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能回到1975年的纽约，在大街上随机选一个路人，把他送到今天，他会怎样看待现在的纽约？在他所熟悉的纽约，经济急剧衰退，居民、企业和就业机会都在流向郊区，城市濒临破产。纽约是肮脏、危险和暴力的代名词。
如今，他应该还能轻易地分辨方向。布朗克斯区还在北边，炮台公园还在南边。自由女神仍俯瞰着曼哈顿的海港，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洛克菲勒中心和林肯中心等地标建筑风采依旧。交通仍然同往年一样拥堵，他可以乘坐同样线路的地铁在曼哈顿市区穿梭，或是去布鲁克林、皇后区或布朗克斯区，也能乘纽新航港局过哈得孙河捷运去旁边的新泽西，再换乘新泽西公共地铁和大都会北方铁路去更远的郊区。
但很多其他事情都大不相同了。非常遗憾的是，在1975年还崭新的双子大楼现在已不复存在。重建后的金融区里除了商务人士之外，还搬来了很多以前住在郊区的富裕家庭。金融区附近以前是一片废墟，只有残砖废瓦和破败的码头，现在却建起了绿意盎然的公园，公园里延伸出贯穿整个曼哈顿哈得孙河沿线的自行车道。时代广场仍是一片霓虹灯和广告牌的海洋，但原来成人电影院和性用品店林立的地方变成了都市版的迪士尼，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游客，还有户外桌椅供游客休息。以前的苏荷区挤满了非法搬入的艺术家，东村和西村的大街上则随处可见嬉皮士和朋克爱好者，现在这些地方则是各色高端餐厅、咖啡馆和酒吧，高薪投行人士、技术专家、游客甚至社会名流都是这里的常客。
肉类加工区的肉食处理工厂、仓库和隐蔽的同性恋酒吧现在也消失了。人们把废弃的高架铁路改造成一个长长的公园，公园两侧是崭新的公寓和办公楼、惠特妮美术馆、精品酒店和高档商店。附近的纳贝斯克工厂变成了高端美食城，旧的港务局大楼现在挤满了谷歌的工程师，而谷歌只是这片社区里许许多多的科技公司之一。在东河对岸的布鲁克林区和哈得孙河对岸的霍博肯市和泽西市，原来只有大片的工厂、破旧的租屋和联排住宅，现在则是年轻职业人士和家庭聚集的社区，他们在这里居住、工作和娱乐，晚上也能在大街上散步，无须担心遇到抢劫犯罪事件。
然而，这个1975年的纽约人也能感受到，虽然今天的纽约看起来一应俱全、光鲜亮丽，但是某些问题正在内部发酵。对于他这样的工薪阶层来说，在这里生活比1975年艰难多了。那时售价50000美元的公寓现在至少值上百万美元，而那时月租金500美元的公寓现在的租金至少要5000美元甚至10000美元。他能看到闪闪发亮的摩天大楼在57街拔地而起，那是亿万富豪们的住宅，但因无人居住而被闲置，在夜里往往一片漆黑。他还会听到人们抱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百分之一”人群崛起，以及令中产阶级越来越难以负担的城市高昂的物价。
除了财富新贵和游客外，他还能看见大量状况堪忧的社区紧挨着财富新贵们的社区。贫困、犯罪和毒品等社会问题以前阻碍着城市发展，而这些问题现在转移到了从前聚集着中产阶级社区的郊区。让他惊讶的是，民主党人士终于在2014年当上了纽约市市长，而在这之前的20年，纽约市市长的位置都被共和党占据，其中包括一位连任三个任期的超级富豪。让他更震惊的是，这位新上任的民主党市长以前是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社区积极分子，他的竞选理念就是改变纽约“双城记”的现状：穷人和富人就像生活在两个城市。“双城记”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这个来自1975年的纽约人在过去的40多年中错过的事情。
我从出生以来就住在城里或城市周边郊区，并一直在仔细观察这些地区。我对城市规划进行学术研究已超过30年，见过城市衰落，也见过城市复苏，但这些都没有使我准备好面对今天的状况。看起来城市似乎正要走出困境，居民和就业都回到了城市，但贫富差距扩大和房价飙升等新问题又出现了。好像一夜之间，人们翘首以盼的城市复苏就演变成了一场新的城市危机。
很多评论家都抓住了这场危机出现的原因，但鲜有人意识到它扩散的深度和广度。前沿城市专家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逐渐分成了两个阵营：城市化乐观派和城市化悲观派。虽然每个阵营都指出了城市化的部分事实，但双方各持一隅之说，无法帮我们全面认识城市化危机，更无从帮我们找到解决之道。.
