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由，毋宁死！”
距离1775年帕特里克·亨利说出这句名言已经200多年了，但这句话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的政治运动中回响，它说出了数十亿人的心声：自由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价值——应该成为现代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核心。帕特里克·亨利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甚至出现在美国境外的国歌和格言中。乌拉圭国歌《乌拉圭人，誓死保卫祖国》中就有类似的歌词：“不自由就光荣地死”，而希腊的国家箴言也是“不自由，毋宁死”。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世界才看到民主资本主义的优点以及这些经济政治制度带来的自由。然而今天，国内外对这些制度的怀疑情绪高涨，现在许多人怀疑，它们是否真的能够实现人类的进步，就像曾经承诺的那样。
过去10年，西方民主国家一直是政治动荡的根源（随着民粹主义在不满的选民中崛起）、经济不确定性上升（源于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增长前景恶化（经济逆风加速），这种令人不安的局势凸显了重新审视民主形式的迫切需求，我们需要客观、批判性地重新审视目前民主形式的局限性。
的确，怀疑论者是对的。西方民主必须做出调整，否则将进一步衰落。考虑到这一威胁，本章提出了十项彻底的改革措施，旨在重振民主国家政治决策的质量、加强公民责任和选民参与，并最终建立一个政治家追求、选民也支持的长期决策和实现经济增长新方法的民主制度。这里所述的建议执行起来并不容易。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它们难以接受，甚至反对。然而，它们为消除困扰全球民主国家的短视现象指明了道路。
这些建议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当政者和政治机构的，另一类则针对选民本身。这些措施包括加大废除立法的难度、降低选举的频率、实施任期限制、要求公职人员必须具有非政治经验、强制选民参与投票，以及为选民设定最低资格等。
这些建议是针对美国、西欧国家、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等成熟的民主国家的，因为如果民主失败，这些国家的损失最大。它们代表着民主制度的可行性，它们的例子已经说服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纳了民主的原则和价值观，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民主的旗手，它们现在必须证明，民主是有复原力的，是能够进行调整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民主能再次带来经济成功和人类的持续进步。更广泛地说，如果新兴世界国家想要在长期内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那么它们在采纳和推行民主原则的同时，也应留心这些建议。
这些建议可能会遭到一些人的怀疑，他们认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问题，答案总是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更少。然而，必须要认识到的是，不受限制的自由付出的代价正在拖累世界的经济发展。这些提议将约束政客的行为、减少选民的选择，实际上，也会缩小选民自身的范围。但在政客和选民太自由而不愿采取行动的时候，这些都是必要的约束。
正如我们看到的，相较于明天的经济结果，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决策更看重今天的政治结果。以下是旨在改变政客行为，使他们成为长期决策者的十项建议。
第一，决策者应该用政策更严格地约束政府及其继任者。政府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时间的不一致性，即在任者承诺并颁布的政策往往只是一时之策，经常在后来被废除，从而造成了政策的不确定性，进而损害投资，最终阻碍经济增长。换句话说，现任政治家的偏好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以致今天的决策者的选择与过去的计划和承诺不一致。约束政府可以解决时间不一致的问题。
取消以往对公共政策的承诺至少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结构性的，那就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可以推翻另一个部门做出的承诺。这可以从一些国家的做法中看出来，在有些国家（如美国），已经由行政部门谈判达成的国际协定，还需要经由立法机构批准。这意味着，政府可以同意一项条约（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结果却被国会否决，从而削弱了国家在全球舞台上采取行动的能力。第二种情况与遵守现有国际协定有关。我们将从欧盟成员国的例子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现象，在缺乏明确的执行机制的情况下，欧盟成员国未能遵守先前商定的债务水平。而第三种情况是政策的可变性，即政客一般不再插手前任造成并遗留到当前的问题。这可以表现为没能继续资助一项昂贵的福利计划，或者没有按照某个特别工作组或委员会的紧急建议采取行动。从辛普森-鲍尔斯模式的例子可以看出，这意味着即使政客认识到了问题，他们以后可能也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将使选举变得困难。应对这些情况的办法包括取消额外的批准程序、确保遵守协商结果、防止今后废除和消除时间的不一致。这些都体现了约束政府的方法。
美国国会未能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例子清楚地展示了批准程序如何推翻总统做出的决策。尽管奥巴马总统于2016年2月签署了12个国家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国会没有就此进行投票。这使协议陷入僵局，直到2017年1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最终被特朗普总统否决。奥巴马总统于2016年4月签署的《巴黎协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经历了又一次漫长的国会阻挠后，它在2017年被特朗普总统迅速驳回。
金融危机的影响就是明显的不遵守协商结果的后果，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压力暴露了许多欧洲国家的高债务水平。显然，欧盟已经允许一些国家可以不遵守1992年《欧洲联盟条约》中商定的债务和财政目标承诺。如果不能有效地执行，未来的国际协定也会像《欧洲联盟条约》一样分崩离析。必须建立一个有成本和代价的执行制度，以确保此类协定顺利执行。
