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神经科学研究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如果你认为理解他人心智状态的能力（对施展魅力非常重要）和感受他人体验的能力（能够阻止人们施暴）是一回事，那么对你而言，精神病态者的精神世界就是一个完全不可理解的谜团。当然，这两者其实并不是一回事。精神病态的罪犯并不需要按下那个“共情按钮”：他们很擅长理解他人的心智，却不能体会他人的痛苦。他们的认知共情能力很高，但情绪共情能力很弱。
这一点并没有否定理解和感受之间的联系。就像嗅觉、视觉和味觉是相互分离的，但享受美食的时候它们能协调运转一样，用不带感情的“冷血”方式去理解他人的处境，或许会让你能更真切地体验他们的感受，反之亦然。无论如何，理解和感受都是不一样的过程，所以把共情的优势和劣势铭记于心非常重要。
共情的动机本质上是自私的吗
神经科学的研究让我们对共情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我也不会忘记本章的出发点，那就是探究共情的巨大力量。不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真实的世界，共情的确有时会让我们变得更好。这也是一个必须解释的神奇现象。
那么，共情为什么会使人更善良呢？大多数人立刻就会想到的一个答案是，共情会让人将原本自私的动机扩展到他人身上。例如，如果将他人的疼痛当成自己的疼痛，你就会去帮助他人，让自己的疼痛也消失。这种情形在卢梭的《爱弥儿》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
如果我在面对自己同类时心中产生的汹涌激情恰恰是人之异于禽兽之处，例如，我感到不能让他承受痛苦正如我自己不想承受痛苦，我关爱他人正如我关爱自己一般，并且这种律令是与生俱来的，跟我对幸福的追求一样无所不在地驱动着我的生活。
这种理论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简单直接，用显而易见的事实来解读共情的道德力量，也就是共情的道德力量源自几乎没有人愿意承受痛苦。归根结底，这一理论认为共情的动机在本质上是自私的。
但是，关于共情为什么能驱使人做出善举，这一理论并没有解释清楚。毕竟，当共情让人感受到痛苦时，人们往往更想要逃之夭夭，就像乔纳森·格洛弗（Jonathan Glover）所讲的这个故事一样：有一位女士住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旁边，她在家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集中营里的暴行。于是，她给当局写了一封充满愤怒的信件。
很多时候人们被迫成为这种残酷暴行的目击者。我经常感到恶心，这种场景让我的神经系统不堪重负，长此以往我肯定会崩溃的。我要求当局有所作为，停止这种惨绝人寰的行动，或者采取措施让大家看不见这些事情。
这位女士很显然受到了集中营内暴行的困扰，但这并没有让她有足够的动机去救援这些受害者。相反，她可能还会想，如果这些行为发生在自己的视线之外就好了。这种想法对所有人来说应该都不陌生。例如，当在大街上看到衣衫褴褛的乞讨者，人们往往会选择走远一点以避免与他们直接相遇。这些人并不是无动于衷，因为如果真的无动于衷，他们就可以径直从乞讨者身边走过去了。他们依然被乞讨者的痛苦困扰，但并不想直接面对。一般情况下，逃避是最简单的。史蒂芬·平克曾经写道：
多年以来，一个名为拯救儿童的慈善机构一直在杂志上用饥寒交迫的孩子的照片做广告，让人唏嘘不已，标题写的是“每天5分钱，你就可以挽救胡安·拉莫斯的生命，当然，你也可以翻过这一页不看”。于是，大多数人就会翻过这一页不看。
还有一个例子，来自H. G.威尔斯（H. G. Wells）的作品《莫罗博士的岛》（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书中的叙事者普伦狄克被动物们的惨叫声搞得心烦意乱：
就好像全世界所有痛苦都汇聚在了一起。我知道这些痛苦一直就发生在我隔壁的房间，只不过之前我一直沉默无声，直到那个时候，我一直以为我能忍受这一切。但现在，这些痛苦开始发出令人战栗崩溃的声音，令我不堪重负、难以忍受了。
但后来普伦狄克做了什么呢？他离开了。他出去遛了个弯儿，避开了这种噪声，在树荫底下找了个地方打了个盹儿。
