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实验都可以被视为“可识别受害者效应”（the 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的例证。早在40年前，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就说过：“如果有报道说，一个棕色头发的6岁可爱小女孩需要几千美元去做一个让她能撑到圣诞节的手术，那邮局一定会被雪片般飞来的救命硬币和钞票塞满。但如果这是个沉闷的报道，说马萨诸塞州的医疗设施年久失修，将会导致可预防的死亡的发生率有一个微乎其微的上升，那估计没什么人会为之落泪或者想去捐款。”
可识别受害者效应也凸显了我们情感的另一个面向，那就是对数字一无所知。但是，如果只有特定个体的痛苦才能引起我们的关心，就会产生一种很不合理的情况，即一人之苦大过千万人之苦。
想要更深入地理解我们的情感对数字有多么无感，可以想象一下你读到一个报道：在一个遥远的国家，有200多人在一次地震中丧生。你有什么感觉？再想象一下，你刚刚发现实际上有2 000多人丧生。你会觉得情况比原来糟糕10倍吗？你会有跟之前不一样的感觉吗？
我很怀疑。事实上，一个人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比1 000个人更重要，因为一个人可以激发我们的情感，群体反而不行。有人曾说过：“1个人的死亡是悲剧，100万人的死亡是个数据。”特蕾莎修女也曾说过：“如果看到千百万弱者，我会无动于衷；如果看到一个弱者，我会伸出援手。”在道德决策中，我们之所以能认识到数字的重要性，不是因为情感，而是因为理性。
选择性聚焦：你能看到哪些人的痛苦
共情的一个问题是目光狭窄，另一个问题是只会聚焦于你指向的地方，受偏见的影响严重。
前面讨论过的神经科学研究为共情的偏见提供了很多证据。与共情体验相关的脑区对于对方是敌是友、是同伙还是异类非常敏感，共情也对对方是形象俊美还是面目可憎十分敏感，而且其偏见远不止于此。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种偏见，想想过去几十年里都是哪些事深深打动了美国人的心灵吧。
比如说落井的小女孩。1949年，在加州圣马力诺市，一个名叫凯茜·菲斯库斯的3岁小女孩掉进了一口井。所有美国人都为之心痛不已。大约40年后，所有美国人的心又被杰茜卡·麦克卢尔的苦难刺痛了：1987年，在得克萨斯州，这个18个月大的小女孩掉进了一口窄井，引发了一场持续55个小时的救援行动。“在整个过程中，每一个美国人都成了小杰茜卡的教父或者教母。”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如是说。
只要能在受害人群中识别出受难的个体，大规模事件就也能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就是这样被某些悲剧、灾害和大规模犯罪行为引发共鸣的，比如2004年的印尼海啸、2005年的飓风卡特里娜（Katrina）、2011年的飓风艾琳（Irene）、2012年的飓风桑迪（Sandy）、2001年的“9·11”事件，或者本书一开始提到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
这些的确都是很严重的事件，但为什么人们聚焦的是这些事件而非其他事件呢？肯定不是因为它们在客观上更加严重。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讨论过社会对娜塔莉·霍洛韦的巨大关注。霍洛韦是一名18岁的美国学生，在加勒比海阿鲁巴岛度假的时候失踪，被认为遭到了诱拐和谋杀。斯洛维奇指出，在霍洛韦失踪的时候，电视台对这件事的报道时间远远超过了对苏丹达尔富尔正在发生的种族屠杀的报道时间。他同时也指出，其实每天都有比因卡特里娜飓风而死的人多出10倍的人因为可预防的原因而死亡，有多出13倍的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
所以，这些事件之所以受关注，不是因为它们的灾难性、痛苦程度、对全球的重要性或者人们能提供帮助的可能性，而是因为人们倾向于关心什么的固有偏见。比如说，我们会非常关注儿童的痛苦，会对与自己相似或者来自同一社群的人的痛苦更加敏感。普遍而言，我们最关心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比如与自己有类似的态度、说同样的语言或者形貌相似的人，以及那些属于自己群体或者自己爱的人。
