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的回信并不是泛泛的恭维。他仔细地评论了达尔文的观察:引用准确的页码,列出证据,并讨论具体的论点。洪堡认真阅读了每一页。他还致信英国地理学会——这封信被发表在学会杂志,供会员阅读——称赞达尔文的书:“在我漫长一生有幸见证其发表的作品里,这是最出色的一部。”达尔文喜出望外。“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我高兴的了,”他说,“年轻的作者没办法一口吞下这么多赞许。”他给洪堡回信,感谢他给予自己公开的称赞,称这是莫大的荣誉。后来,在洪堡的策划下,《乘小猎犬号环球旅行》被翻译成德文。达尔文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写道:“我现在必须向您进行一番无可救药的自夸了!”

达尔文风风火火地投入工作。他同时开展多个领域的研究:从珊瑚礁、火山到蚯蚓。“我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工作,哪怕半天也不行,”他对亨斯洛说。过度的劳累让他频繁地心慌气短,特别是遇到让自己特别兴奋的事情时。其中特别激动人心的是从加拉帕戈斯群岛带回的鸟类标本:当达尔文仔细分析这些发现时,他开始思考物种演化(evolve)的可能性——即当时很多学者所说的“物种之演变(transmutation)”。

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达尔文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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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达尔文最初想象的不同,他们在各个岛上收集到的雀类和嘲鸫并不是陆地上常见鸟类的变种。“小猎犬”号返回英国后,英国鸟类学家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对带回的鸟类标本进行了仔细的鉴定,宣布这些鸟类都是不同的物种。达尔文继而发现,每个岛屿都有自己当地的特有种。这些岛屿都起源于较近期的火山爆发,因此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上帝特地为加拉帕戈斯群岛创造了这些独特的物种;二是这些特有种都演化自同一种迁徙到群岛地区的鸟类,因为地理隔离而变成了不同的种。

这一设想意义深远。如果最初是上帝创造了动物和植物,那么物种的继续演化是否意味着上帝一开始就犯了错?类似地,如果有些物种灭绝了,而上帝不断地继续创造新的物种,那是否表明他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主意?对很多学者而言,这一可能性令人战栗。物种发生演变的可能性早已在各种讨论中被提及。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就在自己的著作《生物学》中提过这一想法,而洪堡在巴黎植物园的老朋友让-巴蒂斯特·拉马克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早在  19  世纪的最初十年间,拉马克就提出:生物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并可能就此沿着一条不断优化的轨迹变化。1830  年,就在达尔文出海之前,关于物种是固定不变的还是可能发生演变(transmutation)的辩论已经在巴黎科学院升级为公开的激烈争论。⑦洪堡从柏林赶去,参与了这一场辩论,当场就向邻座学者小声抱怨和批评物种固定论一方的观点——早在  20  多年前,洪堡就在《自然之观点》中提到过“物种的逐渐转化(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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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也确信,认为物种静止不变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一切事物都变动不居,或者如洪堡所说的:如果连大地都在变形,山和海都在移动,温度在长时间内会降低或升高——那么一切生物“必定也在经历类似的变化”。如果环境确实对生物的发育产生了影响,那么科学家们必须更仔细地研究气候和环境。因此,达尔文开始关注整个地球的生物分布情况,而这正是洪堡所擅长的——至少就植物研究而言。达尔文说:“植物地理学是研究生命创生规律的关键。”

在研究来自不同大陆和生长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植物种类时,洪堡提出了植被带(vegetation  zone)的概念。他发现,相似的环境通常含有近缘的物种,虽然它们相互之间可能远隔重洋或层层山脉。但这同时令人困惑,因为虽然跨大陆的相似性确实存在,但相似的环境并不总是,也不一定会产生相似的植物或动物。

在阅读《旅行故事》时,达尔文圈出了不少类似的例子。⑧洪堡曾提问:为何印度的鸟类不如南美洲的鲜艳多彩?为何老虎只存在于亚洲?为何奥里诺科河下游有如此多的巨鳄,但上游却全然没有?达尔文被这些例子深深吸引,经常在页边加上自己的注解:“就像巴塔哥尼亚的情况一样”“在巴拉圭也是这样”“类似的还有美洲原驼”;有时候只有一句简单的“正是如此”或一个“!”。

查尔斯·莱尔等人认为,相隔遥远却彼此相似的植物是在不同的地点独立起源的。上帝接连创造了这些相似的物种,将它们放在不同的区域,构成一系列“多重创造”。达尔文不同意这种观点,并开始为自己的见解收集物种迁徙和分布的证据。洪堡的《旅行故事》成了他的参考资料之一。他圈点、评论并为洪堡的著作制作索引,还在书的末页粘上字条,在上面写下提醒自己的“等开始研究加那利群岛上的植物地理分布时,重读这一段”,或在笔记本上反复地记下“研究洪堡的看法”或“参考《旅行故事》第六卷”。当发现第六卷并没有包含更多例子时,他会补上“没有关于物种理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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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的迁徙成为达尔文演化思想的主要支柱之一。相互关联的物种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迁移?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达尔文进行了不少试验,例如检测植物种子在咸水中的生存能力,以此来判断植物是否可能漂洋过海。洪堡提到,特内里费岛的泰德峰上生长着一种橡树,其形态与西藏地区的一种相似。达尔文问道,“橡树的果实是如何传播的……鸽子将谷物带到诺福克郡,将玉米带到北极圈”。当读到洪堡对啮齿动物如何打开坚硬的巴西果,以及猴子、鹦鹉、松鼠和金刚鹦鹉如何争夺作为食物的种子的记述时,达尔文在页边写道:“于是就这样播散开了。”

洪堡倾向于相信,植物的迁移谜题是无法解开的,但达尔文决定迎难而上。洪堡在《旅行故事》中写道,研究动植物地理学并不是为了“探寻事物的起源问题”。达尔文在这句话下重重地画了一条线。至于他为何这样做、当时在想些什么,我们大概永远无法得知,但可以明确的是,达尔文后来恰恰这样做了:他想去探寻物种的起源。

达尔文开始思考关于共同祖先的问题,洪堡也为这一领域提供了丰富的例证。奥里诺科河的巨鳄相当于放大版的欧洲蜥蜴,而如果放大常见的家养小猫,那么它们和老虎、美洲豹也相差无几。但物种为何会发生变化?是什么触发了它们的可变性(mutability)?法国科学家拉马克(也是物种演变论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认为,是环境的变化使某些物种的前肢变成了翅膀。但达尔文认为这一观点是“纯然无用的废话”。

达尔文的答案在一种名为“自然选择”的机制中。1838  年秋,他读到一本进一步形塑了自己想法的书: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学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马尔萨斯在书中悲观地预测,地球人口的增长速度将超过粮食供应的增长速度,除非有类似于战争、饥荒和流行病这样的“限制因素”将人口总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马尔萨斯认为,物种存续的关键在于超量繁殖后代。洪堡在《旅行故事》中也提到过,乌龟一次会产下很多蛋,从而保证至少有一些能存活下来。自然中有大量的种子、鱼卵以及鸟蛋,但只有极少数能够萌发、孵化,乃至活到成年。毫无疑问,是马尔萨斯为达尔文提供了他设想“推动演化之机制的灵感”。不过,早在阅读洪堡的著作时,达尔文就已经构思出了“自然选择”的雏形。

洪堡谈到了动植物如何“限制彼此的数量”,以及为了争夺空间和养分而“进行漫长、持久的竞争”。这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战斗。他注意到,丛林中的动物“相互畏惧”,“很少在力量型的生物身上发现善意”。这一思想将成为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中的核心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