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60年前，机械工程师基思·坦特林格辞去了副总裁的工作。他辞职的这家公司位于华盛顿的斯波坎，主要生产卡车拖车。他开始动手改进集装箱，当时建造的集装箱有多种尺寸，吊车无法吊起，也无法轻易运输到卡车和火车上，还不能堆叠得太高，生怕海上的巨浪会将货物从船上颠簸出去。他设计建造了一种更好的箱子。
坦特林格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他发明了一种角件机制，将集装箱锁在一起，使堆叠变得容易。他的这一创新带来的成果是巨大的：数百万艘船舶现在搭载了数千万件集装箱的货物，将它们运送到全球数以亿计的消费者手中，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坦特林格的设计。正是坦特林格这样的创意和创新，才开启了全球化的历史。它提醒我们，尽管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势不可当，但它萌芽于许许多多或大或小的事件，每一事件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紧密联结，使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全球化。
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于1990年编纂的《华盛顿共识》就体现了全球化的要义。威廉姆森的重点是货物与服务的自由贸易、跨境资本流动、人员流动以及私营部门作为经济引擎的突出地位。这些成为25年来经济政策的金科玉律。
英国脱欧和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巨大挑战。今天全球化受到的质疑与批评大都认为，全球化只是让少数人富了起来，而将更多的人甩在了后面。提出这一观点的人频频主张全面放弃全球化，使国际议程的存在饱受威胁。
对“华盛顿共识”的这一威胁由来已久。今天的政客们正在为几十年来权宜变通而采纳的短期决策买单，这些决策与全球化的要义背道而驰。虽然过去几十年来，政客们一直在倡导开放的贸易政策，但实际上，与真正的自由贸易相比，立场偏向保护主义的贸易和移民政策还是占了上风。这种变通了的全球化未能创造公平的增长，使经济停滞不前，还让数百万心怀不满的选民迁怒于政客，民众将不断恶化的处境归咎于全球化本身。
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没有让全球化的处境更加艰难，转身投入了孤立主义的怀抱。曾经信奉全球化的领导人，以及站在孤立主义平台上的新领导人，正通过提高贸易关税来保护本地产业，同时加强移民管制保护劳动力市场，促进国内就业。然而，这种新的短期思维进一步损害了经济长期增长。
历史表明，当发达国家走上保护主义政策的道路时，即使这种政策将导致更大的孤立主义，其他国家也会被迫效仿。全球化面临巨大的瓦解风险。本章将试图厘清保护主义对贸易、资本流动和移民的影响，并揭示短视的决策者正在构建的一个逆全球化的世界，将会有何等危险。
要了解我们可能面临的命运，就要先探讨全球化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光谱——光谱的一端是一个完全没有全球化的世界，国家之间彼此完全孤立，而在另一端则是完全的全球化，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在这里都能不受限制地流通。实际上，完全孤立和完全全球化都是理论上的理想化状态，在现实中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大多数国家一般都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对开放和国际主义采取中庸的态度（一种不那么全球化的管理体制）。
理论上，在完全孤立主义的做法下，政策都会赤裸裸地倾向于保护主义，如限制全球贸易（通过征收更高的贸易关税、实施配额和竞争性货币贬值）、限制跨境资本流通、限制移民等。通过保护就业、提升国际竞争力量的成本来保护本地经济，每种政策都是为了加强本国经济。然而，历史表明，保护主义会导致经济疲软，造成就业损失，并减缓经济增长。最明显的案例之一是20世纪30年代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该关税法提高了近900种商品的进口税率，给就业和GDP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对资本的严格和高额要求（旨在使银行更强大）可以大幅限制国际贷款，这严重阻碍了资金的跨境流通，从而限制了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这种在国家之间竖起高墙的孤立主义立场最终还是会损害经济增长，降低生活水平。
另一个极端是完全全球化的理想状态，贸易、资本甚至劳动力都能自由地跨境流动，就好像国家边界并不存在一样。这种纯粹的全球化形式建立在比较优势的理念之上 —— 一个国家可以比其他国家更有效地开展特定的经济活动（如生产特定的产品），贸易、资本和劳动力就会流向能够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地方。随着每个人都产出了能够最大化比较优势的商品和服务，不仅他们的工资提高了，而且更高的收入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从世界各地购买到更多和质量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在这一理想状态中，全球化的前景是“人人共赢”，世界各地的公民（无论是身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贡献了劳动还是资本）都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一些全球化支持者认为，如果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没有发生，并不是因为全球化概念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因为它的实施还不够深入。