早在1790年，亚当·斯密就已指出了这一点，并且提出了一个如今人尽皆知的例子。他让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亚洲某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在一场地震中丧生，然后设想一个“悲天悯人的欧洲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我想，他首先会对这些不幸的人表示强烈的哀悼，然后会对人生的无常和灾难的多发做出深刻的反思，会因人类创造的繁荣被毁于一旦而心痛不已……在把这些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之后，他会立刻转身去继续追名逐利、享受生活，歌照唱舞照跳，与以前一样心情舒畅，就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
亚当·斯密还比较了更为个人化的事件所引发的情绪反应。
如果是落在自己身上，那即便是最鸡毛蒜皮的麻烦也会让他心神不宁。如果明天将要失去自己的小拇指，那他今晚一定会彻夜难眠。但是，如果经历灾难的人跟他素不相识，那么，哪怕是成百上千万同胞死于非命也不会让他停止酣睡。
我们可以稍微改动一下亚当·斯密的例子，假设明天要失去小拇指的并非你自己，而是与你关系很亲近的一个人，比如你年幼的孩子。我敢打赌你今晚肯定睡不着。这件事对你的影响也肯定比在不知名的遥远地方的大规模死亡大得多。实际上，对我而言，家里网速太慢或者网络不稳定给我造成的不安，要远比看到一起自己从未听说过的国家里发生的重大灾难所带来的不安更强烈。当然，也存在例外情况，有时我们会被一些遥远的事件打动。但是，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有真实的图像和故事让我们觉得痛苦历历在目的时候，只有这样才能触动我们一般只有在身临其境时才会有的情绪。
关于作家、导演和记者如何精心设计以引发人们的道德关怀，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值得用整整一本书来探讨。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事实——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以及类似的东西里都充斥着这些手段，让人们对陌生人的痛苦给予深深的关注。例如，《汤姆叔叔的小屋》是整个19世纪最畅销的小说，在改变美国人对待奴隶制的态度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雾都孤儿》改变了19世纪英国人对待儿童的方式；《辛德勒的名单》和《卢旺达饭店》等电影让人们更能意识到那些自己本来根本不可能关心的人们的苦难。
在这些遥不可及的事件中，选择哪些进行关注，取决于记者、制片人和作家的直觉，取决于哪些事件最引人注目并最能引发大众的情感共鸣。这也就导致了很多影响巨大的事件从未被大众关注过。例如，发生在美国监狱里的惨剧不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虽然这影响了上千万人的生活，但绝大多数人对这几千万人并不在意。很多人把监狱里的强奸现象当成一个笑话，或者觉得这就是一报还一报，公平合理。
这种对受难者的选择性聚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大约20年前，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表达了自己的无奈：美国公众对索马里危机高度关注，却对相较更加严重的苏丹的惨状所知甚少。他悲哀地质问道：“整个世界都选择去拯救索马里而放弃苏丹，难道只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更上镜吗？”
在索马里事件之前，尼日利亚境内的比夫拉曾经发生过饥荒。记者菲利普·古雷维奇（Philip Gourevitch）讲述了美国人是如何被电视上呈现的“瘦骨嶙峋、腹胀如球、目光呆滞”的儿童形象打动的，并描述了各州政府是如何被大量信件淹没的——每天竟然有25 000多封。
就在撰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名为“灾难理论”（disaster theory）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的很多工作都是在探究与个人私利相符的动机（self-interested motivations）。例如，在美国，总统在选举年更有可能宣布出现国家灾害，这样他就能在受灾的州得到更多的政治捐款。也就是说，用来救灾的款项不仅是诱因，也是奖励。这个领域还有一些研究阐释了选择性聚焦的随意性，人们的兴趣与对哪里最需要帮助的理性评估毫无关系，与做什么才有最好的效果也毫无关系。这恰恰也是让艾萨克森不满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