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共情之所以如此令人不安，可能是因为人们常常认为共情是一种绝对的善，永远都是多多益善，根本不存在过度共情的说法。
从这个角度来看，共情其实很特殊，而人们对其他情绪、感受和能力的看法要苛刻得多。例如，愤怒可能会让一个父亲把襁褓中的儿子殴打致死，但对不公正的愤怒也可能会让整个世界产生变革。如果选对了对象，仰慕可能会是一件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但如果仰慕的对象是个连环杀手，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是理性思考的坚定拥护者，并且会在整本书里都强调它的重要性，但我也承认，理性同样可能会误导我们。在《纳粹医生》（The Nazi Doctors）一书中，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讲述了那些在集中营用囚犯做实验的医生内心的挣扎。他说，那些医生非常聪明，能够用自己的才智编造出合理的借口来支持自己进行这些惨绝人寰的实验。如果能够听从自己的良心，他们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了。
几乎人类的每一种能力都是“双刃剑”，有好处也有坏处。所以，让我们用同样的态度来仔细考察一下共情。
在考察之前，首先要明确共情的定义是什么。哲学和心理学领域有多种对共情的定义，甚至有本这个主题的书列出了共情的9种意思。一组研究者发现，共情这个词的用法曾经几乎无所不包，“从狗狗之间相互传染打哈欠，到小鸡之间的压力讯号传播，乃至人文医疗关怀中那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态度”。另一个研究团队发现，“只要有一个人在思考这个话题，就有一种对共情的定义”。但是，这些定义之间的差异往往非常微妙，在本书中，我选取的对共情的定义是最典型的那种：共情是用你认为别人会用的那种视角去体验生活的能力。
这种意义上的共情，在苏格拉时期的学者那里得到了非常充分的探讨，不过那个时候，他们称之为“同情心”（sympathy）。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有能力去思考他人的立场并“把自己置于对方的处境之中……以及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方，继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对方的感觉，甚至会真的感同身受，当然，可能在程度上没有那么强烈”。
这就是我对共情的定义，也就是情绪共情（emotional empathy）。同时，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概念，即在没有任何情绪传染的情况下，理解他人脑中想法的能力，也就是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如果你受苦会让我难过，我身临其境般地体验到了你的感受，这是情绪共情。但是，如果在没有同样感受的情况下，我依然理解你正在受苦的事实，这就是认知共情，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社交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心智解读（mind reading）、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或者心智化（mentalizing）(6)。本书的焦点是“情绪共情”。
从亚当·斯密的角度，也就是情绪共情的角度来看，共情常常是自动发生的，甚至有时人们并不情愿。亚当·斯密曾经描述过，在看到乞丐的痛苦和脓疮时，那些“心灵脆弱的人”会“情不自禁地感到瘙痒，或者感到自己身体相应的部位僵直紧绷”。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写道：“当我的祖母被食物噎住的时候，因为同情心，我也会有种喉咙发紧的感觉。”当尼古拉斯·埃普利（Nicolas Epley）去观看孩子们的足球赛时，他不得不请坐在自己前排的观众席上的人离开，以防他们遭受自己的“共情踢腿”。在看到他人不小心用锤子砸到了自己的手指时，估计只有心灵无比强大的人才能毫无知觉，不会收紧一下手。
但是，共情绝不仅仅是一种神经反射现象，人们可以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来培育、加固、开发和拓展共情，可以通过意志行为将它导向或者聚焦于某个方向。奥巴马在就任美国总统前的一次演讲中曾经提到，共情可以是一种选择，他特别强调了这种共情的重要性：
