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12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3年前，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发表讲话，对当时的执政政府表示遗憾：“因此他们继续在怪异的悖论中前行：下定决心踌躇不前，坚定于犹疑不决，对摇摆不定坚定不移，恪守没有原则的原则，全能却无力。”
丘吉尔特别谈到了当时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他批评鲍德温政府在德国大举建设空军之际未能重整军备。他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做到高效乃至值得信赖，这一点超越了时代。
《2017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显示，全球只有41%的人口信任政府。与此同时，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项调查报告称，“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仍处于历史低位。如今，只有19%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几乎总是’（3%）或者‘大多数时候’（16%）相信华盛顿政府会做正确的事情”。同一项研究还发现，1964年，“几乎总是”或者“大多数时候”相信华盛顿政府会做正确事情的美国人比例达到了77%的历史最高水平，此后一直在下降。再加上有证据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的公民认为专制领导人比民主政治人士更值得信赖，全世界人民似乎都对民主政府有效行动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包括政府能否做好称职的经济监管人。
这种对民主持怀疑态度的根源，也是把我们带到混沌边缘的力量的症结所在：我们在商业和民主政治制度中都偏好短期主义。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讲到的，在商业领域，尤其是在政治领域，短视对经济成功尤为不利。它是长期经济增长前景的主要制约因素。决策者和政治家必须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采取行动进行解决，这一点至关重要。纠正这个问题，将大大有助于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几乎所有经济增长的挑战。
在其设计和实践中，短期主义是西方民主的核心。从设计上来看，西方政客的政治眼界相对不足：他们的任期通常不到5年。因此，他们发现自己的工作常常被选举打断，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应对长期政策挑战的努力。因此，出于理性考虑，政客自然会把精力集中在用短期甜头来吸引选民上，包括那些可以迅速粉饰太平的月度通胀、失业和GDP数据的经济政策。这种做法使人们不再关注经济更隐蔽的结构性腐蚀以及可能缓解这种腐蚀的政策。为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需要政界和商界领袖做出更高质量的决策，以及将长期繁荣置于短期政治获利之上的政策。为实现这一转变，我们可能会进行改革，本章的任务就是评估我们制度中需要改革的方方面面。
选民选出的个人与当选官员做出的经济决策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选民选择政客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比如增加养老金支付或减少税收），因此，当产生了糟糕的经济后果、经济增长受到长期影响时，往往不是因为政客违背了选民的意愿，而正是因为他们遵从了这一意愿。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几乎所有投票决定的核心都是经济选择。虽然纯粹的社会问题也会左右选票，但即便是很多主要通过社会政策来看待的问题，比如医疗或者移民，选民的关注点最终也会落到其经济影响上。经济选择仍是政治的核心。
1820年，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一个假设，即消费者都具有前瞻性。虽然李嘉图的断言被认为是消费者所为，但他的想法其实可以延伸到选民身上，他们本质上是同一个群体。在经济学文献中被称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这一假设认为，选民在做出消费决定时，会将政府的预算约束内部化。本质上，即使政府今天就给选民减税，他们也会认识到，今天的减税需要明天的增税来提供资金，以平衡政府功能账目，因此他们不会花掉今天减税带来的收益。李嘉图等人在大量实证研究中发现，现实中，李嘉图理论并不成立，反而与李嘉图的假设相反，消费者实际上是短期思维。选民的这种倾向有利于政客的短期决策，实际上是几代人在相互竞争。选民通常会支持那些增进自身福祉的政策，而很少考虑子孙后代或长期结果。例如，如今，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大批婴儿潮一代退休，这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不仅因为资本资产的配置（从股票向债券的转变中可以看出）和房地产市场（老年公民往往倾向于从大型住宅换到较小的公寓，从而产生了资产释出）发生了变化，还因为这一代人正在用未来的经济增长来为退休人员提供不可持续的养老资金。
简言之，政客因迎合选民的即时需求和愿望而获得了回报，却损害了长期经济增长。由于民主制度以这样一种方式助长了短期主义，所以如果不彻底改革民主制度，我们就不可能解决许多看起来棘手的结构性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全球增长的停滞。
