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会出现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变得更大，富人会有更多的钱拥有这些便利，会有更多的钱来节省成本，富人的钱赚起来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反过来，穷人由于技能在被机器无情地淘汰，有可能会变得更穷。
这里还有人工智能的交易问题，有一个人叫大卫·肖，他和这本书的作者杰瑞·卡普兰曾经是同一个学校里的好哥们儿。
大卫·肖毕业后，1986年就进入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聘用他的目的是希望他来研究怎样用机器进行交易。
大卫·肖发现，你按下一个键的这0.1秒中，你是掌控不了时间的，还有一个时间差。这个键摁下去，到信号传递到数据中心，发出要买一个股票的请求，这当中有0.1秒的时间足够让机器买卖10万次。
后来，大卫·肖离开了摩根士丹利，成立了一个名叫D. E. Shaw的公司，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后来，他被称作宽客之王，做高频交易。
大卫·肖很聪明，他发现：虽然比竞争对手交易得更快是一个优势，但是真正的挑战在于快速分析世界金融市场上奔腾不息的数据流——而摩根士丹利拥有距离“河流”最近的位置。
高频交易从原则上说，是可以让人受益的，但实际上真正受益的是系统的创造者和运营者。
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假设在你的镇子上有一个隐形的机器人，跟在一个人身后。如果这个人掉了硬币，它就捡起来。捡起来后，它不还给这个人，而是把捡的所有硬币都拿给它的主人，这就是高频交易的特征——它捡了全社会人的漏。
无论你对高频交易持有怎样的看法，它都难以避免地在为某一部分群体创造价值。
这是有风险的，机器人一旦疯狂起来，比人更疯狂。
书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2010年5月6日，高频交易程序就出现了问题。开始的时候，是一位倒霉的投资经理下了一个很大的单，然后他就去忙别的事情了。问题就出现在这一刻，没有人要购买这个证券，于是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价格陡然下跌了。程序开始自动执行“止损”命令，愿意以任何价格卖出，这个比例的分母不断变大。
此时，安装在全世界的高频交易程序中认真负责的安全警报拉响了。有些用来检测不正常市场波动的程序为了保护出资人的钱，开始尽职地以疯狂的速度平仓。这是一场在瞬间发生、火力全开的电子银行挤兑。那些更加激进的程序感觉到了少见的机遇，把正在疯狂买进卖出的电子同伴当作逃跑的猎物，依照它们的专有算法进行疯狂的交易，而算法所预测的这些丰厚的价差马上就会消失。因为这种空前的交易量，报告系统落后了，错误信息加剧了连环相撞。苹果公司的股价莫名其妙地升到了10万美元一股，而埃森哲咨询公司的股价则坠落到了特价甩卖区——每股1美分。
这个关键时刻，一个低调的组织通过简单的方式拯救了这一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在短短5秒钟内停止了所有交易。
这有点儿让人毛骨悚然，就是当你自以为安全地把钱交给股票市场、证券市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钱根本不是人在管，而很有可能是这些不是靠经验来判断的机器在管？
很多人会用机器进行交易，很多行业会发生一个彻底的改变。我参加一个广告业的聚会时，看到有人特别卖力地想拉业务。我看着觉得特别心酸，因为现在很多人投放广告已经不再依靠被你感动了，投放也已经变得特别机器化了。
当你的手摁下摁键点开网页的一刻，在你等这个网页的那一两秒钟之内，后台进行着一个非常快速、强大的抢单活动，在快速地运算给你看什么广告。已经完成了无数次的招投标，大量的甲方是把钱放在了这里。
现在网页上弹出来的广告，跟你越来越像，跟你想要的东西越来越接近。它太了解你了，给你推送的都是你喜欢的内容。
在未来，穷人怎么跟有钱人竞争？有钱的财团能够拥有研究能力的人，他们可以掌握技术，而普通的劳动者是很难拥有先进技术的。而且，还会引发的问题就是，机器本身没有道德感。比如，我们看到了一个车位，会犹豫要不要和孕妇去抢这个车位，但如果是机器操控，立即就占了这个车位。所以，机器越来越多地掌控我们的生活以后，它会让这个世界的不公被不断地放大。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还会出现决策权的转移。现在，这个社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由人来决策的，在未来，很多事是由机器来决定的。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
