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本书描绘的情况都相当黯淡。
然而，民主政治领域的积极变化是可能的。毕竟，民主政治的结构以前就发生过变化。关于席卷全球经济的各种因素的根源，经济学家可能永远也无法平息相关的争论，但事实是，经济低迷需要干预——而且眼下就需要。解决政治短视问题的民主改革允诺了最光明的前景，可以说这是引导经济走向复苏的唯一希望。这是因为，民主改革作为重磅措施，将拉开长期经济政策的序幕，令全球经济秩序重新洗牌。民主改革可以确保政治家和决策者形成长期思维，解决当前困扰全球经济的长期挑战，进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本书建议通过改革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来解决西方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虽然取得进一步进展还面临着障碍，但执行前一章所述的改革措施将使我们做出必要的政策选择，以避免最坏经济的可能性。
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来看，世界在过去50年中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在全球范围内，公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普通人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数千万人不用再生活在对疾病和婴儿高死亡率的恐惧之中，而这些在过去是很常见的。人们的寿命将越来越长，数百万人享有更好的教育、饮用水和医疗水平。尽管最近有所紧缩，但世界范围内的长期趋势是更加民主化、更大的新闻自由和更高的透明度。根据相关研究机构的数据，截至1973年，世界上只有29%的国家是真正自由的。随着殖民主义、南非的种族隔离和铁幕等压迫制度的瓦解，这一数字现在达到了45%（尽管全球自由已经连续11年下降）。
随着暴力的减少，更多的国家和人民生活在安全与和平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十年已经过去了。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斯蒂芬·平克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形式的暴力都在减少，暴力虽然确实还存在，但规模和程度都大大下降了。平克指出，凶杀、家庭暴力、虐待动物和虐待儿童等，以及更为极端的暴力事件都有所减轻和减少。种族灭绝和战争，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几十年来都在减少。除了少数例外，如俄罗斯、乌克兰、克里米亚、叙利亚和也门，所有冲突中破坏性最大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明显减少了。
从经济上看，世界也在变得更好，今天的世界比50年前繁荣得多。过去20年，以GDP计算，全球经济几乎翻了一番，从1996年的43.5万亿美元增至77.3万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增长的50%以上。在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率帮助3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全球还有数百万人得益于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而脱贫。超过10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在世界各地，新的中产阶级已经产生。
过去的半个世纪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公民都是有益的。全球化带来了更好和更便宜的产品，再加上技术创新，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全球GDP和人均GDP都上涨了，随着世界上最贫穷经济体的收入水平逐渐上升，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缩小。尽管本书列举了不少挑战和不利因素，但占据全球GDP 70%的美国、中国、欧洲和日本，仍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虽然增长率不再是前几年的两位数。此外，技术创新正在变革各种商品与服务，未来的医疗和能源成本都会下降，生活水平会继续提高。尽管贫穷和困苦仍然相当严重，但今天的世界比以往更加安全、繁荣和自由。大多数数据都显示，现在是最好的时代。
但过去的成就不代表未来。尽管当今世界在安全、繁荣和自由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一趋势未必能继续保持。新闻头条几乎每天都传出负面消息，如伊斯兰国家、俄罗斯和克里米亚问题、加沙冲突、收入不平等、保护主义、无序的移民和难民、民族主义、反对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卷土重来的传染疾病等。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在持续放缓。
尽管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比以往更加民主，但其中70%以上的民主国家被认为是不自由的。此外，虽然过去30年有一些国家新加入了西方民主国家阵营，但现在西方模式的吸引力正在减弱，世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相对和平与安全的时期。然而预测表明，一些国家日益脆弱、自然资源短缺导致了许多冲突。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事件不断发生，这些都指向一个政治日益动荡的世界，而经济的不确定性则加剧了这一动荡。行业报告《展望2025：救援产业的创造性毁灭》（Horizon 2025：Creative Destruction in the Aid Industry）提醒，在未来10年，世界上80%以上的人口将生活在不稳定的环境中，容易受到内战影响，内战可能会升级为边境冲突。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也发布了一份类似的预测，观点不容乐观，称未来几十年还会发生更多冲突。这项研究主要侧重于自然资源冲突，特别是水资源冲突的未来态势，它强调了许多经济体的政治脆弱性。经济与和平研究所2016年的一份报告称，2014年是15年来恐怖主义最猖獗的一年，93个国家发生了袭击事件，造成32 765人死亡；2013年造成了29 376人死亡，是恐怖主义较严重的一年。
