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伟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一书中，美国记者汤姆·布罗考描述了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如何从贫困中崛起。这本书讲述了那些出生在20世纪初的人，他们挺过了经济大萧条，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将美国从经济衰退和萧条中拯救出来，走上了繁荣的发展道路，将美国建设为世界头号强国。那个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对今天的我们非常有借鉴意义。
在这段经济增长强劲和逐步转型的时期，美国对三个增长的关键因素（资本、劳动力和生产力）实施了全面优化。资本投资主要包括从1956年开始修建的庞大的州际公路系统，截至2017年已完成了近47 000英里，以及对农业设备和机器的大量投资，这构成了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劳动力方面，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44年6月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提供教育和商业贷款等福利，提高了劳动力的质量。得益于这项法案，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超过200万名退伍军人进入大学接受了教育，550多万名退伍军人受到了培训。劳动力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在战争期间，后方的妇女开始加入正式的劳动力大军中。几年间，生产力也显著增长，这部分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包括肥料、杀虫剂以及联合收割机、大型机计算和制造设备等机器的应用。1945—1975年，每小时劳动生产力（一种衡量生产率的指标）提升了127%。资本、劳动力和生产力三方面的激增，共同推动了美国经济在战后几十年的发展。
然而，仅仅几十年后，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面临着严重的阻力。我们生活在一个低增长甚至经济停滞的时期。虽然越来越难以确定如何实现增长，但更加明确的是，哪些因素会使全球经济增长脱轨。本章旨在阐释挫伤全球经济的七种飓风级力量。首先，在资本方面，不利因素包括高负债水平、自然资源稀缺和资本分配不当。其次，在劳动力方面，由于人口变化和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全球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都在下降。最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非劳动力或非资本要素的产出份额）因技术进步的反常效应，以及可转化为经济增长的资本和劳动力效率的降低而有所减弱。
矛盾的是，这里探讨的许多因素曾经一度是支持经济增长的。比如，新技术的诞生曾经推动了工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尽管工人在过渡时期失去了工作，但他们还是在其他地区和行业找到了新工作。然而现在，由于没有任何明确的办法替代新技术来吸纳劳动力，就业机会正在加速消失。
虽然过去的人口因素是支持经济增长的，但今天的人口流动却成了挑战。20世纪50年代的婴儿潮，在处于工作年龄时曾带来积极影响，但这一群体逐渐步入老年和退休状态，成为经济增长的拖累，导致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费用攀升。
了解本章描述的七项不利因素，对理解当前经济低迷为何不同于以往的经济挑战至关重要。我们当前面临的危机与1973年的油价飙升完全不同，当年的危机随后导致了滞胀、失控性通胀和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全球债务危机，决策者当时试图通过改变利率来应对债务危机。当前的问题与20世纪30年代也完全不同，当时的决策者至少能够利用货币工具（降低利率）和财政工具（扩大政府支出）来缓解危机。而现在，事实证明，这些经典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都无力解决当前的困境。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限制移民政策也是如此，尽管这些政策越来越受欢迎，但它们却只能抑制而非推动经济增长。
只有当决策者能够长期地、更有效地分配资源时，全球经济才会实现繁荣增长，而应对经济增长的巨大阻力则是必要的第一步。
位于纽约时代广场的美国国债钟隐隐笼罩着一种危机感，它实时更新美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并显示出每个美国家庭要负担的数额。2000年，这一计数钟显示的数字接近5 700亿美元。到2005年中期，这一数字增加到了约8万亿美元。2015年底，已超过18万亿美元。不断增长的美国国债已经逐渐成为政治辩论的焦点。民众对债务水平（以及国会对提高债务上限的分歧）的担忧之甚，令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对债务发行人偿债能力和意愿进行评级的权威机构）在2011年8月5日历史上首次下调了对美国政府的评级。
陷入债务增加危机的不止美国。正如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指出的，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债务增长了57万亿美元……使负债率（总债务与GDP的比率）上升了17个百分点”。全球范围内的负债率目前已高达350%。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欧猪五国”（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债务负担急剧加重，这七个国家的政府债务从2009年前后的5.6万亿欧元上升到了2016年的8.2万亿欧元。这一急剧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债务被越来越多地用作解决金融危机的工具。在本书写作期间，全球公共债务共计约为71.5万亿美元，而全球GDP约为60万亿美元（有些数据称，全球GDP已高达78万亿美元）。
债务水平相对较低时，国家和公司都可以从承担一些债务中受益。为了当前的投资而借钱可以带来未来的经济收益，尤其是当借贷催生投资时。适度和可控的借款数额比完全不投资要好。承担债务还可以促进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重要公共投资。这种债务对美国20世纪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作用。美国约3.8万亿美元的市政债券市场为基础设施、学校、医院和公路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在战后的几年里，因为政府和各州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巨资，市政借贷增加了几倍，从1945年的200亿美元增长到了1960年的660亿美元。通过这种方式，债务成了未来经济增长的催化剂。
但从大宗商品驱动型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债务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政客经常从国际资本市场借款来进行投资，期望大宗商品的价格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居高不下。然而，如果全球商品价格暴跌，或者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放缓，偿债数额在公共支出中的占比就会增大，从而使专用于教育和医疗等需求的资金减少。更糟糕的是，如果以外币（例如美元）计价，由于增长放缓往往伴随着本币对美元的贬值，债务价值将会升高，即变得更贵。债务支出增大带来的债务负担不断增加，进一步损害了经济增长。英国2015年的公共债务利息支出高达430亿英镑，占税收总额的8%，相当于当年英国政府教育预算的一半。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希腊、意大利和爱尔兰的公共债息支付额攀升至税收收入的10% 以上；本可以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现金，基本上被用于偿还债务。
