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不仅在古代应用较广，在我们今天，同样备受推崇。
关于中庸之道，《中庸》第五章中说：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意思就是，舜掌握了人们过头与不及的两种极端，（调和人性中的善与恶），而对人民采用中庸之道。这就是舜之所以成为大舜之王的原因吧！
大舜为什么能够被禅让为老大，不仅是因为他做了一大堆的好事，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做事不偏不倚，掌握了中庸之道，也就是说特别有分寸感。
舜是一个高情商之人。相比之下，人民群众却容易做事偏激。如果你想成为人群中的智者，就需要学习中庸之道。爱走极端正是集体大众的一种通病，国外同样如此。《乌合之众》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创作的经典之作，研究了大众集体心理学，其中一个案例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
在资产阶级学者的眼中，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理性革命的胜利，虽然理性地号召人们赶走了国王，但整个国家并未脱离水深火热之中，甚至还出现了由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统治专政的局面。1793年，雅各宾派通过起义，战胜了温和共和主义派，夺取了法国政权。
夺取政权以后，雅各宾派将有嫌疑的“反革命者”大量送上断头台，同时严格限制物价，实行恐怖的统治政策。在该党派执政期间，有上千人被杀害，全国人民笼罩在恐惧当中。最后，1794年国民公会中的反对派“热月党人”再一次发动政变，审判罗伯斯庇尔，这时的法官不让罗伯斯庇尔辩解，便判处其死刑。至此，狂热而极端的雅各宾专政结束。
你看，原本是追求人民自由民主的革命，一不小心却走向了反面，竟沦为了人民公敌。长达一年的恐怖统治，使法国人民疲惫不堪，这就是统治者管理手段不当，太过极端，将人民逼迫太紧，最终自食恶果。在管理民众时，不能一味地采取偏激的手段，不仅国外，中国古代也有许多因为暴政而被人民起义反抗推翻的政权。过分偏激和不及是同一种效果，俗话说“过犹不及”，孟轲也曾讲过一个经济政策上的故事。
周朝人白圭是个乐于助人的商人，同时他还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建议把当时的“什一而税”降为“二十而取一”，以此来更改税制。孟轲却反驳说，低税率只适合北方后进的少数民族地区，如果用于整个中国，将会造成“去人伦，无君子”“不可以为国”的倒退恶果。孟轲所遵从的就是中庸之道，税率太低，成了大貉、小貉（古代北方民族名）；税率太高，就成了大桀、小桀。只有把握住中间的分寸感，刚好达到临界点的时候，才是最合适的。
的确如此，如果税收太低，民富于国，就像野蛮民族一样不服管教。国富于民、过度敛财，就会变成夏桀和殷纣王那样的国家君主。税收的关键在于掌握分寸感。这种观点在今天依然十分具有启发性。
人民是最盲目的，集体无意识，决定了大众集体很容易陷入偏激状态。在曾经的动乱年代，中国发生过不少违背中庸之道的事情。即使在和平年代，极端事件也屡有发生。有段时间，许多爱国人士开始自发抵制外国货，这种初衷是好的，但做法却过于极端。他们上街游行，进入商城打砸日系车辆、日系商品，甚至打伤了无辜的群众。这种行为就是不可取的，哪怕你本意不是这样，但行为却跟平日那些打砸抢烧的土匪有什么区别呢？
如此疯狂的偏激行为，全世界皆然。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罗兰夫人，于1793年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前，曾留下一句为后人所熟知的名言：“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由此衍生的名言有：“正义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爱情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你看，原本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一旦走了极端，就成了罪恶的遮羞布了。哪里还有中庸可言呢？
圣人之所以呼唤中庸，恰恰是民众并不中庸，走极端的缘故。正所谓，呼唤什么缺什么。关于民众的中庸，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由此可见，偏激是很多中国人的习惯性动作。然而，偏激的做法并不能解决任何事情，只会使矛盾越发激烈化。按照鲁迅的说法，不管如何打着“中庸”的幌子，这种行为本身就违背了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同样适用于企业日常管理之中，像诺基亚之类的大企业，他们刚开始是手机行业的领头军，但时代在进步，他们却不肯与时俱进，于是逐渐被淘汰。中庸的管理方法也给许多企业老板以警醒：对待员工和下属要隐恶扬善、奖罚分明，对待每一个人做到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只有这样，你才能博得众人的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