因此，假如共情唯一的结果就是让人身临其境地体验痛苦感受，那么对帮助他人而言，这恐怕是最苍白无力的一种影响了。与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人摆脱痛苦相比，我们永远有容易得多的办法来摆脱对痛苦的共情，比如翻过这一页、转开视线、捂住耳朵、想想其他的事情或者打个盹儿。
如果是在一个能够轻易脱身的情景中，想要用共情来驱使人们主动帮助他人，那就必须换个方式了。但是，丹尼尔·巴特森和他的同事开发了一系列机敏的实验，让被试在实验过程中有机会选择脱身而去，但大多数情况下被试并没有这么做。恰恰相反，他们会去帮助那些让自己产生共情的人。而这就让自私动机理论难以自圆其说了。
我非常欣赏巴特森的解读：共情的力量取决于一个人的体验是否足够显眼以及是否能够为人所注意到，使人难以忽视。例如，如果我非常爱自己的孩子，而他正在忍受剧烈的痛苦，对他痛苦的共情就会让我把他抱起来并竭尽全力去驱逐这种痛苦。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虽然的确也有这个作用，但如果只是想让自己的痛苦消失，那最简单的方法反而是让孩子接着哭，自己出去放松一下。恰恰相反，共情让我知道自己所爱的人正在忍受痛苦，我非常爱他，所以就会尽力去让他感受更好一些。
这个视角跟通常所说的共情的工作机制有所不同。共情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激发善。恰恰相反，共情需要与已经存在的善相联结。也就是说，共情会让好人变得更好，因为善良的人不喜欢他人受苦，而共情会让痛苦更加凸显。相反，如果让一个虐待狂变得更能共情，他就会变成一个更开心的虐待狂；如果我对孩子的痛苦无动于衷，那他的哭声对我而言就不过是一种噪声罢了。
共情也能为更广泛的道德准则提供支持。例如，如果有人扇我耳光，我肯定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会感到不愉快，但这本身并不能让我意识到扇别人耳光是不对的。可是，如果我能对被扇耳光的人共情，如果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感受，我就能更普遍地意识到：如果扇我耳光是错误的行为，那么把这个行为加诸他人也是错误的。
通过这种方式，共情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感受并非独一无二的。绝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不喜欢被扇耳光，他不喜欢，她也不喜欢，以此类推。继而，我们就会把这个认识泛化，即没人喜欢被扇耳光，最终就会得出一个更广泛的有关扇人耳光的禁律。
共情和道德可以相得益彰、相互强化：对共情的实践会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感受并非独一无二的，这就支持了公正的道德准则的观念，继而会让我们更多地与他人共情。
对共情的支持者而言，这也解释了共情为什么能够成为激发善举的一种力量。
共情能力可以测量吗
我们已经讲了共情的工作机制，即共情如何推动人们做好事。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共情到底是如何运转的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方法就是考察一个人的共情能力与道德水准之间的相关性。总体而言，共情能力较强的人真的比共情能力较差的人在道德上表现更好吗？
或许你会觉得，在这方面肯定已经有很多研究了。但在深入讨论这些研究之前，可能要先了解一下这种研究有多么难做好。我们很难测量一个人有多好或者一个人做出的善举有多好，也很难测量一个人的共情程度。
我们具体来看看测量上的困难吧。肯定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共情能力更强，更有感受到他人感受的倾向性。原则上来说，有很多方式可以来测量一个人在某个连续谱中处于哪个位置，比如测量共情状态下脑的活跃模式，但这些方法既不方便又非常昂贵。因此，大多数大规模的研究会采用与评估自恋、焦虑、思维开放性等特质一样的方法来评估共情能力，也就是通过一系列问题来评估。研究者根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来给每个人评分，然后再去考察得分与某些善举或恶行之间的相关性，而善举和恶行是通过观察、实验或者提问更多问题的方式来评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