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尼亚，竞选海报已经揭下，投票站也已经关闭。经历了2013年大选这场艰难的恶战之后，新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宣誓就职，并准备进行首次重要的外交访问。对新兴国家新当选的领导人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亮相。对他们来说，这次将要访问的国家是前行路上的灯塔、共同致富的伙伴，也是努力效仿的榜样。肯雅塔总统在停机坪上挥手致意，随即飞往中国进行访问。
尽管“冷战”后西方的民主模式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在实现更多、更好、更快增长的巨大压力下，发展中国家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对经济进行更多的国家干预，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许多困扰新兴国家的经济和人口挑战。它能保证为年轻人带来快速经济增长、大规模减少贫穷、大规模改善急需的基础设施，并解决医疗和教育等社会问题。然而，尽管这种经济和政治模式在短期内带来了诱人的希望，但从长远来看，在制度上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尽管成效喜人、立竿见影，但席卷发展中国家的这条繁荣之路，在通往市场经济方面还有改进之处。
当一个国家开始避免私营部门势力过大，而倾向于掌握国民经济的大权，就会导致保护主义抬头、创新受挫，长期来看，增长可能会停滞不前。国家资本主义支持的那种保护主义和上一章描述的对国家领军企业的倾斜会损害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莫里斯·奥伯斯法尔德强调了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指出，对全球化的强烈抵制“有可能中断甚至扭转战后贸易不断开放的趋势”。
新兴市场正转向这种新的模式，以平定世界各地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矛盾的是，这种模式只会火上浇油。在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导下，有时会限制创新，进而损害长期经济增长。近年来，这种向国家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意识形态转变已经在新兴市场中迅速兴起。这条不同寻常的路对渴望经济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
“冷战”结束后的25年里，民主蓬勃发展，并蔓延到全世界。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民主造就了新生的自由国家。这种民主化的趋势无疑是自由主义理想的胜利，与专制价值观背道而驰。这似乎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方与西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立的结束。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1960年发表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演讲“变革之风”，在演讲中，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那些未表态的亚洲和非洲人民将会选择东方还是西方？”历史似乎给出了答案。
然而，如今，生活在新兴经济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85%，对许多新兴经济体来说，西方坚持将其政治制度作为经济增长前提的那一套理论似乎并不适用。发展中国家的数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对他们来说，食物和自由之间的选择就像是迫切需求和仅仅是重要而已之间的争论。这对富裕的西方国家的许多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政治自由是令人向往的，但吃饱穿暖才是首要的。其核心要义是，将温饱排在自由之前，是延缓而非拒绝自由民主制度。毕竟，贫穷国家的人也明白什么是民主、为什么民主至关重要。但回到日常生活的现实，人们更关心的是政府能否提供就业、教育和医疗服务。
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是不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现在又成为争论的焦点，因为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解决方案。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答案。中国的发展模式越来越被发展中世界的人认可，被视为一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改善生活状况的制度。
有几大因素造成了西方经济模式的不利地位。首先，中国的模式取得了成果。中国实现了创纪录的经济增长，并显著减少了贫困。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使超过3亿人口脱贫。这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1970年，中国中学入学率为28%，而今天这一数字达到了94%。诚然，中国仍面临许多挑战，从污染、环境问题、人口过剩到企业债务过剩，很多金融市场交易员担心这种债务过剩可能会使经济脱轨，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的经济繁荣取得了实质进展。据估计，以GDP计算，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向全球经济注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本投资和贸易额。中国的全球投资估计超过16 000亿美元。出口方面，美国占全球出口的10.8%，而中国和欧元区的份额分别为10.7%和26.3%。
其次，中国的经济发展表明，有望在不改变经济（或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大幅缩小收入差距。正如前几章提到的，美国和中国的基尼系数大致相同。而与美国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不同的是，中国有了显著的改善。例如，中国2013年2月颁布的收入分配计划明确要求将最低工资提高到平均工资的40%以上。它还计划增加教育和经济适用房支出，并要求国有企业为减少不平等现象贡献更多利润。这些政府主导的政策，目的是确保收入不平等程度可以继续下降。然而，一些报告表明，努力的结果有好有坏，在减少收入不平等方面的进展甚至可能有所放缓。
