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到何处,洪堡都能发现令人激动的最新理论突破。在植物园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他见到了博物学家乔治·居维叶②和让-巴蒂斯特·拉马克。通过对骨骼化石的研究,居维叶发现它们不属于现存的任何一种动物,从而证明了此前饱受争议的“物种灭绝”的概念。拉马克刚刚提出物种渐变的理论,为未来的演化论思想打下了基础。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则致力于研究地球和宇宙的形成,并对洪堡想法产生了不少影响。巴黎学术界群星闪耀,他们推动着最前沿科学思想的发展。

所有人都因洪堡的安全归来而兴奋不已。歌德致信威廉·冯·洪堡,称亚历山大已经离开了如此长的时间,此次归来就像“死而复生”一般。其他人提议洪堡出任柏林科学学会主席,但他本人并没有返回柏林的打算。那里连一个家人也没有了:父母双亡,威廉目前定居罗马,担任梵蒂冈的普鲁士外交大臣。故乡对他来说并没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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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惊讶地发现,威廉的妻子卡洛琳娜正居住在巴黎。1804  年  6  月,她带着两个儿女离开罗马前往法国。当时的她正怀有身孕,即将诞下她和威廉的第六个孩子。前一年夏天,他们  9  岁的儿子因病身故。也许巴黎温和的天气对同样患有热病的两个孩子有些好处,总胜过在酷热的罗马度过夏天。威廉因为公事无法脱身,只能写信给妻子询问兄弟归来的所有细节:他看上去还好吗?未来有什么打算?有什么样的变化?人们是否像看“神话中的怪物”一样看着这位归来的探险家?

卡洛琳娜在复信中写道,亚历山大看上去好极了。探险的艰难旅程并没有让他变得衰弱,正相反,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健康过。也许是频繁的登山让他变得强壮而敏捷,这位兄弟似乎一点也没有变老,“好像两天前才刚刚离开我们一样”。她告诉威廉,亚历山大的举止、姿态和面容都和以前一样,唯一的改变是变得结实了一些,另外说话的语速更快了——能想象到的最快速度。

然而卡洛琳娜和威廉都不同意亚历山大留在法国的计划。他们认为,回到柏林是一个爱国者应尽的义务,并且应该留下来居住一段时间。他们提醒洪堡,他毕竟是个德国人,身上有着德国性(Deutschheit)。威廉在信中写道:“一个人必须为祖国尽责。”而亚历山大决定完全不采纳他哥哥的建议。早在离开古巴去往美国之前,他就已经写信给威廉,说明自己再也无意返回柏林。卡洛琳娜发现,每当提到威廉想要让他回去时,亚历山大都只会“做个鬼脸”。他在巴黎过得太开心了。“我正享有前所未有的荣耀,”他对哥哥吹嘘道。

到达法国之后,邦普兰先回大西洋岸边的家乡——拉罗歇尔小城——探望亲人。洪堡和陪伴他们回到法国的卡洛斯·蒙图法尔则直奔巴黎,投入法国首都的新生活。洪堡迫不及待地想将他的发现公之于众,三个星期后就开始在科学院对着满堂听众发表一系列演讲,飞快地从一个话题跳跃到下一个话题,快到没人能跟上他的思路。一位化学家宣称,洪堡“一个人统括了整个科学院的所有研究领域”。学者们聆听他的讲座、阅读他的手稿并检视他的收藏,全都惊讶于他如何能以一人之力通晓这么多不同学科的知识。洪堡骄傲地给威廉写信,说就连那些过去曾经看不起他的人们现在也变得热情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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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继续开展实验,写下关于游历的文章,并与新朋友们讨论他的科学理论。一位来访巴黎的美国人注意到,洪堡的工作安排十分紧凑,甚至把“夜晚和白天融为一体”,工作、睡觉和吃饭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为了赶上进度,他只能尽量缩短睡眠,而且只在不得不睡时才睡。如果半夜醒来,他就披衣起身工作;如果不感到饥饿,就不按时进餐;如果感到疲惫,就喝更多咖啡。

无论洪堡造访哪里,都会激起热烈的反响。法国经度测量委员会使用了他提供的精准的地理学坐标,其他人则复制了他的地图;铜版画雕刻师忙着复制他的手绘插图,植物园专门为他的收藏品开办了一场特别的展览。来自钦博拉索峰的岩石标本引起的轰动可以与  20  世纪人类从月球带回的岩石相媲美。洪堡不打算将藏品据为己有,而是将它们寄给居住在欧洲各个地方的学者,因为他相信,唯有分享才能促成更新、更伟大的发现。为了答谢邦普兰忠诚的友谊,洪堡通过自己在法国政府中的联系人,为邦普兰谋得了一份每年  3  000  法郎的津贴。他说,邦普兰为这次成功的探险做出了卓越贡献,并且描述和记录了大部分植物标本。

洪堡虽然颇享受巴黎带给他的荣耀,但终究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更何况,他即将迎来在欧洲度过的第一个冬天——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逐渐去接近一群客居巴黎的拉丁美洲年轻人,很可能是通过蒙图法尔联系到的。这些年轻人中有一位名为西蒙·玻利瓦尔的青年,时年  21  岁。这个委内瑞拉人未来将成为南美洲革命风潮的领袖人物。③