通过建立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的国家层面的上层建筑和机构，为摆脱政治短视做出了努力，但即便是这些组织和机构，也可能沦为政策变化的牺牲品。英国国家基础设施委员会成立于2015年，是一个跨党派、独立的机构，旨在关注未来10~30年的长期基础设施需求。它为部长和议会提供独立咨询意见，并监督决策者对长期事业负责。然而，尽管这个机构是为了长期发展、寻求跨党派共识而设立的，但它的决定并不具有约束力，因而没有话语权。
同样，两党国家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又称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成立于2010年，旨在应对美国的财政挑战。这里再次强调，其目的是将委员会成员从日常的政治压力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专注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具体而言，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确定“改善中期财政状况和实现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政策”。在2010年12月提交建议后，该委员会获得了两党超过60%成员的支持，但仍以14票之差未能达到法定要求的压倒性多数。如果该议程获得通过，它将为推动强有力的基础设施政策提供坚实的基础。2012年3月，修订后的议程在美国众议院以382票对38票被否决。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的经历表明，实际上，即便是两党性质、得到广泛支持的试图改造政府的尝试也会被不予理睬。正式支持成立像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这种特别工作组的政客，当改变政策会使选举变得艰难时，他们可能也会改变主意。政治氛围可能会改变，改革可能会停滞不前，以前的政策决定也可能会被废除。
各国政府约束自己的国际协定，如世界贸易组织对贸易的承诺、《巴黎协定》等环境条约以及北约等安全协定，可以克服这一问题。通过签署这些条约和协议（其中一些有10年的承诺和期限），人们希望政客能够免受游说或选民压力的影响。
尽管各国政府确实背弃了这些承诺，但欧盟的存在，就说明当各国政府以特定的方式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奏效。欧盟的根源来自1957年签订的《罗马条约》，这一条约建立了欧洲共同体，欧盟成员国基本上达成共识，即使不是字字遵守，也要在精神上坚守自己的承诺。如前所述，欧元区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等经济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违反了1992年《欧洲联盟条约》中规定的债务和赤字上限。它们未能坚持债务与GDP之比不超过60%，政府年度赤字不超过3%。然而，在欧盟近60年的历史中，其成员国政府所做承诺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拓展，成员国数量也从最初的6个增加到28个。
欧盟是特别好的例子，它反映出信仰各异的不同政府走到一起，在贸易、经济和安全领域订立盟约。由于受到国际约束，各国政府必须在国际协定和国内政策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因为它们可以在本国境外推行经济政策，但又必须遵守相应的规则。在这方面，国家政府不仅需要对国内的选民负责，还要对一个更高级别的（国际）机构负责。
近年来，欧盟的政治主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审视。欧元区的经济停滞和严重失业导致人们对欧盟的怀疑和失望。随着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以及整个欧盟地区民族主义情绪的日益高涨（例如在奥地利、法国和荷兰），欧盟正面临历史上最大的考验。尽管它试图遵循由共识驱动的长期议程，但其与各国政府打交道的基础是紧张的局势，各国政府都有局部、短期的政治压力。本国利益和更广泛的跨界考虑之间的权衡永远是集团条约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
问题是，这种国际承诺的复原力与韧性能否在国家和国内事务领域如法炮制，在这些领域，日常的政治压力要严重得多。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具有约束力的未来政治行为体和经济政策，可能意味着保证立法丝毫不能被废除，或至少在一个最短的时期内不能被废除。这种立法确保以后的政府无法在规定的时期内修改法律。例如，尽管这些法律并不直接具有经济性质，澳大利亚政府在2005年引入了新的反恐法律，其中部分法律将在10年后，也就是2015年自动失效。在美国，这些措施包括1994年通过、2004年到期的联邦攻击性武器禁令。
这仍然需要现任政府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决策，迫使当政者放弃短期激励。一项在10年内才会取得成果的基础设施投资，很难帮他们赢得今天的选票。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种约束力能够经受多大程度的挑战。有先例表明，在经济压力和困难时期是有违约行为发生的。那些最容易受到政治短期主义影响的经济政策必须具有政治约束力。
约束政府带来的并不一定都是积极影响。如果不能避免，有一种类型的约束可能还会产生有害影响。正如《经济学人》在其颇具影响力的一篇名为“民主出了什么问题”（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的文章中指出的，政府“习惯于做出空头承诺——要么许诺一些它根本不能兑现的福利，要么发动一场毫无胜算的斗争，比如打击毒品犯罪”。各国政府会定期续签合同，以超过现任总统的任期，从而对未来政府具有约束力。它们订购武器的程序考虑到了分期付款；接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标；增持债务将来偿还；签署国际条约并加入国际组织，如北约、欧盟、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并承诺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都会履行自己的义务。要解决这一问题，“选民和政府有必要相信遏制政府自然的扩张趋势是有好处的”。《经济学人》建议，“例如，20世纪80年代，政府通过将货币政策控制权转交给独立的中央银行，有效地缓和了失控的通货膨胀。现在是时候将有限政府这一理念推广到其他政策上了。和新生的民主制度一样，成熟的民主制度也需要适当地制衡民选政府的权力”。