再次，中国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如今，中国的公路比美国多，在短短15年内就建起了密集的公路网，甚至不只是在中国境内。例如，在非洲，中国慷慨地铺设了从开普敦到开罗的大部分道路。在2007年皮尤调查中，10个非洲国家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对自己的国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有些国家，超过90%的人对中国持有积极的态度。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中国投资追踪数据显示了中国的影响力。中国通过增加南美、非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并成为重要的资本放款人，在全球声誉卓著。正是中国投资追踪监测到的这些投资和贸易机会，为伙伴国家的基础设施、学校和医疗建设提供了资金。这些可观的投资以及日益密切的贸易关系带来的前景，使许多国家领导人优先考虑与中国政府加强联系。在过去几年里，阿根廷、巴西、印度、俄罗斯、马来西亚和南非等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并承诺建立更加牢固的外交和贸易关系。中国也是美国政府的重要贷款方。
最后，中国实际上一直在坚持为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例如，长期以来物流一直是偏远地区消除疾病的主要障碍。在孟买、摩加迪沙或墨西哥城以外行程几个小时的地方，你会发现这里的药品和医疗服务都严重匮乏。通过国有企业的专业运送和运输网络，中国正在帮助向一些世界上最偏远的地方运送药品。在美国的制度中，公共、私营和非政府组织部门之间的划分更加明显，交流和传授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机会极为有限。中国能够合法地解决一些美国无法解决的问题。
许多西方经济体以私人资本主义为基石，在这一制度下，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通常有明确的划分。政府负责提供教育、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等公共物品，提供监管和监督，并制定健全的经济政策。企业通过以超过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市场需求的商品，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相比之下，中国政府通过强大的国有企业网络主导了国内经济的最重要部分。在这一制度中，政府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往往优先于严格意义上的商业考虑。因此，政府可以发挥国有企业的杠杆作用。
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虽然私人资本主义表现出了强大的创造财富的能力，但往往也造成了极端的收入不平等，它目光短浅地关注季度业绩，而牺牲了长期增长。理论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给了企业投资未来的自由，让它们不会沉迷于眼前的利润。比如，中国已经表明，其有意愿也有能力和贸易与投资合作伙伴一起度过经济困难时期，持续关注长期战略目标。例如，2016年巴西经济衰退，政治持续动荡，中国顶住压力对巴西施以援手。巴西的主要战略投资方包括中国三峡和中国国家电网，其中后者是输电方面的“领头羊”。另外，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国有银行获得资本。中国的国有模式做了一个有益的示范，展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互惠共生如何改善了社会商品和服务的供给。
显然，从“资本、劳动力、生产率”的增长来看，中国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资本方面，中国积累了巨额资金（在本书写作期间，据称中国经济的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前列）；在劳动力方面，中国通过注重教育和发挥庞大人口的杠杆作用，在提高劳动力质量上做出了努力；而在生产力方面，过去10年，中国实现了全球最大的增长。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记录，2015年中国创新者的专利申请量大幅增长。1999—2006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4.4个百分点；2007—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2个百分点。同一时期，全球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增加了1.3个和0.5个百分点。对全球许多人来说，中国取得的成就转化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明显的经济进步使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尤其是那些相对贫穷的新兴国家的人，相信中国的经济模式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他们的生活轨迹。
2014年7月，再次当选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指出，“我们在匈牙利建设的新国家不是一个自由国家，它是个非自由国家。它不拒绝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自由等，但不使这种意识形态成为国家组织的核心要素，非自由的国家应当包括不同的、特殊的国家模式”。匈牙利仍然是民主的，欧尔班是被选举出来的总理，然而他却拒绝了“自由民主”的“自由”部分。欧尔班以俄罗斯和土耳其等为榜样，并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自由民主国家无法保持全球竞争力”的佐证。他并不是唯一对自由市场制度能否带来可持续增长以及减少贫困持怀疑态度的领导人。如果进一步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智利、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例子都非常清楚地表明，民主并非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大量证据表明，经济增长是民主的必要条件。
一个国家越贫穷，维持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小。经济学家发现，收入是决定民主能持续多久的最大因素。在一项名为“是什么让民主得以持续”的研究中，学者得出结论，“贫穷的民主国家，尤其是那些人均年收入低于1 000美元的民主国家是极其脆弱的……在一个人均年收入低于1 000美元的国家，民主制度平均可持续8.5年左右；人均年收入在1 000~2 000美元，可持续16年；在2 000~4 000美元，可持续33年；而到了4 000~6 000美元，则可以持续100年”。因此，难怪全世界许多人均收入低于6 000美元的国家，饱受政治动荡的困扰，泰国、阿根廷和尼日利亚就是其中的典型。