从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的眼中看待这个世界，如饥饿的孩子、失业的炼钢工人、家园在飓风袭击下被夷为平地的家庭。当你能够用这种视角来思考的时候，当你选择了扩大自己所关心的人的范围，去重视他人的悲惨处境，而不论他们是跟你沾亲带故还是素昧平生的时候，你就很难对这一切束手旁观、无动于衷了。
我很喜欢这段话，因为这是一个有关共情能如何让人做出善举的绝佳例证。共情让人对他人更加关心，更有可能去帮助改善他人的生活。
共情是拯救世界的良药吗
几年前，史蒂芬·平克用一个清单发起了对共情的讨论：
下面是最近两年冒出来的有关共情的标题或者副标题：共情时代、为什么共情如此重要、社会神经科学视角下的共情、共情的科学、共情缺口、为什么共情是必需的且岌岌可危的、共情是世界性的语言、企业如何通过创造广泛的共情走向繁荣、教会共情、教会孩子共情、共情的根源：改变世界从一个个孩子开始，等等。
根据《共情的根源》（The Roots of Empathy）一书的推荐人、儿科医生T.贝里·布雷泽尔顿（T. Berry Brazelton）的说法，本书的作者“竭尽全力地推动世界和平，保护地球的未来，并且主张从学校和教室做起，从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父母、每一个老师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行动”。
在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不停地搜集类似的例子。迄今为止，在亚马逊上，已经有1 500多本书把共情作为书名或者副书名了。其中排名最靠前的20本书，有的是给父母和老师看的，有的是心理自助类书籍，有的是市场营销类书籍（如《如何靠共情创造出人们喜爱的产品》），甚至还有几本是高质量的科学著作。
很多网站、博客以及YouTube视频频道都在大肆提倡共情，如有个网站列出了奥巴马所有关于共情的讲话，包括这句名言：“在今天，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赤字就是共情供给不足。”在发表了一篇反对共情的文章后，我被邀请参加了一系列“共情循环对对碰”：在线同其他人讨论共情的重要性，同时人们自觉自愿地努力提升自己的共情能力。我的书架上和iPad里到处都是有关共情的书，并且我也参加了好几个主题与共情相关的研讨会。
对于在回应某些公共事件时用怎样的措辞来讨论共情，我非常敏感。2014年秋天，美国发生了一系列手无寸铁的黑人平民被警察枪击致死的事件。事后，很多人都因美国人尤其是警察对少数族裔缺乏共情而愤怒声讨。但我也读到了一些相反的观点，很多人因美国大众对警察或者犯罪事件的受害者缺乏共情而怒气冲冲。似乎所有人都认同一件事，那就是人们需要更多的共情。
很多人都坚信共情能拯救世界，尤其是那些倾向于自由主义和改革派的政治家。例如，在给自由主义政治家提建议的时候，认知语言学之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7)写道：“每一项改革政策背后都有一个唯一的道德价值观：共情……”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呼吁大家“填补全球共情意识的鸿沟”，并且在他的著作《同理心文明》（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8)中用了一个悲哀的提问作为结尾：“人类能否建立生物圈的意识和全球性的共情，来避免整个人类社会的崩溃呢？”
对每个具体问题产生的原因，人们的诊断往往都是缺乏共情，而认为的解决办法自然就是增加共情。例如，埃米莉·贝兹伦（Emily Bazelon）曾写道，“欺凌行为中最令人发指的部分就是共情的完全缺失”，这个诊断不仅适用于欺凌者，也适用于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而她建议的解决办法是：“牢记共情和保持正派的能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我们需要竭尽全力地去培育它们。”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考察了一些跟父母在最关键之处存在巨大差异的儿童的人生轨迹，如侏儒、变性人的子女以及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童。他深感担忧，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有异类恐惧症（xenophobic）(9)的社会，并且做出了诊断：社会正面临着“共情危机”。但他也指出，这些特殊的儿童能帮人更好地认识到这种共情危机，并且发现这些儿童的父母有更强的共情能力和更多的同情心。我对这个观点非常熟悉：我弟弟就是一个严重的自闭症患者，幼时我常听说这类儿童是上天的赐福，教会人们如何对与自己不一样的人保持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