在实践中，即便是约束政府的有益举措，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地改革自由民主。在许多国家，这甚至是不可能的。例如，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系）国家（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印度）和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法国）一般都坚持立法至上原则，也称为议会主权或议会至上原则。这意味着，立法机构通过的任何法律都能在未来的会议上废除。鉴于我们已经看到了短视政策的有害影响，任何立法机构都不能“约束”未来的会议将会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目标。然而，在许多方面，现在就有办法解决政府不守信用的问题。例如，如果加拿大国防部的一名官员未能及时处理对承包商的正当欠款，政府可能会被起诉要求赔偿。但是，如果加拿大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废除了加拿大购买战斗机的所有协议，那么加拿大的合同订约方很可能得不到任何法律补救措施（至少在加拿大的法庭上是没有的）。因此，在形式上，这些国家都没有权力束缚自己的手脚，或者囿于政策承诺；立法机关的每一次新会议都是有自治权的。因此，即使所有主要的民主国家都签订了条约和多国协定，但这些协定只有在得到大多数立法者同意时才能保留效力。
在这些国家，为解决时间的不一致和政策的可变性问题，应该为废除政策设置极高的门槛，从而减少频繁的政策更替和短期主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多国协定及其条款必须比目前更有效力。
根据国际法，各国通常受其签署条约条款的约束。同时，任何主权国家都可以随时退出“条约”、“协定”或“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可以自由缔结国际协定，它们也有权向本国立法机构的现任成员表示，永远不能退出该协定。然而实际上，这些国家与私营部门交易的经济稳定性取决于其合同的可靠性。这既是一种威慑，也会带来声誉上的风险。
在约束政府之后，第二项重大改革与竞选资金有关。民主国家必须对竞选捐款实施更严格的限制，避免富裕选民在对选举和政策的影响方面权重过大。许多民主国家已经限制了个人和企业可以向政客捐款的数额，并要求竞选资金的来源透明化。然而，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改革，特别是在美国，大量的资金通过富人和企业的竞选捐款流向了政客。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为支持大选候选人，至少筹集了20亿美元，当年竞选联邦公职的候选人花费了6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电视广告。相比之下，竞选捐款和支出在法国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前进”运动党首马克龙的竞选团队在2017年总统大选中共获得了约900万欧元的捐款，这些捐款来自约3.5万人，平均每人捐款257欧元。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平均成本为2.30欧元（合2.73美元）；而2016年美国大选的平均选票成本是法国的7倍，其中希拉里·克林顿每张选票的成本为21.64美元，唐纳德·特朗普每张选票的成本为15.20美元。
捐款限额是否真的能带来更好的政策结果，可能很难从经验上准确评判。当然，通过大额捐助者筹集大量资金并不能保证赢得选举，正如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选举中得到的教训。同样，正如奥巴马总统在2008年参选的例子，捐款较少也不排除获胜的可能。然而，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如果政治制度中的竞选捐款相对不受限制，而且金钱掌控着政治影响力，那么确实会有风险，政客往往（非常理性地）把时间花在取悦和迎合富人捐助者上，而不是考虑所有（投票）公民的意愿。
许多民主国家已经制定了严格的竞选财政规则，规定哪些人可以捐款，以及捐款的数额。还没有规定的国家则应该考虑类似的政策，减少政治腐败，保护和加强其制度的公正性和信誉度。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和企业私人政治捐款。不过，随着昂贵的电视广告对选举的影响越来越小，候选人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以更低的成本更方便地传播信息，征集此类捐款也不再那么必要。然而，今天的竞选资金仍然居高不下，这表明有必要更严格地限制资金流入政界。这样做不仅要限制竞选捐款或竞选支出，还可能意味着民主国家会更严格地限制和规范政治广告，或者为所有候选人划定宣传的底线。无论具体采用哪种方法，还没有这样做的民主国家都必须行动起来，防止少数富人在选举和随后的政策决定中干涉过多。
第三项重大改革措施是，为提高立法质量，应向公职人员支付和私营企业领导一样具有竞争力的薪资，以及绩效奖金。在私营企业，更高的酬劳（包括更高的工资、奖金或其他津贴）是提高绩效的一种激励措施。但很少有国家在奖励议员和其他领导人时采用这种方法，除了新加坡之外。新加坡政府的部长是世界上薪酬最高的政府官员之一，他们的奖金与经济表现（包括GDP）和自身表现挂钩。新加坡总理的年薪为170万美元，是世界各国领导人中收入最高的，薪酬超过了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领导人的年薪总和。相比之下，截至2016年，美国总统的年收入为40万美元，加拿大、德国、英国和日本领导人的年收入分别为26万美元、23.44万美元、21.48万美元和20.27万美元。新加坡因其高效的政府和卓越的经济成就而受到推崇，这表明，大幅上调民主领导人的薪酬可能会带来积极影响。
政客的薪酬问题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了民主及其领导人的效率。首先，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巨大的薪酬差异可能导致公共部门难以吸引和留住最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才反而被私营部门的高薪所吸引。政治领导人和企业领导人之间的薪酬差距已经扩大。例如，1979—2013年，美国CEO的平均年薪增长了10倍，从150万美元上涨到了1 500万美元。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总统的薪酬仅翻了两番，从1969年的10万美元增至2001年的40万美元。其次，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巨大的薪酬差距可能会滋生不正当的激励机制，让政治家和决策者在做决定时着眼于私营部门未来薪酬更高的就业机会。例如，政府官员可能会颁布更宽松、影响更小的规定，因为他们还指望在任期结束后在这些受监管的行业任职。将政治家的工资提高到更具竞争力的水平，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的持续吸引力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中转站”问题可以通过“下重金，断后路”的方法来进一步缓解——要求政府职员在离开公职后的至少一个完整选举任期内，不得在私营部门任职。
