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末到1960年初，在我两岁、我弟弟罗伯特快出生的时候，我们家从纽瓦克的出租公寓搬到了北阿灵顿一个工人阶层郊区，我父母花了15000美元买了栋带小后院的科德角式房屋。常听我父亲说，我们的新家所在的社区不久前还是个农场。
就在我们搬家前不久，当时的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和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一个全新精装样板房的厨房里举行了会面。这栋在美国随处可见的普通郊区房屋是美苏文化交流项目的一部分，被建在了莫斯科的索科利尼基公园。1959年7月24日，电视台记录了两国领导人的即兴“厨房辩论”。“任何一个钢铁工人都能买得起这栋房子，”尼克松指出，“他们的时薪是3美元，如果申请25年到30年的贷款，这栋房子每月的分期付款只要100美元。” [1] 赫鲁晓夫反驳道：“只要你出生在苏联，就能有一栋房子。”
会谈的主题随后很快就转向了国际政治和核武器，但是尼克松的发言比房子本身更生动地反映了战后时期的美国梦：一栋带电视、洗碗机、洗衣机和烘干机的房子，加上两辆私家车，这是任何一个像我父母那样的工人阶级都能拥有的生活。愿景很美好，现实未必有这么理想。比如我们家的电视机和洗衣机经常出故障，那辆20世纪50年代的雪佛兰的脚踏板都生锈了，时不时就要送去维修。另外，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来说，有限的经济机会和种族歧视（比如限制性契约、排他性区域规划、不公平的贷款政策）把他们完全隔绝于郊区之外。
不过我父母还是常常感叹自己能拥有这栋郊区房屋是何等幸运，他们在这里养育子女，也度过了自己的大半辈子。我在北阿灵顿长大，从一年级开始就步行上学，骑着变速单车到处跑，打棒球和橄榄球，还和我弟弟一起组建过摇滚乐队。最开始我们还会经常回纽瓦克探望亲戚，上音乐课，去繁华的市中心购物。到我青少年时期后，纽瓦克的亲戚逐渐搬走，纽瓦克市中心的很多百货大楼纷纷倒闭，我们回去得也越来越少了。
当时在不远的伍德布里奇和利文斯顿，社区里新开了郊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立交桥附近开始出现工业园区和办公楼。这种变化是全国性的。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高科技工业在波士顿、旧金山、奥斯汀和西雅图的郊区蓬勃发展，很多曾经的郊区“睡城”慢慢变成了成熟的卫星城，人们在郊区生活、工作和购物，不再需要专门跑到大城市中心去。虽然曼哈顿离我住的地方只有几英里远，但我到上高中才第一次去。随着市中心的快速衰退，美国逐渐变成了一个郊区国家。
但今天一切都不一样了。富裕、高学历、年轻及无子女的白人群体正在重新搬回市区，而移民、少数族裔和穷人正迁往郊区。与此同时，很多在我父母辈看来只会出现在城市的问题，如贫民窟、贫困、犯罪、毒品、种族矛盾、暴力、结构性失业、流浪汉等，现在也纷纷涌入郊区。
郊区曾是繁荣与希望之地，如今却大规模陷入经济衰退和贫困的泥潭。郊区的中产阶级社区一方面正在空心化，就像几十年前的城市；另一方面又分化为集中贫困和集中富裕地区，就像今天的城市。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还没意识到郊区正在走下坡路，但我当时在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同事、城市设计师大卫·刘易斯告诉我，和未来的郊区复兴项目相比，20世纪的大规模城市复兴很可能就是小菜一碟。事实上，那时很多占地面积巨大、充斥着劣质建筑和仓促建成的基础设施的郊区已经开始衰退了。全国有成百上千的郊区购物广场被荒废；几十年前的城市工厂停工的情景又在无数郊区工厂上演；有些郊区衰落速度极快，被称作“城市贫民窟”的反攻。 [2]
矛盾的是，新城市危机中郊区问题的严重性可能会超越城市问题。一个简单的原因是，郊区人口更多。郊区人口很难被精确统计，不过对美国居民的调查中有超过一半的受访人（53%）称自己住在郊区，5个人里面只有1个（21%）称自己住在农村地区，1/4（26%）的人称自己住在市区。 [3] 事实上，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包括那些最大的城市）中，还有42%的受访人称自己住在郊区。这说明至少在美国人心里，美国还是一个非常郊区化的国家。
很多典型郊区比著名城市的人口更多。比如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的郊区梅萨拥有46.5万人口，比亚特兰大（45.6万）、迈阿密（43万）和明尼阿波利斯（40.7万）都多。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远郊贝克尔斯菲尔德拥有36.9万人口，超过了圣路易斯（31.7万）、辛辛那提（29.8万）和匹兹堡（30.5万）。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郊区普莱诺有27.8万人口，超过了布法罗（25.9万）。
