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升级：别把共情能力当成评价他人的标准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共情与良善行为之间的相关性，但如果反过来，共情能力极弱的人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也就是说，我们不去讨论高共情能不能让人变好，而是看看低共情会不会让人变坏。
虽然对共情持怀疑态度，但我也会下意识地认为低共情与暴力倾向之间有些联系。很显然，共情能够阻止残忍。例如，如果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那么在一开始就更不太可能去做伤害你的事，因为这也会让我自己感受到痛苦。而那些低共情的人身上没有这种阻碍因素，也就是说，不良行为与低共情之间应该存在一些相关性。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夸大了共情的影响力。有一篇文献综述回顾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共情与攻击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其结论一目了然，就体现在标题上：“共情与攻击行为毫无关系：元分析的惊人结果”。根据这文献综述，攻击行为的变化只有大约1%是与缺乏共情相关的。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想预测一个人的攻击性，并且能够获取他的大量信息，比如精神病理访谈、纸笔测试、犯罪记录以及脑扫描结果，那么你最没有必要花时间考察的恐怕就是他的共情能力了。
这篇综述的作者们显然是觉得这个结论太出乎意料了，于是在结论部分花了很多力气来讨论这个离奇的发现，更准确地说，他们离奇地一无所获。他们最终得出结论：我们太把共情当回事儿了。他们指出，当想象一个低共情的人时，我们往往会想象出一个麻木不仁、没有情感、不把他人的利益当回事的人，但这其实是个错误。用他们的话说：“除了共情，我们还有其他的情感，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会让我们去关爱他人。”
共情能力强不能说明一个人是好人，缺乏共情能力的人也未必是坏人。你会在后面的章节里看到，善良其实与同情、关爱等更有距离的情感相关性更高，邪恶也更有可能是因为缺乏同情心、不会为他人考虑以及缺乏对自己欲望的控制。
ONE DEATH
IS A TRAGEDY；
ONE MILLION
IS A STATISTIC.
* * *
1个人的死亡是悲剧，
100万人的死亡是个数据。
支持共情的最有利的一个论据是，你会对自己正在共情的人更好一些。而且无论是在实验室研究、日常生活的体验还是在大家的常识中，这一点都有所表现。因此，如果世界是个简单的地方，我们需要面对的窘境只有一个，也就是一个人正处于某种即刻的痛苦之中，而我们的帮助肯定会有积极的作用，那么共情确实能够起作用。
但世界并非一个简单的地方。我认为，我们被共情引发的行为通常在道德上是不正确的。
大多数实验研究不会去考察这种复杂性。那些实验的设计往往是用简单直接的善行来测量共情的效果，比如更多帮助、更加合作、对需要帮助的人更为和善。但是，丹尼尔·巴特森及其同事设计的一个精巧的研究却为我们带来了意外之喜。
巴特森为共情能使人做出帮助行为的“共情-利他猜想”做了辩护，但他并不认为共情一定会带来积极的结果，而是认为“共情所引发的利他本身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而是与道德无关的”。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他设计了一个实验。
共情研究室
在这个实验的场景下，因为共情，大多数人即便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也仍旧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巴特森告诉被试，有一个名为“高质量生活基金”的慈善机构，工作是帮助身患绝症的儿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减少痛苦，过得更加舒适。然后，告诉被试他们会听到一个正在排队等待帮助的儿童的访谈。其中，巴特森对被分配在低共情场景的被试说：“当你聆听这个访谈时，试着用客观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内容，不要让被访谈儿童的感受和情绪影响你。”同时对被分配在高共情场景的被试说：“试着去想象一下这个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对他生活的影响，会让他有什么感受，试着去体会一下这个孩子所经历的一切。”
这个访谈的对象是一个名为谢里·萨默斯的“非常勇敢的10岁小女孩”。她将自己所忍受的痛苦描述得绘声绘色，并且谈到了自己多么希望能得到高质量生活基金的帮助。继而，研究者问被试，他们是否愿意填写一份特殊需求表，把谢里在等待名单中的排位提前一些。当然，情况被说得很清楚——如果谢里的排位被提前，那么其他本来位置靠前的儿童就需要等待更久才能得到帮助。
实验的效果非常显著。高共情场景组中有3/4的被试选择了让谢里提前，而低共情场景组中只有1/3的人选择了这么做。在这里，共情并没有把人引向公平公正的方向，而是让人对共情对象给予特殊待遇，同时让其他人承担代价。
这种效果再次让我们回到了“聚光灯”这个比喻上。这个比喻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共情的支持者所强调的特点——共情能让他人的痛苦变得犹如历历在目，能让他人的麻烦变得真实可见，能让我们看到原本被隐藏在阴影中的东西。那些认为没有共情我们就不会帮助他人的人，可能会把这种聚光灯特性当作共情的最大价值所在。
但是，这个比喻同时也阐释了共情的弱点。聚光灯的视野很狭窄，只会照亮一点，而把其他事物都留在阴影之中。你能看到什么取决于你将灯光指向哪里，所以这种聚焦会受到偏见的强烈影响。
在道德生活中，共情并非唯一视野狭窄的心理过程，愤怒、内疚、羞耻和感激等情绪也是如此。但是，并非所有心理过程都有这种局限。例如，我们可以依靠更为抽象的推理，也可以仔细考量成本和收益或者诉诸通用准则。估计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被试没有选择把将谢里的排位提前——他们没有陷入她的状况中，而是从保持一定距离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有人可能会担心这种不带情绪的视角会显得过于冷漠、没有人情味儿，甚至将这种不偏不倚的推理过程比喻成荧光灯发出的黯淡光芒。关于这一点，我们之后再详加讨论。但在这里，我想要说的是共情的局限并非不可逾越。
可识别受害者效应：你会为谁慷慨解囊
由于具有聚光灯的特质，依赖共情可能会引发事与愿违的结果，引发心智正常的人绝不会认可的后果。这一点，在一些引人入胜的心理学实验中表现得很明显。
共情研究室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给被试每人10美元钱，然后告诉他们可以选择把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分给另一个1分钱都没得到的人。这些1分钱都没得到的人都是匿名的，身份用一个号码来标识，然后被试随机抽取数字决定分钱给哪个人。其中，一组被试先随机抽取号码来选择分钱给谁，另一组被试则先决定分出去多少钱再抽取号码选择分给谁。奇怪的是，与先决定分出多少钱的被试相比，那些先抽取号码的被试给出的钱要比先决定分多少钱的被试多60%。这大概是因为先抽取号码让他们想象到了一个具体的没有钱的人，而不是另一组所面对的抽象的人。
在同一个研究团队的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被试捐钱给一个人道安居组织，来帮助贫困家庭搭建房屋。研究者对一组被试说“接受援助的家庭已经被选定了”，对另一组被试说“接受援助的家庭要在将来才能确定”。再一次，这个细微的差别造成了显著的不同——前一组被试捐的钱要比后一组捐的多很多。这可能是因为两组被试面对的对象不同：一个是实实在在的目标（特定的被选中的家庭），另一个是抽象的对象（在将来才能确定到底选谁，可能是很大范围中的任何一个家庭）。
还有一项研究比较了人们对个体受苦和很多人受苦之间的反应差异。研究者询问一组被试愿意捐出多少钱来挽救1个孩子的生命，然后询问另一组被试愿意捐出多少钱来挽救8个孩子的生命。结果发现，这两组被试愿意捐出的钱的数额相差无几。但是，当告诉第三组被试孩子的名字并向他们展示孩子的照片时，他们捐款的数额则直线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给1个人捐的钱比给8个人的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