当然，吸引人们从政是一回事，激励他们长期高效地工作又是另一回事。为此，可以保留一部分提高后的政客薪酬延期支付，而且只能在几年后（或在一届任期结束后）支付。在这种公职人员薪酬延期支付、普遍提升的情况下，薪酬数额就可以更紧密地与国家较长时期内的绩效指标联系起来，如教育质量、医疗质量、不平等程度等。例如，如果GDP在此期间以一定的速度增长（或其他衡量生活水平的指标有所增长），所有国会议员都将在几年后的某一年获得奖金。
有些人可能会反驳，支付额外费用（尤其是像以奖金的形式）会促使政客只关注结果，而相对较少地考虑怎样去实现，从而鼓励了不好的行为。一些人声称，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交易员急于创造利润而过度冒险的结果，因为他们的奖金是和利润挂钩的，而没有考虑自己的交易行为会对整体经济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同样，由奖金激励的抵押贷款经纪人在出售抵押贷款时，没有充分考虑贷款者是否起初就负担得起抵押贷款，也没有充分考虑他们违约的后果。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强调长期的成果，并奖励实现了更远大目标（如GDP）的成绩，而不是狭隘的利润动机。每年支付给交易员或抵押贷款经纪人的年终奖，并不总是像10年后的奖金那样能够激励良好的长期行为。
加薪（包括奖金和业绩奖励）和更严格的“中转站”规则相结合，有助于恢复公共部门工作的地位，并在公务员中培养必要的长期思维。此外，公共和私营部门工作之间更明确的划分也意味着公共决策者将不再那么容易受到逐个公司游说和讨价还价的影响。如果政客获得了足够的酬劳，他们就不会再被私营企业的薪酬诱惑，从而可以更自由地专注于不偏不倚、更有效力的长期决策。
杜绝政客短期思维的第四种方法是改变选举周期，以延长政治人士的任期。这样做是为了让政客能够关注长期的经济挑战，尤其是使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长度相吻合。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数据，1945—2009年共有11个经济周期。每个周期包括经济活动的扩张与收缩时期，平均持续69个月，大约6年。经济扩张持续了约58.4个月，而收缩时期约为11.1个月。如果政治家的任期大致与之相同，将激励决策者实施5~7年甚至更长时间见效的增长政策，而不是着眼于1~3年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将会足够高瞻远瞩，能够预知不可避免的经济收缩。他们会努力降低经济收缩带来的冲击，而不是以消耗经济繁荣的成果来弥补损失，实施大规模减税、扩大支出等措施。在一些国家，政客的任期通常与经济周期的长度密切相关。例如，在巴西，联邦参议员的任期可以长达8年；而在墨西哥和菲律宾，总统任期为6年。在这方面，任期6年的美国参议院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但每两年举行一次选举的美国众议院却并非如此。
在延长任期的同时，还应实行任期限制——这是对成熟民主制度的第五项关键改革。在美国和其他少数国家，行政长官的任期是有限的，还有几个国家对行政长官的连任有特殊限制。但在整个欧洲，绝大多数政府首脑都没有任期限制。例如，在意大利，总统每一任任期为7年，且没有连任限制；在英国，首相任期5年，也可以无限期连任；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众议员没有任期限制，除了墨西哥，成熟民主国家的国会议员都是如此。来自密歇根州的美国国会议员约翰·丁格尔在任职59年零21天后于2014年退休。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在参众两院共任职57年。但令人不安的是，一些民主国家的政治任期与非民主国家的一致。当然，丁格尔和伯德的案例可以说是民主制度中的异类（因为他们只是535名国会议员中的两名），但他们的超长任期体现了这一制度的弱点。任何当权几十年的政治家，都有可能陷入自满情绪，致使其担责能力下降。
墨西哥让我们看到了延长但有限的任期在现实中是如何奏效的。1910年，弗兰西斯科·马德罗以“有效选举，不得连任”为口号，击败曾担任墨西哥总统35年的波费里奥·迪亚斯，赢得了选举。从那以后，墨西哥当选的总统任期为6年，不能连任。然而，这并不妨碍革命制度党统治墨西哥长达70多年，并使现任总统能够亲自挑选他的继任者。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墨西哥并不算经济成功的典范。然而，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如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厄瓜多尔）相比，墨西哥从相对较弱的经济基础起步，已经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此外，墨西哥的基尼系数为0.47，收入不平等程度与美国接近；与阿根廷相比，墨西哥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而且它的信用评级非常高（评级机构穆迪给它的评级为A3），这反映了它与该地区其他国家（许多是次级投资级别）相比具有良好的经济复原能力。
与墨西哥一样，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也应该认真考虑，对于民主选举出来的官员，如总统、总理、国会议员和议会成员等，应该减少他们的任职期数，延长任期时间，任期最长不得超过5年，最多不得超过2~3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可以使政治家免受频繁竞选的干扰，并让领导人有时间和空间专注于复杂的长期经济挑战的细微之处，也避免产生执政几十年带来的自满情绪和担责不足。鉴于选举成本高昂，减少选举频率也将带来更直接的经济效益。
然而，这种方法至少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撤换那些未能迅速推动经济发展的无能领导人的机会会减少。其次，如果政治家只有一个任期，他可能会觉得对选民负有的责任更少，从而在做出不善的决策时顾虑也会更少。他们可以在一个任期内引起更大的问题，即使他们只有一个任期的时间可以这么做。
尽管如此，权衡利弊，给所有政治家更多的时间来做出更好的长期决策，其好处还是超过了在几年之内都没有机会将一位政治家赶下台带来的风险。正因为这样，第六项改革——对有资格竞选公职的人采取加大鉴别力度的做法——变得至关重要。这种按质量筛选的改革措施旨在排除那些由于缺乏现实经验而政治观点狭隘的领导人，并提高当选人员的素质。