短视会影响政体。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份报告，G20加上尼日利亚政治领导人的平均任期创历史新低，从1946年的6年下降到了现在的3.7年。其后果正日益凸显。民主进程中根深蒂固的短视造成了短期选举动机与需要解决的长期经济挑战之间的不匹配。更糟糕的是，这种短期主义还加剧了抑制经济增长的逆风。政治上的短视，常常让目光短浅的政客与远见卓识的政府官员剑拔弩张，这一点在限制贸易自由化的关税和配额等政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一些政客认为，短期主义的正面影响实在诱人，尤其是他们通过保护关键选区的就业来确保连任。然而，短视地保护就业也是有风险的，避免进口竞争带来的好处被损害长期经济增长抵消。
频繁的选举使公共部门更加短视，增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了政治动荡。尤其是在议会制度中，如果政府由于不信任投票而无法完成其任期，或者获胜党未能组建政府，从而需要另一次选举的时候。例如，西班牙在2015年和2016年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选民两次选举未果，导致了长达10个月的政治僵局。但这些问题并不仅限于议会民主制。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由于美国敌对政治派系之间的僵局，被迫每两年举行一次选举，基础设施等一些主要政策领域彻底停滞，甚至出现政府停摆。
政治短视是发达经济体增长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民主制度固有的选举周期拖累了政策，因为政客出于想要赢得选举的理性愿望，会选择破坏长期增长的短期权宜之计。同时，他们也疏于应对更根深蒂固的、更长期的经济挑战，比如不断下降的教育水平、迫在眉睫的养老金危机和日益恶化的实体基础设施，这些都无法带来立竿见影的政治回报。这并不是说政客就看不见这些挑战：受教育程度低、难以就业和心怀不满的年轻人，忧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但短期的选举考量诱使政客利用代价高昂且不可持续的政府福利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并赢得选民的支持，这些都会给长期增长的前景带来重压。技术官僚决策者能够公正地看待经济，这可能使他们与受惠于短期选举周期的政客产生分歧。
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政客为了赢得公众的支持而做出福利承诺。例如，在2015年的英国大选中，时任首相戴维·卡梅伦向传统上选民投票率最高的退休群体争取选票，承诺将英国的国家养老金每人至少增加1 000英镑（从2015年的刚过6 000英镑增加到2020年的7 000英镑）。在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之前，英国脱欧派（那些赞成离开欧盟的人）承诺，如果获胜，他们将会把原来支付给欧盟国库的每周3.5亿英镑用于发展英国国家卫生系统。这一备受争议的承诺对英国脱欧运动至关重要，在公投前的几个月，这一信息印在了他们的脱欧大巴上。英国脱欧的选举结果一经揭晓，脱欧阵营的领导人很快就与承诺保持距离，声称自己从未做出过承诺，而且承诺一开始就是个误会。2016年9月，支持英国脱欧运动的领导人彻底放弃了这一承诺。
但在许多自由民主国家，鼓励短期思维的不仅仅是选举的周期。在预算问题上，美国政府的糟糕设计，使该体系有利于推行边缘政策。例如，2013年，美国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达到了联邦政府《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规定的债务上限16.4万亿美元。这使政治陷入了僵局（至今仍未打破并将持续存在），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包括获得国会的批准，允许其继续借款以便继续运转，最终导致政府停摆两周。总体来说，美国的年度预算和拨款程序允许短期内的政治分歧阻碍对长期经济成功至关重要的决策。
关键的一点是，政治短期主义使我们面临的经济逆风更加严重，也使我们面临的挑战更加难以解决。部分原因是，那些为了短期利益而实施的糟糕政策。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如今的决策者犯下的是政策疏漏，而不是决策失误，因为他们选择什么都不做。他们不会执行优质但复杂的政策（比如一种更有力的全球化形式），而是倾向于政治风险更小的权宜之计，或者干脆不作为。比如，在人口结构改变、自动化新技术、生产率下降方面做一些事情，长期以来一直是决策者的首选。即使到了今天，这些挑战仍未得到解决，这反映出几十年来一直缺乏行动。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债务。政客很容易被说动去增持主权债务，而很少考虑长期偿债，尤其是考虑现在增持举债能让他们为政策提供资金，从而可能赢得选票。另外，减持债务可能需要他们削减服务，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会危及他们的连任。因此，债务出现上升，但很少下降。类似地，通过延迟退休年龄来应对人口结构方面的不利因素，在事后看来，这个决定早在几十年前就应该做出，以摆脱养老金危机。毕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警告，由于劳动人口减少和人们的寿命延长，养老金赤字将不可持续。但由于这对退休人员来说难以接受，他们又是选民中一个庞大的群体，所以这个决定推迟了。
