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来看看孤儿们吧。世界上确实存在不道德地剥削他人的人，因而共情可以被用来做不可告人的事情。很多人对孤儿院中孤苦伶仃的孩子抱有深深的怜悯之情，而这恰恰驱使了另一些人为他们源源不断地提供“孤儿”。例如，柬埔寨很多孤儿院中的孩子的父母至少有一位健在：孤儿院威逼或者利诱那些贫困的父母放弃自己的孩子。《纽约时报》一位记者对这个问题的总结跟本章的主题不谋而合：
外国人的共情，包括提供钱物和在当地开设相关机构，实际上催生了过量的孤儿院……尽管有些孤儿院确实是正规且管理有序的，但大多都非常破败，而且联合国提供的数据显示，里面的儿童非常容易受到性侵害……“怜悯之情是最危险的情感，”位于柬埔寨金边的一个人权机构的创始人欧维拉（Ou Virak）说，“柬埔寨需要从这种乞丐思维中解脱出来。同时，外国人需要停止这种完全被情绪驱使的行为。”
最后，再来看看发展中国家的那些乞丐儿童。对饱食终日的发达国家的人而言，饥寒交迫的儿童形象确实让人惨不忍睹，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会忍不住伸出援手。但这种行为带来的实际后果却是滋养了那些奴役、残害儿童的专业犯罪集团。看似在短期内对个体有所帮助的行为，却可能对更多人产生非常糟糕的影响。
这种对未预结局（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讨论很可能会导致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其实完全不应该为他人提供帮助，但这并非我的本意。很多慈善机构做出了非常杰出的工作，善良之心、勤奋工作和慷慨解囊在多数情况下还是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献血、提供床帐阻止疟疾的蔓延、为盲人朗读书籍等行为也都是恰如其分的良善之举。并非所有事情都会像欧·亨利的小说那样在结尾冒出个黑色陷阱。有时候，对未预结局的过分关心只不过是自私和冷漠的借口。
但是，如果想要让所做的事情产生好的结果，而不只是让自己感觉良好，那就需要面对非常复杂的情况，需要觉察到自己身上那些与之竞争的甚至是恶意或贪婪的动机。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后退一步，不掉进共情的陷阱。并非不能给予，而是需要更加明智地贡献，时时考虑行为的后果。
方法1：做一个有效利他主义者
虽然共情的聚光灯特质有时会让我们一叶障目，但大家依然会担心如果放弃了共情，我们可能就会完全无所作为，可能会对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漠不关心，甚至整个世界都可能会成为人间炼狱。
我认为，这种观点反映了道德想象力的贫乏，没有意识到有其他力量可以带给我们共情所具有的好处，同时又不会付出共情所造成的代价。我们在前面讨论过许多日常生活中并非源自共情的善行，比如挽救落水的儿童、捐献自己的肾脏。良善之举背后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比如对他人的关爱和同情之心，对名誉的追求，愤怒、自豪、内疚等情绪感受，对宗教或世俗的信念的承诺。如果把世界上的所有好事都归因于共情，那未免有点太过草率了。
举个例子。我还记得小时候曾经注意到父亲晚上有时会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写支票给那些寄信过来请求捐款的慈善机构。他并没有对那些信件中描述的细节共情，甚至几乎没有仔细读过那些信。但当我问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那些没有自己幸运的人。虽然这种不加区分、一视同仁的善心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但这也再一次证明了，如果退一步仔细考察自己和他人所做的那些好事，你会看到远比短视而偏见的共情多得多的动力。
想要做个好人，确实需要关爱他人，需要有想去缓解痛苦、改良世界的欲望，但同时也要能通过理性评估来判断怎么做效果最好。曾经有一个聚焦于此的项目，叫作“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简称EA），即“一个既用心也动脑的日渐壮大的社会组织”。这是一句很棒的座右铭。心，让我们有动力做好事；脑，让我们善于思考如何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那位把肾脏捐给陌生人的泽尔·克拉文斯基说，人们之所以会觉得这种行为莫名其妙，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会用数学思考问题”。这么说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真正的问题是，很多时候人们对数学漠不关心。