为防止职业政客，民主国家应该为公职人员设定最低标准，要求候选人有政治之外的工作经验——不仅是在商业领域，而且在一系列“现实世界”的工作中都有经验，这样政治家集体会对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运作有更多的了解。菲利普·考利（Philip Cowley）在他的一篇名为“起来吧，新手领袖！ 英国职业政客的不断崛起”（Arise，Novice leader！The Continuing Rise of the Career Politician in Britain）的文章中指出：“2010年末，英国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在非政治领域的从业经验比战后任何时期都要少。”考利认为，这种发展“不太可能是偶然的”，因为几十年来，政党们越来越重视政治经验，因此相对于那些在进入下议院之前专注于积累实际经验的人，他们更青睐职业政治家。近10年过去了，英国的政治阶层仍然以职业政客为主。
2012年，英国下议院图书馆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揭晓了一个趋势：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现实世界经验的职业政客越来越多。该研究发现，自1983年以来，议会中的职业政客（在选举前从事政治工作的议会内部人士）人数从1983年的20人增加到2010年的90人，增加了3倍多。在同一时期，曾从事体力劳动工作的议会代表人数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趋势，从1983年的70多人减少到了2010年的25人左右。1987—2010年，议会中的教师人数减少了一半，大律师作为政治代表的人数从1997年的60人增至2010年的85人左右，但仍然不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超过120人的峰值。
英国现行的制度更青睐完全政治背景的人，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治家的顾问和助手成了他们最理想的继任者；第二，一旦他们进入议会，具有这种背景的官员将最适合晋升为高级领导，掌握更多决策权。但这群职业政治家在经济决策方面的实际经验相对较少。可以说，他们比大多数人都更容易迎合选民的一时兴致，从而牺牲了解决长期经济挑战的机会。这就是他们接受的训练。另外，拥有现实经验的人，比那些只知道民意调查和政治策略的人更容易明白当下的经济需要哪些政策。
民主的目标应该是鼓励那些不仅具有政治经验，还具有非政治经验，而且更愿意关注长期经济成果的政治家当选。当然，要求政客完全不涉政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尽管如此，改革还是必须在追求政治目标和长期政策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减少政府部门的政治化是一个关键手段。
实现这一目标有很多办法。至少，政党可以招募具有相关经验的候选人。相关经验包括任何非政治性的工作，只要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视角，让候选人得以了解经济如何运行，以及政策在实践中的是非成败即可。或者，更积极的做法是，民主国家可以设定正式的资格要求，规定公职人员在纯粹的政治经验之外必须拥有的工作经验最低年限。
美国对联邦官员的最低年龄要求（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35岁、参议员30岁、众议员25岁），已含蓄地表明其要求候选人具备一定的生活经验，尽管它没有对政治经验和非政治经验加以区分。一些人可能会担心，后一种做法会隐含年龄歧视，因为任何与最低当选年龄有关的限制都必然对年龄较大的候选人更加有利。应该说，任何形式的改革都可能被认为不公正（不论是年龄、教育还是职业），都可能先验地违背了宪法。特别是在美国，如果没有一项明确的宪法修正案，就很难对公职人员的过往经验施加额外的限制，而这需要时间和持续的政治运动。
为达到同样的效果，发起一场可能成为两党合作的运动，以提高政客各方面的才干，各政党可能会对参选人员所需的特质设定最低要求。长远来看，这些最低标准可以先在州一级通过，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采用。
另外，一些人可能会担心，最低学业要求必然会限制年轻候选人从政。学校的教育使毕业生无法迅速开始工作，并在一定的年龄之前积累担任公职所需要的经验。然而，在英国，离校年龄为18岁，毕业生要想获得10年的实际商业经验，并在30岁之前尽早进入议会，也并非不可能。
为选出更高质量和更有动力的政治家，另一个办法就是确保选举具有竞争性，候选人需要就广泛的政治观点对选民做出积极回应。因此，第七项改革建议将推动民主国家减少立法选举中无须竞争或稳保的席位。
其核心是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反映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在效率最高的民主国家，政府向选民提供一系列公共产品，以换取税收。如果现任官员未能兑现他们的承诺，帮助有效监督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他们将被投票下台。换句话说，在个人代表继续留任的愿望驱使下，政府有动力来提供公共产品。正如前面讨论的，频繁的选举可以激励公职人员热情地回应今天的选民，而牺牲为经济的长期健康做出最明智的决定。危险在于，政客完全失去了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的动力，他们只想迎合选民的即时需求，如减税或增加福利。通过延长任期，引导政策制定者实现长期目标，可以降低这种风险。
当选举不再有激烈竞争时，民主进程中的弱点就出现了。如果一个政治家知道败选的概率很小，那么他就可能只做尽可能少的努力来争取选民，而不会兢兢业业地确保公共产品的供应。这将破坏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契约，削弱政治家成为强有力的代表和有效决策者的动力。一个高枕无忧的政治家可能会变得散漫无能、效率低下，对经济决策产生不利影响。归根结底，无意中会造成决策者的自满情绪，使他们几乎不用履行在积极有效的长期政策方面的职责，这是一个极大的隐忧。
所有成熟的民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非竞争性选举的影响，它们可以继续努力，进一步鼓励选举竞争。即使在英国也是如此，英国有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来设置选区和选举边界。在美国，缺乏竞争的选举尤其成问题。美国的选区边界往往由现任政治人物划定，目的是丰满自己的羽翼（从而削弱其政治对手），而不是加强政治进程本身。这种不公正的选区划分意味着政客只需要说服自己政党的忠实支持者，实质上变相剥夺了大量选民的选举权。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自1992年以来，实际上寻求连任的众议院议员中有93%都获胜了”。例如，在2014年的435个竞争席位中，主要政党之间有19个席位变动。
解决办法是改变选举边界，以尽量减少稳保席位的数目。例如，在北卡罗来纳州，争取“公平地图，公平选举”的活动人士正在试图改革其大会的选举版图，以减少“严重的党派分歧，提高公众对政治制度的信心”。活动人士支持艾奥瓦州重划选区的模式，该模式通过将党派政治人物排除在有关选举边界的决策之外，确保“重划选区过程不受政治影响”。相反，由公务员组成的无党派机构——立法服务局——在每次人口普查后都会重新划分选区，而不会考虑党派的政治优势。