债务和增长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承担越来越多的债务并不能无限转化为未来更多的经济增长。事实上，增长缓慢，又面临债务迅速上升，可能十分危险。如今，全球经济增长相对停滞，各国经济扩张的速度已落后于债务积累的速度。
决策者仍在努力厘清债务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找出债务从经济增长的助力沦为阻力的拐点。哈佛大学教授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合作完成的《债务时代的增长》（Growth in a Time of Debt），就是一项涵盖200多年历史的深入研究，他们在这项研究中得出了结论：“当外债达到GDP的60% 时，年增长率会下降约2%。”莱因哈特和罗格夫记述了主权借贷导致高债务水平的情况，着重描绘了在极端情况下，违约是如何挫伤经济增长的。放贷人不愿意与任何有理由担心还款风险的交易对手打交道。即使愿意，他们至少也会给出高昂的违约代价。债务危机不仅压垮了现有的债权人，使他们持有的债券一文不值，还阻碍了新资本的流入。
即使经济学家能够确定一个阈值，一旦超过这个阈值，债务就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问题，决策者也很难把负债率控制在阈值之下，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等经济困难时期。1992年《欧洲联盟条约》规定，该条约签署国的债务与GDP比率不得超过60%，政府年度赤字不得超过3%。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规定几乎形同虚设，2014年欧盟成员国的平均负债率飙升至92%以上。
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债务的绝对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但仍然强调高债务会给GDP增长带来波动。此外，债务的轨迹（上升与下降）确实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影响。随着各国承担的债务越来越多，债务争论已经从决策的外围逐渐凸显。理性来看，即便对于拥有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国等国家，人们也认为，积累不可持续的债务会制约国家的经济增长。
为摆脱债务不可持续的危险境地，应对方法主要包括彻底违约、财政紧缩和财政援助，而这些都进一步缩紧了经济，恶化了经济增长前景。只有增长本身，包括债务融资的可持续增长，才能使各国摆脱高负债，实现（至少不拖累）长期繁荣。当下全球债务面临的风险是，世界上很少有重要经济体在走可持续债务的道路。
自然资源是一个国家资产和资本禀赋的一部分。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实现强劲增长，特别是在如今自然资源日益稀缺和昂贵的情况下。然而，全球需求的增加，以及商品供应的萎缩，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了严重威胁。最终，全球势力将影响每个国家的命运：一个自然资源枯竭的世界将无法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关键投入要素包括耕地、饮用水、能源和矿产。非洲拥有现今数量最多的未开垦的耕地，但由于无法逾越的地形障碍，这些耕地资源往往难以获得。相比之下，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据估计只有11.3%的耕地。2015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了约2 000亿美元，其中1/3集中在能源领域。
饮用水也越来越短缺。虽然地球上70%的地方被水覆盖，但这些水中大约97%的部分即便用来清洁洗手间也含盐量太高。水资源不仅对饮水解渴至关重要，对制造业和食品生产也十分关键。举例来说，生产一个鸡蛋需要20加仑（约75.7升）的水，做一个1/4磅（约113克）的汉堡需要150加仑（约567.8升）的水。水资源短缺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在海水淡化方面投资很多，并且一直在积极努力地寻求解决办法。
对许多国家来说，水资源很快也将变得稀缺。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从现在到2040年，如果不对水资源进行更有效的管理，淡水将供不应求”。缺水“将削弱一些主要国家生产粮食和提供能源的能力，对全球粮食市场构成风险，阻碍经济增长”。此外，虽然缺水问题在相对富裕的发达国家还是可控的，但对贫穷国家来说却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在今后10年中，水资源短缺将导致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进而加剧冲突。
除了耕地和饮用水，矿产和能源等资源的获取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和昂贵。在挖掘矿产和能源资源的过程中，探寻者更多地把目光投放在了政局不稳和地形险要的地区。例如，2014年，力拓集团投入54亿美元的地下扩建工程蒙古奥尤陶勒盖矿，在与政府就投资条件发生争执后出现了严重延误，导致蒙古国总理诺罗布·阿勒坦呼亚格下台，进而延误了力拓集团的项目进度，导致了额外的经济损失。（截至2017年，蒙古议会已投票将该矿国有化。）
这些对耕地、饮用水、能源和矿产的供应限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影响需求的因素很多，天气就是其中之一。在炎热的夏季，开空调会增加对能源的需求。资源替代品也是一个因素，创新为传统的能源带来了可替代品，如太阳能和核能等。经济学理论认为，随着一些资源变得稀缺，它们的价格会上涨，需求会下降。然而，政府的政策干扰了市场力量。补贴、税收和价格限制可以使能源和燃料等产品的需求维持在一定水平甚至继续上升，但最终给资源带来最大压力的还是人口增长。
在过去的50年中，全球人口增长异常迅速。人口学家表明，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根据一些预测，22世纪人口数量会达到平稳状态，当前的增长现象也是绝无仅有的。在某些方面，这种人口趋势十分反常。全球人口爆炸式增长意味着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劳动力、更多的消费和更多的增长动力。然而，目前的人口动态可能会让未来更加艰难，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世界实时统计数据（Worldometers）网站会实时更新世界各地每天和每年的出生及死亡人数。据人口资料局统计，现在地球上约有75亿人。据联合国估计，地球上的人口将会在2100年达到96亿~123亿，在这之后全球人口数量才会趋于平稳。
1960年1月，《时代周刊》刊登了名为“人口爆炸”的封面故事，宣告世界人口已达到30亿。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里程碑凸显了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人口增长率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纪录。人类直到大约1800年才达到10亿人口，过了125年从10亿增加到20亿，而增加到30亿仅花费了35年。在短短60年时间里，全球人口呈爆炸式增长——从1950年的25亿左右激增到2011年的70亿。今天，仅印度人口每月就增加130万，全球民众则每年增加8 000万——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英国的人口之多。
