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高共情的人更有可能成为自由派，那么倒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从统计上来说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做自由派——女性比男性更能共情。有一项研究考察了共情、性别与政治取向之间的关系，结论是：如果男性能拥有与女性一样的共情能力，那么，政治领域的性别缺口将不复存在。
共情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自由派比保守派更能共情的观点的确说明了一些东西，但这种意识形态与共情之间的关系恐怕并没有乍看上去的那样紧密。举个例子。迈克尔·杜卡基斯和阿尔·戈尔（Al Gore）都是众所周知的自由派政治家，但他们都被认为是理性的技术专家和深思熟虑的问题解决者，他们也自认为如此。与之相反，罗纳德·里根等保守派的政治家却非常擅长表现出自己充满情感的一面。
事实上，简单地把自由派与共情联系起来实在是太过草率了。例如，很多自由主义立场的政策其实同样受到了自由意志论者的认可，比如在同性恋婚姻、某些毒品的合法化以及警察体系军事化等方面的政策，而自由意志论者恰恰是最缺乏共情的一部分人。如果说这些政策都是从共情出发的，那么，世界上最缺乏共情的人居然也会支持它们就让人非常不解了。
当然，有些保守主义立场的政策也是从对特定人群的共情出发的，只不过他们与自由派共情的群体有所不同。例如，支持开放边界的自由派同情难民的悲惨处境，保守派则为可能会因此而失业的美国人忧心不已；自由派为遭受警察的暴力或胁迫的少数族裔呐喊，保守派则为在抗议警察暴力执法所引起的骚乱中遭受了巨大损失的小商小贩鸣不平。
采取的视角不一样，看到的场景和人物就会有所不同；聚焦的问题不同，引发的政治辩论就会有所不同。政治辩论通常不是为了是否应该共情，而是为了应该对谁共情。
以枪支管制为例。自由派往往聚焦于枪支暴力的受害者一方，保守派则更加关注那些因为被剥夺了枪支而无法抵抗暴力侵害的人。明智的政治家其实会感谢这种不平衡的立场。当奥巴马在丹佛警校发表讲话时，他旧事重提，讲到了在参加艾奥瓦州的竞选活动时米歇尔·奥巴马对他说的一段话：
如果住在艾奥瓦州的农场里，我也会想要有支枪。毕竟，如果有陌生人把车开到我家院子里，而我不知道报警后警察要多久才能来，那我当然想要用枪支来保护自己。
对于这种共情冲突，奥巴马提出的解决方法是给予更多的共情。他建议大家都“把自己放在对方的位置上考虑一下”，比如狩猎者想象一下因枪击事件而失去儿子的母亲的处境，反之亦然。
我们来看看美军虐囚事件。乍一看，共情的视角只可能出现在一边，即受害者那一边，但这么想实在是太过简单了。当这一事件被披露之后，当时的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讲了一个例子：“2001年9月11日，在纽约世贸中心顶层，一位美国公民正在用手机给自己4个年轻的女儿拨打今生最后一个电话，稍后他就被活活烧死了。”这是一种共情的视角，通过一个可识别的个体的遭遇来为美军的暴行做辩护。
再来想想对某些类型的言论的担忧。自由派担心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相关的攻击性言论，保守派则更在意那些贬低传统价值的言论。虽然原因不同，但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反对某些过分的性暴露，并在反对色情方面并肩作战。他们都会抗议对某些备受尊重的人物（当然，是不同的人物）的嘲弄，当有人在公共媒体上做出类似举动的时候，他们会立即做出反应。
这些事恰恰就是我们应该仔细思考的。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共情在政治生活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而不是那些想法本身有什么错。即便是言论自由最狂热的支持者，也会认为存在某些不可逾越的底线。例如，大多数人都认为开除在小学宣扬纳粹思想的老师是恰当的，在街上对行人叫嚷种族主义口号的行为是应该被立刻制止的。但问题是，共情总是会站在审查者这边。对那些被言论冒犯、伤害的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并不难，尤其是当被伤害的人与你在同一群体且处境相似时。但是，让一个被深深伤害了的人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却是一件非常冷血的事情。
实际上，对言论自由的讨论与共情并没有什么关系。关于为什么不能无所顾忌地限制他人的言论，有很多的理由，有些理由是从结果论的角度出发的，比如让所有的想法，即便是坏的想法都有机会被表达出来，从长远来看是有益的；还有些理由是从权利的角度出发的，认为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在对言论自由的辩护中，还有一种利己主义倾向：你有权利说任何你想说的话，我也有权利说任何我想说的话。但是，这些辩护理由没有任何一种是与共情相关的，也就是说，合理的公共政策实际上应该以更加泛化、更少偏见的动机和考量为基础。
在法律情景中，共情也呈现出无党派的特质。包括奥巴马在内的很多自由派人士都认为社会需要具有共情能力的法官，保守派则经常对此冷嘲热讽，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让司法系统更偏向自由派主张的伎俩。但托马斯·科尔比指出，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其实与自由派法官一样，都会从共情的角度考虑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是最保守的法官，即使是被认为铁血判官的法官，实际上也会采纳共情的考量。
有时候，这种考量甚至是非常明显的。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曾说，他认为自己作为法官的独特贡献是他“能够为那些生活因法庭判决而深受影响的人设身处地地着想”。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也曾说：“当处理有关种族歧视的案件时，我不得不去想象如果是我的家人因为种族背景或者宗教、性别问题而被歧视会怎么样，而且我确实会把这种感觉纳入对判决的考虑。”
更有甚者，有些保守派法官做出的判决完全是共情的结果。科尔比讲了一个例子，那就是阿利托对一起言论自由案件的处理——韦斯特伯勒浸信会教堂的军人葬礼上发生的反战活动。在判决时，阿利托引用了死者家属提到的“强烈而持久的情绪伤害”和“情绪极端脆弱”。但是，其他法官一致认为，不论这些反对的声音多么令人反感，在法律上都是被允许的。科尔比认为，正是因为共情，阿利托才做出了与法律南辕北辙的判决。
保守派与自由派一样，也会依赖共情的帮助。而且，某些自由派的政治立场其实与共情毫无关系。关于这一点，最好的例子就是气候变化。很多自由派人士比保守派人士更关注气候问题，而若从共情的视角出发，他们其实应该选择保持现状。因为如果做出干预，就会出现很多实实在在的受害者，他们会被各种事情伤害，比如汽油涨价、生意滑坡、税收增加等。反之，如果不做干预，那虽然会让未来成百上千万甚至上亿人承受痛苦，但这些痛苦都是遥远且抽象的统计数字。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自由派提出应该果断行动时，他们背后的驱动力肯定不是共情而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总而言之，共情是不分党派的。有人觉得自由派的政策来自共情而保守派的不是，但事实并非如此。共情只是能让人关注此时此地的人们，而这有时对自由派的政策有利，有时则对保守派的政策有利。在枪支管制等问题上，共情对双方都有影响；在言论自由或者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共情则更多地影响其中一方。
当然，相比于关注此时此地的人，还有更差的行为。如果能做些什么让他人的痛苦减少或消失，那你就应该果断出手。有时候，所谓的从长远考虑不过是自私自利或冷漠的借口。但是，很多从共情出发的政策都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例如，正是因为共情，所有美国人才会为一个落井小女孩而心痛不已，却对全球气候变化视而不见；正是因为共情，我们才会通过残酷无情的法案，才会卷入令人不堪回首的战争；正是因为共情，我们才会对少数个体的痛苦于心不忍，却让更多人承受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