻碍经济增长。由达尼·罗德里克所编的《寻求繁荣》（In Search of prosperity）一书，援引了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的例证，来说明由于公共机构没有起到作用，长期性的经济增长难以实现。巴基斯坦自1947年成立以来，以及印度尼西亚自1997年遭遇经济危机以后，经济发展一直动荡，两国都无力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
中国当代经济的发展主要归功于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它有能力捍卫和执行财产权。中国的例子表明，对投资以及最终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是政策的可预见性和能够保护财产权的体制。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强大的，能够在一个庞大的地方政府网络中实施国家公共政策。
中国的行政机构不仅能够在和平时期和正常的经济状况下提供完善的政策，而且能够在外部经济和政治动荡的压力下站稳脚跟。而那些没有跟上当前人口构成和现代经济与政治结构形势的官僚体制和机构则相对被动。历史上充满了由此走向政治衰落的例子。从法国大革命到苏联的解体，再到2016年威胁到欧盟存续与未来的民粹主义乱象，这些都被英国公投脱欧推向高潮。
除了自然资源和强大的政治体制外，影响增长的其他因素还包括殖民主义、战争和文化规范。
殖民列强瓜分大陆，划分国家边界，迫使历史敌对的种族群体共同生活。殖民主义官僚体制也与原住民的生活格格不入。部落和种族之间冲突不断，有时还会爆发彻底的战争，发展经济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建设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内战对一个国家及其邻国来说，在经济上具有毁灭性的打击。保罗·科利尔和安珂·霍芙勒估计，一场内战一般会消耗一个国家大约4年的GDP。以卢旺达为例，由于1990年的内战，其人均GDP下降了63%。此外，科利尔和霍芙勒还估计，冲突边界上的国家可能损失多达50%的GDP，而较小国家的集群尤其容易受到这种现象的影响。
战争可以摧毁那些为社会和经济运作提供必要支持的体制、资本和组织机构。2014年，暴力使全球经济损失了143 000亿美元，这占世界GDP的13.4%。如果全球范围内的暴力活动减少10%，则世界经济每年将额外增长14 300亿美元。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数字大约是美国联邦政府教育支出的8倍，超过截至目前希腊纾困总成本的6倍。
文化也是关乎国家兴衰起落的一个因素。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探讨了文化规范、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不同导致经济发展出现差异的原因。韦伯认为，新教徒的职业道德和辛勤工作带来的进步促进了创新，这推动了生产力，进而促进了英国和欧洲在19世纪的经济的成功。
因此，必须承认从地理到殖民主义再到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然而，通过经济的兴衰来追溯库兹涅茨的四种增长图景，结论表明，经济和政治决策是加速或减缓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并不是说创造增长就是容易的。日本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经济进步和停滞、中国的兴衰与崛起、阿根廷的步履蹒跚，以及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稳步增长和最近的放缓都说明了一个道理：没有现成的增长秘诀。此外，考虑到历史、地理和文化因素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轨迹，决策者在通过制定政策推动经济增长时，必须同时保持警惕和开明。
从过去的250年中，我们得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政治和社会稳定在长期的经济成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表明，那些经济增长竞赛中的赢家都是由具有长远思维的人领导的，并且他们偏好风险与投资。在这场竞赛中，失败者的政策很容易被短期主义牵着鼻子走，盲目地认为眼前的好景也将持续到未来。这一立场是盲目和莽撞的，并将威胁和有碍于明天的经济前景，尤其是在当今全球经济面临巨大逆风的环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