在民主站稳脚跟、蓬勃发展之前，必须产生一个能够问责政府的中产阶级。过早地将民主硬塞进贫穷国家，可能会造成不自由的民主，这种民主可能与它们取代的专制制度一样糟糕，甚至会更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接近一半的国家可以被视为民主国家，而其中大多数却是不自由的。例如，2012年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和2013年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选举证明，选民会接受更低的自由度（例如，埃及日益恶化的新闻自由和委内瑞拉充满敌意的媒体环境），来换取更多国家对于安全和就业的承诺。穆尔西在2013年的军事政变中被免职，但有证据表明，成功的非自由领导人可以保持任期。在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普京保持着很高的支持率，自1999年以来一直被推选担任政治职务。自2003年以来，土耳其的雷杰普·埃尔多安连续赢得总理和总统选举。此外，《金融时报》报道，民意调查显示，“在整个新兴世界，相比更公开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专制制度领导人被认为更值得信赖”。
更多统计数据与这些案例一致，表明过去10年自由情况有所下滑。这些趋势告诉我们两种可能：要么大多数人愿意生活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要么专制政府能够满足公民迫切的经济需求，他们更看重这些需求，超过了他们正在失去的政治自由。
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怀疑和质疑不无道理。生活在新兴市场的人指出，过去10年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经济动荡（2008年金融危机）都来自西方。此外，经济增长放缓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等结构性问题，凸显了西方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的根本弱点，这些弱点被视为毫无吸引力，也无法被接受。因此，随着不满情绪蔓延到世界各地，传统的支持改革派巴基斯坦等国家的中产阶级开始反对西方民主。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政府对西方政治民主进行了打压，洪都拉斯、泰国和斐济等国经历了军事政变，而俄罗斯、肯尼亚、阿根廷和尼日利亚等国的民主质量都有所变化。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是政治形式倒退趋势的一部分，在这种形势下，公民通过民主进程自由选举领导人和政权。越来越多的东欧学者和记者提供的证据表明，该地区许多人认为，在1989年以前的制度下，他们的生活更好，他们认为以前的政府通过工业化保证了人民的安全、实现了生活的进步。自由公民甚至会投票给那些与市场价值对立的政客，例如，巴勒斯坦哈马斯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候选人。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经济发展方面，市场规则对国家繁荣的作用有限。许多国家的决策者感叹，尽管在过去30年做出了协调一致的面向市场的努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形势还是明显恶化。2013年，朴槿惠宣誓就任韩国总统，她凭借加大国家干预和增加福利支持的政治宣言赢得了大选，这被视为改变了韩国此前的政策立场。（2016年她因腐败指控以及允许其同伙实施敲诈勒索的过度干预指控而受到弹劾。）类似的怀疑模式也存在于马来西亚、南非和巴西等地。尽管在采用市场理论后取得了早期进展，但马来西亚仍在与贫困群体做斗争，这一群体根深蒂固，并且对市场干预反应迟钝。同时，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20多年里，南非的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等市场政策几乎没有改变该国严峻的失业状况。巴西第34任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是该国经济复苏的推手。在他实行自由市场改革20年后，人们对自由市场能带来多大的经济成功产生了真正的疑问，也越来越怀疑此类政策能否在巴西所有领域创造经济福祉。
这些国家与许多新兴经济体一道，正在努力应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贫困群体的失业率，以及经济增长倒退，这些都是导致生活水平恶化的元凶。当然，新兴世界充满活力，每个国家都拥有独特的文化和挑战。但是，即使每个国家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不同国家与大洲之间也存在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在整个新兴世界，这种情况是惊人的：像巴西、南非和阿根廷这样拥有约5 000万及以上人口的大型经济体，面临着根深蒂固的贫困、停滞不前的工资、损耗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棘手的失业问题等。南非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不仅越来越厌倦和警惕自由市场，而且积极向中国的经济模式转型。在这种模式下，国家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也成了它们首选的经济伙伴。全球逆风加剧了这些挑战，这些都将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增长前景。
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在新兴市场信誉激增的同时，发达国家政府也大幅扩大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寻求恢复增长。据悉，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引用了三个数字：7、25、50。这些数字分别代表的是欧洲约占世界人口的7%，占世界GDP的25%，占世界福利支出（政府社会支出）的50%。美国和欧洲加起来约占世界人口的12%，约占世界GDP的55%，占世界福利支出的90%。不仅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保证在增加，政府在总体经济中的作用也在增强。例如，在英国，家庭在住房、教育、医疗和交通方面的平均支出有60% ~ 70%由政府补贴。这两种趋势都对经济增长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今天，世界上最大的10个雇主中有7个是政府。美国军方约有320万名雇员。排名最高的私营企业是美国零售商沃尔玛，该公司在全球约有200万名员工，名列第三。