我们还面临着全球经济停滞不前的困局，这让地缘政治雪上加霜。在本书写作期间，全球债务总额为21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27%），而整个欧洲的失业率仍徘徊在两位数——年轻人的失业率甚至更高。2015年，全球新兴市场的净资本流动自1988年以来首次为负值。此后这一数值一直处于波动之中，更凸显了全球投资环境的疲弱。2016年，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增长率已连续5年跌破3%。同年，美国经济仅增长1.6%。俄罗斯和巴西等主要新兴经济体也在2016年陷入经济衰退，全球增长形势依然严峻。联合国预测，如果不采取措施，到2030年，全球最不发达国家将有35%的人口陷入极端贫困。
与此同时，《英国精神病学期刊》报道，经济萧条已导致数亿人无家可归和失业，导致1万多人自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到2030年，抑郁症将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首要病因，届时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来源。此外，经济发展也是有代价的。经济收益属于那些有资本的人，而不是劳动者。技术进步导致大量底层劳动者失业，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改变了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自然资源的稀缺和收入不平等的日益加剧架空了整个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级，不断上涨的债务和持续下降的生产率拖累了经济增长。
一个理智的人可能会问：这种持续放缓的经济停滞与20世纪世界经济面临的一系列衰退有何区别？当前的经济低迷与1973年石油价格飙升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经济停滞和通胀有何不同？第三章详细阐述了这些问题，它描绘了当前经济增长逆风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强劲。面对这些挑战，全球决策者的经济政策工具又是何等无能为力。
日益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加重了决策者肩上的负担。诚然，全球经济一直面临着挑战。问题是，作为现行政策指导依据的经济学经典模型，现在被发现是短视、过时、能力不足的。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10年之后，世界经济仍在艰难地寻求如何才能站稳脚跟。尽管对问题的根源还存在诸多争论，但国际社会正在慢慢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全球经济正处于危险动荡的境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
本书提出了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打倒困扰西方民主进程的短期主义蛀虫，并承诺推行最终将带来更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如果可以按照本书建议的方式进行改革，好处是政策会少受政治权宜之计、短期承诺、党派之争和选举周期的影响，更多地从长期考虑出发，从而更有效力。摆脱民主选举进程的短期两极分化和政治化，将使决策者能够专注于困扰经济的长期问题。最符合经济长期利益的事情，才是政治上的当务之急。
由此产生的经济政策将优先考虑长期的经济挑战，并考虑到当今选民对福利和津贴的要求与后代要求之间的代际冲突，毕竟他们将来会面临债务负担和更低的生活水平。没有短期主义和迫切赢得选票的压力，政治家会更注重长期利益，加大对经济支柱产业的投资，如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港口、铁路）和优质教育等。这类可持续投资将提高一个国家的生产率，并显著改善增长前景。
本书描述的改革后的西方民主制度又是如何促进教育政策的呢？与经济的其他方面一样，在教育政策的传统中，被看作进步标志的是支出本身，而非教育成果。在改革后的西方民主体制下，关注长期利益的政客将被劝阻追求选票（因而不再被赢得选票左右）。相反，对政治家的评估将基于该国在教育数据和指标方面的表现。仅向教师工会做出承诺或提倡教育私有化是不能获得选票的，相反，评判政治家的标准变成他们能否为所有公民提供长期有效、优质的公共教育。美国在人均教育支出方面名列前茅，但在教育成果上却远远不及其他发达国家。而现在，去政治化、长期导向的教育政策将有助于美国解决这一问题。加强教育政策可以提高劳动力质量，直接解决经济不利因素。这只是民主改革将带来前瞻性政策和可持续长期投资的一个例子，这些政策与投资将推动经济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如果按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世界经济将会变成今天的日本的经济。在过去的15年里，日本一直在采用陈旧过时、毫无新意的经济干预措施（主要是货币政策，比如史上最低利率），收效甚微。对世界上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教训启示它们，久经考验的政策最终可能不再奏效。更重要的是，如果要获得经济效益，就必须实施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小打小闹是不行的。例如，日本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巨大，修建了大量桥梁、隧道、公路、铁路以及机场。一般来说，这种投资是很好的，但规划不善使许多基础设施几乎都没有得到利用。日本在“与工程建筑相关的公共投资”上斥资6.3万亿美元，但收效甚微。尽管日本的基础设施投资显示了工程方面的成就，一些人也仍然保有工作，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日本的增长速度有所提升。更糟糕的是，日本还背负着沉重的公共债务。
本书提出的十项改革都旨在解决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改善和根除西方民主进程中根深蒂固的短视问题；第二，提高决策的有效性和质量，颁布促进长期增长的政策，化解威胁全球的经济逆风。通过约束政府、延长政治任期和提高薪酬，政客的取向将更有利于实现长期目标，从而解决短视问题。同样，限制竞选捐款也限制了外部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利益集团原本可能会阻碍政客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为选民和政界人士设定最低标准，可以满足优化民主进程的需要。激烈的政治竞争和更少的稳保席位意味着，更多的政治家必须向选民展示他们的能力和资质。最低选民标准会筛选出更有鉴别力的选民，他们能够更好地分析经济论点，选择最有能力贡献出高质量政策的候选人。任期限制可以避免政治家出现自满情绪和超长任期导致的能力下降，进一步提高了政策质量。彻底改变生活方式、推行西方民主政治改革，是阻绝经济侵蚀力量、为全球经济重新建立坚实基础的唯一途径。