不过，人们可以被说服去关心数学，可以被鼓励去用理性思考各种问题。毕竟，人们还是希望自己做的事真的能产生好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让自己感觉良好。人们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比如可以利用Givewell网站来监控慈善机构的效能，判断哪个机构做得最好。正如珍妮弗·鲁本斯坦（Jennifer Rubenstein）所说的，诸如EA这种机构所发起的对知情决策的实际证据的聚焦所呈现的，“大量慈善呼吁都是基于可识别受害者、可爱的濒危大型动物（如北极熊）、魅力明星、过度简化的邪恶人物以及灾难造成的惨不忍睹的图景而进行的。相比之下，理性判断的努力要强很多”。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认可这种有效利他主义。当彼得·辛格在《波士顿评论》上撰文捍卫这些观点时，很多受邀评论的学者都对他进行了批判。有些人接受了辛格的前提假设，即应该聚焦于最大化自己行为的积极后果，但对他提出的具体方法并不认可。他们认为，如果人们在个人慈善捐献方面少花些精力，而是更多地聚焦于推动公共政策的变革，比如反对军火交易或贸易保护主义，效果可能会更好。有些人认为，最有实际效果的干预往往来自企业机构而非个人。还有些人对未预结局心存担忧，比如担心聚焦于个人捐赠可能会侵蚀更大规模的支持，比如来自美国政府的帮助。
在经过仔细斟酌后，辛格对这些反对意见进行了回应，他对部分观点表示了认同，并认为，从总体上来说，这类问题都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要在斯科特·亚历山大（Scott Alexander）的观点上更进一步——我们之所以认同有效利他主义，恰恰是因为它在认识论上的谦逊态度(19)。通过捐赠床帐来防止疟疾肆虐或许并非长久之计，但至少不无小补。与之相反，那些政治性的干预实际上更不靠谱。如果有效利他主义运动也往这个方向发展，恐怕它就跟其他政治运动没什么区别了，其独特的贡献也就不复存在了。
亚历山大在这个观点上进行了扩展，对“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问题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治愈疾病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也是有效利他主义现在所聚焦的领域。与全球资本主义做斗争是“人与人”的问题。长远看来，这确实可能会造福社会，但真正的结果并没有那么确定。毕竟，还有很多人非常认可全球资本主义，并且真心相信市场经济的繁荣会让世界变得更好。
所有这些最终都会回归到一个实证问题上，那就是究竟什么做法总体而言是最有利的。但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更感兴趣的是有效利他主义所激发的种种不同的反应。拉里莎·麦克法夸尔认为，对很多人而言，“把自己的行动加诸遥不可及且抽象的人身上让人感到非常困扰，即使当结果是积极的时也是如此”，她把这称作“利他主义的工蜂程序”。法学教授保罗·布雷斯特（Paul Brest）对有效利他主义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态度”大加鞭挞。历史学家凯瑟琳·顿伯（Catherine Tumber）讨论了彼得·辛格所举的一个例子，即一个名为马特·韦杰的小伙子勇闯华尔街挣钱来帮助穷人的故事。她认为韦杰的所作所为实际上“让穷人的日子过得更差了”，并且导致了他自己的退化——“表现出了一种深层的异化”。
辛格对这些回应并没有太多耐心，认为顿伯坚持说韦杰挣来的钱对他人毫无益处这一点莫名其妙，并且对她对一个人做好事的定量分析的普遍否定感到很恼火。辛格说，顿伯的立场“暗示了她会选择支持一个能帮少数人预防致盲的慈善机构，哪怕明知还有另一个能帮更多的人预防致盲的慈善机构”。他的结论是：“很难知道她会对这种选择做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