相反，占主导地位的反而是部分实施全球化的中间立场。事实上，在目前的条件下能否真正实施全面全球化还不清楚。现实世界处处混杂着反映国家利益和政治私利的双边（而不是全球）贸易协定。尽管可能起到相反效果，但资本流动和移民决定还是由国家当局来掌控的。这种全球化的中间立场是零和思维的直接产物——在关键的政策决定及其执行中，各国非输即赢。它也是决策者短期心态的产物，他们往往看不见代价和后果，忘记了明天将会为今天的决策买单。事实上，决策者正在为没有追求和实施一种更纯粹的全面全球化而付出代价。
从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来看，全球化并非一帆风顺。数百万人不但没有从全球化的世界中获益，反而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例如，生活水平不断恶化，实际工资连年下降，债台高筑，就业机会又少得可怜。更大的全球化和全球贸易、资本、移民的一体化非但没有像承诺的那样“一水涨众船”，反而催生出一批输家，他们对全球化世界秩序的不满情绪已经渗进了政治话语。
几年前，全球化的成功似乎都还是板上钉钉的事。2014年，专家预测，“国际投资和信息流动已达到了新的高峰，贸易的增长速度将是GDP增长速度的两倍”。然而，仅仅两年后，英国《金融时报》就宣布，“金融、商品和服务的流动有所放缓，从2007年占全球产出53%的峰值下降到2014年的37%”。这证实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贸易和资本流动遭受重创。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提升了生活水平，并帮助一些发达国家实现了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经济问题。就墨西哥和更广泛的拉丁美洲而言，全球化和更开放的市场导致了更多的政府负债、经济衰退和银行业的压力，解决这些问题花费了不少成本，并加速了经济起落的周期。《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向墨西哥开放了贸易，确保该国能够获得资本投资。墨西哥政府得以增加美元借贷。1994年底，政局不稳导致墨西哥比索贬值，促使其资本外逃，通货膨胀率飙升至50% 以上。墨西哥所谓的“龙舌兰酒危机”被证明是对全球化和开放自由贸易的风险早期预警。这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审视其促进开放资本市场和一体化的努力，也令其他国家开始质疑自由贸易的好处。
随着最近的贸易萎缩和逆全球化，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时代。现有指标表明，全球化现在正在放缓，甚至正在减退。DHL（敦豪航空货运公司）全球连通性指数将自身定义为“对全球连通性最全面、最及时的描述……覆盖140个国家，涵盖全球99%的GDP和95%的人口。侧重于12种贸易流、资本流、信息流和人口流（或者从过去的流动中积累的存量）”。从2005年以来的100多万数据点来看，这一指数揭示了全球化的某些方面似乎出现了逆全球化。2014年DHL全球连通指数显示，“2011—2013年，全球化的整体水平增幅十分有限。虽然信息流和资本流在增长，但人口流动保持稳定，贸易互联互通呈下降趋势”。我们看到的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化总体水平的最大降幅。
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口号是，全球化有利于增长。但现在对于全球化的担忧甚嚣尘上，人们担心全球化不仅与生活水平的恶化（美国和整个欧洲的实际工资下降，收入不平等扩大）有关，而且还是这些经济病症的催化剂。
因此，随着全球进入低增长时期，政治家和决策者正在寻找应急办法，试图在短期内挽救经济，比如退出贸易协定（就像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征收新的贸易关税。保护主义正在抬头。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报道，美国主导的G20在2015年对其他国家实施了644项歧视性贸易措施。在加强对银行的资本管制之后，跨境资本流动一直在减少。
以上许多措施都威胁到了长期经济前景。糟糕的政策又导致了稀缺资源的分配不当。这不仅对长期的GDP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在短期内扼杀了经济增长，加剧了政治不稳定，进一步阻碍了急需的投资。
这些现象恶化了经济增长，旨在获取短期收益的追加政策又十分糟糕，只会使周期恶化。当我们试图克服阻碍我们实现增长的不利因素时，我们必须要避免错误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有时是好意）是想将我们从混乱中解救出来，但最终却把我们推向混沌边缘。
对全球化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不容忽视。这些担忧并没有错；随着国际化势头的增强，许多人已经失去优势，落在了后面。全球化已经悄然兴起，数百万新兴市场农民被排除在自由贸易区之外，许多劳动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工人，工资都有所下降。保护主义、数十亿美元的项目，如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每年不到400亿欧元）和美国的农业补贴（每年约200亿美元），都以牺牲新兴经济体为代价来支持本国的生产商。这些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不仅与全球化的理想背道而驰，而且对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他们无法与享受补贴的西方竞争对手抗衡。其结果是，可用于新兴经济体基础设施急需投资的贸易收益大幅下降。这又会导致占据世界人口80%以上的整个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增长减缓。
