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免疫接种激励措施的普适化框架
步骤4：在最后一步，我们重点关注在当地实施的细节。我们找出解决方案，以便确保激励措施通过诊所和卫生工作者提供给让子女进行免疫接种的家长。而采取什么激励措施、如何提供、如何进行监督，可能需要根据当地情况加以调整。
在卡拉奇市和哈里亚拉邦，由于可以直接向家长提供安全的电子付款，大大减少了妨碍推广免疫接种激励措施的物流问题。在塞拉利昂，贫困农村地区的移动支付渗透率低，这种做法不太可行。然而，由于塞拉利昂普遍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众多机构都渴望向孕妇和哺乳期母亲提供强化食品。而当地的试验表明，这些强化食品备受青睐。因此，在塞拉利昂，接下来需要考察是否能够有效地将食物分发给带孩子接受免疫接种的父母，是否能将食物送到预期受益者手中，分发食物是否阻碍了免疫诊所的顺利运行。
如果分发食品以鼓励免疫接种的做法在塞拉利昂显得过于困难的话，我们也不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始研究不具备普遍适用性。我们能发现的只是这个方案在当地未能成功执行，而不是民众对激励措施的潜在行为反应模式存在差异。
从肯尼亚到卢旺达
我们有时候并不执行普适化框架的每个步骤。让我们通过第二个案例研究来说明这一点。重新回到卢旺达政府关于预防少女怀孕的问题。我们如何判断，在卢旺达向青春期的女孩们讲解男性年龄与艾滋病之间的关联度有助于缓解这个问题呢？在这个案例中，我们仅仅采用了前两个步骤。
步骤1：首先，我们考量了肯尼亚艾滋病病毒信息项目背后的理论（见图2）。处于青春期的女孩会权衡性关系本身以及与不同伴侣发生性关系的利益和成本。女孩们能够通过与“老男人”发生性关系获得各种利益。特别是，如果她们怀孕，年长男性能够给予更好的经济照顾。但与年长男性的性关系也有风险：年长男性更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如果女孩们不知道年长男性比年轻男性更有可能携带艾滋病病毒，那么，这种关系就显得更有吸引力。知道相对风险会改变她们的风险——利益计算，减少青春期女孩与“老男人”之间无任何保护措施的性行为次数。
艾滋病风险意识方案的普适性框架
图2 艾滋病风险意识方案的普适性框架
理论的第一步就是对当地情境的假设，这些假设必须有效，然后我们才能指望该方案能产生效果。除非青少年女孩与年长男性之间的性关系非常普遍，年长男性的艾滋病感染率高于年轻男性，而且女孩们不知道年长男性的感染率高于年轻男性，否则，向女孩们讲解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与年龄相关并不能减少与“老男人”发生性关系致怀孕的少女数量。
步骤2：接下来是评估这些条件是否适用于卢旺达。利用公开的数据，我们发现，在卢旺达，年长男性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也高于年轻男性，许多少女往往与比她们大五岁以上的男性发生性关系。
但两个国家之间也有重要的差别。在卢旺达，25～29岁男性的艾滋病感染率为1.7%，而在进行初始评估的肯尼亚地区，其感染率则为28%。我们没有找到关于卢旺达公众对艾滋病风险意识的公开数据。在肯尼亚，女孩们参与该方案之前，她们并不知道艾滋病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这可能是该方案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了解卢旺达公众的艾滋病风险意识和实际风险之间是否存在着类似的差距。
在开普敦大学，由埃米丽·库皮托（Emily Cupito）领导的反贫困行动实验室非洲小组与卢旺达生物医学中心进行合作，以收集有关青少年男女对艾滋病风险意识的当地客观资料。这些数据显示，在卢旺达，大多数十几岁的女孩已经知道相对风险：她们正确地断定年长男性比年轻男性更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总体来说，卢旺达的女孩们非常了解不同年龄段男性的相对风险，尽管她们大大高估了年轻和年长男性的艾滋病感染率。例如，42%的学生估计二十多岁的男性中有20%以上会感染艾滋病病毒。只有1.7%的受访学生正确地断定二十多岁男性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低于2%。
请注意，在最终确定该方案是否在卢旺达有效之时，其数据并不是来自影响力评估或随机对照试验。它们是快速（两周时间）收集上来的简单描述性或观察性数据，以便评估其条件是否能让方案生效。
将这些当地信息回置到我们的普适化框架之后产生了严重的隐患。如果信息宣传活动明显降低了青春期女孩对于与无保护性行为相关的艾滋病风险意识，却没有改变她们对年龄相关风险的意识，那么这个方案可能会造成青少年女孩与年轻或年长男性发生无保护措施性行为的增加。
因此，反贫困行动实验室不建议在卢旺达尝试“小心干爹”运动，转而建议探索其他减少少女怀孕的机制。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该计划究竟如何，以及为何在肯尼亚取得了惊人的效果。我们也不能排除肯尼亚方案在卢旺达奏效的可能性。但是，显而易见，之所以卢旺达不采取这种做法，是因为理论上所要求的一些当地条件可能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步骤2后中止了，并提出了替代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