优势精英阶层会重返市中心，但除了他们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留在了郊区。大学以上学历的单身人口或年轻父母是重返城市的主力军；子女年龄较大的家庭主要从城市向郊区迁移；而老年人和婴儿潮一代中较年轻的群体则继续留在郊区。同时，大批较贫困和学历较低的人群也在迁往郊区，有些人是自愿的，但更多都是迫不得已——他们原来的社区被新城市精英占领了。虽然高科技和知识型工作正在回到城市，但郊区仍是美国最大的就业岗位来源，为美国创造了54%的就业岗位。 [4]
如今的郊区已经不再是《天才小麻烦》、《唐娜·里德秀》或《老爸最知道》里那样的纯白人地区了，超过一半的移民一开始就直接跳过城市，定居在大城市地区的郊区。在2000—2010年，美国前100大城市地区的郊区人口增长中只有9%来自白人，其中有1/3城市郊区的白人人口甚至减少了。 [5]
当然不是所有郊区都在收缩。现在很多迁往郊区的移民和少数族裔的经济状况不比我父母那时差，有些人还比我父母那时富裕多了。虽然有的郊区衰落了，但仍有很多郊区在繁荣发展，并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阶级分化问题。
郊区对耐用品的大量需求曾大大促成了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而在现在这个聚集驱动创新的时代，散漫扩张的郊区则成了经济发展的阻碍。郊区不动产分流了资本，减少了对更有生产力的知识、科技和人才领域的投资。以前郊区象征着资本主义最美好的愿景——所有人都可以向上流动的美国梦，而今天郊区则陷入了新城市危机最深层的矛盾中。
郊区危机之所以如此棘手，部分原因是它的发生太出乎意料了。美国郊区中有超过1/4的贫困或接近贫困人口。事实上，美国大城市地区的郊区比城市的贫困人口更多，郊区贫困的发展速度也更快。从2000—2013年，美国城市的贫困人口增加了29%，而郊区的贫困人口增加了66%。2013年，郊区的贫困人口达到了1700万，城市贫困人口为1350万。 [6]
美国郊区贫困是全国性问题，并在逐步恶化。2000年，纽约地区有29%的贫困人口住在郊区；2013年，这一数字增长到35%。同期，贫困人口分布在郊区的比例在大费城地区从44%上升到50%，在大达拉斯地区从41%上升到48%，在大西雅图地区从61%上升到69%，在大旧金山地区从52%上升到59%，在大圣路易斯地区从68%上升到77%，在大华盛顿地区从61%上升到70%，在大亚特兰大地区从76%上升到88%。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其他国家，伦敦郊区的贫困人口数量（122万）高于伦敦市（102万）。 [7]
从2000—2012年，郊区的集中贫困社区（贫困人口占比不低于40%）居民数量上升了139%，增长速度是城市的三倍。同期，贫困人口占比不低于20%的贫困社区的居民数量在郊区上升了105%，在城市仅上升了21%。既不上学也不工作的年轻人占比最高的地区不是超级城市纽约、科技中心旧金山，甚至也不是经济遭受重创的“铁锈地带”城市底特律，而是曾经郊区梦的典范——位于加州内陆帝国中心的圣贝纳迪诺。 [8]
郊区的新增贫困人口中，有的人是因为无力负担城市不断上涨的房价而被迫迁往郊区，但也有很多人是曾经体面的郊区中产阶级，他们要么就是丢了工作，要么就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经历了房价暴跌。
与此同时，几十年前可能会选择住在郊区的一部分优势群体现在重新搬回城市了。约50年前，大量美国人离开了高密度的城市地区，而现在美国人则开始离开散漫扩张的低密度郊区。郊区人口增速逐渐放缓，有的甚至跟不上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速，这标志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城市向郊区人口迁移浪潮开始退去。 [9]
城市和郊区房价的相反变动反映了逃离郊区的趋势。过去很多年中，郊区房价都一直高于市中心房价，而到2015年底，城市平均房价均值比郊区平均房价高了两个百分点，前者是269036美元，而后者是263987美元。但这低估了城市和郊区房价的实际差异，因为郊区房屋面积普遍大于城市房屋。如果按照每平方米价格来算，郊区和城市房价的差异就更大了。
这一趋势在重返城市浪潮更明显的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十分显著。在大波士顿地区，1997年城市和郊区的房价均值都为每平方英尺100美元左右，而到2015年，城市的平均房价约为每平方英尺400美元，而郊区则为每平方英尺250美元。在华盛顿地区，1997年城市和郊区房价也均为每平方英尺100美元左右，到2015年城市和郊区的平均房价分别为每平方英尺300美元和225美元。在旧金山地区，1997年城市和郊区平均房价都约为每平方英尺150美元，到2015年城市和郊区的平均房价分别为每平方英尺700美元和不到500美元。 [10]
以前的郊区一派宁静祥和，现在则面临犯罪率攀升、经济疲弱和人口流失的问题。《绝命毒师》让城市街角作为毒贩交易中心的形象深入人心，而电视剧《火线》带火了郊区的安非他命兴奋剂。近年来阿片药物的流行就来自郊区。另外，从1990—2008年，虽然美国整体暴力犯罪率都在下降，但美国主要城市的暴力犯罪率下降速度比郊区快了3倍。2001—2010年，谋杀案在郊区上升了16.9%，而在城市下降了16.7%。 [11] 从科伦拜校园枪击案到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很多大规模枪击案都发生在郊区。