为改善选举结果，应重新划定选区边界，以鼓励竞争性选举和党派平衡。艾奥瓦州的做法是提高选举参与度和增强选举竞争性的一种方式，其目的应是尽量加强不同政治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我们可以超越艾奥瓦模式，不仅支持政党内部的竞争，而且积极支持政党之间的竞争。
竞争激烈的选举有助于促使现任政界人士负起责任，在经济政策和决定的质量上对他们施加压力。这将激励当选官员通过吸引最广泛的选民而非狭隘的利益集团，制定基于共识、满足所有居民需求的优质经济决策。本质上，选举竞争越激烈，现任官员为了争取留任而兑现经济承诺的压力就越大。
政治学上关于选区划分不公与政治两极分化之间关系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虽然看起来党派色彩较弱的选区应该会产生更具竞争性的选举，进而带来更好的经济决策，但很难找到实证，证明选区边界与经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不公正划分选区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议员们勾画了一个倾向性支持某一个政党的选区版图。因此，任何抵制选区划分不公的努力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为取得更好的经济增长成果，自由民主国家的彻底改革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约束政客的规则上。选民最终要对他们选出来的政治家以及这些政治家制定的经济政策负责。我们还应该重新考虑选民在一个运转顺畅的自由民主制度中的合理角色。
其中一项有必要的改革，也是我的十点建议中的第八项，就是通过强制投票来解决选民参与度下降的问题。根据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的数据，老牌民主国家“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投票率缓慢但稳步下降”。2014年11月，美国只有36%的合格选民投出了他们的选票，这是70多年来投票率最低的一次。虽然据估计超过58%的合格选民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投票，但投票率仍然低于2008年（当时为62%）。自1900年以来，美国总统选举的选民投票率几乎从未超过60%。
世界上许多投票率较高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加坡、比利时和列支敦士登等，都执行强制性的选举法。其中列支敦士登的投票率为93%，在西欧国家中最高。截至2016年8月，在经合组织的成员中，有5个国家实行强制投票。在这些地区，投票率接近100%。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实行强制投票，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墨西哥、秘鲁和新加坡等。在澳大利亚，选民投票率通常在90%左右。在欧盟成员国内部更直接的对比显示，强制性投票的国家拥有非常高的投票率，如比利时和卢森堡分别为89.6%和85.6%。相比之下，西班牙的选民投票率为43.8%，法国为42.4%，英国仅为35.6%。
大多数情况下，强制投票是通过对不投票的人处以罚款来执行的。通常这些罚款金额相对较小。例如，在澳大利亚，第一次不投票且没有充分的理由是罚款20澳元，之后是50澳元，而在阿根廷，这个数字在10~20比索。很多时候，这种处罚只是象征性地轻描淡写。但是，正如这些国家的选民参与率表明的，即使是小额罚款的威胁显然也会产生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不投票的人确实会面临监禁的威胁，但通常是因为他们没有缴纳罚款，而不是因为没有投票。
对于不投票的其他惩罚措施包括对公民权利或选举权本身的限制。例如，在比利时，选民在至少四次选举中没有投票后，将被剥夺10年的选举权，而且很难在公共部门找到工作。在新加坡，不投票者必须重新申请登记，解释他们为什么没有投票。在秘鲁，选民会收到一张盖章的卡片，他们必须在选举结束后的几个月内携带，以证明自己参加了选举。这使他们能够从公共机构获得某些服务和物品。在玻利维亚，选举结束的三个月内，选民都必须出示参与投票的证明，才能从银行领取工资。在墨西哥和意大利，还没有正式的制裁措施，但是不投票可能导致日常的社会处罚。这在意大利被称为“无伤大雅的制裁”，如果你不能出示投票的证据，你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如很难为你的孩子找到儿童保育项目。
在不实行强制投票的国家，选民未能在投票中露面会产生另一种后果。不同群体之间的投票率差异可能会影响选举走向，进而影响政策结果。阿德莱德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丽莎·希尔针对美国选民未能投票的问题写道：“未能投票的问题集中在已经经历过一种或多种‘失去’的群体中，即穷人、失业者、无家可归的原住民、孤立的新公民和年轻人……这就把更大的投票权转交给了富人，导致政策不成比例地向部分选民的利益倾斜（政客并不傻，他们知道谁是他们的客户）。如果你认为政治不平等和不被代表人群不利于民主，那么美国民主的合法性也因此受到了损害。”
选民数量越来越少，范围越来越窄，可能导致选举过程更加腐败。17世纪波兰的“贵族”和19世纪初英国“有名无实的选区”问题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在波兰联邦，所有贵族最初都有权给国王投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被波兰贵族中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少部分成员垄断，从而导致波兰王室式微。“1574年，第一次王室选举吸引了4万名贵族参加，”《经济学人》报道，“到1674年，这一数字已降至5 000名。低投票率符合显赫权贵的利益，这让他们更容易控制选举，但长期的结果却是掏空了民主共识和国家实力，最终导致了波兰的分裂。”
在1832年之前，英国的许多议会选区被描述为“有名无实的选区”，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人们发现，这个行政区的选民数量实在太少，以致议员的选择掌握在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手中，在任者必然会支持这个人或家庭的利益。简单地说，选民越少，政策就越有可能偏袒少数人。
通过建立尽可能广泛的选举基础，强制投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民主的质量，提升了民主的效率，并改善了经济政策的成果。当然，由许多无知的人主导的民主也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危害。在那些实行强制投票但民众不充分了解情况的国家，可能会成为民粹主义政策的牺牲品，这些政策不利于长期经济的增长和成功。
