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罗·霍克诺斯
译者：刘洋
为了应对柏林不断上涨的房租以及住宅区的高档化，租户们正在通过科蒂联合会维护自己的权利。
科特布斯门位于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外来移民众多的地段，它既是三条繁忙街道交汇处的广场，又是地铁站点。这里遍布着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混凝土住宅项目。尽管在这个迷宫般的区域中穿梭很容易迷失方向，但是想找到科蒂(Kotti）联合会却不难。只要问一问阿拉伯蔬菜商贩或者土耳其理发师，他们就会指给你一个木板拼凑成的临时棚户，土耳其语中叫“Gecekondu”，那便是科蒂联合会的象征及集会场所。菜贩和理发师们管这个地区叫“袋子”（Kotti)。
在土耳其语中，“Gecekondu”的意思是“一夜之间建成的房屋”。实际上，这个临时棚户是为了给那些抗议租金上涨和住宅高档化的居民提供临时庇护所，在2012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即兴搭建起来的。“我们想要回我们的家园！”他们边抗议边敲击着锅碗瓢盆，就像阿根廷、加拿大、冰岛和其他地方的抗议者一样。“我们有权住在市中心！”
然而，这个城市的政治家们在谈判中并没有对恢复租金上限的要求让步，忍无可忍的科特布斯门居民，借着“美国占领运动”[1]和开罗解放广场抗议露营的势头，誓言将继续驻扎在街头直到租金下降。
这项抗议行动是柏林草根租户维权机构——科蒂联合会的登台亮相。这家机构身处柏林大范围反住宅高档化斗争的前线，这一斗争的参与者还包括建筑师和律师团体、城市规划者，以及那些为艺术家和音乐家寻求更多租金低廉的文化空间的活动家。科蒂联合会还引领了另一个全市范围的倡议活动，要求柏林政府回购它卖给私人投资者的社会保障住房股票。
通过参与事无巨细的立法恶战，跨越传统的种族隔阂，科蒂联合会已经超越了过去的住房运动，并成为许多其他自下而上的公平住房倡导运动的典范。
抗议的传统
从一开始，科蒂联合会就在柏林已有的大量住房倡议运动中独树一帜。它的成员构成反映了科特布斯门社区的杂居状态，包括土耳其、阿拉伯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也有学生、德国工薪阶层、克罗伊茨贝格区的左翼人士，还有退休人员。
丽萨·福尔默是一名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也是柏林住房政策的专家。她说：“和以往的运动不同，科蒂联合会关注租户面临的具体社会问题，而不是什么宏大的政治议题。不论你是左翼还是右翼，土耳其人或者库尔德人，穆斯林或者基督教徒，或者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粉丝或者其他什么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降低高昂的租金。”
人们聚集在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的科蒂联合会总部的临时棚户前
临时棚户把抗议者聚在了一起，这里昼夜不断地有人蹲守，而这也让科特布斯门多元的居民群体形成了凝聚力。抗议势头越来越强劲，那个临时棚户被改成了永久的木结构，科蒂联合会最终演变成一个为维护当地和城市建筑中的租户权益而斗争的机构。
科蒂联合会不仅跨越了不同人口群体的界线，还招募了学者和住房专家，并与立法者和私人业主接触。虽然过去许多活动家回避这样的做法，认为这是对当局的让步，但现在科蒂联合会也让这些人参与进来，并呼吁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洞察，为倡导更平等的住房政策运动提供信息。
科蒂联合会的行动为柏林原本就历史悠久的住房示威运动增添了一笔。20世纪80年代初，在冷战期间的西柏林，一群混杂着无政府主义者、学生和社会工作者的群体占领了200栋公寓楼，其中许多公寓紧靠科特布斯门。他们试图挽救这座建于世纪之交的砖结构建筑不被拆除，保障自己负担得起的住房，同时也创建自己的政治社群。政府当局最终通过软硬兼施的方法，终止了一场引人注目且政治性很强的住房运动。
柏林墙倒塌后，东柏林随着德国的统一，也经历了一大波占领和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在西柏林，市政府把股票卖给了租户和新房主，尤其是投资者，这也标志着受政府补贴的保障性住房时代结束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市30%的住房是城市所有，或者私人所有并受到租金管制的社会住房。到2008年，这一比例已经减半。债务缠身的柏林政府感到再也无力维护社会住房，并亟待售卖房屋带来的营收。
2002年，一家私人投资基金公司购买了科特布斯门的大部分街区。新业主希望通过翻新居住区，把它们以更高的价格租给高收入的租户，从而赶走那些社会弱势居民。科蒂联合会的组织者和居民之一桑迪·卡尔腾伯恩说：“你在电梯里会碰到一些家庭，孩子们在哭，因为他们已经付不起这里的租金，不得不离开。”此外，在这里已有数十年历史的传统店铺，也改换成了迎合游客的商家。
2010年以后，随着柏林逐渐走出经济危机，包括难民在内的新移民大量涌入，人们对住房的需求也飞速增长。在一个有85%人口租房住的城市，仅在2009年到2013之间，租金就上涨了46%，被迫离开柏林的人口数量也随之增加。
在回应这些问题时，科蒂联合会最值得一提的做法是与其他住房权益活动家一起推动立法，以确保有更多的廉租房供给。2015年，由他们牵头的一场保障性住房运动声明：“柏林参议院无视宪法中要求政府为大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提供低价住房的规定。”社会活动家发起了柏林范围内的全民公决，提出“在柏林至少还需要再供应12万套廉租房”，并在六个星期内收集了最初的5万份签名，引来大批媒体对此议题的集中报道。在此之前，这一问题既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也不在政客的议程中。毕竟，柏林的租金比德国其他任何一个主要城市的租金都要低，而且其价格只是巴黎和伦敦房租的几分之一。许多政治家和企业把租金上涨视为柏林追随大城市发展脚步的一个自然过程。
《日报》 的乌韦·拉达说：“举行公投的可能性震动了柏林的政客。他们可不希望一次公投就让他们大范围地修改政策。所以，他们与科蒂联合会和其他团体进行了协商，颁布一部新的住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