根据目前的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突破90亿，之后20年将再增加12亿。短短40年内，世界人口将增加近30%。
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将逐渐放缓。联合国预测，到21世纪中期，几乎所有地方的女性都将减少生育子女数量。目前，全球平均每位女性生育2.5名子女，低于20世纪70年代的4.3名。预计2100年之前，这一数据将下降到2名。然而，从近期来看，全球人口增长对全球资源供应有限造成的压力是有意义的。资源不均带来的压力将导致商品价格上涨，这种通胀压力可能会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除了快速增长外，近几十年来，全球人口整体也变得更加富裕。这种新获得的财富滋生了对资源的进一步需求。在人口和财富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整个新兴世界的经济快速增长，成为刺激食品、手机、室内管道和汽车等商品需求的催化剂。
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下行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带来的结构性影响，仍然预示着未来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
城市化也有望创造更大的资源需求。到2030年，预计世界人口的60% 将生活在城市。人口在500万人以上的亚洲城市预计将增长30%，非洲城市将增长80%。在新兴市场，明确规范的城市化政策正在有条不紊地实施。比如，中国政府制定了政策目标，将把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从目前的80个左右发展到221个，再新增20多个1 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欧洲和美国共有10多座城市人口在100万以上。
人们普遍认为，城市化能更有效地提供商品与服务。考虑到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人们对商品的需求也会增加，人口向密集的城市聚集是有利于增长的。本质上，城市不仅能更有效地向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务，而且比人口稀疏的地区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更大，一座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对商品的需求，显然比人口数为1 000的城市多得多。此外，城市地区往往意味着较高的人均收入（印度城市人均收入至少是农村地区的两倍），导致对白色商品（如冰箱和洗衣机）、食品、能源、通信和水的消费增加。因此，城市化可能对资源价格造成上行压力，进而拖累经济增长。
对自然资源无法满足人口需求的担忧由来已久。这种忧虑可以追溯到1798年，当时托马斯·马尔萨斯担心全球人口增长将超过商品供应。自那时起，20世纪70年代的罗马俱乐部和“石油峰值”论的支持者纷纷加入了这一行列，即使技术进步已经一步一个脚印地将世界从危机中拯救了出来。即便如此，潜在的资源供应新来源，如页岩油，也处于波动状态。这种技术创新可以长期降低商品稀缺的风险，但难以完全消除忧虑，因为将来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矛盾。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发出了预警，更多基于资源的冲突可能即将上演。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发布了一些国家的水资源短缺预警，特别是那些依赖尼罗河、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河、湄公河、约旦河、印度河、雅鲁藏布江和阿姆河的国家。未来10年，许多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大国（如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将经历严重的缺水、水质恶化或水灾问题，可能加剧政治动荡，甚至导致国家治理失灵。
管理稀缺的自然资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带来的压力限制了经济增长，什么样的增长才是适当且可持续的，这一问题引发了国际争端。毕竟，许多环保人士认为，经济增长本身正在使地球环境恶化。与此同时，争论另一方的经济学家则担心，过度优先考虑环境问题会损害经济增长。虽然环保人士和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辩如火如荼，但“绿色增长”仍然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如正确应对气候变化、二氧化碳排放和水资源短缺问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环境与经济的观点冲突反映了工业化发展的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西方决策者往往会告诫新兴国家：如果不倡导“绿色增长”，不以保护环境为前提追求经济增长，就只能实现低质量的增长，甚至会使经济恶化。新兴市场国家则指出，不计后果的环境议程是西方发展的支柱，发达国家仍然是地球上最大的环境污染者。因此，要解决自然资源困局，使全球经济走上快速增长的轨道，解决目前的紧张局势非常关键。
今天，资本受到了不可持续的高债务和自然资源稀缺的双重制约。作为增长三大支柱之一的资本，饱受这两方面的威胁。与此同时，GDP增长的第二个关键推动力——劳动力市场，也面临着不利因素。
1997年，90岁的亚历克·霍尔登向博彩公司威廉希尔下“百岁寿命”赌注，威廉希尔公司为他开出了250：1的赔率。2007年4月，他赢得了赌注。当霍尔登赢得支票时，威廉希尔公司宣布，他们将不再提供如此慷慨的赔率——将此类投注的目标提高到了105岁。发言人表示：“如果你准备赌你能活到105岁，你可能会得到150：1的赔率；要想像霍尔登先生一样获得250：1的赔率，那你必须活到110岁，并且你只能下注100英镑。”
尤其是在西方，很多人都像亚历克·霍尔登一样拥有很长的寿命，退休后还能活几十年。经济学家今天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如何为全球越来越多的“亚历克·霍尔登们”养老。到2050年，全球将有1/6的人口年龄在65岁及以上，而2015年这一数据还是1/12。世界人口的老龄化正在提高抚养比率，即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率。非劳动力人口过剩带来的高昂成本，加上生产力劳动人口的匮乏，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逆风。
能够为经济增长做出积极贡献的生产力型劳动力人口越来越少，到2050年，将有64个国家30%以上的人口超过60岁。事实上，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将超过60岁。如果没有年轻的劳动力，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会停滞。同时，中国也有一些人可能在致富前变老。有人估计，到2050年，中国的一半人口将达到或超过50岁。日本已经在对抗人口负增长。据估计，到2060年，日本将有40% 的人口超过65岁。与2012年相比，2013年的出生人数减少了6 000人。这些趋势表明，未来50年，该国将比现在减少1/3的人口，对其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前景都将产生负面影响。据报道，“世界上大约48%的人口生活在一个出生率不足以维持现有人口的国家：除冰岛以外的欧洲，主要的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和中国，甚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越南等”。所有欧洲国家（欧盟成员国）的生育率都低于长期维持人口水平所需的标准。