本书作者卡普兰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书中写到他的家：坐落在一块4000多平方米的平地上，这片土地上长有壮美的橡树、红杉和梧桐树。出门后不用走多久就能到达电影院、公园、精致的餐厅，以及你能想象到的任何服务措施。太阳落山前，上百只鸟聚集在巨大的梧桐树上，在天黑以前进行一场喧闹的会议。成双成对的哀鸠恬淡地落在电线上密切地关注着它们的后代，偶尔会落入威严的红尾加州鹰的监视范围。无聊怎么办？你可以坐在壁炉边的沙发上，在室外棋盘上下象棋、在水池旁边的露台上消磨时光、在浴缸中泡个热水澡、在室外来个烧烤、在门廊的秋千上放松一下、在前庭草坪上玩门球，或者在修剪整齐的玫瑰花间散步。想在室外听音乐，就可以打开两个隐藏在不同区域的分布式的高品质音响系统。这还没有提到酒窖和电梯。
但是，作者写这些不是为了炫富，他想说的是，根据美国近期以收入为基础的数据统计，他甚至不算是传说中的1%的美国人，他的很多朋友让他看起来像乞丐一样穷。然而，就算是他最富有的朋友，离进入福布斯榜单还差得远。贝索斯就在这张名单上。
福布斯估算截至2011年3月，贝索斯的个人资产达到了320亿美元。
与之相比的是，受2009年经济衰退的影响，加利福尼亚州的财政预算赤字达到263亿美元，这可比贝索斯的资本净值少多了。
贝索斯周六一边上高尔夫球课一边赚的钱，就比4个大学毕业生的一生所得加起来还要多。
贝索斯和前面提到的大卫·肖大有渊源。贝索斯拥有双学士学位，还在华尔街从事一系列的技术工作，他后来在大卫·肖的公司工作。有一天，贝索斯辞职了，原因只有他和大卫·肖知道。
贝索斯从大卫·肖那里学会了：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存货，而在于数据。
数据是亚马逊所经营的最重要的东西。亚马逊甚至可以不拥有自己的仓库，只需要知道供货方所有的数据，知道愿意买东西的人的所有数据，就可以在他们之间不断地进行匹配，从而获得利润。他跟D. E. Shaw当时的思路如出一辙。
亚马逊会根据对你当前的供应状况的分析，不断地调整价格，计算你到底愿意付多少钱。比如，你买这个东西是因为自己高兴还是着急要给别人送礼。如果现在是圣诞节，那么坚决不给你打折，价格就会上去，而这一切都不是由人来决定，而是用人工智能的计算来决定的。
很多亚马逊的用户发现购物车里的东西，价格有时候会涨，有时候会降。它通过复杂的算法，来取得一定的收益。因此，贝索斯所做的亚马逊，核心跟D. E. Shaw所做的高频交易公司一样，都是通过机器的快速决策来解决问题。所以，他走进了全世界最有钱的人的行列。
硬币的另一面是另一群人，作者的一名前员工内斯特在加利福尼亚州出生和长大，他的父母是努力工作的移民。他28岁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大学文凭，他每天至少花8个小时浏览招聘信息，无休止地投了3个月的简历，共1800份，然而一个面试邀请都没有。
后来，机会终于出现了，他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以谦卑的态度去工作。有时候，他的车坏了，直到他领到工资的那天都无法支付500美元的修理费。因为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他弟弟就算缺课也把车借给他用。
再后来，作者把这家公司卖掉了，内斯特失业了，再找工作就很难。他和100个人同时申请一个岗位，当他得到了一份工作的时候，他兴高采烈。后来，他发现新工作很辛苦，有时候一周被要求连续工作六天，如果拒绝加班就会被视为“不服从上级的命令”。有时候，直到午夜他才能完成工作。大多数的日子，他只有一小时的休闲时间，一周用来见家人的时间只有几分钟。经历了长时间的工作之后，内斯特筋疲力尽，他的腰也损伤了。虽然他一直保持乐观的态度，但是他的辛苦努力没有换来好的、受人尊重的工作环境，他也没有带来比父亲更好的生活，不过他平静地接受了现实。
卡普兰问内斯特是否担心讲他的故事会对他造成影响，他说：“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大概永远不会看你的书。”卡普兰在书中写道：“对内斯特未来真正的威胁甚至还没有出现在他的视野内，很明显，他那个确认顾客预约的任务可以轻松地实现自动化。”
是的，自动化和智能会让内斯特这样的人更惨，因为决策权逐渐地都转移到了机器的手上。机器冷酷无情，“轰隆轰隆”的机器正从远方过来……
不过，也不用那么沮丧，未来还是有机会的，因为人类会调整。你看工业革命的时候，很多工人去破坏机器，但是这个大潮涌过来了以后，其实人们的生活比工业革命之前过得好多了。
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在社会上出现生活标准的巨大差异——这是一种公众性的耻辱。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容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是一种社会性的耻辱。
有钱到了贝索斯、巴菲特、比尔·盖茨这种程度的人，非常支持很多为公众利益服务的项目和计划，因为钱对他们来讲，根本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而如果整个社会都非常痛苦的话，那么这也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