发达国家围绕农业的保护主义是全球化折中的一个例子。本质上，如前文提到的，这些缺点与其说来自全球化，不如说来自全球化的不完善。人们对全球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然而，他们的担忧并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全球化现在这种不伦不类和扭曲偏离的发展模式。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反对全球化，而事实上他们反对的是一种不完整和不纯粹的全球化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而受益的人太少。当然，也有一些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人从全球化中得到了好处，但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如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以及西方从事制造业和工业的工人）的境遇在越来越国际化的环境中变得更差。
芝加哥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更加坚定了那些认为全球化好处有限的人的决心。在一份题为“资本主义的未来是什么？”的报告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将他说的前全球化时期（1950—1980年）和1980—2007年全球化时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进行了比较。正如津加莱斯揭示的，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等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化时代都出现了衰退，经济增长没有明显进步。研究表明，在宏观层面，只有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受益。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国，印度从2%增加了近一倍，达到3.8%，而中国从前全球化时期的3.2%上涨到了全球化时期的8.8%。
过去35年的发展为大范围工资上涨打下了基础，但绝大多数人都没能从这些经济获益中分到一杯羹。实际工资受到影响，连累了发达经济体以及世界各地许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比如，2000—2009年，德国的实际工资就下降了4.5%。而且，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自1979年以来，尽管实际GDP增长了149%，净生产率增长了64%，但绝大多数美国劳动者的时薪还是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指出，“在除去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以后，今天的平均每小时工资购买力仅和1979年持平，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长期下滑以后，一直起伏不定，增长反复。事实上，按实际价值计算，平均工资在40多年前已经达到峰值：1973年1月的每小时4.03美元的工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每小时22.41美元”。无论这些趋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业岗位转移到了成本更低的国家，抑或是自动化取代了人力），它们都催生了保护主义和更加激进的逆全球化主张。
尽管有很多实在令人沮丧的结果，让人高唱反全球化的论调，但这些缺点归根结底并不是理想全球化本身带来的，而是决策者近几十年来实施的低级全球化导致的。这是一种“降级”的全球化。
考虑到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政治预兆，当今的政治家和决策者对选民的全球化不满情绪做出回应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不管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的政客都转而选择了一种糟糕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这些模式提供了速赢的机会，但长此以往肯定会损害经济增长、增加贫困，也会引起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他们的政策选择非但不能弥补全球化的短处，反而会让这种低级的全球化模式根深蒂固，使经济陷入更高的壁垒和更低的增长。
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首次就职演说中表示：“我们的国际贸易关系虽然十分重要，但在时间性和必要性上必须从属于健全国民经济的任务。”罗斯福的保护主义做法在政客中很常见，因为他们的经济面临压力，他们自身也感到压力，因此要采取行动。保护主义立场似乎很有吸引力，甚至在近期内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做法似乎可以在经济低迷的周期中保护就业。但从长远来看，这不仅会损害国家经济，还会削弱全球增长。现在，以不协调和单方面的方式，按国家逐一拆解我们的全球化经济，对贸易、资本和劳动力都会产生破坏性影响。