随着经济活动人口的减少，非经济活动人口也在增加。一直以来，正逐渐迈入老龄化的婴儿潮一代的预期寿命都在增加。预计到2045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将提高到77岁。这一趋势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医疗成本和无资金准备的养老成本，拖累了经济增长。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富裕国家将有1/3的人口要领取养老金，几乎1/10的人口将超过80岁。在美国，2015年社会保障支出接近9 000亿美元，这成为联邦政府年度预算中最大的单项，约占联邦支出的25% （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22%）。这些数字可能还是偏向保守的，因为它们还没包括面向州和城市的额外公共养老金承诺。根据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数据，“养老金支出是最大的社会支出类别，2010年的公共支出总额占到了GDP的6.1%（略低于经合组织7.3%的平均水平）”。
这些都表明，西方国家正在变“老”。劳动人口生产力越低，维持老龄化人口养老的费用越高，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收支平衡和整个经济面临的负担就越重。一个国家如果年轻和壮年劳动力人口越来越少，那么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劳动力短缺、生产力下降和经济增长放缓的前景。
当然，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才会面临的挑战。联合国的最新人口预测估计，到2050年，世界年龄中位数将从29岁上升到38岁。而正如我们看到的，全世界的女性生育数量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当下的人口平衡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向老年化群体倾斜。根据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数据，“目前，欧洲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最高（24%），但世界其他地区也将出现人口快速老龄化，因此，到2050年，除了非洲以外，世界上所有主要地区都将会有接近1/4或以上的人口达到或超过60岁”。2015—2050年，人口增长的66%将来自亚洲，13%来自非洲，11%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其余10%则来自其他地区。
劳动力的数量在减少，其质量问题也逐渐成为制约全球增长的又一因素。几十年来对优质教育的投入不足，导致当下的适龄工作人口没有充分完备的工作能力，难以为当代经济做出有效贡献。
全球18~24岁失业青年数量现已超过7 100万。这将不断威胁政治稳定，也削弱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仅在英国，就有约826 000名“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的“啃老族”（NEETs）。这些人基本上不具备任何职业技能，无法就业，并且越来越心怀不满。
在美国，劳动力质量下降的隐患早在1983年就很明显了。当年，美国教育部就在《国家处于危机之中》（A Nation at Risk）报告中明确阐述了这一问题。“我们在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曾经处于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而现在正被全世界的竞争对手赶超。”这份报告写道，“我们社会的教育根基正在被日益高涨的平庸浪潮动摇，这威胁到了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本性”。
然而，除了像发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等微小的努力之外，政府在解决《国家处于危机之中》的忧虑方面几乎毫无作为。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是一项针对全世界15岁学生的测试，旨在评估学生的阅读、科学、数学和其他技能。截至2015年，美国学生的数学技能在经合组织35个成员中排名第30位。如果没有重大的课程变革，这一代美国学生将在职场中失去竞争力。
这些惊人的宏观统计数据背后，预示着教育成果的不平等。其影响令人不安。对此，全球咨询公司麦肯锡做出了精辟的总结：“这些教育成果的差距，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打击，无异于永久性的国民衰退。”报告接着指出，缩小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与白人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可能会使2008年的GDP增长到5 250亿美元，上涨4个百分点。鉴于人口结构的变化，这种影响只会越来越大。下一代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将在历史上第一次低于上一代。
然而，与富裕国家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不足的问题相比，更为紧迫的是对新兴国家人口结构的日益担忧。本质上，当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低而无法创造就业机会时，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年轻劳动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新兴市场的人口激增使整体人口不断年轻化，25岁以下的人口超过60%。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也表现超凡，居全球排行榜首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劳动力本应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笔财富，但停滞的经济增长却使他们沦为社会的负担，进一步拖累了经济增长。
除了资本和劳动力以外，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三个因素还包含在“全要素生产率”一词中。阻碍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三大经济逆风包括：夺走底层阶级饭碗的新技术；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纯”生产率的下降，即人均产出下降。
1930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言，到2030年，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将使每周的工作时长减少到15小时。现在，距离这一期限还剩不到15年时间，技术创新正持续提高生产力，并将生产变得越来越不需要人力的参与。
纵观历史，变革性技术创新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往往也造成了社会动荡。与以往的技术转型相比，当今革命性技术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可能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数字计算、电信、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其在蓝领和体力劳动工作中越来越实用，从汽车工人、汽车技工到消防员、亚马逊包装工人，这些工作都将由机器人完成，机器人永远不会出错，永远不知疲倦，也不会出现工伤。根据201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每小时收入低于20美元的工人因自动化而失业的概率为83%。就连医生、律师和证券交易员等白领阶层也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一些工作由机器来完成。在某些适当的时机，更聪明的电脑必然会承担其中的许多工作。
