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蒂联合会与立法者和法律专家密切合作来起草新的法律。他们既不避开烦琐的法律术语，也不回避就法律细节与当局争论磋商。在2015年，这项法律的通过标志着柏林近年来社会保障住房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首先，政府和私人拥有的社会住房将重新受到租金管制。其次，柏林将通过建造新住房和购买现有房产股票来扩大其社会住房存量，这也包括回购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在私有化过程中出售的社会住房。
在柏林研究了25年保障性住房问题的社会学家西格玛·古德说：“这部法律是一个里程碑。它给了生活在保障性住房中的柏林人可见的成果，有效地降低了租金或者使租金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为住房政策确立了新的方向。它的通过使柏林增加了2万个廉租公寓，未来八年将会再增加8万个。”（尽管柏林也在尝试下令禁止向游客短租住房以及爱彼迎短期转租的行为，但效果不太显著。）
在新的法律实施后，柏林已经收回了科特布斯门的北部塔楼，目前正在谈判购买南部街区。尽管如此，桑迪·卡尔腾伯恩说，科蒂联合会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联合会还想打造一个居民可以积极参与决策过程的房产管理模式。“我们是这里的专家，而不是住房协会。”卡尔腾伯恩说，“我们发现自己在为巨大的浪费买单。如果我们自己修缮房屋，就可以省下许多钱。”
现在科蒂联合会成为一个正式注册的协会，其官员由机构成员投票选出。但更重要的是，一个由大约15人组成的非正式核心小组每周召开一次会议，领导联合会的倡导工作。卡尔腾伯恩说：“核心小组在倡议运动中有机地演变。”他解释说，科蒂联合会不像经典的政治组织那样高度的层级化，它更像是一个“邻里大家庭”。他承认，这个关系紧密的社区可能让新加入的人感到不适。但目前为止，这种结构帮助这家机构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此它没有要改变的计划。
自科蒂联合会成功以来，其他类似团体纷纷涌现，如“底层城市”和奥拓·苏尔房产协会。这些组织也试图让柏林政府购买或回购更多住房股票，并用政府已有的房产（其中一些又破又空没人居住）作为保障性住房，以及为文化活动和难民提供使用空间。对柏林来说，满足这些要求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项“优先购买权”法律允许城市政府在私人投资者之前，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市场上的房屋，但该价格仍然与租赁市场挂钩。因此，柏林政府发现自己在房产市场上与私人开发商竞争房地产的成本比20世纪90年代要大得多。
科蒂联合会的活动家们承认，尽管他们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柏林的房地产市场仍然充满了挑战，住房租金不断攀升，并且越来越多的房地产被私人投资者收购。古德说：“你们不能苛求科蒂联合会，毕竟每年有4万新移民搬到柏林。柏林的住房很难跟得上。”但他也表示，像科蒂联合会这样的组织已经把租户动员起来了，这为住房运动打下了基础。而在五六年前科蒂联合会还未成立时，这种势头是难以想象的。
保罗·霍克诺斯（Paul Hockenos）
居住在柏林的记者。他也是《柏林召唤——一个关于无政府主义、音乐、柏林墙和新柏林诞生的故事》一书的作者
[1] “美国占领运动”（US occupy movement）第一次受到广泛关注是发生在2011年9月17日的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由此催生了全球反对经济不平等的运动。2011年9月17日—10月9日，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的951个城市，发生了占领抗议活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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