城市化乐观派强调城市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城市化有益于改善人类生存状况。 [1] 他们（包括不久前的我自己）认为，今天的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裕、安全、干净和健全，城市化就是一切改善的源头。他们认为，如果国家政府减少干涉，让城市及其管理者有更多自主权，世界会变得更好。
与之相反，城市化悲观派认为今天的城市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供超级富豪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富裕封闭区域，另一部分是周边普通民众生活的大片贫弱区域。他们认为，贪婪的资本家是城市复兴的始作俑者，资本家通过重建某些社区并摧毁其他社区大发横财。世界各地的城市化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秩序造成的，它的标志并不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而是贫民窟和与之相伴相生的巨大的经济、生态和人道主义危机。 [2] 另外，绅士化和不平等就是富人和优势群体对城市再殖民的直接产物。
所以城市究竟是什么？是乐观派歌颂的伟大创新引擎、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楷模，还是悲观派批评的贫富差距扩大和阶级分化之地？实际上两者皆是。城市既有强劲的经济实力，也造成了恼人的社会分化，城市化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矛盾。要理解现在的城市危机就必须认真对待乐观派和悲观派的观点，我尝试汲取了两者的精华。
“新城市危机”到底是什么？
过去5年我的所有研究都专注于给它下一个准确定义，为此，我和我的研究团队一起就以下主题挖掘新的数据：城市不平等的范围与根源、经济隔离的程度、绅士化的成因与规模、全球超级富豪居住的城市与社区、初创科技公司聚集给城市带来的挑战，以及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对艺术与音乐创造活力的压抑。我把自己对城市经济发展问题的兴趣与城市社会学家关于集中贫困的腐蚀效用的见解结合起来，绘制了社区和阶层的分化地图，探索郊区贫困和经济危机的发展。我还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城市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它们很难通过城市化实现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老路走不通了。 [3]
新城市危机不同于20世纪60—70年代之间发生的旧城市危机。旧城市危机被定义为城市丧失经济职能、城市经济被架空的危机。由于去工业化和白人大迁移的影响，城市中心被逐步掏空，城市学家和城市管理者称之为“甜甜圈中间的洞”。由于核心产业的迁出，城市成了长期贫困聚集地：住宅区逐渐衰落；暴力犯罪事件攀升；毒品泛滥、青少年怀孕和婴儿夭折等社会问题激增；城市经济陷入衰退，税收不断减少，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经济资助。 [4] 这些问题大多延续至今，尚待解决。
但新城市危机的影响范围更广。人们通常以为，贫富差距扩大和房价飙升等典型问题只存在于纽约、伦敦和旧金山等发达城市，其实“铁锈地带”城市和一些依靠能源、旅游业和地产业而没有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的“太阳地带”城市也饱受其害。新城市危机的其他主要问题，如经济和种族分化、空间不平等和长期贫困等不仅存在于城市，也广泛存在于郊区。从这个角度看，新城市危机不仅仅是城市的危机，还是郊区的危机、城市化本身的危机以及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
在我看来，新城市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是少数超级城市（如纽约、伦敦、香港、洛杉矶和巴黎）及高新科技与知识中心地区（如旧金山湾区、华盛顿、波士顿和西雅图）与世界其他城市之间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超级城市和地区坐拥全球绝大多数高价值产业、科技创新产业、初创公司和人才。一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旧金山湾区、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圣迭戈和伦敦这六个城市或地区吸引了全世界一半的高科技风险投资 [5] 。赢者通吃的城市化在不同城市之间制造了新的不平等，其他城市大多受到全球化、去工业化的冲击，丧失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和超级城市的差距越发扩大。
第二是超级城市的成功给自身带来的危机。它们普遍面临房价高企且不断攀升以及不平等程度不断升级的问题。在这些城市，绅士化已经演变为一种“富豪统治主义” [6] ，超级富豪购置高端房产是为投资而非居住，社区变得死气沉沉，因此最有活力与创造力的城市社区成了专供富豪彰显身份的工具。被迫离开城市的不仅仅有音乐人、画家等创意人群，越来越多经济条件良好的知识型工人也发现城市的高房价将耗尽他们所有的积蓄，他们还担心自己的后代可能再也买不起房子。但是直接承担经济后果的还是蓝领工人、服务业从业者、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这些人被赶出了超级城市，也享受不到超级城市提供的经济机会、服务、公共设施和向上一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当教师、护士、医院工人、警察、消防员、餐厅服务生等服务人员都无力承担他们工作地点附近正常范围内房屋的居住成本时，城市的正常经济运转也难以为继。
第三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社会和阶级分化。这方面危机的影响范围更广，危害也更大，无论是“赢家”城市还是“输家”城市都难以幸免。如果说旧城市危机的特征是“甜甜圈中间的洞”，那么新城市危机的特征就是“消失的中层”——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和曾作为美国梦实体化身的中产阶级社区都在不断减少。从1970—2012年，住在中产阶级社区的美国家庭占比从65%下降到40%，而住在穷人社区和富人社区的家庭占比大幅上升。在过去的15年中，约90%美国都市地区的中产阶级人数都出现了下滑。 [7] “穷城市、富郊区”的社会阶层划分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拼布城市”，即小片富人社区与大片贫困社区交织，同时存在于城市和郊区中。