如今，短期主义已经从政府大厅蔓延到了金融和商业的权力中心。在这方面，它也拖累了经济增长。CEO的任期越来越短，从1990年的平均10年缩短到2011年的6.6年，再到现在的4.4年。同时，耶鲁驻校执行官理查德·福斯特称，1935年标准普尔500公司的平均寿命为60年；而2011年，平均寿命是18年。197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在投资组合中的平均持有时间为5年零3个月，而2011年只有7个月。《金融时报》报道，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实现季度盈利目标的压力可能会导致研发支出减少，并使美国经济增长每年下跌0.1个百分点”。另外，人们发现，私营企业的投资速度几乎是同类上市公司的2.5倍，这或许反映出他们担心无法满足股东的短期需求。投资速度持续走低，美国最大的公司可能会使美国的年增长率下降0.2个百分点。随着投资期限的缩短，企业投资基础设施和其他长期项目的可能性较小。
CEO薪酬是文化向短期思维转变的表现。根据同一份报道，“74%的薪酬是以现金支付的，而且与超过年度股市基准表现挂钩”。人们越来越担心，如今的经营者被鼓励关注短期业绩，比如下一季度等，而不是未来5~10年的业绩，这会缩短投资期限。对此，企业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以更好地将高管薪酬与公司的长期业绩相匹配。
这种趋势表明了战略和投资期限的缩短。根据全球传播公司WPP的研究，在截至2016年6月的6个季度中，在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市公司中，有5个季度的股票回购和分红超过了留存收益（即企业留存的、通常指定用于投资的收益）。此外，派息和回购占收益的比例从2009年的60%左右上升到2016年第一季度的130%以上。企业缩减规模而不是增长，将资金返还给股东，而不是进行资本投资，如建设新工厂或增加研发，为未来的增长奠定基础。这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人们对风险的厌恶情绪正在上升。与此同时，养老基金——甚至是公共养老基金——正转向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的短期投资。即便是3~7年的中期投资，如私人股本的投资，也不太可能流向基础设施，从而损害经济增长。
有害的资本配置方式也在扼杀经济增长。这种错配有两种形式：第一，随着全球投资者支持生产率和增长的意愿减弱，他们减少了向全球股市配置的资金，因而全球股市正在萎缩；第二，全球人口老龄化催生了这样一个投资者群体，他们追求的是今天的收入，而不是明天的资本回报。投资者的短视投资行为促成了这一转变。
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投资者在投资中越来越多地追求稳定收入。这意味着他们会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安全、老牌的公司和项目中，而不会在创新公司规模更小、风险更高的项目上下赌注。因此，小企业急需资金，但很难吸引投资或借贷，尽管它们在经济和创造就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美国，雇员少于500人的公司雇用了私营部门雇员总数的48.5%。在过去20年里，小企业净创造了63%的新工作岗位（1993—2013年，小企业创造了2 29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1 430万个为新工作岗位）。此外，自经济衰退以来，小企业占净新增就业岗位的60%，其中雇员少于500人的企业创造了最多的就业岗位。在英国，中小型企业也同样重要，小型企业占私营企业总数的99.3%，占私营企业就业人数的60%（1 570万人）。然而，与规模更大、更成熟的企业相比，许多小企业的规模和较短的业绩记录往往使它们的投注风险更大。
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达国家，投资组合中的资本配置正在经历重大变革，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有证据表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股市正在萎缩。彭博社的数据显示，美国交易所2015年的上市流通股数量下降了近一半，从峰值7 322只降至3 700只。股市作为企业为投资和创造就业提供资金的途径，这种“去证券化”趋势令人担忧，并可能破坏全球债务和股权资本市场的稳定。
除了上述投资者行为外，还有一些短期的、策略性因素在推动这种去证券化趋势。短期主义不仅表现在投资者在股市的行为上，还表现在企业经营者自身的行为上。例如，2015—2016年，固定收益和股票之间明显的错误定价为套利提供了获得短期交易利润的机会。与历史低位的利率相比，股市回报率明显更高。因此，股票风险溢价（即投资股市提供的高于无风险利率的超额回报）为公司以低廉的成本借入资金并回购公司股票提供了足够的理由。本质上，从公司融资的角度来看，公司被鼓励去回购股票（相对昂贵的股权融资），并以更便宜的债务融资来取代股权融资。
不仅回购股票，增加分红也表明，公司管理层认为正价值项目（而不是赔钱的负价值项目）不值得投资。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全球增长前景黯淡、监管和税收环境不断变化、商品通胀不明显），相较于将自由现金流再进行投资，或者把现金存入银行赚取低额利息，企业经营者选择将资本返还给股东。
本质上，用于回购公司股票或支付分红的每一美元，都是公司没有用来投资可能刺激经济增长的长期项目的每一美元。因此，用于股本投资的资本从股票和股市中退出，流向了低收益、更稳妥的固定收益或债券工具。逐利股市的资金减少，而入手债券的资金增多，这一趋势导致资金从股票风险投资中分流，损害了生产率，降低了创新能力，也拖累了经济增长。
