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说本书讨论的所有偏见都是共情的错，但有些的确是。如果一个人跟你很相似、曾经善待过你或者是你所爱之人，那么对其共情确实会更容易，你也就更有可能去帮助他们。这些共情偏好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与共情相比，还有一些其他的偏见更加广泛。例如，我们自然而然会偏向自己的亲人朋友而非陌生人，会更关心自己的群体而不是异族另类或者对立群体。根据人类的进化历程，这种人性的特质是必然的。毕竟，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物种对与自己共享基因的亲属和曾经帮过自己的同类没有特殊情感，那么他们必然会付出代价；与亲缘关系更加紧密的物种相比，他们的竞争力也会大大减弱。这种对亲近的人更好的普遍偏好，影响着我们更容易对谁共情，也影响着我们更喜欢谁、更关心谁、更容易跟谁结盟、更容易对谁施加报复，等等。它影响的范围比共情要广泛得多。
另外一些偏见源自人类注意力的特质。我们总是对新鲜事物更感兴趣，而对身边司空见惯的旧事物越来越不敏感。就像忽略了家里冰箱持续不断的嗡嗡声一样，我们总是会对那些挥之不去的问题习以为常，比如非洲的饥饿儿童或者美国的谋杀现象。大规模枪击事件总是会成为电视报道的亮点、新闻头条和网络上的大事件，最重大的那些会深深烙印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比如哥伦拜恩校园枪击案、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奥罗拉枪击案和桑迪胡克校园枪击案；但除非你真的认识受害者，否则其余99.9%的谋杀都只会成为背景噪声。
这样的偏见与共情无关，但共情的聚光灯特质意味着它在这个方面非常脆弱。共情的狭窄视野、指向性和对数字的不敏感，都意味着它永远会受那些能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我们非常喜欢的或者其他偏好的影响。所以，只有摆脱共情，转而用规则和原则看问题或者尽可能计算成本收益，我们才有可能做到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合理、不偏不倚。
小心！别掉进共情的陷阱
这些偏见真的算重要的问题吗？那些因这些偏见而担忧的人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良善之心的零和游戏本质。因为金钱和时间都是有限资源，所以如果我把钱捐给“拯救鲸鱼”组织，就不能同时再捐给“牛津救济饥荒委员会”；如果我把时间用在为本地艺术博物馆募捐上，就无法同时再来帮助无家可归者了。
但即便如此又怎样呢？毕竟谁都不是完美的。即便帮助他人的动机中真的有种族主义成分、狭隘的地方观念或者其他偏见，那又如何呢？这依然比无人伸出援手要好得多。也许共情和其他情感会让我们将帮助他人的努力用错地方，但如果没有它们，我们或许压根儿就不会想要为他人提供任何帮助。如果一个人本来想要做好事，而共情让他没有做，那么谴责共情或许还有些道理。但如果一个人本来没打算做好事，而共情驱使他做了好事，那么共情就是个好东西。
或许，对共情的抱怨就跟这个笑话差不多：祖母和孙子在沙滩上散步，突然一个浪打来，把小男孩卷进了大海。祖母双膝跪地，痛苦不已，不断祈求上帝：“请把我的孙子带回人世吧。上帝，请救救他吧，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她苦苦哀求，然后，突然一个浪头又把这个小男孩甩上了沙滩。小男孩跑回祖母身边，祖母紧紧抱住他，然后看了一眼，有些不太满意地说（必须想象一下她的声音和语调）：“他之前还戴着个帽子呢。”
是的，上帝确实可以连帽子一起给她送回来，但真的至于连这点小事都抱怨吗？
让我们牢记这一点，然后想想彼得·辛格提出的这个由情感引发的错误聚焦的例子。
共情研究室
迈尔斯·斯科特是一个身患白血病的5岁儿童，“美梦成真”基金会为他提供了帮助，让他能当一天超级英雄——小蝙蝠侠。在一位装扮成蝙蝠侠的演员的陪同下，他乘坐着一辆蝙蝠战车穿过了整个旧金山市区；他挽救了一位苦难中的小女孩；他抓住了坏蛋“谜天怪”；最后，他从旧金山市长手中接过了城市的金钥匙，成千上万的群众为他欢呼。
