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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至少在美国的政治领域,人们的行事并没有这么轻率和不理性。人们通常认为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确实有这种立场之分,但事情也不是必然如此,特定的政治视角之间可以是相互独立且毫无关联的。例如,对枪支管制的看法与对同性恋婚姻的看法没有半点关系,就如同你喜欢什么比萨与你喜不喜欢《碟中谍》系列电影完全是两码事一样。不过,现在大量考察人们政治取向的研究都会问大家认为自己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然后发现这种粗糙的分类居然很好地代表了人们背后一系列丰富的观点和立场。例如,一项研究询问了人们对以下5个问题的看法。

• 你是否支持实施更严厉的枪支管制法?

• 你是否支持全民医保制度?

• 你是否支持对最高收入人群征更高的税?

• 你是否支持对少数族裔的立法保护?

• 你是否支持为了减少全球变暖而制定更严格的碳排放标准?

如果你是美国人或欧洲人,你可能有很强的直觉来区分这些立场哪些属于自由派哪些属于保守派。而且,这些立场确实相互关联:认可一种也会更倾向于认可另一种,反对一种也会更倾向于反对另一种。这种广泛一致的认可与反对立场与人们把自己看成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息息相关。因此,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最方便的就是问对方:“你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

事实上,有些人认为,从自由派到保守派的政治连续谱是普世存在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曾指出,政治系统中总会有“一个规则且稳定的政党和一个进步且革新的政党”。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经写道:“保守党和革新党两个政党把国家一分为二,这两个政党都源远流长,并且自诞生之日起就势不两立、争论不休。”然后他得出结论,这种“水火不容的对峙很可能暴露了埋藏在人类本性中的一些最深刻的东西”。

在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面前,这种对立显得更加严重。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我们的政治本性似乎在“繁衍后代、同异族的关系、惩罚族内恶徒的适度性,以及选择传统还是新奇的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得最为强烈。在那些与个人不太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比如全球贸易或者对银行业的管制等,则难以根据一个人的基本政治取向来预测其具体态度。

如此看来,美国人的政治取向与加入党派之间的相关性很高也就没什么令人惊讶的了——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人更有可能投票给民主党,认为自己是保守派的人则更有可能投票给共和党。当然,这种相关性也是有限的,如果以0~1为范围,那么政治取向和加入党派之间的相关性在0.5~0.6之间。

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的相关性,是因为加入哪个党派并不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尤其是当面对的情况并非同性恋婚姻或者堕胎这样的重大问题时。另外,即便是同一个政党,人们的意识形态也是不同的。例如,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的主要竞争者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特别强调贞洁、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这都是典型的保守主义世界观的体现。与此同时,共和党中的自由主义者罗恩·保罗(Ron  Paul)则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地最大化个人的自由,他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也要温和得多。





自由派人士的共情能力更强?


自由派到底是不是更能共情呢?看起来的确如此。奥巴马谈论共情的次数比美国历史上其他所有总统都多,因此,他是民主党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奥巴马的民主党前任比尔·克林顿曾说过的“我知你痛”,让美国人家喻户晓。其他杰出的民主党成员也都能非常流畅地使用与共情相关的字眼。在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被纽约警察锁喉进而窒息死亡(20)的事件发生后,希拉里·克林顿呼吁对警察执法制度进行改革,她说:

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更努力地试着用邻居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个世界……设身处地想象一下穿着他们的鞋走路是怎样一番滋味,体会一下他们的痛苦、希望和梦想。

很多人把这种思维方式视为自由派世界观的典型反映,而且,在自由派所赞许的诸多政策背后,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共情。一位研究共情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心理学家指出:

就普通民众认同他人痛苦程度的能力而言,他们更倾向于让自己亲眼所见的苦难得到缓解。而在政治领域,这种行为很可能会导致人们只是从可识别受害者的视角来使用政府的力量和资源。因此,我们会认为,那些“心肠太软”的人更倾向于用自由派提出的政策和方法来解决普罗大众所面临的困苦和问题。

当一个政党宣称应该放宽移民政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帮助穷人,而拥护该政党的人对此表示支持,那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更具共情能力是合情合理的,至少他们比反对这些政策的人更能共情。我们来对比一下另一种心态。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的对手之一、共和党的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因为说了这句话而沦为笑柄:“我很高兴自己能亲手解雇那些曾经为我服务的人。”实际上,罗姆尼合理地描述了一个经济学原则,并且他相信这么做能让每个人都获益,但这种表达方式却让他显得非常薄情寡义、缺乏共情。

很多自由派人士会对这一切进行这样的总结:自由派是一群能体会人间疾苦的人,保守派则是一群锱铢必较、冷酷无情、苛刻严厉的冷血动物。在他们口中,自由派希望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因为他们关爱穷苦大众,保守派则对此视而不见;自由派想要加强枪支管制,因为他们为枪击案的受害者感到心痛不已,保守派则对此充耳不闻;自由派支持堕胎合法化,因为他们对女性充满关怀,保守派则希望限制女性的自由。

这就是保守派的敌对方对他们的看法。当然,保守派人士自己可能也会认为他们的共情能力比较弱。毕竟,他们经常指责自由派人士妇人之仁、情绪冲动。他们可能会非常满意地反复引用丘吉尔的名言:“如果你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不是个自由主义者,那说明你没心没肺;如果你到了四十多岁还不是个保守主义者,那说明你没头没脑。”保守派往往会强调那些非共情的道德价值的重要性,比如强调对宗教的重视,而忽视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关注。

保守派人士倾向于对“人性本善”持怀疑态度,对人们究竟对陌生人有多少善意并不乐观,也对国家体制本身的不稳定性和易受腐蚀性深感担忧。每当自由派大张旗鼓地推行自认为能让世界更美好的各种项目时,比如全民医保和全民早期教育项目,保守派都会担忧这些项目将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

乔纳森·海特也曾对自由派和保守派进行过对比和分析。他认为,人类本来就具有一系列独特的道德基本原则,比如关爱、公平、忠诚、权威、神圣和尊严。这些道德基本原则都是在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当然,也有的部分经过了一些变化。海特及其同事进行的研究指出,自由派认为关爱和公平比其他原则更重要,保守派则更平等地对待这些原则,没有厚此薄彼。根据海特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保守派比自由派更崇敬国旗(因为这与忠诚密切相关),更在意子女对父母的服从(与权威相关),更重视贞洁(与神圣和尊严相关)。同样,海特也认为,相对于自由派,保守派更注重那些非共情的道德价值。

也有一些研究在考察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实际观念。有一项研究用线上调查的方法对7  000多人进行了研究,研究者询问他们的政治观点,并用戴维斯的人际反应指针量表和巴伦-科恩的共情商数量表对他们进行测试。虽然这两个量表都不完美,但它们确实也捕捉到了某些与共情相关的特质,而结果跟我们预料的一样,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确实比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得分更高,即共情能力更强。虽然他们得分的差异不是特别大,但已经足够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