虽然这些股市的波动可能是短期、可逆的现象，但更长期也更具有结构性的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还是让股市增长无力回天。随着人口逐渐老龄化，储户和风险偏好型投资者正在变成食利者。经济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从过去的投资中获得的稳定、定期和可预测的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婴儿潮一代越来越青睐债券类投资工具，股票正在从他们的投资组合结构中消失。韦莱韬悦全球养老基金的数据显示，全球19个主要市场管理的资产总额为36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球GDP的一半。而在7个最大的市场中，债券配置（30.6%）接近股票配置（42.3%），并且从其他投资转向债券投资的趋势明显。这种转向债券的趋势表明，投资者正在寻求稳定的现金流和分红，寻找今天就能获得现金流的公司，而不是投资于明天才能实现增长的公司。
在美国，不再进行长期投资的老年投资者占据了储蓄的最大份额。尽管他们收取红利的决定是理性而稳妥的，但低回报可能会大大降低投资者对股票的兴趣，从而限制企业投资和增长的能力。
逐利股市的资金减少、入手债券的资金增多，这种趋势至少会带来两个影响。首先，它们损害了由创新和股票风险投资推动的生产率。在全球生产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其次，这些趋势可能并不全是坏事，它们确实为愿意忍受较长投资期限的成长型投资者提供了机会和更诱人的回报。在最高层面上，推动资本进入经济增长的引擎——基础设施、创新和企业的重要推手（投资者）——正在选择即时收入，放弃更长远的投资，这将不利于未来的经济增长。短期主义植根于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和私营部门结构中，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毒瘤”。
基础设施的例子概括了公私两方面的短视问题。美国的基础设施仍然非常不完善。任何现代经济都需要强大的基础设施作为基础：港口、公路、电力、机场、电信和铁路。虽然这似乎应该不言而喻，但美国的基础设施状况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在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对美国的整体基础设施给出了D+的评级，列举了2 170座高危水坝、56 007座结构不完善的桥梁（占美国总桥梁数量的9.1%），以及未来25年对饮用水系统进行升级需要的1万亿美元资金。该报告强调，现在迫切需要为建设基础设施新项目和维护现有基础设施划拨大量资金。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建议，要解决大量积压的逾期维修和迫切需要现代化的问题，到2020年至少需要2万亿美元的投资。如果没有这些急需的投资，美国经济增长肯定会进一步下滑。
未能投资基础设施会产生“二阶效应”。国家和地方养老基金，以及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共同管理着大约30万亿美元，他们急需长期资产来负担长期债务——后者主要是以养老金的形式在未来支付给退休人员。投资基础设施具有典型的长期性；它们可以为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提供理想的投资机会，降低未来养老金欠款远远高于基金总资产的风险。近年来，持续的低利率环境大大提高了未来的贴现负债，对可投资的基础设施长期项目的需求因而更加迫切。一项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重建和改善计划将在很大程度上填补资产负债缺口，并最终造福未来的养老金领取者，毕竟他们依赖的是今天的投资收入。
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前景也影响颇深。美国的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仍然令人担忧，就业不足率超过10%（最近几届大学毕业生接近12.6%），在这种情况下，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可能会显著改变美国劳动者的前景。
尽管有这么多好处，政治上的短期主义还是导致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因为政客往往关注失业、增长和通胀等短期指标，而倾向于推迟较长期的基础设施决策。投资基础设施会带来种种好处，但它需要长期思维，而现行的民主政治制度又会阻碍这种思维。
例如，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2013年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中，公开将政治短期主义与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联系在一起。在描述英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落后的原因时，他说：“这是国民心态集体优先考虑短期而非长期的结果，并且拖延了艰难的决定。”奥斯本指出，道路拥堵、火车拥挤不堪、经济适用房短缺，这些都是政治短期主义给基础设施带来的后果。
显然，过去曾经出现政府克服政治短视承接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情况。例如，在美国，联邦政府在1933年成立了工程项目管理局（起初名为工程进展管理局，于1939年更名），作为罗斯福新政的一部分，它是美国规模最大、最有气魄的项目，致力于建设公共建筑、道路、桥梁、学校和法院，以解决美国长期的失业问题。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短期的政治激励措施与建设和扩大基础设施的长期议程是一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居然是由减少失业这一短期政治目标推动的。当时的当政者成立工程项目管理局主要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对国家基础设施的长期好处只是这一政策的副产品，当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劳动力短缺时，工程项目管理局在1943年关停。当时，劳动者基本都能在战争相关的行业找到工作。
