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本书是对话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对话一定是在对某些事情有一定共识的人之间进行的。举个例子，我认为共情会让人对眼前的成本过度看重，而轻视将来要付出的代价；会让人做出愚蠢的决策，如面对眼前1名儿童的死亡和一年之后20名素昧平生的儿童的死亡，共情可能会让人选择救助当前的这1名儿童。对我而言，这就是共情的问题之所在。
你可能会说，这并非共情的错误，或者说共情虽然在这个特定的情景下让人得不偿失，但在其他情景里确实是有利的，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还是应该依赖共情。这些都是很合情理的论点，之后我会对此详加讨论。但如果你只是说“这算什么？有谁会在乎死几个孩子呢”或者“死1个小孩跟死20个小孩没什么差别，无所谓”，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继续讨论下去的基础了。
对于“心理学家跟道德伦理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心理学家可能对共情这类能力的本质有些了解，并且知道这些能力对达成共同道德目标的影响。
IT'S NOT
THAT EMPATHY ITSELF
AUTOMATICALLY
LEADS TO
KINDNESS.
RATHER，
EMPATHY HAS TO
CONNECT TO
KINDNESS
THAT ALREADY EXISTS.
* * *
共情不能自然而然地激发善，
只能与已经存在的善相联结。
想象一下你现在急需他人的帮助。也许你在开展一个慈善项目，正需要一批志愿者；也许你需要一个强壮有力的人帮你把沉重的空调搬到公寓里；也许你的孩子生命垂危，需要从陌生人那里筹集足够的资金来给他做手术。这些时候，你说什么才能让别人愿意伸出援手呢？
首先，经济学家可能会让你尝试激励的方法。最简单的就是直接给对方钱，当然，如果你需要的恰恰是他人的经济帮助，这个方法就不合适了。非金钱的报酬也有可能起作用，比如让对方获得好的名声。即使没有任何实验室研究你也会知道，人们在公众视线下会表现得更为友善。甚至还有一些研究发现，通过用某种微妙的方式来向对方保证他的善举会为众人所知，可以说服一个人捐献肾脏。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慈善机构会向捐助者赠送T恤或杯子，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让大家知道他们的慷慨行为。
其次，风俗也有很强的力量。人都是社会性动物，因而我们的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身边其他人举动的影响。即便是一个孩子，能为有需要的人做出多少贡献，也取决于他所看到的他人的行为。因此，想要让别人伸出援手，可以告诉他们其他人都已经这么做了。
但是，有些组织对这种方法的运作机制产生了误解，于是就导致了事与愿违的结果。例如，有一次，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宴会厅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条幅，上面写着：“你是否知道，每年人们都会从这个宴会厅拿走1 000多个盘子和各种餐具？”工作人员的本意或许是想让大家感到震惊，进而停止这种行为。但至少对我而言，这个条幅引发的后果是让我也想偷偷顺走一副刀叉。如果你希望别人停止做一件事，那就别告诉他们人人都会这么做。
激励对人们身上自利的那部分起作用，习俗对人们身上社会性的那部分起作用，而第三个让他人伸出援手的方式就是引发他人的共情。在这类研究中，大量优秀的成果都来自丹尼尔·巴特森的实验。
共情研究室
巴特森及其同事将被试置于一个有机会做好事的情景中，比如可以捐钱、从他人手中接过一项令人不愉快的任务或者付出一定的代价与他人合作。对其中一部分被试，研究者不告诉他们任何信息，或者告诉他们应该保持客观中立。对另一部分被试，研究者则鼓励他们去共情，比如可能会对他们说“试着站在对方的立场想想看”或者“设身处地地感受一下对方的状况”。
巴特森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共情会促使被试做出更多良善行为——捐钱、接手令人不愉快的任务或者付出代价与他人合作。而且，即便是在匿名、有不帮忙的理由或者很容易拒绝的情况下，这种效果也依然存在。
巴特森发现，这些良善行为无法用希望提升自己的名誉、避免尴尬或者其他类似的原因去解释。恰恰相反，是共情引发了一种想去改善他人处境的普遍的渴望。
有很多可靠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它跟我们的直觉也非常贴合。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形：你跟一个只要牺牲一下自己的利益就能救活你孩子的人相遇了。一开始，你的行动很可能就是想要引发他的共情，让他感受到你孩子的痛苦和你自己的痛苦。所以，你的开场白可能是：“如果这是你的孩子，你会有什么感受？”
慈善机构一直都是这么行事的，用照片和故事让你对身处苦难的人共情。我曾经跟一位慈善机构的领导者说自己正在写一本呼吁大家减少共情的书，她愤怒不已，说如果不能激发共情，那她的团队募捐到的钱就会少很多，并且许多她们已经投入了很多时间和心血的孩子可能就会因此而死掉。
我们先把慈善问题搁置一下，退一步仔细考量一下共情的巨大力量。共情简直就像魔法一样，下面就来看看它是一种怎样的魔法。
如何用神经科学研究共情
今天，除非看到一张脑扫描的片子，否则很多人都不会严肃对待任何有关精神生活的话题。即便是本应该懂得更多的心理学家，也会认为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和功能性磁共振（fMRI）所形成的图像，要比其他心理学研究所发现的东西更具科学性、更真实。大家对定位有特别的癖好，就好像知道某项功能在脑中的位置才是理解这项功能的关键一样。
在面向普罗大众的演讲中，我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是“这是在脑的哪个区域发生的”，但一般情况下，提出这种问题的往往是对神经科学一无所知的人。我其实可以回答一个捏造的听起来很滑稽的脑结构，比如“发生在脑的基底扯淡节（flurbus murbus）(17)上”，这样肯定会让大家满意。其实大家问这个问题的初衷是想要确保我们真的是在讨论科学，并且所讨论的现象都是真实存在的。对有些人而言，这就意味着我必须指出发生在脑的某个特定区域。
这种假设其实反映了一种对心智的本质以及如何研究它的非常重要的误解。毕竟，对任何不是脑神经研究者的人来说，有关脑特定区域的活动的事实都是极为无聊的，比如在做某种特定的道德决策时，脑的后扣带回是活跃的。无论如何，道德意志肯定在脑的某个地方发生，但有谁真的会在意准确的位置呢？
虽然定位本身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很显然，它已经成了神经科学的基本工具，并且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关于心智如何运转的洞见。
神经科学家采用了很多机敏的方法来研究共情。在典型的实验中，研究者会让被试经历某种体验。比如，他们可能会观看一些人脸部或手掌的照片，或者一些描绘不同行为或情绪反应的影片；他们可能会被施加轻度的疼痛，或者观看他人忍受轻微的疼痛；他们可能被告知一个故事，或者被要求对某个人或情景采取特定的立场，比如客观中立的立场或者去共情。
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都会在被试体验这些情景、感受的过程中对他们进行脑扫描，但现在也有了一些其他的研究方法。例如，经颅磁刺激（TMS），即用电磁能量对脑进行刺激，可以被用来研究当脑的特定位置受到刺激或者麻木时会发生什么。另外，通过研究脑损伤的个体来考察特定损伤与特定功能损失之间的关联，这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脑神经研究方法。
这些研究的本质目标就是探究脑用哪个部位进行哪种活动。这就是那种被我冷嘲热讽的定位研究，但并不是脑神经研究的全部。最好的研究是那些对各种心理活动进行比较对照，告诉我们心智的各个面向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