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5000平米[1]的六里桥店，饭点一到，李凤兰这帮“老家伙”粉墨登场。公司给歌队立下一条规矩：放下锄头来家里唱歌，没麦克风，没伴奏，全凭嗓子干唱。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呦，红艳艳……”
一开始也没打开局面，二三十块的价格虽然不贵，但这种浓郁的地方特色小调并没有打动顾客，队员们的方言，客人也听不懂。刚组建起的歌队又遇到困难，怎么办？李凤兰迅速作出调整：先解说歌词，再给客人演唱。顾客听懂了，能接受了，回头客越来越多。
李凤兰还给歌队定下一条规矩：只要总厨宋建、赵立功出新菜，我就出新节目。“你们能卖新疆大盘鸡，我为啥不能唱新疆歌？”她把歌曲按客人年龄、家乡分类：五十年代客人爱听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爱听的；西北民歌、河南民歌、湖南民歌。客人爱听啥，她们就唱啥。经过这样的调整，和客人产生了共鸣，局面开始好转。李凤兰趁热打铁，每首歌除了礼仪有规定，动作、表演全现场即兴，常常唱着唱着就情不自禁地和客人扭起来，有时客人也被感染，扶歌手站上家私柜，围在下面一起唱。干唱时间长，嗓子“劈”了怎么办？李凤兰说，“劈”了不要紧，状态必须到位！
李凤兰带歌队有四句话：给足待遇，严格要求，常年招聘，优胜劣汰。
歌队最怕人走了招不上。咋办？考歌队落选的，李凤兰自掏腰包，请人家吃顿饭，送到车站，递上路费，告诉人家，下次只要练好，六里桥歌队的大门随时向他敞开。几年间，六里桥歌队不断给兄弟店输送歌手，但六里桥歌队的演出从没掉过链子。当时一首歌二三十块，9个人每个月创收12万多。小小的西贝六里桥歌队，外国友人来了，当年毛主席的警卫员来了，阿宝、王二妮这些名角儿也来捧场。
李凤兰对歌队的改造很快在西贝全国门店普及开来，此后多年，内蒙古歌队成了西贝餐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直到十几年后，我们还意外地发现，曾有一位特殊的客人记住了西贝歌队。
2018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与索尼CEO吉田宪一郎的会谈中说，2000年前自己曾是忧郁症患者，多次想自杀，每次想自杀时就给孙董事长（华为董事长孙亚芳）打个电话，当时他知道这是一种病态，知道关键时刻要求救……直到2006年的一天。任正非动情地回忆当年：
“我在西贝莜面村吃饭，我们坐在大厅，有很多内蒙古村庄的农民姑娘在唱歌，我请她们来唱歌，一首歌3美元。我看到她们那么兴奋、乐观，那么热爱生活，贫困的农民都想活下去，为什么我不想活下去？那一天，我流了很多眼泪，从此再也没有想过要自杀。”
这些年，西贝自上而下，一直在认认真真、里里外外地学习华为，任正非也是贾国龙极敬重的企业家。可谁也未曾想，多年前在西贝那次难忘的就餐体验，曾帮助任正非走出抑郁。9年后的2015年，西贝确立的企业使命恰好是八个字：
“因为西贝，人生喜悦。”
言归正传，六里桥歌队活下来了，可李凤兰的日子还是挺苦。
刚开始，老伴儿想来六里桥拉二胡，怕人说闲话，李凤兰没让来；儿子想来跟妈唱歌，李凤兰说，妈不能搞特殊，也给堵了。一家三口出来奔，三个“北漂”，三处宿舍。周末，约在六里桥长途汽车站附近，找片树荫，马路牙子上一坐，一人一根雪糕，聚一聚叙一叙，安顿了儿子老公，李凤兰接着去奔。
转眼到了2006年深秋。李凤兰突然接到通知，贾国龙叫她去西贝颐和园店开会。李凤兰心里七上八下：我一个唱歌的开什么会？难道是歌队出了什么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