世界各国政府规模的迅速扩大引发了严重担忧，尤其是在政府债务负担似乎越来越不可持续的情况下。此外，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生活工资的是私营部门，而不是政府。2010年，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在一份评估英国2000年以来经济状况的白皮书中表示，担心“英国有太多地方过度依赖公共部门”。当然，关于国家理想规模的争论由来已久。然而，“大政府”与“小政府”的争论多少转移了视线。在实践中，问题的关键还是政府的效率水平。
事实上，根据美国千年挑战公司（MCC）的说法，“政府效率越高的国家，往往通过获得更好的信用评级和吸引更多投资、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积累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加快技术创新、提高政府支出的生产率……来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另外，千年挑战公司还发现，“平均而言，政府效率越高的国家，教育体系就越完善，医疗保健服务也越高效”。重要的是，这反映出，最终决定经济增长的是政府效率，而不是政治自由或民主。
政府有效性的核心在于它的纪律，即拒绝超出其核心职责范围的事务。基本层面上，政府主要有三个作用：提供公共产品（如教育、国家安全、医疗和基础设施）、执行和规范法律，以及在市场失灵时作为最后的融资机构介入（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政府救助）。当政府的作用超出这些时，就不利于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
首先，我们寄希望于国家能够提供一系列（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包括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如公路和电力）、教育和医疗。当然，最有效的政府能够在保持债务负担可持续的条件下提供这些公共产品。只要政府带头提供，私营部门也会紧随其后，为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例如，在美国，政府已经在至少四个值得注意的领域启动了私营部门投资：1942—1946年的曼哈顿计划，该项目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科学创新浪潮；美国州际公路系统，它建立了一个对美国商业和通信至关重要的公路网；美国宇航局领导的阿波罗登月；互联网的发展，它是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国防部下属机构）推动发展的，负责开发新兴的军用技术。
其次，政府执行国家法律，监管经济和社会，并在立法和司法系统认为必要时进行惩罚。这一作用涉及商业和经济，因而在金融危机之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国政府都面临着支持其银行体系、避免更长期衰退的压力。
最后，政府应在危机时期有所作为。至少，当危机规模大到扰乱经济的正常运行并构成系统性风险时，政府会采取行动。如果市场未能明确（也就是说，买方很难找到卖方，反之亦然），任何实体（如私营部门）都无法介入解决。当灾难性的情况出现，无论是流行病、自然灾害还是金融危机，都需要国家出面救济。例如，正如《独立报》在1994年7月报道的，“巴西咖啡作物遭受第二次霜冻损害，恐减产一半，咖啡价格随之飙升了25%”。巴西政府不得不面对收入损失和农民的生计威胁。更近一点的例子，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不得不通过收购金融机构和汽车公司来稳定金融体系和整体经济。即便有如此积极的动作，全球GDP还是下降了3.4%（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而且近10年过去了，经济复苏仍然乏力。2008—2009年，全球GDP萎缩了1.1%，“掩盖了2008—2009年冬季危机的严重程度，当时的GDP年率萎缩超过6%”。
然而，当政府政策超出这些界限时，问题就出现了。例如，美国的“人人享有住房”政策将政府从仅仅是金融市场的监督者转变为积极的市场参与者——作为一个投资顾问，不仅口头上鼓励，而且行动上激励美国家庭将财富投资于住房和房产，而不是股票、债券、大宗商品、现金等。通过房利美和房地美，政府成为实质上的抵押贷款机构，提供廉价抵押贷款，使住房投资与其他资产类别相比，成本人为地下降不少。更糟糕的是，这种干预使许多人过度借贷，在本不应该拥有财产的情况下却拥有了财产。这就是2008年导致大衰退的金融危机的实质。截至2014年，房利美（3.25万亿美元资产）和房地美（1.9万亿美元资产）总共拥有超过5万亿美元的资产，接近美国GDP的30%。简言之，美国政府（在为私营住房融资方面）的过度行为，导致了美国自身债务负担日益加重，并引发了更大的金融危机。
截至目前，全球的趋势是政府管控和干预都在逐步加强。中国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有吸引力，也越来越受到追捧，而西方经济体自身也有采取更多国家干预的趋势。显而易见，任何扩大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的转变都将对政府效率乃至经济增长前景构成风险。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现实问题，各国对于国家干预的程度以及方式有不同的观点和传统。例如，在英国，其国家医疗体系就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在《平价医疗法》（该法案可能已废除）颁布之后，美国的药品仍然主要由私营部门提供。俄罗斯政府控制受保护的战略部门，如石油和银行业，而加拿大则保护其采矿业（2010年，政府阻止外国投资加拿大钾肥行业）。尽管美国致力于自由市场价值，但就连美国也对关键行业的外部投资加以限制。通过审查和否决外国投资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美国在2016年否决了中国对一家照明技术公司的投资，2006年迪拜港口对美国港口设施的投资也被取消。
随着发达国家对其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多，人们不禁要问，它们是否也在借鉴中国模式的成功，或者至少是试图与之竞争。无论如何，新兴国家须谨记，中国模式不一定是可以复制的。中国过往的成绩无疑令人惊艳，但要考虑在新兴世界和其他国家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中国的经济体系存在结构性问题。政府是经济生产要素的主导者，这容易造成资产（从商品和房地产到资本和劳动力等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关键投入品）的定价不当。也可能造成供需失衡，进而导致通胀率过高，不利于经济增长、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通胀的威胁不大，但在中国经济增长的鼎盛时期，以及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当油价接近每桶140美元时，这就可能成为真正的威胁。另外，这种政策容易扭曲价格和利率，增加经营成本。这可以从国有企业吸走资本、排挤私营部门资本和投资的例子中看出。
