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一个奖项评选委员会的成员，而你女儿正是候选人之一。你能让自己对所有候选人一视同仁吗？恐怕很难。但反过来，你可以选择避嫌放弃评选，让其他与你女儿素不相识的人来做决策，这样就公平公正了。
行为升级：决策前，理性判断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很容易让人误解的一点是，这种对公正无私的呼吁究竟是为了什么。西蒙·巴伦-科恩在一篇文章中描绘了一个完全没有人依赖共情做决策的黑暗世界：
如果把共情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我们就很可能会做出纳粹的行径：设计一个完美的理性系统，最终决定把全欧洲的犹太人都送到集中营。如果目标就是彻底清除不纯净的血统，那么从纳粹的角度而言，这一切都非常合理。这里唯一缺乏的，就是对犹太人的共情。
巴伦-科恩继而讨论了利用成本收益分析进行决策的后果：
想想纳粹设计的另一个工程，用安乐死的方法系统性地清除那些患有学习障碍的人。如果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因为供养学习障碍患者所需的费用极其高昂，而用安乐死的方法去除这种“病态基因”确实可以节省大量的金钱。这种做法之所以会被法律制定者认为是道德的，就是因为缺失了对学习障碍患者的共情。
对巴伦-科恩而言，成本收益分析仅局限于经济上的成本和收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认为，从理性的角度而言，做出对学习障碍患者进行安乐死的决定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的确给政府节省了资金。
但实际上，这样的成本收益计算实在是荒唐至极，而且跟我想要说的以及我所知道的任何人的立场都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所说的成本收益分析包括对他人的同情，因而任何理性的决策过程都应该把人们的痛苦和幸福计算进来。换句话说，在巴伦-科恩所举的例子中，如果进行成本收益分析，那么对学习障碍患者的大规模屠杀所导致的痛苦将是一项不能容忍的成本。
在这里，我要为经济学家说几句好话。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可以告诉大家，经济学家在大学里可不是什么受人追捧的风云人物，他们高得离谱的薪水、西服革履的打扮和从未应验的经济危机预警，都让人对其敬而远之。但当运用冰冷无情的经济推理工具时，他们却可爱得像天使，因为专业性让他们对先入为主和各种成见完全免疫，而我们大多数人却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举个例子，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贸易是有益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跟政客和普通民众不一样，他们不会偏心，不会认为自己的同胞与异国他乡的陌生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如果美国总统呼吁人们不要为保留美国的就业机会而努力奋斗，应该对墨西哥人和美国人一视同仁，那他肯定没多久就会被赶下台。但是，经济学家一定会把这种会让世界整体经济变差的厚此薄彼当成纯粹的偏见予以抛弃。
再考虑一下，为什么经济学有时会被称作“阴郁的科学”？这个贬义的称呼来自19世纪的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他还发明了另一个对立的名称——“快乐的科学”，用以形容音乐和诗歌。
经济学不是一种大家听说过的“快乐的科学”那样的学问，我不能这么称呼它，肯定不能。它是一种沉闷、孤僻且非常凄凉、苦恼的学问，我们可以比较客气地把它叫作“阴郁的科学”。
卡莱尔之所以对经济学如此冷嘲热讽，是因为这个学科把很多本来属于主观领域的情绪和感受客观化了，而这恰恰是卡莱尔无法容忍的。
卡莱尔究竟是为什么对经济学如此反感呢？因为奴隶制。卡莱尔愤愤不已，就是因为经济学家反对奴隶制。卡莱尔建议在西印度群岛恢复奴隶制，并且对经济学家的反对意见非常不满。
每当你想要嘲弄经济学家和他们处理事情的冰冷方式时，不妨想想这件事。人们往往会把强烈的情绪等同于大发善心，把冷静的推理当成居心叵测。但实际上，在真实的世界里，真相通常恰恰相反。
POLITICAL DEBATES
TYPICALLY INVOLVE
A DISAGREEMENT
NOT OVER
WHETHER
WE SHOULD EMPATHIZE，
BUT OVER
WHO
WE SHOULD EMPATHIZE WITH.
* * *
政治辩论通常不是为了是否应该共情，
而是为了应该对谁共情。
每当与他人因共情而发生争执时，人们常常会挑战我的政治立场：你是不是在推行某种程度的保守主义？这是不是你攻击自由派或改革派的一种手段？
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共情与自由、左翼立场和改革主义等息息相关。至少在美国，支持更严厉的枪支管制、堕胎、更开放的边界政策以及全民医疗保险等政府项目的人，往往就会被认为特别能共情。
说自由派比保守派更能共情其实有两种含义，且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微妙。一种含义是就政治哲学立场本身而言的。自由派的狂热支持者乔治·莱考夫曾言辞激烈地说：“每一项政治改革背后都有一个道德根源：共情。”另一种含义是就持自由派或保守派立场的个体而言的。或许，共情程度高的人更倾向于支持自由派的立场；又或许，被自由派观点包围会让人变得更能共情，受保守派观点耳濡目染则会让人变得更少共情。
针对立场的讨论和针对个人的讨论在逻辑上是有区别的，同时又是相互关联的。举例而言，一个支持自由派的人确实可能比他人更能共情，但自由主义本身却可能没有任何关于共情的特殊立场。更能共情的人会选择更有共情面向的政治立场，这看上去合情合理；同时，更少共情的人会选择更少有共情面向的政治立场，这看起来也是自然而然的。
假设自由派的政策真的是出于共情，而我所说的共情是糟糕的道德指南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本书就的确是对左翼立场的抨击。
但是，这其实并非我的本意。共情与政治的确有些关联，但这种关联并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紧密。有很多非常能共情的保守主义者，也有很多不太能共情的自由主义者。反对共情并不能说明一个人在枪支管制、税收政策、医疗保险等方面的立场，也不能说明他会投票给谁或者有什么样的政治哲学。
所以，无论如何，我对共情的批判都是不具有党派立场的。或者用更加积极的方式来表述，无论你是什么政治取向，是自由派、保守派、自由主义者、强硬右派还是强硬左派，我们都可以联合起来一起反对共情。
自由派与保守派有什么不同
为了从根本上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虑一下作为自由派／改革派／左翼或保守派／右翼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词的含义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而这些政治语言本身也一直处于激烈的政治辩论的核心位置。有些非常“左倾”的人却对“自由派”“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对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恨之入骨。在自由派眼里，很多保守主义者一点也不保守，他们的观点其实非常激进，比如撤销那些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政府项目。因为对自由市场政策的狂热支持和对某些社会政策的鄙夷，自由意志论者在近代政治领域中并未被划归为自由派，但他们却常常坚持自己才是真正的自由派，并且坚定地捍卫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比如约翰·洛克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这些都是非常错综复杂的问题，我也不想在这里多费口舌，所以我会与非学术背景的欧美普通民众一样使用“左翼”“自由派”“改革派”“右翼”“保守派”等词汇。这样，也就能跟那些说“自由派更具共情能力”的人意思相近。也就是说，当人们把共情与自由主义立场联系在一起时，他们脑海中的自由主义与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主义是一个意思——与那些希望增加对同性恋者或少数族裔的立法保护、因枪支数量激增而担心不已、提倡堕胎合法化、支持大学的多样化项目以及认同全民医保的人表达的含义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