谁将带头倡导和实施这些政治改革？短视的政客不太可能接受这一挑战。毕竟，支持一项限制任期的改革议程，无异于亲手断送自己的饭碗。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以及企业和个人税收减免导致的预算紧缩束缚了政治家执政的手脚，更不用说发展和变革政治体系了。
政治体制内的人缺乏进行改革的政治勇气和实力。因此，西方民主改革的动力必须来自体制外而不是体制内。具体来说，引领改革的人可能是有政治头脑的个人，以及那些具有政治领导背景（比如退休的政治家）但被传统政党的顽固分歧耽误或者被职业政客关系网络排除在外的人。另外，智库等无党派机构也有可能。
私营部门（包括富人和企业）在民主进程的复兴中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正如前面讨论的，普遍的趋势是财富和权力从国家转移到慈善家等非国家行为体手中。这不仅减少了政府可调用的现金，还将许多方面的国家授权，如提供医疗和教育等公共产品的任务，转移到了他们的手中。根据牛津赈灾会的说法，如果没有被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超越，到2042年，比尔·盖茨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亿万富翁，其个人财富将超过许多国家的政府。据世界银行估计，有55个国家的财富少于比尔·盖茨的财富。截至2015年，只有15个国家的GDP超过1万亿美元。比尔·盖茨的财富规模也让他在权力方面登上了世界舞台，使他能够接触并影响世界各地的政治领导人。
这里的重点是，权力和财富从政府向富人转移，削弱了国家力量。与此类似，私营企业的财富和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加，它们在游说和影响公共政策决定方面也越来越有影响力。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向政府缴纳了巨额税款，还因为它们雇用了大量的员工，并参与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
此外，在过去几十年里，应广大利益攸关者（政府、非政府组织、监管机构、更广泛的民间社会）的要求，企业已将其职能扩大到不止包括企业利润和收入。它们采取了一系列社会责任措施（包括教育和医疗方面），从而再次侵入了传统上属于国家的职权范围。与个人的情况一样，企业作用的加强使它们有责任确保运营和做出投资决策的政治环境稳定而有效。企业很少在政治变革中公开发挥主导作用，但考虑到它们的名望，企业应该会热衷于发挥有影响力的作用。作为政治改革的一股力量，许多人会怀疑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的效力，而且会对企业推动民主改革持谨慎态度。然而，由关心此事的公民、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组成的团体可能是助推改革的一股重要力量。毕竟，他们都希望看到政府能够有效运作。
这里详细介绍的民主改革建议无疑将遭到某些方面的反对。最大的反对声音可能来自那些改革后损失最大、在当前体制下既得利益最多的人，包括在短视的意识形态世界中风光得意和享受媒体日常关注的现任政客、缺乏工作经验的职业政客、媒体人士（短期主义与新闻周期不谋而合），以及蹲守最新时事、回应和民意调查的花边新闻来支持政治运动的政治活动家。当然，还有纯粹的民主主义者，他们认为，任何人，无论资格，都应该被允许参加竞选和投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反对意见缺乏合法性，因为它们只服务于反对者的狭隘利益，而不符合改善整个民主的更广泛利益。
毫无疑问，这里提出的建议是要对我们现在认知的民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即使拟议的改革措施没有争议，各方也都普遍认为改革是必要的，落实改革议程的任何部分都将是一项大工程。而事实上，它们将会引起争议，而且这一共识也尚不存在，这将使这项任务更具挑战性。
但是，它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展望。如果这些改革得到实施，它们的倡导者将需要时刻保持警惕，监测其执行情况，并确保实现其预期目标。
一些西方民主国家已经有上述一项或多项建议的某些形式，但仍然难以成功地解决短视问题，因此仍然走在不稳定的经济道路上。要实现这些改革的好处，就要避免采取零碎的方式。而要完成至少一半的改革方案，借鉴管理政客和选民的举措，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只做了某一项而没有做另一项，会导致失衡。
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应该为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国家树立榜样，这一责任十分重大，它们应努力采纳这些建议。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里提出的改革值得在今后几年考虑，但并不紧迫。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世界正受到威胁，它们最好从自满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近几十年来，从恐怖袭击到金融危机，决策者往往对一些变化和冲击的预警视而不见，虽然明知道它们一旦发生，将永远改变我们的世界。
199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资深特工、反恐专家约翰·帕特里克·奥尼尔全身心地投入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中，特别是调查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据大多数人说，奥尼尔比联邦调查局的任何人都更积极地调查20世纪90年代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基地”组织特工和世界各地打击美国利益的组织之间的联系。1998年夏天，美国驻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两个大使馆同时遭到袭击，2000年，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驻扎期间遭到轰炸。
随着奥尼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阴暗世界调查的深入，他严重地警告华盛顿特区任何愿意听他说的人，美国正面临着重大的威胁。他的警告基本上无人理会。奥尼尔被迫从联邦调查局退休，他声称是因为调查局有人在抹黑他。2001年8月，他到世贸中心担任安全主管。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遭到恐怖袭击，奥尼尔在此次袭击中殉职。