中国模式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新兴市场。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由出口西方驱动，与主要生产和依赖农产品的新兴市场国家几乎没有相同之处。实际上，美国和欧洲恰巧禁止进口这些农产品，它们会补贴国内的生产者来生产。虽然政府主导的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内人为地创造就业机会，但从长期来看，可能对经济进步和繁荣有复杂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目前正在努力解决困扰金融业的大规模债务问题、市场参与者担心随时可能破裂的房地产泡沫问题，以及拖累GDP增长的污染问题。这些都可能使中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放缓。
然而，随着中国即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GDP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专家预测这将最早在2022年发生），届时中国模式会更加受到追捧。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在其著作《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中提醒我们，从美国宪法的签署到依法建立平等的教育制度（这体现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54年最高法院“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花了近170年的时间。1965年通过的《投票权法》还需要11年才能保证全体美国公民享有普遍的选举权。
经济增长乏力，新兴国家的领导人现在制定政策都是根据现实状况，而非意识形态。在这一点上，西方模式应该因为它的吸引力而被推广，而不是强迫发展中国家加入其阵营。换句话说，与其强迫人们接受西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如让人们发现它们能够以一种公平合理的方式解决问题、创造增长、消除贫困，从而接受并采纳它们。还有什么比一个创造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人们从贫困和绝望中解救出来的经济制度更有说服力的呢？
在最好的情况下，西方模式不辩自明。它就是将食物、冰箱和电视普及千家万户的办法。它鼓励和培养的创新精神赢得了太空竞赛，成功地把人类送上了月球。这些都是人们想要的，细微具体、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果：他们看到的、羡慕的、相信的结果。但在这一代人中，这些细微具体、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果是他们从中国获得的。
2013年底，领导乌克兰东部抗议活动的25岁记者卡捷琳娜·热姆丘日尼科娃被问及为何走上街头，“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法律仅仅存在于字典里的国家，”她答道，“而是一个人们可以自由地说他们想说之言，做他们想做之事，去他们想去之处的国家。”
全世界许多人曾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通往经济繁荣的唯一真正道路，而今，这些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些假设。如果热姆丘日尼科娃的梦想（许多人都有的共同梦想）无法通过西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来实现该怎么办？毕竟，还有其他的政治和经济政策途径来建立中产阶级、民主的先驱、持续的市场经济制度。随着20世纪经济增长放缓，意识形态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世界正在从追求自由的理想转向努力谋生的现实。
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著名的“华盛顿共识”的倡导者认为，一系列自由市场政策是通向自由市场和自由人民的开明道路——正在改变它们的论调。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似乎对更多由国家主导的制度表示赞同，他宣称“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不止一条。一条道路是通过更多的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的机遇；另一条是通过稳定的社会契约，提高贫困和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据估计，到2025年，世界上80% 以上的穷人将生活在脆弱的国家，主要是低收入国家。这一新趋势说明，采取正确的经济和政治模式迫在眉睫。
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中曾经断言，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战胜了其他形式的政府。在他提出这一观点25年之后，情况看起来已经大不相同。在美国，西方民主无法解决包括基础设施、移民、税收改革、教育和福利在内的关键问题。而一些国家通过西方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已经扭曲了这一制度，变成了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权力的专制领导人。据巴拿马文件披露，很多民选领导人利用这一制度谋取个人经济利益。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西方民主仍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吗？它还能被挽救吗？或者，它已经走到尽头了吗？在一个高度全球化、沟通顺畅的世界，民主国家作为一种组织政府的方式是否过时，这值得讨论。然而，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它关乎当权者的行为，即政治领导人尤其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是否有能力跳出短视，实现长期的经济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