当务之急是教育民众如何在短期收益和未来增长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事实上，民主国家应该像关心选民投票数量一样关心选民个人的素质。因此，第九项改革建议是，民主国家必须教育选民了解政策选择的影响。选民必须被推向正确的长期政策选择，而不能被个别人物和短期政策左右。最好的情况下，这项建议要求选民在主要公共政策的知识方面达到最低要求。例如，选民可能需要通过政府主持的公民资格考试才能投票（类似于通过驾驶考试获得驾照），或者在获得选举权之前必须拿到学校强制性公民课程的合格证书。公民权利和选举权的历史错综复杂，这意味着即使是这种考验的建议也会招致批评，如果实施不慎，就会遭到滥用、引发歧视。此外，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这一提议（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反对），就像恢复曾经剥夺了美国少数民族和穷人权利的识字测验一样。然而，至少目前看来，通过上述公民资格测试将确保选民做出明智的选择，或者考虑到经济的长远发展。这里提出的改革对选民教育的肯定承诺，有望在选民知识、选民选择以及最终的政策结果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限制公民投票权的想法似乎与民主价值观背道而驰。人们渴望获得投票权，直到今天仍在为选举权而战，许多人会认为限制选举权的想法有些出格。然而，对于采取措施确保合格选民能够提高决策结果，从而改善经济增长，值得进行一场辩论。民主国家一定要避免在选民教育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延长民选官员的任期。否则，受教育程度低的选民有可能选出一个糟糕的领导人或政府来长期执政，推行糟糕的政策，损害经济增长。提高选民素质将进一步促使政治家做出更好的经济决策，这也让政客没有理由只着眼于短期利益。
简而言之，民主国家的目标应该是扩大选民（根据第八项改革建议）和提高选民决策质量（根据第九项改革建议）双管齐下。而第十项也是最后一项改革——加权投票——将使他们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第九项改革要求选民达到一个最低标准，第十项改革则有不同的目标：提高高素质选民的投票地位。实施这两项改革（第九项和第十项改革建议）有效地划分出了三个选民等级：不合格选民、标准选民和高素质选民。某种形式的加权投票将提高高素质选民群体的影响力，即使该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这样，它就为实现充分知情和参与的选民提供了一条途径。从实际的考量来看，每个社会将有权决定选民是否需要参加额外的测试以提高选民地位（如第十项改革建议的那样），或者选民是否会随着其专业地位或资历的提升而自动获得选民资格的提升。这种改革可能需要修正一些宪法条文。
以往的加权投票尝试往往来源于种族或阶级偏见，而不是基于对选民权重资格的客观务实的评估。例如，在古罗马，议会规定根据社会阶层和财富进行加权投票。在英国殖民地南罗得西亚（现称津巴布韦），根据20世纪60年代的宪法，“交叉投票”制度将选民名单分为两册。A册经过精心挑选，主要包括欧洲裔公民，而B册主要由非洲原住民组成。A册名单上选民的选票对选举结果产生的影响过大，政府又未能推动B册选民登记和到场投票，使A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在1969年的宪法中，这一制度被另一制度取代，在新制度下，一个名册留给了符合一定财产和教育资格的欧洲人、混种公民和亚洲人，由他们选出50个席位，而由另一个名册上的选民选出8个席位。
尽管最初是因为偏见而被采用，但根据选民的公民知识、年龄、专业资格来决定投票权重，将大幅提高今天的选民素质。但在考虑这些潜在的好处之前，有必要先考察可能采用的加权投票制度的类型。
根据一项拟议的投票加权方案，潜在选民可能会被要求参加一个测试，回答“客观、事实的问题，而不是关于信仰和信念的问题”。选民必须展示对政府结构、基本运作，以及对当前重大事件和政策辩论的了解。这类测试提议在公民考试中已有先例，其中包括移民为获得公民权利必须通过的文化、历史和社会问题测试。如果一个公民对所有问题都回答正确，他的选票将被视为一张完整的选票。“但是，如果我们只答对了3/10的问题，我们的选票将只具有3/10选票的效力。通过这种方式，紧跟政治辩论的公民，其选票将比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错答了大多数问题的公民选票所占权重更大。”
这种方法的另一个选择是“选民加成”制度，即成绩更高的选民将获得奖励。例如，如果在同类公民测验中表现较好，就会获得更多的选票——这种好处而非惩罚可以吸引选民更明智地投票。与上述制度不同的是，每个有资格投票的人至少会获得一张选票，但表现最好的人会得到更多的选票。
加权投票制度还可以考虑年龄因素。一方面，随着一个人在生活中不断进步，积累了更多的工作和生活经验，他的选票应该会更有意义，因而一个新选民的选票应该只占资深选民选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一个有趣的观点是，年轻人应该比年长者获得更多的选票，因为年轻人应该对未来有更多的发言权，而老年人所剩的寿命相对较少。美国的医疗体系正在向服务于老年人（这是一个强大的利益群体）倾斜，而未来几十年的生产力是要靠年轻人来推动的。如果年轻人的选票权重更多，这些代际权衡就可能会发生改变。
或许最有争议的是，假定在某些领域表现出色可以使一个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的投票决定，那么权重也可以与职业资格（如医生、教师、律师等）、就业状况（如医院管理人员、职业经理或CEO）以及受教育程度和水平挂钩。这种加权可以与年龄加权结合起来，如30岁以下选民可以和年长一些但具有专业资格，或者已经取得一定职业地位或教育资格的选民拥有相同的选票影响力。
毫无疑问，任何形式的选民歧视都将被视为与民主原则相悖。的确，选民最低标准改革和加强投票改革的最大阻碍就是对某部分公民的区别对待。然而，正是这些改革的区别对待让我们有可能改善民主。更重要的是，这种形式的选民区分只有建立在真正的精英制度上才能奏效。这意味着所有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机会成为合格选民和/或优质选民。
当今主要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普选制度存在着一种长期风险，即选民的冷漠和无知将使政客有机会通过有吸引力的短期承诺来左右选民，而一旦他们上台后就再也不会兑现这些承诺。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当时的总统候选人乔治·郝伯特·沃克·布什在1988年做出著名承诺：“读我的唇语：绝不增税。”这一承诺很可能帮助他赢得了大选。尽管老布什总统在就任总统时反对征收新税，但最终还是同意了1990年的预算方案，增加了几项现有的税收。许多选民认为他食言了，这可能会让他在下次选举中失利。加权投票制度可以避免这种风险，它防止公民出于错误的原因而投票，削弱了最有可能投票失误的选民的影响力。它还削弱了那些最有可能对公共政策辩论漠不关心或不闻不问的人的影响，他们最有可能乱投票，虽然公民总是保留提高素质和选举资格的权利。