不过，虽然像工程项目管理局这样的项目有着复杂的历史，但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必须解决：是什么原因让普遍的短期主义在今天的自由民主中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毕竟，与过去经济增长强劲的时期相比，自由民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然而，美国的民主政治人士即使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有充分的理由实施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无须像本书建议的那样对民主进程进行全面改革。从那以后，西方民主国家的运作方式发生了三个重大转变：第一，经济意识形态从主要以国家为中心转变为更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第二，24小时滚动新闻模式的兴起以及社交媒体的出现；第三，权力从国家转移到非国家行为体，如企业和富有的慈善家，他们越来越多地扮演政府的角色（包括承销公共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削弱了国家。这些转变与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密切相关，即为什么当今的民主政府在实现可持续的、长期的增长方面越来越低效。
首先，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政府干预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占主导地位的、以私营部分为中心的“小政府”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政策制定者都是受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导。在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认识到政府是通过创造就业和分配资本来推动经济的。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变化，自由企业越来越多，私营部门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政府的干预也越来越少。私营部门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取代了战后由政府推动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然而，随着追求利润的私营部门取代公共部门来主导这一项目，基础设施投资势头不再。随后的基础设施投资放缓，则更加凸显了成功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一个有长期导向的政府来领导。
其次，20世纪中期以来的第二个变化是媒体的发展，包括24小时滚动新闻模式和社交媒体的出现。这些都加剧了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短期主义。政客发现自己受到媒体持续的短期监督，并被引诱到新闻和评论的是非中，而牺牲了对长期决策的关注。对商界和政界领袖来说，媒体的持续关注，导致他们做出的决定空前地着眼于短期结果，而非长久的未来。
最后，私营企业和富人财富以及影响力的增加削弱了国家力量。非国家行为体（例如享受税收减免的慈善基金会）的纳税义务被最大限度地减免，政府的税收收入随之减少。此外，非国家行为体承担了许多传统上由政府承担的角色，如提供公共产品（教育、医疗等），但是它们肆意妄为，对传统的公共政策议程置若罔闻，不对任何人负责，还随心所欲地改变感兴趣和关注的领域，公众也几乎毫无追索权。本质上，慈善基金会是从政府手中接过了提供公共服务的权柄，但对是否真正提供了服务和如何提供却概不负责。在这一点上，政府在制定公共产品的长期议程方面放弃了一些权力。
美国决策者的短期主义意味着全球化收益的分配不当，这让数百万美国人感到失望，并引发了2016年的民粹主义反应。正如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2017年的经济论坛上指出的那样，过去30年，决策者在13场战争中花费了14.2万亿美元，而没有投资于美国的基础设施、工业和就业，没有合理分配全球化带来的收益。显而易见的是，30年前，美国的工业岗位就在减少，经济面临国际贸易激烈的竞争，进一步损害了美国劳动者的利益。其结果是坐失良机，没能将全球化成果辐射到更多地区（尤其是美国的“锈带”地区），资助长期基础设施战略来刺激美国经济。
公共部门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创造就业的问题在两党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创造就业不是政府的职责，有人则认为公共部门义不容辞，尤其是中央政府，更应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安排就业。但美元仍然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公共部门有能力以超低利率为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这为今天公开推出基础设施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只要决策者仍然被赤字融资成本和后果相关的意识形态争论束缚，美国经济就将继续受到影响。