当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支柱已经恶化。各国都设置了贸易壁垒，不参与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以避免本国经济受损，数十亿美元被封锁，难以注入全球商业。许多国家为了支持本地生产商，正通过征收关税和实施配额来提高进口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欧盟不仅实施了关税、配额，还实施了出口禁令（从香蕉到稀土无一幸免），这给全球贸易设置了重重障碍。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全球贸易正在减少。2013年，世界贸易组织修订了对全球贸易增长的预测，从4.5%降至3.3%，比过去25年平均增长5.3%的水平大幅下降。据《金融时报》报道，“自2009年以来，全球商品交易总额在2015年出现最大跌幅，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达到顶点”。
但是导致这一情形的不止赤裸裸的保护主义。宽松的货币政策，如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削弱了本币，使一个国家变得更具贸易竞争力，但牺牲了其贸易伙伴。在所谓“以邻为壑”的做法中，其他经济体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以期通过增加全球对其商品的需求和减少国内对进口的需求来提升竞争力。一个国家试图以损害其他经济体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经济困境，这种以牙还牙的政策应对措施最终会使全球经济受创。
当然，全球贸易的这种紧缩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是对经济困难的一种司空见惯的反应。正如我们看到的，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就是这种保护主义情绪的典型案例。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通过对进口到美国的3 200多种产品征收60%的实际税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完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举措，使GDP下跌470多亿美元，从1929年的1 460亿美元降至1933年的577.2亿美元。同样短视的政策在当时的西方国家屡见不鲜，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期，经济增长受到了限制。然而，这种政策在今天仍然具有吸引力。截至2016年，美国已将从中国进口冷轧钢材的关税由266%提高到了522%。受美国贸易保护与关税相关的商品还有回形针（约130%）、花生（16.8%）和烟草（350%）。虽然其目的是保护本国人民的经济福利，但一个国家的贸易关税堪称自由市场思维的“毒瘤”。尽管短期内可能具有一定的政治吸引力，但从长期来看，它们往往会损害经济增长。
现在这种向保护主义的倾斜只是一系列短视决策中最新的一项，这些决策始于全球化初期，并将继续破坏全球化。首先，领导人浪费了贸易带来的暴利，未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项目。20世纪80年代，具有远见的美国政客会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学校建设和技能培养，以期在赚取全球化财富的基础上，打开经济的新局面，从而避免工资和就业下降。然而，这些却都没有发生。
其次，西方国家政府没有废除保护农民的保护主义政策，而是继续发放农业补贴，并试图用数十亿美元的外援资本流入来补偿新兴国家的收入损失。然而，这种外援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深化腐败，导致通货膨胀，扼杀出口业，助长政治派系，而且使被援助国家产生依赖性。此外，美国还向中美洲国家提供低息贷款，尤其支持他们贷款购房。这些债务计划（特别是由房地美和房利美经手的）给人们带来了一种错觉：即使他们的工资在下降、债务在增多，他们的生活也在改善。这些债务正是导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到今天还有许多人没有摆脱它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工资下降与负债上升都影响了经济增长。
最后，尽管出现了全球秩序，但国家利益仍然高于一切。今天的全球化形式是一种没有人对全球经济利益负责的形式。为实现真正的全球化，各国政府需要将实权让渡给国际组织。确实有这样的国际组织存在，如世界贸易组织应该主持贸易，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负责监管国际资本流动。但即使是这些机构，也要对其成员国负责，甚至会被各国政府的政策议程取代，因此难以执行惠及所有人的真正的全球议程。
当政者，尤其是那些选举周期较短的政客，迫于压力会不断竞争，以赢得下一次选举，他们不可能将权力和权威让给超国家机构。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在不放弃整个全球化议程，并且允许各国更加倾向保护主义的前提下，决策者能否采取行动来降低全球化给那些“输家”带来的损失。换句话说，在全球化“降级”的世界里，公共政策能否减轻“输家”付出的代价？历史表明，政策的作用并不乐观。
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浪潮建立于在发达国家扎根了几十年的现象上。即使在经济最好的时期，美国（通过其农业补贴计划）和欧洲国家（通过共同农业政策）等也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尽管美国一直在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优点，但仍被弗雷泽研究所的经济自由指数列为世界上第16位经济自由的国家。