当然，加权投票制度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即使是有知识、有见地的选民也会有短期的痛点，这将动摇他们支持最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候选人。比如，即使知道增税会改善未来的学校建设，选民今天可能也很难投票赞成增税。但选民会更清楚地理解他们的决定，以及自己的选择对经济长期健康的取舍。
总的来说，我们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投票、投票目的和参与选举进程。这不仅是一项权利，而且是对公民履行其公民义务的一种奖励，反映了他们作为民主进程同行者的伙伴地位。如果这些改革都落实了，投票变为强制性，加权设置和最低资格测试扩大了有独立见解的选民的权力，那么选民就会做出更明智的选票决定，给国家选出更好的决策者，决策者的政策将带来最繁荣的经济前景。
如果不承认媒体的重要作用，就不可能有可靠的自由民主体制改革。媒体、政治家和选民三方相互制约、相互挑战，从而确保选举透明有效。因此，除了上面提出的十项改革建议之外，成熟的民主国家还应该考虑如何尽可能地确保新闻自由提供优质、公正的信息，使选民能够根据这些信息做出明智的决定。
媒体格局正在发生巨变。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61%的千禧一代和51%的X一代（指1965—1980年出生的美国人）把脸书作为他们获取政治和政府新闻的主要来源。
选民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交媒体过滤器、志趣相投的个人和个性化的新闻推送来接触新闻。新闻机构越来越政治化，意识形态越来越多，也逐渐失去了公正性。
势头迅猛的个性化媒体品位越来越多地意味着每个选民都有自己坚持的一套事实、假设和看法。这造成了一个脆弱的公民环境，逐渐削弱了政治结果。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政界人士争相对媒体的议题采取行动，意识形态媒体通过24小时滚动的新闻，向政界人士和政治阶层灌输了一种短期主义文化，并不断强化这种文化。这可能会分散人们对经济增长长期项目和政策的注意力。
为应对这些趋势，各国可设立一个国家新闻捍卫组织，其任务是提供公正的信息和报道，供选民作为知情选择的依据。以英国为例，英国广播公司就是为满足这一需求而设立的。当然，这些机构可能还不完善；在任的政客经常试图利用它们作为宣传渠道，或者试图限制它们的记者进行调查。然而，总的来说，它们可以弱化新闻媒体的党派倾向、消除媒体偏见，提高选民的知情能力和选举参与度。正是上述对民主的根本性改革，将最终推动政治家和选民采取所需的更明智的政策，确保经济增长。新闻媒体在建立这些政策的共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不进行有意义的改革，自由民主将岌岌可危。年轻人已经对自由民主制度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英国《卫报》曾报道：
悉尼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针对政治态度进行的一项大规模调查发现，在18~29岁的澳大利亚年轻人中，只有42%的人认为民主是“最合适的政府形式”，而在30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为65%……问题在于，千禧一代在蔑视民主制度的同时，还充满活力地参与民主辩论。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民意调查主任亚历克斯·奥利弗指出，英国的研究显示，与前几代人相比，英国的年轻人要么更愿意做志愿服务、参与社会话题，要么更愿意“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显然，年轻选民对目前的自由民主体制持怀疑态度，但他们对各种事业的热情参与表明，他们渴望在创造和参与这些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有证据表明，现有的民主方式可能无法为青年（以及更广大的有投票权的公民）提供他们寻求的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进步的渠道。这对现行制度的改革十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
这里提出的改革建议不仅仅是对世界各地不断涌现的民粹主义的回应，即不仅仅是对造成英国脱欧和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民主问题的“简单修复”，相反，它们的目的是解决导致经济停滞的政治短视这一更为根本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即使英国脱欧和特朗普问题都被解决了，这些改革也同样必要。
虽然全球经济环境的疲软是全面改革自由政治制度的推动力，但民主改革的迫切需要超越了最近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当前的经济不景气和传统公共政策的无力暴露了政治制度的弱点，使改革议程变得更加急迫。全球经济低迷的问题根源还是民主制度中的政治短视，这种短视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当，使长期的代际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即使逆全球化的趋势有所减缓甚至可能逆转，民主改革仍然是必要的。
本章对大家奉若神明的民主政治制度提出了许多大刀阔斧的改革建议，可能令很多人难以接受。尽管如此，这里提出的改革建议对实现经济繁荣和人类进步仍然至关重要，它试图解决政治上的短视问题，克服前面提到的经济逆风，并最终确保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改革后的民主制度带来了可喜的成果时，它将在全世界被学习借鉴。
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我们目前的民主停滞风险和对经济进步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政治制度的改革不容忽视。最终的风险在于，民主国家的选民可能会越来越失望、蒙昧，只能选举出欠合格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制定糟糕的政策，进而损害经济增长。相反，如果上述建议都能得到采纳，得到的回报将是受过良好教育、积极参与的选民，选出干劲十足、资质优秀的领导人，制定出符合国情的长期经济发展政策。随着民主制度的全面改革，我们将更好地实施灵活务实的策略办法，推动21世纪的经济增长。
民主转型的责任落在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身上，它们几个世纪来一直在推动这一制度。然而，新兴民主国家也要注意民主进程的弱点。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应该提高警惕，不要让短期主义动摇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