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灯只会照亮它指向的地方，因而共情也就会被一个人自己的偏好左右，这是共情的第二个局限。尽管人们在理智上可能会认为遥远地方的人的痛苦与自己邻居的痛苦一样沉重，但对自己熟悉的人共情还是要容易得多，因为我们会觉得这些人更亲近、更有吸引力、更脆弱抑或是更不可怕。在理智上，一个美国白人可能会认为黑人与白人同样重要，但通常情况下，他更容易对后者产生共情。从这个角度来说，共情对人们道德判断的扭曲程度恐怕跟偏见不遑多让。
共情的第三个局限是，它往往聚焦于特定的个体。共情的聚光灯本质使它不会算账并且目光短浅：它无法让人看到自己的行为对一群人产生的影响，对统计数字毫无觉知，并且听不懂有关成本和收益的计算。
想要更清楚地看到共情的弱点，可以想想本书前言提到的康涅狄格州纽敦镇桑迪胡克小学那起造成20名儿童和6名成人死亡的枪击惨案。为什么这起事件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呢？因为这是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并且这类事件已经在过去的30多年里让数百个美国人丧生。诚然，这些事情让人不寒而栗，但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数字还不足美国每年因谋杀而死的人数的0.1%。也就是说，就算你能挥舞魔法棒让美国所有枪击事件都消失，那些关注美国每年因谋杀而死的人数的人也感觉不到任何变化。
事实上，就在发生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的那一年，美国芝加哥市被谋杀的儿童的数量都要比这起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多。但是，在没有查询这个数据的时候，我对芝加哥被谋杀的儿童的数量一无所知，而且即便现在知道了，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想起这件事……然而，我总是能回想起桑迪胡克小学的枪击事件，这是为什么呢？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桑迪胡克小学发生的是一次单一的事件，而芝加哥的儿童谋杀案却更多是一种背景噪音。人类的认知特点决定了我们对新奇和不寻常的事情会予以关注，并且能够产生情绪反应。
但从更大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而言，对纽敦镇的老师、学生和家长共情要容易得多：他们与我自己所知所爱的人非常相似，而远在芝加哥的一个黑人儿童对我来说则要陌生得多。
人们在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反映出了共情的局限性。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慈善之举，纽敦这个小镇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几百名志愿者被组织起来去存放从全美各地寄来的礼物和玩具，即便是在纽敦镇官方请求大家不要再寄东西之后，各种物品也依然源源不断地涌来。志愿者不得不找了个大仓库来存放这些毫无用处的玩具。此外，还有上千万美元的善款流进了这个本来就挺富足的小镇。这是一场充满黑色幽默的喜剧，共情让人们心痒难耐想要有所作为，于是这些来自更加贫穷社群的人纷纷把钱捐给了比自己富裕得多的社群。
或许，更符合情理的反应是，认为共情并非导致这些非理性和不合时宜的做法的元凶，真正的问题恰恰是人们对他人的共情太少了。人们当然应该对纽敦的儿童和家庭共情，但同样也应该对芝加哥的儿童和家庭共情。但若是如此，我们甚至应该对全世界几十亿的人共情，如年事已高却不能温饱的老人，一贫如洗买不起健康保险的人，腰缠万贯却饱受存在危机困扰的人，性侵犯的受害者，因受到误判而无端被社会唾弃的人……
但我们做不到。理智上，我们会认为所有人的人生都值得尊重，做决定的时候也会对此加以考量。但我们做不到对所有人共情。实际上，我们每次只能对一两个人共情，不信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共情研究室
想想你身边某个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试着去感觉一下他此时此刻的感受。与此同时，请试着对另一个处境完全不同、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和情绪的人共情。你能做到同时对两个人共情吗？如果真的能，那你就太厉害了。接下来，再试着往这个共情混合体增加第三个对象吧。再之后请试试同时共情10个人、100个人、1 000个人、100万人。