被保护主义包围的不仅有贸易，资本也面临着自由流动的新障碍。资本是投资于有形厂房、设备，以及诸如公路、铁路、港口和工厂等基础设施的资金——所有这些都是增长的关键。所有国家，极其贫困的国家除外，都依靠资本流入来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资金。就目的而言，除外商直接投资外，资本流动还包括短期付款和现金流。它指的是，比如，用于不同国家股市交易的对冲基金，或国际公司用来跨境支付工资的转移现金。
最近，流向新兴经济体的资本一直在减少。2015年10月，国际金融研究所报告，自1988年以来，从新兴经济体流出的资金将在2015年首次超过流入的资金数量。更糟糕的是，预计只有约5 50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资本流入新兴国家（2007年达到了接近1.2万亿美元的峰值），2015年流向发展中地区的资本甚至低于深陷于全球金融危机中的2008年和2009年。
近年来，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宽松政策以渡过金融危机后，大部分流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都是为了应对美联储收紧的货币政策。2013年夏天缩减量化宽松造成的“缩减恐慌”，以及随后对加息的疯狂猜想，导致了资本撤退。2017年2月，国际金融研究所报告，流向新兴市场的资金仍然持平，约为6 8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面临高下行风险。金融市场对美国加息的预期是导致流向新兴市场的资本疲软的一个因素，因为投资者期望从一个更高的利率环境中获益。然而，整个发展中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状态也使资本回流的机会减少，不利于资本流入。随着经济增长前景的持续黯淡，流向新兴经济体的资本疲软可能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损害。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南非和土耳其等国家是世界上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新兴国家，而它们每年经济增长的速度才3%甚至更低。更糟糕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表明，世界将不会重现2007年之前的增长率。这种低迷的经济背景暗合了资本流入的疲软。根据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数据，过去10年来，金融系统的资金流动一直停滞不前。以美元计算，自2007年中期以来，G20经济体之间的跨境资本流入下降了近70%。最终，经济增长缓慢会导致投资减少，进而使增长更加缓慢。
外部因素并不是拖累资本跨境流动的唯一因素。助长了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热情之后，公共政策在资本流动问题上也明显地转向了保护主义。资本管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对银行和其他大型金融机构实施的资本管制，有效地提高了高风险贷款的成本。这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市场内的保护主义倾向使这一问题日益严重。在印度、巴西、塞浦路斯等地，跨境资本流动遇到了瓶颈。例如，2013年，塞浦路斯成为第一个实行资本管制的欧元区国家，信用卡交易、取款和海外转账都受到限制。所有这些政策都是为了防止资本外流。尽管两年后就取消了这一资本管制，但许多经济学家还是把塞浦路斯的资本管制措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等国际组织对这些措施的默许），视为逃离统治全球经济长达30年的全球化议程的一个转折点，它表明对逆全球化的支持在日益增加，即使只是出于短期的再平衡原因。
资本流动是一个经济体的命脉，而它正在放缓，这不仅是全球增长前景恶化背景下投资决策影响所致的。也是政府有意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的结果。所以，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继续停滞不前也就不足为奇。尽管对资本流动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是出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决策者希望巩固和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考虑，但这些措施还是无意中减少了用于投资的资本，拖累了经济增长。各国通过对自身实施额外的资本管制来应对其他国家的政策，这种做法无异于雪上加霜，进一步限制了跨境投资，使全球增长进一步下降。
全球化议程旨在通过放宽商品和服务贸易、资本流动和人员跨界流动，使各国一体化。尽管最近有所缩减，但过去30年全球化在前两项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人员流动方面要逊色许多。如果说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以及反对移民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传递了什么信息，那就是各国政府似乎正在进一步远离全球化的愿景。2015年欧洲发生的难民危机说明，尽管人员流动是全球化议程的一个重要支柱，但它从未完全融入全球制度。制定移民政策仍然是个体民族国家的职权，不能通过跨界来协调，导致出现人员流动大的混乱局面，并最终爆发危机，就像2015年一样。
自2015年以来，流落到欧洲的100多万难民仅占因战争或迫害而流离失所的6 500多万人的一小部分。这是有史以来的最大数字。
在这么严重和混乱的情况下，目前的难民危机是历史上第一次需要由欧盟出面安置这么多洲外移民，其中包括来自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新移民。