一个实际的问题是，鉴于基础设施对美国经济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联邦政府应该成立一个两党合作基础设施委员会，以绕过政治上的阻隔和僵局。这个委员会不是解决当前政治分歧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成为政府专注于长期基础设施议程的一个常设机构。就像2010年为应对国家财政挑战而成立的两党国家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尽管它最终未能成功落实），一个基础设施委员会将被授权把关政策来改善美国中期和长期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挑战，同时避免类似于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受到的政治纷扰。
然而，仅靠委员会终究是不够的。当今各国政府无法有效解决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增长等长期问题，这表明我们有必要对民主进程进行彻底改革，以解决短视问题、鼓励更优良的政治决策和长期思维，全力启动长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诚然，民主资本主义的成就毋庸置疑。历史证明，它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增长工具。在过去50年中，美国的收入水平上升了30倍，贫困下降了40%；1960—2015年，欧洲人均GDP增长了两倍，而工作时长减少了1/3。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推动下，全球经济在20年间增长了两倍。繁荣带来了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和平。我们承认现有制度的不足，但值得回顾的是，每当民主经受挑战（例如在俄罗斯和埃及），它总能以另一种方式向我们展示它的韧性（例如在韩国和菲律宾，尽管曝出了丑闻，但民主在这些国家仍强大而不可动摇）。然而，如果我们要强力推动全球经济，那么这个体系急需彻底改革。因为除了短视之外，民主在今天的运作中还存在其他实质性问题。
例如，民主国家往往会出现资产分配不当。分配资产的政治决策应该根据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而有所不同。政治制度应将现有资产引导到最需要发展的经济领域，进而对该国的经济增长轨迹产生最大的影响。举例来说，中国和印度需要公路来提高生产率。中国建造了这些设施，但印度的基础设施项目却陷入了繁文缛节和政治角力的泥沼，这些都是民主制度的政治分歧导致的。这表明，印度的民主进程扼杀了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决策。长期关注印度的资深观察家约翰·埃利奥特指出，“在土地使用和环境问题上，民主为不同的声音和异议争取了生存的空间，却无法遏制腐败的既得利益者操纵政策和政策的实施、民主的滥用，这导致印度正在沦为一个越来越不可预测、不可信赖、缺乏竞争力、难以生活也无法营业的地方。民主还是成了印度发展的瓶颈”。
因此，印度的竞争力受到包括交通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投资长期不足的影响。2016年，印度在140个国家的整体基础设施排名中位列第68位，远远落后于排在第42位的中国。印度基础设施质量较差，直接导致其竞争力相对较弱，排在第39位，而中国则排在第28位。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对经济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对印度来说，将GDP的1%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就可能会使该国GDP增长2%，并创造多达140万个就业岗位。利益集团游说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另一个特点，它往往会干扰资产的合理分配。2016年，游说国会的支出超过31.5亿美元，大约是2000年的两倍。在各个行业，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对公共政策决定有明显的影响，对贸易、基础设施以及最终的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环保组织反对石油行业的管道和新勘探项目；农业利益集团游说政府提供农业补贴；美国货运利益集团反对为道路维修增收通行费等（这是美国基础设施被评为“D+”的一个可能原因）。
赢得连任的目标也妨碍了当选官员有效地分配资源。政治周期往往让政客受制于个人和企业利益，正是这些利益为他们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他们也受制于变幻莫测的民意调查。难怪人们会质疑自由民主制度与人们提高生产力的动力之间的相关性，甚至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实际上，为了在竞争激烈的民主选举中胜出，政客必须为选民提供更多的福利，比如丰厚的养老金或减免税收。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民习惯了向政府要求更多（他们知道自己可以从政客那里获得好处），而他们自己也会变得不那么有动力去提高生产力。