早在数年前，美国知名作家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就讽刺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中国有11亿人。想要真的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就试试把你所有的独特性、重要性、复杂性和爱都加在一起，然后再乘以11亿吧。明白了吗？你根本就做不到。”
对世俗中的人而言，共情就像聚光灯一样。它的焦点非常狭窄，我们的至爱亲朋被它照亮，而与自己不同、遥远陌生或者让自己畏惧的人则被隐没在黑暗之中。
如果共情只是简单地不能理解包含大量对象的问题也就罢了，但实际上，共情的问题比这严重得多。共情会让人舍本逐末，为了几个人牺牲大多数人。政府和民众更关心一个卡在井里的小女孩而不是会影响上千万人的大事件，这种错得离谱的道德计算的根源恰恰就是共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对几个人的暴行会导致战争等暴力行动，会造成对更多人的更严重的后果。
与对特定个体的具体后果相比，共情对统计性质的后果特别麻木不仁。
共情研究室
想象一下，你了解到一种问题疫苗让一个名叫丽贝卡·史密斯的可爱的8岁女孩身染重病，你会做何感想？当小女孩和她的家人在痛苦中挣扎的情景浮现在你眼前，共情就会出现，继而你就会有做些什么的冲动。但我们来假设一下，停止接种这种疫苗会导致随机的12个儿童死亡。这时你的共情会缄口不言——你怎么去跟抽象的统计数字共情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能做到宁可让一个儿童死亡，也不让数量不明的更多的儿童死亡，那么你在这件事上运用的智能就不是共情了。
想一想威利·霍顿（Willie Horton）的情形吧。霍顿被判谋杀罪成立，之后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西北改造中心服刑。1987年，霍顿被假释，之后他攻击了一名女性的未婚夫，然后将他捆住并强奸了这名女性。于是，这个囚犯假释项目被视为马萨诸塞州当时的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所犯的一个颜面尽失的错误，并且在次年的总统竞选中被对手用来攻击他。
但是，这个假释项目实际上有效降低了此类事件的发生率。当时的一个报道发现，在这个项目实施后的15年间，马萨诸塞州的罪犯再犯罪率一直有所下降，并且被假释的罪犯在获释后再犯罪的概率也低于未被假释的罪犯。也就是说，总体而言，在这个项目实施后，世界变得更好了。但因为共情，人们对霍顿这个单一案件的受害者有强烈的反应，却对其他因该项目的实施而没有被强奸、攻击或者杀害的人没有丝毫反应。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政策或法规的问题。我认为，对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良善而言，最重要不是共情，而是自我控制、心智能力和更广泛的怜悯之心。事实上，具有高度共情能力的人常常会被他人的痛苦左右。如果在他人的痛苦上过于纠结，那么从长远来看，你可能更无法帮助他们，因为很多时候，想要达成长期目标就必须在短期内忍受一定的痛苦。例如，所有称职的父母都会督促孩子去做或者不做某些事，包括把作业做完、把蔬菜吃光、在适当的时间上床睡觉、接种疫苗时坐着不许动、去看牙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肯定会让孩子在此刻感到不开心，但对他们的未来却大有好处。这种为了孩子而让他们受苦的行动都是由爱、心智能力、怜悯等驱动的，而共情却可能会成为阻碍。
认知共情是每个人必备的武器
本书聚焦的是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共情，即情绪共情，也就是对他人感受的感受，尤其是对他人痛苦的感受。
情绪共情狭隘且充满偏见；它会偏袒一小部分人而牺牲其他人的利益；它不计多寡，因而会扭曲我们的道德决策和政策决定，导致痛苦的增加。
当然，还有另一种共情，或者说共情的另一面。确实存在一种能力让人可以理解他人在想什么，知道是什么让人害怕、是什么引发人的喜悦和悲哀、是什么让人感到尴尬不已或心胸开阔。这就是认知共情，指的是理解他人正处于痛苦之中的状态，但自己并不亲自体验这种伤痛的感觉的能力。那么，对认知共情，我是不是也不认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