当然，技术进步并不一定是坏事，它们也能为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带来好处。在宏观上，这些创新改变了我们沟通、出行、借贷金融资本、获得医疗和教育的方式。自动化使公共产品得以更快、更好地交付，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微观上，技术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向客户提供商品和服务，从而提高企业员工收入。技术还可以改进企业运作和生存的方式，降低其运营成本，增强盈利能力。
企业倾向于从利润的角度来评估技术，研究创新如何帮助它们创造财务价值。比如，根据埃琳娜·沃切克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说法，“互联网占一些经济体GDP总额的3.4%。电子商务占了其中的大部分——人们现在通过网络来做广告和销售商品”。各国的调查结果证实，信息和通信技术对GDP的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用沃切克的话来说，“在新兴市场，宽带普及率每提高10%，GDP就增长1.4%。在中国，这一数字可以达到2.5%。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连接的普及使移动数据使用翻倍，使全球GDP人均增长率提高了0.5%”。
但是，对每一个让我们更快捷、更便宜地处理数据和信息的产品来说，其背后可能都是日益严峻的社会和公共政策挑战。逐渐升高的失业率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可预见的未来，技术的负面风险超过了它带来的好处。
人们确实担心，自动化和技术发展将使底层阶级失业。例如，牛津大学马丁学院2013年的一份报告估计，美国高达47%的就业岗位因技术变革而面临风险。美国经济中，尤其容易受到无人驾驶等自动化影响的一个行业，就是货运行业（估计有340万~ 450万名司机），其中包括长途卡车司机、公交司机和出租车司机。目前的一些估计表明，对大多数州来说，货运是最常见的工作（尽管有人认为，零售业和服务业在劳动力中占有更大的比例），这些工作被自动化取代，对大多数州的经济将是一个沉痛的打击。
随着技术能力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机器人技术有望逐步取代服务业低工资劳动力。日本已经有超过250万台机器人在参与劳动。而且，正如我此前在《西方迷失之路》（How the West Was Lost）一书中提到的，在美国的一些诊所和医院，机器人已经在工作了。机器人可以做更换床单、移动手术设备、给病人发放食物、清除垃圾等工作，其成本仅为人力工资的一小部分。此外，这些低工资的服务型职位恰恰是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就业增长最多的职位。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未来几年，美国就业可能会受到自动化的严重影响。
中国的自动化发展也很快。有报道称，电子化使中国3/4以上的工作岗位面临自动化的“高风险”。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份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拥有260 000台工业机器人”，并引用未来资产（Mirae）高管拉胡尔·查达的话：“根据经验，一台工业机器人将取代四五名工人，这样来看，这批工业机器人将会导致超过100万人失业。”
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上涨的工资，以及劳动者对更高养老金、更好的医疗保健和其他劳动条件的需求，可能只会助长自动化技术更广泛、更快速地应用于所有行业——从农业和制造业到服务业，最终到研发行业。在2015年一份关于自动化的报告中，卡尔·本尼迪克特·弗雷和迈克尔·奥斯本称：“硅谷的三家领军企业在2014年雇用了约13 000名员工，总市值为1.09万亿美元。相比之下，1990年底特律最大的三家公司的市值为360亿美元，同时总共雇用了约120万名员工。”硅谷曾是一手驱动美国进步的制造业引擎，它雇用的人数仅为底特律的一小部分，却创造了数倍于底特律的财富。
未来几年，金融行业比其他行业更有可能出现动荡。银行业以及我们进行金融交易的方式都极有可能发生震荡。机器人顾问和电子做市商的出现，导致大量职员被取代，人们转而使用自动化平台。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推出了一项自动化基金管理服务，裁减了550名员工。据美国第四大银行花旗集团2016年的一份报告称，40% ~ 50%的美国和欧洲银行职员可能在10年内失业，主要原因是零售银行业务的自动化。
劳动力对经济贡献的减少是世界性的。明尼苏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劳卡斯·卡拉巴布尼斯和布伦特·奈曼将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全球劳动力份额的下降幅度定在约5个百分点，因此劳动力平均贡献了国民收入的一半多。2013年他们研究发现，在59个国家中，有42个国家的劳动力占GDP增长因素比例有所下降。此外，近来全球劳动力在GDP中所占份额的下降，“可以用投资品相对价格的下跌来解释”，而这又是由计算机驱动的技术进步推动的，导致企业在生产中选择用劳动力来替代资本。
技术人员自身并不安全，也有可能受到技术的影响。2011年，诺基亚首席执行官史蒂芬·埃洛普曾警告道，他的员工正处在一个“燃烧的平台”上，技术正在蚕食公司。3年后，诺基亚手机被微软收购。其他研究还发现，“1850—2006年，执行标准化计算任务的人工成本至少下降了1.7万亿倍，其中大部分下降发生在过去30年”。在全世界7 100万25岁以下的年轻人失业的情况下，显然，技术可以通过提升效率来限制就业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恶化增长前景。
即便如此，考虑到技术能够降低经营成本，它还是令企业难以拒绝。随着自动化的实现，物流、人事和日常工作都将变得更便宜、更高效。这并不是说这些职位失效了，也不是反对技术进步，只是要承认，如果技术夺走就业岗位的速度快于创造它们的速度，就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问题。
自动化和新的数字技术不仅威胁就业，还带来了新的风险，如网络恐怖主义和生物恐怖主义，都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显示，2015年，联邦数据在“信息安全事件”中遭到泄露77 183次，而2006年为5 503次。2015年6月，由于国务院使用的生物统计数据储存系统出现技术故障，使馆有三周时间无法发放签证。这使农场工人无法进入美国，造成了重大的作物损失（其价值尚未确定），并迫使企业成本增加，因为它们必须为滞留的工人支付食宿费用。显然，企业面临着欺诈风险和网络安全问题，尤其是在自动化的进程中；它们必须积极监管和追踪不法分子，无论是政府还是无赖雇员。
回顾历史，总的来说，技术进步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生活水平。尽管农业和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人类的发展进程仍在继续。例如，美国农业部门缩水与20世纪美国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有关。20世纪初，大约一半的美国人口都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一个世纪以来，技术和机器的进步替代了农业劳动力，如今只有不到2%的美国人还在从事农业生产。
