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ING A GOOD
AND CAPABLE PERSON，
BUT THEY ARE
NECESSARY，
AND ON AVERAGE，
THE MORE THE BETTER.
* * *
推理和理性不足以让你成为善良且能干的人，
但它们是必要的因素，
并且一般来说越多越好。
1945年4月，在纳粹的达豪集中营里，几个男人站成一排，在经历了拷打之后被射杀。这在达豪集中营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失去生命。但是，这件事发生在达豪集中营被解放之后，这些受害者是被俘虏的德国士兵，射杀他们的则是美国士兵。
戴维·威尔西（David Wilsey）上尉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这样描述了发生的一切：
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党卫军排好队，先被酷刑折磨然后被射杀，这就是美国人嘴里的“冷血”。但是，埃米莉啊！请上帝原谅我，我在观看这一切的时候非常坦然，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因为他们都是罪有应得的。我对他们的恶行仍历历在目，每多看一眼这些混蛋，我都更觉得他们该死透顶。
后来，他又在信中说：
我有没有跟你“忏悔”过拿行军杯往这些纳粹崽子身上泼冰水的事情？我们让他们光着膀子站在河边，高举双手摆出向希特勒致敬的姿势站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再把他们处决，这够冷血吧？一个来自加州的真正嗜血成性的士兵（对我而言是前所未见的）管我借杯子，用来表演他的“序曲”，然后再用他45毫米口径的自动步枪射杀了这些纳粹分子。他的弟弟惨死在纳粹之手，于是他自己就疯狂杀戮，没有任何其他事能够满足他。
本章我们会讨论共情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我选择用这个故事作为开篇，就是为了说明这个话题背后的复杂性。这些射杀德国被俘士兵的军人并非虐待狂或者精神病，驱使他们这么做的就是强烈的道德情感。几个月之后，美国军队对达豪集中营事件进行了调查，并决定把这几名士兵送交军事法庭审判。但是，巴顿将军撤销了对他们的指控，这件事也逐渐被人淡忘，只有历史学家才会偶尔提及。我想，现在读到这段文字的人中肯定有一部分觉得巴顿将军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士兵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甚至是正当的。
关于暴力的观点有很多，我们可以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拿来说事儿，解释为什么某个关键因素导致了暴力的产生。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暗示个中关键是因为缺乏共情的理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人就会恣意妄行。有些心理学家把这句话中的“上帝”换成了“共情”。如果他们说的是对的，那这就是对本书最好的驳斥。
这一理论认为，去人性化和客体化是导致暴力与邪恶的主要原因，也就是把人不当人看，只当成非人的动物或物体。他们认为，一旦开始用这种眼光看待同类，杀戮、奴役和贬低他人就变得轻而易举了。如果真的像这些人认为的那样，共情能阻止去人性化和客体化的过程，那这就是对共情最大的支持。
还有一些其他的理论，认为暴力与共情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有的理论认为，暴力其实是失控的结果。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很多暴力行为都是受到了酒精或者其他药物的影响。这种有关暴力的冲动过失假说确实非常符合一个事实，就是犯罪者往往会在自己生活的其他领域也显现出失去控制的一面：他们更有可能吸烟、更有可能出车祸、更有可能意外怀孕，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说，出问题的是整个系统，而暴力仅仅是冰山一角。阿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教授把暴力犯罪与某些类型的癌症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都可以被视为需要进行治疗的疾病。
当然，还存在一种与上面所讲的截然相反的观点，并且在经济学家和进化理论学家之间非常流行。这种观点就是，暴力其实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面对很多问题时的理性解决办法。癌症是一种失范、一种疾病、一种对社会有害无益的消耗，如果能够根除，那对人类来说绝对是好事。但暴力是人性的一部分，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共享的一种特质，从报复、防御和捕食的行为中演化而来。除非所有人都变成天使，否则暴力和暴力的威胁永远都会是我们本性中不可或缺的邪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不存在癌症的世界，却不可能得到一个不存在暴力的世界。因为对承受者而言，暴力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所以至少在一部分人眼中，也就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全没有邪恶的世界。
德化差距：纯粹邪恶神话的源头
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邪恶呢？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在其著作《恶：在人类暴力与残酷之中》（Evil: Inside Human Violence and Cruelty）的开篇中说，书中所有案例都来自真实的生活。
对鲍迈斯特而言，虚构的形象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为它们所扮演的角色是那种“纯粹邪恶的神话”，与真实生活中的邪恶相去甚远。例如，美剧《汉尼拔》中的精神疾病患者和连环杀手汉尼拔·莱克特，他的行为实在是恐怖至极。但在很多人眼中，他依然是个魅力十足的人。他修养出众、对人彬彬有礼，下手的对象往往是罪有应得之人，而且他有自己的底线，比如从不对他人进行性侵害。
汉尼拔的形象与普通人大相径庭。我们给这样的人起了不少外号，比如怪物、猛兽或者超级恶煞（superpredators）——最后一个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专指某些暴力的青少年。
这种纯粹邪恶的神话有很多来源。
纯粹邪恶神话的一种来源是被史蒂芬·平克称为“德化差距”的倾向，即总是认为自己所做的坏事的严重程度远远不及他人所做的。
我们可以在很多罪犯身上看到这种倾向。最极端的例子是弗雷德里克·特里什（Frederick Treesh），一个“狂欢虐杀三人组”的成员。在被捕的时候，他堂而皇之地问警察：“我们不过就是杀了两个人，伤了另外两个人，然后又用枪托砸破了一个女人的脑袋，往几个人嘴里塞了些电灯泡，其实并没太伤害什么人啊！”
共情研究室
在一项研究中，鲍迈斯特及其同事要求被试回忆两个场景，一个是对某个人感到愤怒的场景，另一个是自己引起某个人愤怒的场景。结果发现，当回忆自己是侵犯者的场景时，被试往往会把伤害行为说成是微不足道的，并强调自己的初衷是善意的。当回忆自己是受害者的场景时，被试往往会把伤害行为说成是至关重要的，有持久的不良影响，并强调对方的动机是非理性或恶意的。总之，我们对他人的侵犯不是不得已的就是没想到的，他人对我们的侵犯却总是疯狂的或残酷的。
如果仔细想想暴力或伤害行为对受害者远大于侵害者的影响，你就不会觉得这种现象有什么奇怪的了。如果约翰打了比尔一巴掌，不论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看，这件事对比尔的影响往往都要大于对约翰的影响。有些暴力行为可能会改变受害者的一生，但对施暴者生活的影响就要小得多。有些刻薄的讽刺或者轻率的否定可能会让听到的人受到很大的伤害，讲话的一方却可能说完马上就忘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些人对侵犯行为过于关注，老觉得自己伤害了别人，其实对方对此毫无察觉；还有些罪犯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深感痛苦，在受害人早已忘却了的时候还活在内疚中。但是，当事情的性质非常严重时，这种行为对受害者的消极影响几乎总是远大于对侵害者的影响。
正是这种德化差距导致了自然而然的报复行为。这些报复行为既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比如亲朋好友或家人之间的争执，也包括国际冲突这样的大事。你惹我不高兴了，你做的事情对我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对你的。然后，我按照自己认为恰当的程度所实施的报复，对你而言却可能是非常过分的，于是你就会加倍反击，这样循环升级，往复不休。如此这般，夫妻之间的争执就会不断升级，冲突两国之间的人民就会对彼此的不可理喻感到震惊和愤怒：明明我们的行为是公平合理的，为什么对方的回应如此丧心病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