第四是日趋恶化的郊区问题，如贫穷、攀升的犯罪率、愈演愈烈的财富分化和种族隔阂。情景喜剧《脱线家族》里那样的郊区中产阶级生活场景已经越来越少见了，现在郊区的贫困人口已经超过城市——郊区住着约1700万穷人，而城市里只有1350万。2000—2013年，郊区的贫困人口增幅达到惊人的66%，而同期城市的贫困人口增幅只有29%。 [8] 郊区的贫困人口中少部分是从城市搬来的无家可归者，但大部分都是当地人。由于失业或者房价上涨，部分中产阶级陷入贫困，从原本的阶层跌落。以前郊区都是美国的富人区，但现在郊区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不逊于城市。
第五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城市化乐观派相信，城市化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中产阶级群体壮大，美国、欧洲、日本和近年来的中国都是发展这条道路的成功范例。毕竟从古至今，城市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但如今，在许多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地区，城市化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关联被割裂了，甚至出现了城市化没有带来经济发展的情况。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涌入高速发展的城市，生活水平却并没有显著提高。全世界还有超过8亿人口极度贫困，生活在条件堪忧的贫民窟，这相当于美国人口总量的2.5倍，而且随着世界城市人口的增长，这一数字还会继续扩大。 [9]
新城市危机的表现形式多样，说到底是由城市人口聚集的悖论导致的。城市人口聚集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实体企业、经济活动、人才和野心家在城市的聚集是现代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自然资源甚至是超大型公司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了，城市聚集人才的能力才是。当人才聚集起来产生思想的交流碰撞并形成合力，就能极大地提高创新活力和生产力，带来新发明和创业型企业，促进经济繁荣。经济活动在城市的集中程度高得惊人：全球最大的50个城市人口总和只占全球人口的7%，却创造了全球40%的经济活动；全球40个超级都市群（例如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经济长廊）只占全球人口的18%，却贡献了2/3的全球经济产出和超过85%的创新活动。如果单看一线城市的某些小型区域，经济聚集程度则更加惊人。例如，旧金山的市中心区域每年就能吸引数十亿风投资金，比除了美国之外任何一个国家的风投资金量都多。 [10]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一种城市化知识资本主义，而不是知识驱动型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虽然城市人口聚类驱动发展，但它也使城市和社会产生严重分化。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聚集在同一个有限的区域的，一些东西必然会把另一些东西挤出去。这就是“城市土地关系”的本质，它是经济活动在少数城市里的小片区域的高度密集和对这些地区的激烈竞争的产物。 [11] 就像人生中多数事情一样，在对城市空间的竞争中，赢家往往是那些手里有最多可支配资金的人。富人和优势群体返回城市后占领了最好的地段，其他人只能被塞到那些不太好的城区或者郊区去。这种竞争导致了一种与之相关的经济悖论——土地悖论——世界上似乎有用不完的土地，但人们最需要的土地似乎永远不够多。
在城市化知识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地域和阶层一起对社会经济的优势进行强化和再生产。社会阶层顶端的人住在最好的社区，通过社区获得最好的教育资源、服务和经济机会，而其他人只能住在他们挑剩的社区，获得所有资源的次级版本和更小的向上层阶级发展的可能性。富人住在少数优势城市的少数优质社区，为自己和后代赚到了远超其人口占比的大量经济资源。
不幸的是，在特朗普时代，这种分化只会被加深和固化。虽然特朗普大肆宣扬民粹主义的论调，号称要为被遗忘的蓝领工人阶层争取利益并重塑中产阶级，但特朗普政府和占国会多数席位的共和党不可能改变导致分化的深层结构性力量，更不可能帮助那些掉队的人和地区。
新城市危机十分令人忧心，但我们能及时找到应对方案。虽然我对城市化的乐观程度有所保留，但我没有对城市化丧失信心。毕竟“危机”一词有两层含义，它既可以表示我们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威胁、危急形势，也可以表示一个关键转折点，在这个节点，我们的选择将决定事情的发展方向。
这就引出了本书最关键的部分：如果我们面对的危机在于城市，那么我们的解决之道也在于城市。即便城市制造了这一切的挑战和危机，但它还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引擎。新城市危机的化解方案是城市化的发展而非倒退。
为此，我们需要用全新的战略框架构筑更全面、更平等的城市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对公路系统和住房建设的投资。这些公路和住房巩固了郊区发展，进而提振了居民对汽车、电视、洗衣机、烘干机和其他耐用品的需求，生产耐用品的工厂又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了工作岗位。但现在郊区发展举步维艰，与驱动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城市人口聚类越来越格格不入，我们需要一种更包容的新城市化模式，我称之为“惠及全民的城市化”。
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曾一度乐观地认为民主党会赢得大选，组建的新政府会获得各大城市市长的普遍支持，并能持续提供我们实现更包容的新城市化所必需的国家投资。不幸的是这一愿景落空了。我写到本书结尾时，不得不面对特朗普和共和党赢得竞选的残酷现实，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4年里，国家财政对城市的投资将十分有限，对经济适用房的投资也将更少。虽然特朗普政府承诺要加大基础设施支出，但优先级最高的很可能是公路和桥梁而不是运输。地方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和慈善机构需要共同努力，弥补共和党的不作为，修补美国已经十分脆弱的社会安全网——现在受损严重的社会安全网对劣势人群和他们所在的社区有严重的不利影响。市长和当地官员应当刻不容缓地带头解决运输、经济适用房和贫困等城市问题。