尽管民主资本主义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功，但它还有另一个致命缺点，那就是当它以更纯粹的形式存在时，可能会滋生腐败。21世纪初，安然和世通等美国老牌蓝筹股公司以及意大利帕马拉特公司的丑闻，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以及随后在破产和调查期间曝出的顶级投行的全球会计丑闻，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幸免于系统性不法行为。
与民主资本主义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不能确保消除经济的不平等。相反，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富人（他们为政治竞选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在获得更多的财富、收入和政治影响力，从而扩大了他们与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因为民主政治建立在政治贡献的基础上，它扩大了贫富之间的不平等。正是利用财富来影响政治结果的现象，导致不平等生根发芽。在民主国家抵制利用财富影响选举和政策之前，政府解决不平等问题的举措都将受挫。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左倾”和“右倾”的民主政府都未能遏制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
最后，民主制度容易出现两党把持政局和陷入政治僵局的情况。民主制度本应鼓励竞争性选举，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发达的民主国家却陷入了僵化的教条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民主选举不是以自由的竞争为特色，萌发出最好的想法，而往往会在两套僵化的信仰之间产生陈腐的冲突。许多西方民主国家与双头垄断也相差无几，由两个主要政党把持政治，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第三方政党能够挑战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主导地位。然而，“前进”运动党首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赢得2017年法国大选，又证明了一个长期存在、既定的政治双头垄断格局很容易受到新的第三方的挑战，这取决于当地的情况。
即便如此，民主政治进程也可能导致专政。日本的例子尤其具有启发性。尽管日本有强大的民主制度，但在过去的60多年里，一直是同一政党一次又一次地当选为执政党。日本自由民主党（自民党）是一个保守的政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一直执政，仅有过两次短暂的中断，第一次不到一年，第二次从2009年到2012年。同样，自1994年南非举行第一次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以来，该国一直由同一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统治。
在某些方面，选举过程掩盖了民主更深层次的缺陷。当个别政客犯错时，选民可以撤换他们，因而感到安心，然而这也使民主的基础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批评、改进和提升的空间。尽管如此，作为民主的传播者，我们仍乐于将它传播到其他国家，对于通过选举轮换政治家便足以回避民主可能存在的弱点这一点感到心满意足。这种观点认为，经济表现不佳可以直接追溯到个别政客失败的政策，还轮不到考虑优化制度的问题。然而，正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尽管存在种种缺陷，其他政治制度仍然可以大幅提升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有时恰恰是因为它们与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不同。因此，在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承认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弱点。
可以说，民主最大的弱点之一是改革自身的能力。要成功实现经济增长乃至全球繁荣，民主改革必须成为重中之重。
截至目前，本章详细描述了民主制度固有的特点如何促使决策者实施有损经济长期发展的失败政策。然而，在想办法弥补民主制度的缺点时，我们要明白，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不能蓄意支持短期主义，甚至要避免陷入短期思维。他们是完全理性的行为者——对选民做出回应，屈服于媒体的压力，努力继续留任，即使这意味着以牺牲经济的长期繁荣为代价。
当民主发挥作用时，它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基本自由是其他制度无法实现的。而当它失败时，很难有（如果有的话）另一个在服务人民方面做得更好的制度来取代它。因此，创造增长需要我们保持民主资本主义的核心优势（自由、有效市场、透明度、合理的激励机制），并改革其弱点。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改善政治阶层严重的短视现象，协调长期经济挑战与选举周期之间的不匹配问题，保护独立的经济抉择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并避免运转失灵和政治僵局情况的出现。
2013年，海军上将埃里克·奥尔森在弗吉尼亚汉普顿-悉尼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说，在海豹突击队训练项目的历史上，那些参加训练之初身强体壮、干劲十足的年轻人，只有20%的人能够顺利地从训练项目毕业。一项针对另外80%未完成训练的人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人是在早餐或午餐时放弃训练的。这群“退出”的人（他们是在对活动的设想而非某个活动过程中退出的）担心，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会太困难、太寒冷、太潮湿、太痛苦或者太累了，他们是因为担心失败而退出的。