尽管劳动力质量和数量是所有典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投入，但在移民问题上仍然没有全球统一的适应国际框架、机构、规则和法规的办法，这些国际框架、机构、规则和法规以贸易和跨境流动的方式掌控着资本，通过传播思想来驱动生产力。劳动政策仍然是个体民族国家的职权范围，国家之间的做法往往差异很大。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根据积分制度（对学业成绩、工作经验等给予权重）做出移民决定，而美国对新移民则没有那么透明的评级制度。
缺乏全球统一的移民办法是一种保护主义形式，而这有损于经济增长。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全世界约有7 340万18~24岁的失业青年。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老龄化人口动态。而在其他地区，多达70%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当你把这种年轻化的趋势与西方对比时，全球劳动力失衡的问题就更加凸显。将劳动力从富余国家调配到短缺地区可以缓解这一不平衡。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已经通过外籍劳工计划和专项签证来吸引劳动力，单方面叩开全球人才库的大门。然而，这些单方面的做法可能效率低下，因为它们对劳动力的流动设置了上限，从而未能充分利用人才库。一项旨在实现最优移民水平的全球政策可以将全世界的人才充分“变现”。
这种主张是有争议的。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因两个因素而变得复杂：第一，移民对不平等的影响；第二，移民与国家资助的福利制度之间的联系。移民增加了劳动力储备，从而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因此，对那些希望雇用更廉价的劳动力来从事照顾儿童和老年人、建筑施工等工作的大型企业和较为富裕的个体单位来说，移民是有吸引力的。但低收入劳动者往往认为移民加剧了对有限岗位的竞争，会使自己的收入下降、生活水平下滑。一般来说，低技能劳工在移民人口中所占比例越大，工资的下行压力就越大，进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然而，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移民对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影响微不足道，基尼系数的变化不到半个百分点。同样，英国的研究发现，移民对工资的影响也很小——大约每小时两便士（每年40英镑）。与此同时，当地公民还担心，开放的移民政策会给政府提供的福利和就业带来不小的压力。加入这个国家的人数多于离开的人数，人们担心国家福利制度会面临压力，尤其是在新来者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低迷、增速下降的环境下，随着经济逆风的日益强劲（人口增加、收入不平等加剧、国家债务负担加重），对移民增加的担忧变得更加强烈，当政者难以忽视。
不过，当公众对移民影响的看法开始偏离现实时，当政者也不会无动于衷。当移民混乱遇上收入不平等扩大、福利制度不可持续、无法支撑人口的不断增加时，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就会拖累增长。
本章展示了决策者如何设置新的贸易和资本壁垒。劳动力方面，我们将从一个不那么融合与协作的局面出发，也会回溯前文，不管是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的提案。实际上，全球低增长时代的焦虑正在逐渐消磨促进跨国就业方面哪怕是最微小的努力。从经济增长的三大关键驱动因素（资本、劳动力和生产力）在全球化方面的表现来看，人们普遍认为，资本和思想（内含在生产力中）的流动还算差强人意。相比之下，人员的自由流动则充满了社会、文化和经济阻力。
2012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特别报道，描述希腊普通民众在大萧条中的真实生活：“自2009年以来，已经有1/4的希腊公司倒闭，一半的小型企业表示已经发不出工资。2011年上半年，希腊的自杀率上升了40%……25岁以下的人口中，近一半都处于失业状态。”该报道作者总结道，“希腊正在经历现代西方国家从未经历过的事情”。
当时，反对其经济崩溃、紧缩和全球化的示威活动热情高涨，但却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边缘观点。始于2008年的全国各地的骚乱和抗议活动到2017年仍在继续。如今，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都告诉我们，这些情绪（曾经可能一度被隐藏的情绪）现在成了政治争议的核心。到底是债务还是全球化，抑或是两者都有，造成了希腊的经济灾难，已经不重要了。这些抗议活动代表了对全球化以及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国家范围内强加全球政策的国际机构的彻底反对情绪。示威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公共管理。从微观层面来看，希腊面临的紧缩令人反感，一部分原因是它被外国（全球）管理规则认为是必要的。同时，从宏观层面来看，希腊的人均GDP从2008年的32 000美元下降到了2015年的18 000美元，除2014年的少许微弱增长外，自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萎缩以来，希腊经济一直在收缩。该国债务占GDP的比例已上升到近180%，是其所在地区负债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希腊生活水平严重恶化，45%以上的年轻人失业，1/3以上的总人口面临贫困或社会排斥的风险。