最后，要走出困境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现惠及全民的城市化。
●改革区划法规、建筑规范以及税收政策，让人口聚类的效应惠及所有人。
●加大基建投资，提高人口密度并强化聚类作用，限制昂贵且低效的城市无计划扩张。
●在城市中心地区建造更多廉租房。
●将低收入的服务业工作转换为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岗位，扩大中产阶级群体。
●通过对人和地区的投资解决集中贫困问题。
●帮助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地区构建更繁荣的城市。
●授权社区和当地官员发展本地经济，应对新城市危机。
本书的最后一章对上述内容还有更详尽的阐述。但首先，我想从系统和实证层面全面展示新城市危机的特征。第二章介绍赢者通吃城市化的形成过程，详述“赢家”城市和“输家”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内“赢家”和“输家”对城市空间的竞争。第三章概述了新“精英城市”的崛起，以及它是如何让相对优势群体，即知识分子、科技专家和创意工作者竞争城市空间的。第四章通过实证研究考察绅士化这一热点问题，调查它的发生地点和过程、部分居民被迫离开城市的问题，以及被城市化抛在身后的长期贫困地区的状况。
后几章侧重于重塑城市的阶级分化现象。第五章阐述城市和不平等现象的密切联系，解释为何不平等问题在大城市和普通城市的市中心地区更严重，以及为何推动经济发展的人口聚类效应导致了不平等。第六章通过详细的实证研究，调查中产阶级群体及其社区的衰落，研究美国围绕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产生的社会分化。第七章描绘了美国城市和大都市地区的各阶层人口分布变化情况，展示旧的“穷城市、富郊区”断层是如何让位于各阶级交错分布的新型“拼布城市”现象。
最后的三章分别着眼于城市外部、国外和未来。第八章研究不断深化的郊区危机。第九章探寻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没有带来实质发展的问题。最后的第十章展望未来，强调城市、国家和全球层面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应对赢者通吃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分化问题，并开创惠及全民的城市化发展新纪元。
[1] 城市化乐观派包括哈佛大学的爱德华·格莱泽, 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斯·卡兹和政治学家本粟明·巴伯。参见Edward Glaeser, The Triumph of the City: How Our Greatest Invention Makes Us Richer, Smarter, Greener,Healthier, and Happier (New York: Penguin, 2011); Bruce Katz and Jennifer Bradley, The Metropolitan Revolution: How Cities and Metros Are Fixing Our Broken Politics and Fragile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3); Benjamin Barber, 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Dysfunctional Nations, Rising Ci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
[2] 城市化悲观派包括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和城市学家迈克·戴维斯等。哈维写道，“这些新的发展无一不伴随着大规模人口的流离失所和一波又一波的创造性破坏，不仅造成了物质上的负面影响，还影响社会团结、扩大社会不公，把民主城市治理抛掷脑后，反而指望把军事化的警方监控和恐怖活动当作社会规则的主要模式。”参见David Harvey, “The Crisis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 Post: Note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Around the Globe, Museum of Modern Art,November 18, 2014, http://post.at.moma.org/content_items/520-the-crisisof-planetary-urbanization; 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New York: Verso,2006)。
[3] 罗伯特·桑普森和帕特里克·夏基的著作给了我很多启发，参见Robert J.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atrick Sharkey, Stuck in Place: Urban Neighborhoods and the End of Progress Toward Racial 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本书也受到以下出自我的团队的研究的影响： Richard Florida and Charlotta Mellander,“The Geography of Inequality: Differ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Wa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across US Metros,” Regional Studies 50, no. 1 (2014):1–14; Richard Florida, Zara Matheson, Patrick Adler, and Taylor Brydges,The Divided City and the Shape of the New Metropolis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2015),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Divided-City.pdf; Richard Florida and Charlotta Mellander, Segregated City: The Geography of Economic Segregation in America’s Metros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Segregated%20City.pdf。