1783  年,玻利瓦尔出生在加拉加斯城最富有的一户克里奥尔人家里。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至另一位西蒙·玻利瓦尔:他于  16  世纪末来到委内瑞拉建立家业;100  年后,该家族已经拥有若干种植园、矿山和几处优雅的住宅。现在这位年轻的西蒙·玻利瓦尔才结婚数月,爱妻就因黄热病不幸去世,他因此决定离开加拉加斯。为了消解痛失爱妻的哀愁,他开始周游欧洲,大约与洪堡同时到达巴黎。在那里,他沉迷酒精、赌博,出入风月场所,但也时而与人谈论启蒙哲学思想到深夜。他拥有褐色的皮肤、长长的黑色卷发、洁白的牙齿(他对自己的牙齿倍加呵护),总是穿着最时髦的服饰。他还擅长跳舞,令无数女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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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造访了洪堡的住所,发现屋里满是书籍与从南美洲带回的记录本和写生册。这位年轻人对自己的祖国感情深厚,一谈起那片大多数欧洲人一无所知的大陆所蕴藏的宝藏就滔滔不绝。聆听洪堡讲述奥里诺科河上的急流、安第斯山脉中直入云霄的高峰、参天的棕榈树和跳动的电鳗,玻利瓦尔意识到,从未有任何一个欧洲人将南美洲描绘得如此生动。

他们也谈论政治与革命。那年冬天,他们在巴黎目睹拿破仑为自己加冕成为皇帝。玻利瓦尔十分震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竟然蜕变成了一个专制、“伪善的暴君”。但与此同时,他注意到西班牙正竭力抵抗拿破仑在军事上的进逼,从而进一步预测欧洲局势转变对海外西班牙殖民地的影响。在讨论南美洲未来的命运时,洪堡认为,或许殖民地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但缺少合适的领导人物。玻利瓦尔却相信,一旦人民决定起来斗争,他们将“如神一样坚强”。他开始认真考虑在殖民地发起一场革命的可能。

二人都怀着将西班牙人赶出南美洲的深切愿望。洪堡仰慕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因此支持拉丁美洲的解放。他认为,殖民地这一概念本身就不道德,而殖民当局事实上是一个“缺乏信任的政府”。旅行途中,他惊讶地发现到处都有人称赞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当地人告诉他,美国的独立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未来有了希望。但与此同时,南美洲社会亦饱受种族隔阂的困扰。

三个世纪以来,西班牙人在殖民地挑起种族和阶级之间的相互猜疑。洪堡认为,富有的克里奥尔人更希望接受西班牙人的统治,而非与印欧混血后裔、奴隶和原住民共享权力。他害怕由克里奥尔人主导的革命只会重新建立一个建筑在奴隶制之上的“白色共和国”。在洪堡看来,种族差异已经如此深刻地印在了西班牙殖民地社会的基本组成之上,以至于阻碍了革命的发生。邦普兰却更加积极地鼓励玻利瓦尔去追求其新生的想法,而洪堡觉得邦普兰和这个浮躁的克里奥尔年轻人都昏了头。很多年后,洪堡将不无欣喜地怀念起与玻利瓦尔的相遇,那个“我们争相为新大陆的独立与自由立下誓言”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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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整日被社交活动包围,洪堡仍保持着自己情感上的疏离。他总是很快地判断一个人——连他自己都承认,有时太过仓促,并且有些轻率。他生来喜欢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以及指出别人的过错;有时,他也会因为自己的机智而做出出格的举动,比如给人起讽刺绰号,或在背后议论别人。例如,西西里国王在他那里变成了“通心粉国王”;一位保守的普鲁士大臣则被冠上了“冰川先生”的名头——洪堡抱怨那人冷冰冰的做派,还说这让他的左肩得了风湿病。然而威廉相信,在弟弟所有的这些野心、奔忙和尖刻的评论后面,隐藏着一颗博大、温柔且十分脆弱的心。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他告诉妻子卡洛琳娜,虽然亚历山大追逐荣耀和赏识,但这些永远无法给他真正的幸福。在探险过程中,大自然与体力上的疲累让他感到充实;回到欧洲以后,洪堡反而重新感受到了孤独。

洪堡不知疲惫地试图发现自然界中所有隐藏的关联,他的个人生活却惊人地单调。例如,当得知一位好友在他远游期间去世时,他动笔给那位朋友的遗孀写了一封信,但信中并没有表达吊唁之情,而是大谈哲学问题;他在信中讨论犹太人与希腊人对于死亡的见解比提到亡友的篇幅还要长,并且故意用那位女士看不懂的法语来写。到达巴黎几星期后,卡洛琳娜和威廉三个月大的女儿在接种天花疫苗后去世,这是他们在一年多内失去的第二个孩子了。卡洛琳娜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孤身一人在巴黎,丈夫远在罗马,她本希望能从弟弟那里得到一些情感上的支持,但忙碌的亚历山大只给了一些泛泛的表示,而非深切的同情。

虽然卡洛琳娜自己需要克服巨大的痛苦,但亚历山大的情况更令她担心。他虽然在九死一生的探险中安然生还,却没有能力处理更为实际的日常生活事务。比如,洪堡似乎并不清楚  5  年的远征花去了他多少财产。卡洛琳娜不得不让威廉写一封严肃的长信给亚历山大,说明他名下的财产所剩无几。1804  年秋天,卡洛琳娜本来准备返回罗马,却无法放心地把亚历山大一个人留在巴黎。“让他独自生活,没有任何限制,”她给威廉写信道,可能会有糟糕的后果,“我担心他的内心无法平静下来”。见她如此忧虑,威廉建议她再留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