技术就像一把双刃剑，它将劳动者挤出一个缩水行业，却把他们推向了薪酬更高的制造业。而正如达尼·罗德里克在一篇名为“经济增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的文章中阐释的，随着各国从农业经济转向制造业和工业经济，再转向服务业，最后到高科技，人均收入也随之上升。
事后来看，我们知道，大部分农业劳动力都在制造业和工业岗位中再就业了。但如今，负责稳定失业水平的决策者备感无力，他们无法预测哪些新部门能够吸纳数百万因自动化而失业的低技能劳动者，他们也无法合理预估人们什么时候会意识到技术的全面影响。尽管技术行业承诺在生物医学、数据分析和编程方面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但其中许多机会还没有实现。由于评估的复杂性，准确洞察技术的经济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公务员和企业人员没能提前充分捕捉到硬件、软件和数字技术带来的经济影响，导致决策者无法评估技术对当代全球经济的全面影响。
对生产率的衡量是否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问题。2005—2015年，美国的生产率平均年增长率在1.5%左右（相比之下，1950—1970年全球生产率平均每年的增长中位数为1.9%）。最近的生产率十分低迷，比过去10年都有所放缓，全然无视同期技术行业的高收益和高企业估值。
一些科技领袖认为，近期技术进步带来的许多优势，如移动机器人等将在不久的将来显现出来。2007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数字技术投资带来的生产力一般会滞后5~15年”，这可能意味着，要等自动驾驶和医疗进步都实现以后，我们才能在未来看到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提升。花旗研究2015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依靠在生产中投入更多资本或劳动力（这一过程的回报正在减少）来谋求大量增长，这种方式已经行不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科技可能确实减缓了经济增长，但随着商品和服务的获取成本越来越低，生活水平仍然可能在提升。归根结底，技术创新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它减少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失业阶层不断扩张。然而，它也可以降低家庭的消费成本。
从表面上看，一个工作少、商品和服务更便宜的世界显然很有吸引力。然而，这也会造成一些新的问题。在这样的世界里，人到底在做什么？他们会像凯恩斯假设的那样，停止追求财富的积累，思考上帝、文化和永恒吗？他们会享受新的空闲时光，还是会挑起战争？
尽管技术带来了种种希望，但它打破了曾经所有关于生产力和增长的假设。在今天和可预见的未来，现实是技术正在让劳动者尤其是低技能的劳动者失业。技术最显著的影响是导致失业和降低成本，而不是创收和增长。那些受技术威胁最大的人处于低收入阶层，这一事实又加剧了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逆风：收入不平等。
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2015年的一份报告宣布，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世界近一半的财富；而2017年的报告宣布，8个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世界上最贫穷的50%的人的总和。财富差距扩大的背后是最富有者和最贫穷者之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因此穷人的收入大大落后于富人的收入），穷人积累财富变得越来越难。收入不平等在过去10年中被讨论得越来越多的关键原因，是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严重。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中性的，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确实是一股逆风。
经合组织认为，收入不平等加剧与经济增长放缓之间不仅相互关联，还有因果关系。由于收入不平等加剧，全球主要的工业化经济体在过去25年中，一共损失了8.5%的GDP。据经合组织估计，收入不平等导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约6%，英国和挪威下降约9%。
坦白来说，在过去几十年中，较贫穷经济体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向较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靠拢，国家收入之间的不平等实际上有所改善。然而，在这些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已急剧恶化。以美国为例，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平均收入比其他人口的平均收入高出14倍。1978年，这一数字为10倍。《福布斯》每年会列出美国最富有的400人。根据政策研究所的数据，“《福布斯》400人拥有的财富总额为2.34万亿美元，比全国底层61%的1.94亿人的财富总和还要多”。这相当于拥有“比3 600万典型美国家庭更多的财富。这个数字大概是美国拥有猫的家庭的数量”。
收入不平等加剧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与彻底的工资下降不同，工资下降降低了个人的生活水平，收入不平等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恶劣影响。具体来说，社会上有些人无法摆脱经济困难和贫困，无法获得足够的教育，感觉被经济进步的同胞甩在身后，于是对制度心生不满和不信任，对政府失去信心，也会造成潜在的社会和政治不安定。这些都阻碍了经济增长。
经合组织确认的收入不平等趋势对生活水平和最终的经济增长都有重大影响。以伦敦大学学院的一项研究为例，该研究假设在伦敦市中心牛津广场附近出生的人，和在铁路沿线出生的人的预期寿命有20岁的差异。星巷周围的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为75.3岁，这与牛津马戏团附近的新生儿96.4岁的预期寿命相差甚远。《大西洋月刊》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在全球范围内也有类似的差距，1940年出生的富人预计比同年出生的穷人多活10年。
与此同时，还存在一种真正的风险：即使在西方民主制度中，收入（以及随后的财富）不平等会表现为更大的政治不平等。《纽约时报》报道，资助美国政治竞选资金的约50%仅来源于158个家庭。据估计，每个国会议员都有20多名说客，一次总统选举的竞选费用高达数十亿美元，因此，资金仍然是美国实施选举政治的核心。这些巨额的金钱扭曲了动机，正如《经济学人》描述的，它们可以“延长立法周期，使立法复杂化，让走私和获取特权变得更加容易”。甚至放眼全球，较富裕的国家也有这样的传统，利用财富来购买选票，以确保和影响投票决定。
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公共决策者仍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至少存在三个关键问题，使有关收入不平等的争论变得复杂：第一，不平等似乎困扰着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经济体；第二，即使在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管是“左倾”的税收和支出再分配政策，还是“右倾”的低税收政策，都没能遏制住不平等加剧的趋势；第三，决策者对于优先减少绝对不平等还是相对不平等没能达成一致。这些角度中的每一个都值得考虑。
