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我认同辛格的说法。几年前，我曾经在一个广播节目里讨论我写的《善恶之源》一书。我与一位牧师讨论了我们是如何对待陌生人的，并以发展中国家儿童乞讨者为例。我试探着提出了自己的顾虑，就是前面讲到的施舍行为实际上让事情变得更糟，让更多人受苦，因而我建议停止这种行为，而是更明智地花钱。
她的回应让我感到很诧异。她并没有在事实层面与我争论，而是说她喜欢施舍钱财给乞丐。她说当亲手把钱和食物递到孩子们手中，看到孩子们满足的样子，她会感觉很好。她对我说，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非常重要，如果只是在慈善网站上捐一笔钱，你就不会得到这些感受。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多说什么，尽可能表现出温和、接纳的态度，偶尔还有些脑筋迟钝。但如果现在能回应她的话，我会说，这取决于你究竟想要什么。如果你想要的是人际接触的愉快感，那么尽管去对孩子们进行施舍吧。也许在双手相碰的刹那间，你会感到心头一热，甚至在回酒店的路上一直都感觉暖洋洋的。但如果你的目标是让他人生活得更好，那就需要做些不一样的事情了。
辛格的批评者指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目的，未必都是为了他人的健康和安全，这完全正确。例如，人们需要被尊重，也往往会想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并且在考虑成本和收益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把西方人富足的生活状况考虑进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顿伯说得没错，因为致力于帮助穷人确实使马特·韦杰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这一点的确应该纳入这个等式。我也同意，从冷眼旁观的角度来看，慈善事业确实存在冰冷和令人不满的地方。有一位我非常熟悉的家境殷实的教授，她很清楚开张支票捐钱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但她还是选择定期到纽黑文做义工来帮助穷人，因为她需要这种人际接触。我不会对这种做法表示鄙夷，毕竟，在分析一个行动的成本收益时，耶鲁大学一位教授的内心满足感当然也是有些分量的。
但是，我不会把这种内心满足的收益看得比那些真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的实际需求更重要。毕竟，如果一个孩子正在挨饿，那他根本不会在意食物是来自一个嗡嗡作响的无人机，还是来自一位面带微笑的和蔼义工。跟真正挽救生命的行为相比，即便是最亲善的人际接触也不足挂齿。
方法2：减弱自己生活的分量
关于共情的弱点，最深思熟虑的分析来自伊莱恩·斯卡里一篇名为《想象他人处境的困难之处》的短文。她的视角跟我的很不一样，但恰好相得益彰。
在文章的一开始，斯卡里先采用了共情的视角，提出我们是依靠对他人生活处境的想象来决定如何对待他人的。但是她对此并不认同：“我们伤害他人的能力如此之强，恰恰是因为想象他人处境的能力微乎其微。”然后她抛出了一个问题：什么能让一个社会的成员对陌生人和外来者更加友善？之后又给出了一个从共情视角的回答：“一种认为大家都是一家人的博大的胸怀，依赖于每个人都持续不断地自发且慷慨地‘想象’他人的处境。”
很多国际政策制定者采用的就是这种策略，玛莎·努斯鲍姆等哲学家也对此情有独钟。努斯鲍姆阐释了共情在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上的重要性，即便是在对待那些远在天边未曾谋面的对象时，共情也非常重要。有些小说家也采用了这个视角，认为虚构文学的一个益处就是能扩展人们的道德想象能力。1856年，英国作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就说过，只有具备某种情感的驱动力，我们才会帮助他人，“仅仅用泛泛而谈和统计数字来呼吁无济于事，必须加上令人同情的套路和能让人有所作为的道德情感来打动人心”，她认为虚构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能做到这一点。她最后得出结论：“艺术家创作的人物，甚至能让最普通的人或自私自利之人都觉得自己身上正在失去些什么，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情操的原始素材。”
斯卡里并未心悦诚服。她依然担忧，仅仅依靠对他人处境的想象并不足以驱使人们做出善举。而且，她是根据日常生活中的直觉和经验得出这个结论的。斯卡里指出，即便是对自己最亲近的朋友，想要想象他们的生活并达到犹如亲身体验般的强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想要身临其境般地想象一群陌生人的处境，比如居住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居住在美国的无证移民或者在轰炸中丧生的伊拉克士兵和平民的处境，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些证据又把我们带回到之前我所提出的观点上——共情具有偏见，而且对数字完全没有概念。对我而言，哪怕是听说自己的孩子受到了一点点伤害，也要比听到成千上万的陌生人死亡严重得多。作为一个父亲，这种态度可能无可厚非，但如果是作为政策制定者，这种态度就无法让人接受了。
针对这种现象，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更努力地对他人感同身受。对某个近在眼前的特定个体而言，这或许是个合理的建议，比如当我忽视甚至是引发了身边某个人的痛苦而不自知时。但是，对很多人或陌生人而言，这个提议就太不切实际了。因为从心理的角度来说，我们并没有能力对陌生人给予跟自己所爱的人同样的关怀和感受，也没有能力因一百万人的痛苦而产生比因一个人的痛苦强烈一百万倍的感受。在评估道德行动时，自己的直接感受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依据。
斯卡里提出的替代方案跟我的如出一辙。她注意到，那些依赖共情的人往往会带着让对方的生活更有分量的目标去关注他人，把他人的喜悦和悲伤看得与自己的一样真实和重要。这听起来非常伟大无私，但行动起来却难如登天。例如，一个生活富足的美国人不可能把一个非洲儿童的生命看得与自己儿女的生命一样重要。此外，因为没有特定的对象去评估，只有抽象的数字和概念，所以没有人能通过增加某个人生活权重的方式去评估诸如全球变暖、即将爆发的战争等事件的具体后果。
斯卡里建议反其道而行之。别再用提升他人生活权重的方式寻求公平和公正了，相反，试着减弱自己生活的分量，通过消解自我的方式，让你自己和你所爱之人与陌生人站到同一水平线上。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曾提过这种建议。他说，看报纸的时候，应该用自己国家的名字代替事发地区的名字，这样人们才会对发生的事情有更公正的感受。例如，用“以色列”替换“玻利维亚”，用“美国”替换“阿根廷”，甚至还可以用“X”“Y”等抽象的字母符号来代替。这是一个去除偏见的好办法。就像斯卡里所说的：
无知的面纱并不是通过让人们能够对他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并将他人的感受与自己的同样重视来促进平等的，若是这样，那只会让我们的精神不堪重负。它采用了一个更有效的策略，那就是在当下抹去人们对自身处境的感受和重视强度。
也就是说，斯卡里的建议是把事情去个人化，让每个人感受的强度都降低而不是升高。我承认这听起来非常冷血，而且看上去标准也太低了。这有点像脱口秀主持人路易斯·C. K.（Louis C. K.）给那些想要得到理想身材的人的建议：“很简单，你只需要把你这样不堪入目、臃肿丑陋、令人作呕的身材作为自己的理想型就好了。”但是，既然做不到对每个人给予同等的共情，那这也许真的就是最佳的手段了。
很多聪明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使用这种去个人化的方式了。当想要不带偏见地决定到底选择哪个候选人时，不要给每个人同等的想象权重，全面考虑每个人的情况和处境。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把这些候选人还原成符号X、Y和Z，设计一套匿名评估或者匿名面试的流程，防止候选人的性别、种族或外表等因素让人有意或无意地产生偏见或者影响我们的判断。又或者，可以建立一个配额系统、形成多样化的需求，来确保特定群体有足够的代表。这两种方法之间可能存在冲突，适用于不同的政治环境，但两者都试图对过程去个人化，来绕过我们的自然偏好和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