对今天的许多决策者来说，担心自己的经济被外部势力控制，成为“另一个希腊”，使他们转而寻求保护主义政策的捷径。从长远来看，这些政策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引发更多动荡。贸易保护主义、资本流动减少和移民限制都有可能减少推动增长所需的投资。
第一，一个明显更加孤立的世界（更高的贸易壁垒和更严格的资本回调限制）将使企业采用更加本地化的商业模式，而减少全球化商业模式。实际上，企业更有可能采用联邦结构，依靠地方和地区资本，靠主要金融中心集中经营的可能性较小。这一变化将大大改变企业集资、统筹成本以及看待长期增长计划的方式。
第二，一个保护主义更加激进、逆全球化情绪高涨的世界对通胀会产生重大影响。通胀一般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短期通缩，二是长期通胀。通货紧缩是保护主义的自然产物，因为它通过减少贸易来冷却经济活动。经济增长放缓、全球需求减少已经使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降低，抑制了通胀。这一趋势从那些以石油、铜和铁矿为材料来源的商品中最能察觉。随着全球需求的疲软，价格已经大幅下跌。除低能源成本外，工资增长缓慢、增幅下降，以及资本（货币）本身的实际价格［反映在货币价格（利率）的下跌上］都是当前通货紧缩的体现。
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趋势只会强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已经出现苗头的通缩趋势。例如，2016年6月以前的12个月里，有5个月出现零通胀或者负通胀。截至2016年5月，美国通胀率仅为1%。早在2009年，就有来势汹汹的通胀预警，但即使是在历史最低利率（徘徊在0附近）的7年后，而且在欧美实施大规模增印钞票的量化宽松计划的情况下，低通胀的持续和黏性仍然大行其道。然而，虽然现行的政策没能刺激通货膨胀，但保护主义可以。
仅贸易关税的提高就会导致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除了这些贸易影响外，经济体相对封闭、劳动力流动减少也可能促使工资上涨。这些趋势交汇在一起将在长期内产生通胀影响。在时间方面，经典的经济学模型估计，从通缩向通胀转变，从繁荣到萧条的商业周期大约是5年。然而，积极的政策干预迄今为止对提价的作用并不大，事实上这些政策干预还与通缩有关，这表明在现在经济自由与不稳定的状态下，传统模式和时机预期似乎失灵了。本质上，尽管价格和全球经济的基本机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时间范围已经发生了变化（也许是因为技术的出现使价格下跌了）。因此，这些保护主义的作用仍将发挥出来，只是比以前的周期要慢。
第三，随着全球保护主义倾向的增加，各国政府很可能会扶持一些全国领军企业。这些公司享有监管保护、减税和补贴福利，使它们在本国市场相比外国竞争对手拥有特别的优势。结果就是形成了企业垄断，而非竞争市场，政府成了更大的仲裁人，来决定谁输谁赢。最终，较低水平的竞争使受扶持的公司和行业拥有了更多的定价权，使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也产生了规模更大、效率更低的公司。
很多国家已经开始保护关键产业和公司。2013年，俄罗斯被独立贸易监测智库全球贸易预警评为世界上保护主义程度最高的国家。俄罗斯有45个行业的外国投资须经政府批准，包括金融、能源、广播和出版等。在美国，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也发挥着类似的职能，转向保护主义可能导致其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2016年底上了头条新闻，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阻止了中国收购一家德国电脑芯片制造商，这家制造商在美国拥有子公司。尽管奥巴马政府解释道，这次行动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但《金融时报》报道了两党国会议员关于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职权的呼吁，要求其采取更加严格的经济利益考核，以防止外资收购美国公司。
更高的资本要求和更严格的资本回调限制必然会限制跨境投资的能力，从而限制企业、国家和全球经济的增长。这些趋势不利于经济发展和进步，会使全球投资和商业在利润和回报方面面临极大的风险，还有可能颠覆股票和债券市场、外汇、大宗商品价格、企业投资决策和全球贸易。如果不加以遏制，将进一步危害全球经济，导致更多的绝望和动荡、冲突、腐败，以及彻底的无力感。
世界各地的民众都很愤怒，并将他们的受挫归咎于全球化。尽管日益恶化的经济现实印证了他们的焦虑，但实际上全球化并非罪魁祸首。公共政策已经倾向于一个“降级”的全球化，并没有给完全全球化一个“一水涨众船”的机会。全球化提升了市场效率，促进了竞争，更均匀地分配了全球财富。这是完全全球化许给未来的承诺。
然而，这一愿景还没有实现，面临强烈抵制情绪的全球公共政策决策者就已经选择了全球化的另一个极端，完全背离了原先理想的全球化。在“出政绩”的压力下，全球决策者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不那么理想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本章讨论的趋势，如全球贸易的减少、跨境资本流动阻塞、日益严格的劳动力流动限制和逆全球化等，都昭示了两大主要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错配，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生活水平下降、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它们不仅威胁到了未来经济的增长，还推动了全球经济死亡螺旋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