首先，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市场资本主义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防止或补救收入不平等。同时，中国等国家可以通过政策来减少收入不平等。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GDP高达16万亿美元，以市场资本主义为经济立场，以自由民主为政治方针，也有收入不平等问题。据估计，美国不平等程度为46.1（以基尼系数计算），而中国为42.2。此外，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过去10年中有所恶化，而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却有所改善，因为其政策有意改善收入不平等问题。
然而，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应对不平等的公共政策战略也远未确定。从广义上来说，“左倾”政客倾向于关注绝对贫困水平，认为社会应该为所有公民基本的生活水平提供保障。所以，他们倾向于优先考虑通过（更高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来重新分配收入，这一政策旨在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一般来说，“左倾”干预措施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或现金转移，目的是确定社会的基本工资水平。芬兰、西班牙、加拿大和荷兰也采取了向公民提供转移支付的办法。同时，更多的“右倾”政策则承认一个社会的相对收入，并以这样一个前提为指导：只要激励富人创造就业岗位、投资经济，社会和收入不平等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小。他们认为，毕竟一个社会最富有的人应该被鼓励去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而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来提高包括穷人在内的社会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因此，他们的供给政策包括保持较低的税率。
尽管“左倾”和“右倾”政策都试图消除收入不平等，但收入争论仍未解决，许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仍然在持续扩大。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绝对收入水平和基本最低生活水平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相对收入不平等本身。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实际工资都在下降，许多衡量生活水平的指数也在下降（例如医疗和教育的成果、质量和获取率），因此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来关注绝对水平而非相对水平。
社会流动性或许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它历来是改善收入不平等的关键，但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流动性也有所减弱。比如在美国，过去30年，出生在底层（25%）的人进入最高层的概率减少了一半。此外，如果出生在最低的20%，你只有5%的机会在没有大学学位的情况下进入前20%。如果不解决社会流动性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
全要素生产率大约解释了为何有的国家的经济在增长，而有的国家的经济却陷入停滞。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它涵盖了几乎一切内容，从一个国家的现行法治和透明度，到衡量一个国家将其关键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技术指标等。为了便于衡量，“纯”生产率用于指代每名劳动者的一个单位产出，即总产出除以职工人数。因此，如果一个国家能够通过雇用较少的劳动力来产生与另一个国家相同的单位GDP产出，就被认为纯生产率相对较高。
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在过去10年中一直在下降。2014年全球劳动生产率为2.1%，低于金融危机前2.6%的水平，远远低于新兴经济体4.4%的平均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率的下降是按国家分列数据的一个过程，按国家分列的数据都证实了生产率下降的情况。正如《外交事务》报告的那样，“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G7（七国集团）经济体平均每年每小时工作产出增长4.4%”。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年里，这一比例暴跌至1.8%，到2015年下降到0.4%。同时，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力水平仍然远低于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在过去25年中经历了明显的下降，而许多快速发展的国家通过创新和采用新技术，显著提高了生产力。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几乎全球生产率的所有增长都来自中国。但即使在中国经济中，生产率也开始停滞。中国的生产率增长从2007—2012年的平均9.5%放缓至2014年的7%。同样地，巴西的生产率增长也明显下滑，从2013年的1.8%下降到了2014年的0.3%；而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也从2013年的1.5%下降到了2014年的0.4%。这一趋势违背了人们的预期，即新兴经济体仅仅吸收和采用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的技术和创新，就能在生产力方面实现巨大的提升。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几乎每个行业的生产率都有所下降。自2008年初大萧条开始以来，英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较危机前的趋势下降了15%。在战后时期，英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2% ~ 3%。英国《金融时报》的结论是，“律师、会计师和管理顾问处于英国生产率问题的核心”。自2008年以来，生产率下降的1/4显然可以归因于这些“专业服务”。仅专业服务、电信和计算、银行和金融、制造业四个行业就贡献了停滞的主要部分。
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强调了生产率的重要性，他曾表示，英国如今的财富是1850年的20倍，其财富增长的90%来自生产率的提升。然而，他也意识到英国现在的生产率一直在下降，他还注意到，多达1 700万的成年人仅拥有相当于小学儿童水平的数学技能。这种技能不足每年可能带来高达200亿英镑（3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只有注重培训和提升技能才能改善。
扭转生产率下降的颓势，对于解决目前世界各地的经济低迷问题以及扭转停滞局面至关重要。然而，面对生产率的急剧而持续的下行，如何解决和扭转则是经济领域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在生产率是否真的下降这一观点上似乎还存在分歧。
对于生产率是否真的下降这一说法，至少有两种观点不太看好；另外两种乐观的、看好的观点（主要是围绕经济测量）则认为生产率并没有下降，事实上反而有可能还在增加。首先，在悲观一方，分析人士认为，发达经济体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如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演变，使生产率下降。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在大幅增加。鉴于服务业在美国经济中比重最大，“结构性改变”（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是一个显著问题。本质上，由于发达经济体已经从制造业主导转向服务业（这一领域尚未完全受到技术的影响，每单位产出仍由更多的人力来完成），这种转变正在拉低生产力。
