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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四步走




特朗普政府应该从以下四项建议出发,重新思考国际发展问题。

第一,使援助支出与美国的安全利益及当地需求保持一致。“美国优先”的国际发展计划需要针对因发展滞后导致的安全问题,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使美国企业更容易与受援国做生意。以政府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目标为例:从历史上看,青年失业率的攀升会导致暴力升级。有预估数据显示,世界劳动力市场存在供需失衡现象:全球低技术工人过剩9  000万至9  500万人,而雇主们面临的技术工人缺口也达9  000万至9  500万人。年轻人会把他们被压抑的过剩精力用于行善或做恶,年轻人的技能缺口越大,他们就越有可能误入危险和暴力的歧途。

2016年,我的公司CollaborateUp与一家国际援助组织在一个重要的穆斯林盟国一起工作。(由于工作的政治敏感性,该客户要求匿名。)我们协助这家机构与盟国政府合作,设法应对宗派暴力和国际恐怖主义。该组织听取了盟国政府的意见,回应了政府的需求,并与地方、区域和国际组织、雇主、地方政府和教育工作者等多方合作,一起制定将穷人和弱势群体纳入正规经济的创新方法。这一不言而喻的做法在国际发展领域中却惊人地罕见。通过这一进程产生了各种创新想法,包括催生一批微型企业家的微型特许经营,加快高增长领域的课程开发等。这些努力有助于缩小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弱势群体的技能缺口,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少暴力的未来,这是获得共享价值投资回报的基础。

第二,重点解决可解决的问题。选择一组优先事项,并找出其中可解决的问题。就拿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来看,诸如“消除贫困”或“减少不平等”之类的目标似乎过于模糊或开放,但“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清洁用水和卫生”对目标产出有明确的定义,并有已知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客户全球儿童联盟是一个由基金会、政府、大学和企业组成的日益壮大的联盟,致力于通过培养家庭关怀能力来确保儿童健康成长。虽然美国和西欧已经不再设孤儿院,但这种做法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很普遍。这些孤儿院中80%以上的儿童都有在世的亲属,如果这些亲属能够更好地获得基本服务,就会亲自照顾他们。援助组织着手应对这些可解决的问题,将有助于这些经历战乱的国家的政治稳定。

第三,将价值共创制度化,以解决市场或结构性失灵问题。大部分发展领域问题源于市场或结构失灵。例如,在印度,有超过5.64亿人仍然在公开场所排便,主要原因是缺乏负担得起的家用卫生设施。这给印度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公共卫生负担:印度每年有超过188  000名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腹泻,由此引起的死亡率居世界首位;另外,妇女和女童在上厕所时经常受到暴力威胁,因此她们被困在家里,不敢去工作或上学。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际人口服务组织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与当地企业家合作,为家庭集中提供、购买和维护家用卫生间所需的一切物资,包括相关资金、当地泥瓦匠、安装和清洁资源。它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卫生市场。即使是最贫穷的消费者,现在也可以从多种选择中选购卫生用品和服务。

遗憾的是,现有的国际发展文化阻碍了价值共创。许多国际发展专家不信任企业,担心利润会取代使命。当与私营部门合作时,各对外援助机构往往会重新回到传统的采购规则,将合作公司视为供应商而不是合作伙伴。

改变这一现状并不困难。美国国际开发署拥有很大的自由度,有各种采购与合作方式可供选择,但大多数合作只采用了资助、合同和合作协议等几种有限的方式。尽管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工作人员及其合作伙伴很有创造性,但他们的想法最终还是被传统采购文化所碾压。

因此,政府应该重新培训专业采购人员和特派团领导人,让他们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合作方式,将对外援助与贸易援助和金融结合起来,将发展项目看作是一种投资,而不是资助。

第四,制定明确的退出策略,将重心从慈善转向当地产权。比起援助,各国及其公民更渴望贸易。在可能的情况下,国际发展计划应帮助相关国家由受援国的身份向贸易伙伴转变。

马克·格林在担任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的第一天就说:“对外援助的目的应该是终结援助的需求。”格林认识到,要想终结援助的需求,就需要有通往市场的退出策略,而不仅仅是调整预算或组织结构。这需要更新国际发展的“软件”——贯穿政府内外的整个国际发展领域的文化、传统和信念。

如果白宫能够成功地为国际发展文化注入一种获取共同价值投资回报的观念,并让采购政策的改革制度化,那么美国的发展援助将会变得更好。若干年后,美国政府可以回顾历史,看看它如何达成了更好的发展协议,并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让美国更加安全,加速了全球和美国的繁荣,并节省了纳税人的钱。这才是一种值得精心打造的“美国优先”的国际发展战略。

理查德·克雷斯平(Richard  J·Crespin)

咨询公司CollaborateUp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致力于加快企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协作,用比传统方式更低的成本和更少的时间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他还担任美国商会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资深研究员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兼职教授(教授关于公私合作关系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