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小镇举行的美联储年度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与会者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经济学家和银行家。拉詹的论文“金融发展让世界面临更大的风险了吗？”（H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de the World Riskier?）指控金融经理被鼓励冒险交易复杂的、监管不足的证券，以换取“丰厚的酬金”，而他们的银行却无法提供风险发生时弥补金融市场损失所需的流动性资金。在当时投资者享受着高回报、全球金融市场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定的情况下，拉詹提出，“银行间市场可能冻结，很可能爆发全面的金融危机”。
他的论点受到了指责。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在自己的演讲中批评拉詹的假设是“误导”，并将他斥为“勒德分子”。两年后，这些证券的价格一路下跌，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全球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并证明了全球顶尖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并没有像他们想象中那般受到了正确的引领。
“不见棺材不落泪”是人类的本性。祸事降临之前，人们对警告会一直视而不见。这样的话，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在这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世界形势都说明了经济政策如何导致全球动荡。我们避免战争和破坏的选择越来越有限。剩下的选择非常简单：现在就采取行动。否则，当政治动荡和经济低迷进一步恶化时，我们将被迫做出反应。当今世界所处的经济动荡环境和地缘政治局势有许多令人不安的特征，曾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因素中也有相同的特征。
首先是损害美国经济的政策。通过破坏和削弱美国的政治力量，这些政策为美国的政敌崛起和发动世界大战提供了条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指导下推行保护主义政策，对数千种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引发了报复性贸易战，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飙升，从而加剧了经济大萧条。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的支持下，疲软的经济为崛起的敌国发动世界大战铺平了道路。
类似地，美国和其他国家（如脱欧后的英国）目前奉行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道路也会引发更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动荡，大大增加了战争的风险。全球经济萎靡和逆全球化的加深，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一种国际上相对和平的状态）瓦解，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终结奠定了基础。此外，经济疲软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让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挑战美国主导的旧的国际秩序。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支持全球安全和繁荣发展，并承担了全球公共政策的责任，如维护海上航道的治安。美国不稳定的经济使特朗普有机会登上总统宝座，进入一个破坏全球经济和美国外交政策稳定的新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和美国的经济命运都加剧了日益增加的全球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由于美国的经济形势，世界上几乎每个地区都面临着安全风险。
在欧盟变得岌岌可危、反欧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间的极端主义不断升级、欧元区解体之际，美国制造了一个真空地带。随着美国不再充当维稳力量，激进的俄罗斯（威胁到包括叙利亚和乌克兰在内的整个东欧和其他地区的稳定）、冲突不断的中东（包括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由宗教问题引发的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以及核武器和网络战能力升级带来的风险，随时都有可能恶化。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受到威胁，全球秩序也受到了威胁。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体制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政策，这些政策阻碍了贸易，限制了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不利于世界的紧密联系。历史证明，这些错误的经济选择可能会酿成大祸，导致政治混乱和战争。
必须强调的是，主宰20世纪的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政治模式已经不足以应对世界面临的经济逆风和增长挑战。随着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政府角色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现有的自由民主框架内解决经济逆风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一个世界若是没有民主改革，一定腐朽沉郁；随着社会不平等扩大、分化日趋严重，多年来不合格的选民和素质不高的政治领导人的存在和出现将会加剧贫困与冲突。
对于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挑战，以及无论是在富裕国家还是在贫穷国家，领导人和决策者对未来的准备之不足，本书都敲响了警钟。它还详细阐述了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避免一场将导致经济贫困和混乱的全球灾难。就目前而言，我们准备得还远远不够。
本书至少确保世界得到了预警。当然，目的还不止于此。希望本书能抛砖引玉，引发必要的讨论，关于如何恢复全球经济增长，并将这一增长持续下去，以便我们都能从混沌边缘回到安全地带。
附录
一些国家之比较
注：1. 不包括公民身份要求。
2. 不包括年龄、公民身份要求，或过去的重罪定罪记录。
3. 阴影部分表明本书建议的西方民主改革在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