服务业占美国私营部门GDP的近80%，2009年为9.8万亿美元。2010年，服务业占美国私营部门就业的84%。服务岗位的比例一直在稳步增长，从1970年的64%（4 610万个就业机会）增加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76%（857万个就业机会），到2010年已经增加到了84%（11 212万个就业机会）。相反，制造业和农业都经历了经济缩水，从战后时期占就业总人数的33%下降到2009年的12%，最终下降到2013年的8.8%。截至2015年6月，全球财富总额的63.5%来自服务业。技术研究学者亚当·泽麦认为，“自18世纪末以来，制造业一直是增长的主要引擎”。然而，截至2009年，服务业的总估值已经占发达经济体GDP的70%以上。这与新兴市场不同，在新兴市场，农业（以及中国等较大、较发达新兴国家的制造业）对GDP的贡献最大。
如果把生产力看成一个数学问题，生产率就等于总产出除以劳动人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制造业拥有的劳动人数已经相对较少。随着分母减小，生产率比率也随之增大。相比之下，尚未完全受到技术影响的服务部门，分母则越来越大。
劳动人口众多拖累了生产率的估值。即使是去餐厅吃饭这样一个简单行为，也意味着一般客人会遇到迎宾服务员、桌前服务员和至少一名用餐服务员，这还不包括经理、厨师、勤杂工和其他在幕后工作的人。显然，这与现代化的、基本自动化的工厂车间相去甚远。今天的制造业不仅比服务业更自动化，而且相对于生产率较低的服务部门对经济的贡献也更小，从而拖累了整体生产率。
除了这种结构性改变的论点以外，人口结构的转变也解释了生产率下降的原因。老龄化的劳动力群体拥有更多的技能和经验，而年青一代劳动力整体技能较低、经验较少、资格不足。因此，需要更多的劳动人口来产生相同数量的单位产出，从而导致生产率下降，并损害了增长。
这一观点与经合组织的报告相吻合，即美国下一代的受教育程度将在历史上首次不如上一代，在经合组织统筹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他们在数学、阅读和科学等方面的表现也有所下降。事实上，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预测，全球生产率将呈下降趋势。戈登考虑到了一系列影响生产率的因素，包括人口和技术，并得出结论：生产力已经在20世纪中期达到顶峰。他接着表示，世界上最后一次真正的生产力提高是19世纪电力的出现，以及随后的电力在传统商业和民用中的创新。
戈登解释道，增长放缓与提速的时期与三次工业革命的时间节点有关：由铁路和蒸汽带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由电力、石油、电信和卫生驱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由计算机和移动通信引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戈登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是这三次革命中最重要的一次，也是1890—1972年生产力快速增长的基础。他认为，在后来的25年中，生产率的增长有所放缓，1996—2004年又由于数字技术的推动迎来了短暂的复苏。
尽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生产率正在下降，但也有人提出了两种相对乐观的观点，认为生产率并没有下降，实际上反而在上升。这两种观点都倾向于生产力在一开始就被误判了，并围绕这一前提展开。特别是，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一些人认为，GDP指标没能充分反映出技术带来的质量和数量方面的收益，而这些本应反映在生产力的提高上。
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各行各业的技术提升，而这些无法在GDP的数字中体现出来。许多人认为，技术提高了生活水平，但并没有实际影响到GDP。例如，维基百科的贡献者并没有报酬，但维基百科肯定提高了用户的生产产出。所以，在生产率计算中，分子的数量低于实际应有的水平。
还有一个时机问题。那些认为单位劳动力产出正在增加的人指出，目前的GDP有一个内在的时间滞后，它忽视了或者至少没有充分认识到技术的积极影响。就像工业工厂，以及整个社会，它们需要时间来接纳和吸收电力带来的好处、它的规模和影响范围等。同样，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接收和消化社交媒体等技术创新带来的精确到每一美元的价值，而这一价值是相当可观的。目前，这意味着“乐观派”认为生产率数字，或者说GDP估值因为人为因素而偏低。
当然，如果服务业的自动化达到制造业的规模，就会以类似的方式削减工作岗位。这不仅是意料之中的，而且从许多方面来看已经在进行中。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实际上会提高生产效率。但矛盾的是，总体来说还是会对长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为生产率的提高不足以抵消失业率上升付出的代价。越来越明显的是，决策者可能面临就业和提高生产率之间的权衡。
所有争论都是围绕生产力展开的，在过去10年中，生产率显然下降了不少。即使误判和低估生产率的观点有一定道理，这些误差也难以改变生产率总体下降的事实。
生产力低迷和减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恶劣。根据麦肯锡的一份关于全球增长的报告：
即便生产率保持过去50年间1.8%的（较快）年增长速度，未来50年间的GDP增长率也将下降40%。这比最近5年经济衰退恢复期的增长还要慢。1964年后的50年里，世界经济的规模扩大到原来的6倍，但预计2014—2064年只会扩大3倍，这将加大履行社保义务和偿还债务的难度。为充分弥补就业增长减缓造成的缺口，生产率增长需要加快80%，达到每年3.3%的增幅。
创造和保持经济增长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决定性挑战。但从沉重的债务到分配不当的资本，从人口结构的变化到飞速发展的技术进步，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和生产力的下降，再到自然资源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恶化，增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逆风力量。在我们制定出可靠且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来加速经济增长之前，我们也无法解决当今世界最棘手的问题（无论是在医疗、教育、气候变化方面，还是在发展方面）。
每一股逆风力量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挑战，它们合在一起会带来巨大的威胁（包括瓦解全球化体系、提高贫困率、降低生活水平等），带来一批数以亿计的失业和半失业大军，这只能依靠政府救助。这些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所有不利因素，其严峻艰险和汇聚效应是前所未有的，也会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未有的潜在恶劣影响。克服这些困难，需要采取有远见的策略，在长远范围内更有效地分配资源，短视的政治决策只会徒劳无功。
事与愿违。我们现在的决策正与其背道而驰，即越来越倾向于短期。在经济增长平平、持续低迷的当口，公共政策似乎正在进一步将我们推向经济动荡。
金融危机之后形成的保护主义浪潮就是一个例子。全球化及其核心内容（货物与服务的全球贸易、跨境流通以及处于经济进步前沿的私营部门）一直是战后一个时期内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