[4] 20世纪70年代，罗格斯大学的一位教授把美国的市中心比作名副其实的“沙盒”，政府用联邦转移支付项目安抚这里的贫困少数族裔群体。参见George Sternlieb, “The City as Sandbox,” National Affairs, no. 25 (Fall 1971):14–21, nationalaffairs/public_interest/detail/the-city-as-sandbox。
[5] Richard Florida and Karen King, Rise of the Global Startup City: The Geography of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in Cities and Metro Areas Across the Globe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Rise-of-the-Global-Startup-City.pdf.
[6] “富豪统治主义“一词引自Simon Kuper, “Priced Out of Paris,” Financial Times, June 14, 2013, ft/intl/cms/s/2/a096d1d0-d2ec-11e2-aac200144feab7de.html。
[7] 关于城市地区中产阶级衰落的问题，参见皮尤研究中心，America’s Shrinking Middle Class: A Close Look at Changes Within Metropolitan Areas,May 11, 2016, pewsocialtrends.org/2016/05/11/americas-shrinkingmiddle-class-a-close-look-at-changes-within-metropolitan-areas。有关1970年至2012年居住在中产阶级社区的家庭数据，参见Kendra Bischoff and Sean Reardon, “The Continuing Increase in Income Segregation, 2007–2012,” Stanfo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March 2016, https://cepa.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the%20continuing%20 increase%20in%20income%20segregation%20march2016.pdf。
[8] Elizabeth Kneebone, “The Growth and Spread of Concentrated Poverty,2000 to 2008–2012,”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31, 2014, brookings.edu/research/interactives/2014/concentrated-poverty.
[9] “没有增长的城市化”的概念来自Remi Jedwab and Dietrich Vollrath,“Urbanization Without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57 (July 2015): 1–94. 有关全球贫民窟的数据来自联合国人居署，参见联合国人居署的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10/2011: Bridging the Urban Divide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11143016_alt.pdf, 7. 也参见 联合国人居署,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Emerging Futures,World Cities Report 2016, http://wcr.unhabitat.org/wp-content/uploads/sites/16/2016/05/WCR-%20Full-Report-2016.pdf。
[10] 超级都市群的数据来自Richard Florida, Charlotta Mellander, and Tim Gulden, “Global Metropolis: Assessing Economic Activity in Urban Centers Based on Nighttime Satellite Images”,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April 2012, 178–187; Richard Florida, Tim Gulden, and Charlotta Mellander,“The Rise of the Mega-Reg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1, no. 3 (2008): 459–476. 风险投资数据来自Richard Florida and Karen King, Venture Capital Goes Urban: Tracking Venture Capital and Startup Activity Across US Zip Codes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Startup-US-2016_Venture-Capital-GoesUrban.pdf; Richard Florida and Karen King, The Rise of the Urban Startup Neighborhood: Mapping Micro-Clusters of Venture Capital–Based Startups(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6),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StartupUS-2016_Rise-of-the-Urban-Startup-Neighborhood.pdf。
[11] 地理学家艾伦·斯科特在The Urban Land Nexus and the State (London:Pion Press, 1980) 中最早提出了城市土地关系的概念。也参见Allen J.Scott and Michael Storper, “The Nature of Cities: The Scope and Limits of Urba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9,no. 1 (2015): 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