这项研究还探讨了那20%最终成为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的人成功的因素，研究范围包括年龄、经历、地域、兴趣、智力、健康水平等。但更有趣的是这项研究在“运动与爱好”一项中展现的内容。在那些成功地从训练中毕业的人中，有三个最重要的指标：一是拥有高水平的国际象棋技能，二是参加过摔跤队，三是在高中或大学参加过水球队。像水球、摔跤这种对体力要求很高又很艰苦的运动会出现在榜单上，这不奇怪，但令人意外的是，国际象棋的排名甚至超过了这两项。
国际象棋的棋手也是战略思考者，他们能预见下一步或下一个将要面临的挑战。他们是从漫长、苛刻而又艰苦的海豹突击队训练计划中顺利毕业的人。他们并不关心早餐或午餐后会发生什么；他们关注的是未来几天或几周的事情，并思考如何以最佳状态来克服未来的挑战。短视是胸怀壮志的海豹突击队队员面临的挑战，也是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
之所以要对民主进行改革，是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让国家更有能力应对破坏全球增长的经济逆风。本章详细阐述了民主政治模式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饱受短期思维困扰的，这种思维不仅影响了决策，还破坏了强劲的长期经济增长前景。要打破这一短期思维，必须使政治周期更有利于民主决策者应对长期经济挑战。最重要的是，这首先需要在市场资本主义制度改革之外，进一步改革政治制度，首先必须确保国家和政治领导人有动力去制定长期政策，而没有短期主义的想法。
根除政治短视势在必行，但这仅仅是第一步。要解决增长困境，直面强劲逆风，还需要进行更彻底的改革。只有全面改革和加强自由民主，才能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局限性。下一章将为实现这一目标提出具体建议。有些人可能不禁会认为，这些政治改革必然会伴随着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彻底重塑。毕竟，当下主要经济学家和金融分析师表现出的迟疑不决和束手无策，充分说明这个制度已经走到了混沌的边缘。
经济学专业人士正感到沮丧。随着全球经济艰难地从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复苏，民众对长期增长乏力和不断恶化的前景感到担忧，数百年来的正统经济学说越来越受到质疑和嘲笑。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经济复苏又出人意料地缓慢，通货膨胀率仍然很低，债务却持续增长。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对此感到困惑，他们在专业期刊和专栏文章中试图解释当前的困局。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经济学的经典模型已经越来越不足以应对经济加速增长的挑战。在过去的经济繁荣和萧条中起调控作用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似乎突然失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全球经济的根本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全球化的零和博弈中，优势很快就被劣势抵消，全世界的经济都变得更糟。贸易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加剧；资本流动增加导致了通胀和债务负担，从而拖累经济增长。
全球经济的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负面影响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如技术进步、人口结构变化、收入不平等加剧、自然资源稀缺以及日益加重的全球债务负担。
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表现得谦逊一些是件好事，但经济并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市场也不是。政府管理经济，政治家制定法律和政策，推动政府。经济学家已经承担了足够多的责任，现在是时候让政治阶层面对他们维护经济健康发展的责任和急需改革的政治制度了。美国政界人士喜欢赞美美国民主制度是何等“优越”，但这一制度正在显露出疲态；主体部分需要改进或重新设计，以便全球的政治领导人能够更好地应对21世纪全球经济的需求和动荡。选举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制度改革是完全必要的。
经济的教条主义已经取代了政治上的妥协，就在我们应该架起桥梁的时候，相互竞争的思想流派之间的鸿沟却在扩大。这种经济瘫痪必须在政治改革中找到解决办法。
截至目前，本书详细讲述了当前形势下的自由民主制度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抑制了其继续生存必需的经济增长前景。接下来将寻求解决方法，来突破困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治局限。西方国家仍有巨大的改进空间。这里提出的改革议程默认了经济复苏和未来繁荣的最大障碍从来都不是经济上的障碍，而是政治上的。消除政治障碍既需要政治解决方案，也需要勇敢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