辛格认为，这件事确实让这个小男孩心花怒放，但随后他就提到了整件事的成本。美梦成真基金会替人圆梦的平均费用是每人7500美元。这个小蝙蝠侠的场景肯定更贵，但这里就按平均费用来估计。辛格告诉我们，如果用同样数量的资金来为疟疾肆虐地区的人购置床帐，可以挽救三个儿童的生命。他紧接着又说：“挽救儿童的生命肯定比为儿童圆一个超级英雄梦更重要，难道这不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吗？如果迈尔斯的父母有机会做出选择，是让儿子当一天小蝙蝠侠还是根治儿子的白血病，他们肯定会选择后者。如果能挽救更多儿童的生命，那么事情就更加无可争议了。可是，当有更高效的选择，即捐钱给抗疟疾基金会，为疟疾传染区的家庭购置床帐，有效预防疟疾时，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捐钱给美梦成真基金会呢？”
没有人会否认，挽救三个儿童的生命比让一个儿童美梦成真一天更有价值。但人们可能会反对辛格的观点，认为这并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做决策的常见情况。毕竟，即使不捐钱让这个小男孩圆梦，人们也未必会捐钱给其他组织，从疟疾手中挽救另一个儿童的生命。相反，他们更有可能将这些钱花在更没有价值的事情上，比如买辆新车、旅游度假或者装修厨房。作为一个善行上的功利主义者，辛格也承认，在这些选项之中，捐钱为小男孩圆梦显然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在运用共情来决定是否捐钱给慈善机构这方面，我并不认为零和游戏的争论会是一个大的问题。我顾虑的是其他问题。
我认为，由共情驱动的善行往往会引发不良后果，会让世界变得更糟。我要说的并不是哲学家造出来的那些古怪生僻的例子，比如第1章里讲的救下一个落水儿童，结果这个小孩长大后却成为杀人狂的情况。我要说的都是实际生活中的情景——可以想到，共情会以一种非常不幸的方式引发不良后果。
首先，来想想对孩子的教养。对孩子过度关心的父母可能会采取过度保护的态度，于是就没有办法对孩子进行任何约束或管教。良好的教养方式包括应对孩子的短期痛苦，实际上，父母的行为有时的确会导致孩子在短期内受苦。例如，当拒绝孩子的欲望时：“不行，你不能把蛋糕当晚饭吃”“你不能在周一的晚上到别人家玩”。管教中包括某种程度的约束，而这自然会让孩子此时此刻的体验变得更糟。共情会妨碍我们做出这种行为，会让我们沉湎于增加孩子每时每刻的幸福感，而且很可能是以放弃未来真正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为代价。有种说法是，教养中最难的就是节制自己的私欲。事实上，教养中另一个难点就是节制对孩子的共情，也就是节制那种减弱孩子即刻痛苦的强烈欲望。
然后，来看看慈善领域。辛格曾经指出，很多人都是“温情效应”类的捐助者。他们会给很多慈善机构小笔地捐款，希望能惠及更多目标。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每个捐赠行为都会带来不一样的愉悦感，就像在一个摆满了丰盛甜点的餐桌前每次吃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但实际上，小额捐款可能会对慈善机构造成损害，因为处理小额捐款所需的费用可能要超过捐款数额本身。另外，尽管辛格没有提，但慈善机构一般会对捐助者进行回访，而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尤其是如果他们使用邮寄信件的方式的话。所以我们会说，如果有个机构的目标是你反对的，而你又想给它找点麻烦，那么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向他们捐5美元。
西方世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行动是个严肃得多的问题。事实上，关于这种援助行动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真正有效，至今仍存在很大的争议，并且越来越多人认为这种行动有很多消极影响。很多人都在担心，这样的善意之举实际上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差了。
这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为生病的人提供医疗服务，这样的行为会有什么坏处呢？一种担忧是，来自国外的援助很可能会减弱被援助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动机，尤其是那些最能带来好处的动机。例如，食品援助可能会让本地的农民和农贸市场破产倒闭。另一种担忧是，食物和药品会落到战争贩子手中，于是会助纣为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