郊区的政府和警察还没有适应这些新形势。从2015年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迈克尔·布朗案引发的大规模骚乱就能看出来。这个圣路易斯市的郊区有超过2/3（67%）的黑人人口，而全镇54个警察中只有4名是黑人。弗格森镇不算一个典型案例，因为它还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比如失败的机场扩张项目让成千上万的居民被迫搬迁，以及银行住房贷款针对黑人的“红线政策”。但它衰落的原因也包括更广泛的人口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这些因素影响了很多其他的美国郊区。弗格森的失业率从2000年到2014年几乎增加了两倍——从不到5%上升到超过13%。而同期有工作的居民的平均年收入则下降了1/4。到2015年，有1/4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12] 弗格森不仅仅是警察滥用权力的典型案例，还象征着越来越多美国郊区的衰落。
新城市危机的郊区问题不仅困扰郊区居民，还影响了美国整体的经济发展。郊区的散漫扩张不仅能源利用低效且浪费，还会限制人口的流动性并削弱生产力。
郊区房产曾是美国梦的基石，如今则成了美国人向上经济流动的阻碍。俗话“一直往外开，直到住得起”反映了在越远的郊区，房价越便宜。然而，住得远也要付出额外的代价。一般来说，人们的住房支出应占收入的1/3左右，住房和交通支出总和不超过收入的45%。几辆车的购买费用再加上保险、维修和加油的费用并不便宜，而住在离工作地点比较近的地方则意味着可以搭乘公共交通，大幅削减交通支出。因此，住在市中心附近或公共交通沿线的公寓，可能比住在依赖汽车出行的郊区别墅更划算。
如今的郊区不仅不能帮助美国人实现美国梦，还阻碍人们实现向上的经济流动。大面积和低密度城市地区的经济流动性显著低于人口密集的城市。郊区的低收入工人比城市工人离工作中心更远，更难找到工作，上班也更不方便。低收入群体的通勤时间显著影响了他们经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通勤时间越长，经济流动的可能性越小。城市的贫困社区可能会形成集中和持续的贫困循环，郊区的贫困社区也有自己的问题：社区居民被隔离于工作岗位、经济机会和用来削弱贫困影响的社会服务。虽然郊区也有社会服务，但因为信息更封闭、更不方便获得，穷人往往很难享受到。 [13]
郊区散漫扩张的整体经济成本十分高昂。水和能源等基础设施或本地资源在郊区的运输成本是城市的2.5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发现，加州富裕城市马里布（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630人）的居民平均能源消耗量是贝尔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14000人）的10倍有余。根据2015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散漫扩张给美国经济造成了每年约600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如低效率土地利用和汽车依赖，另外还有4000亿美元间接损失，如交通堵塞和污染等，两者相加就是每年10000亿美元。 [14] 长距离通勤带来了额外的成本。美国工人平均每天上下班的总通勤时间为52分钟，一年通勤时间就超过了9个整天，而每天单程通勤时间为1.5个小时的人则每年要在上下班路上浪费超过约1个月的时间（31.3天）。美国有1.39亿通勤人口，每年一共要在路上浪费300亿个小时。如果能让单程通勤时间为1.5个小时的360万美国人把单程通勤时间压缩到30分钟的平均水平，并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来工作，就相当于每年给美国增加18亿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或者90万份全职工作。 [15]
如果把间接损失也考虑在内，散漫扩张的广泛社会成本更高。住在远郊区、长通勤时间的居民更容易出现肥胖、糖尿病、焦虑、失眠和高血压问题，他们的自杀率和车祸死亡率也更高。以上所有风险导致郊区居民的平均寿命减少了3年。根据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艾伦·克鲁格的调查，人们在各项日常活动的偏好排名中，通勤排在最后，低于工作、照顾孩子和做家务。 [16] 当我们想到通勤者时，可能脑海里出现的是一个手提公文包、西装革履并和妻子吻别的专业人士，或者是一个穿着休闲、开跑车的科技工作者。但实际上，通勤的负担主要落在了穷人和更弱势群体的身上。知识工人和专业人士最倾向于住在工作地点附近或者方便的公共交通沿线，如果他们住在依赖汽车的郊区，也能开私家车安全舒适地上下班。但是，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更可能住在远离公共交通的地方，很多人也买不起车。他们的郊区通勤主要靠多次换乘公交车和火车，往往还要在人行道不足的地方长时间步行。
散漫扩张的郊区不仅影响经济流动性、效率和生产力，还在逐步丧失工作制造引擎的地位。虽然郊区创造工作的能力仍比城市强，但差距在逐渐缩小。2007—2015年，在美国3000多个县郡中，纽约的金斯县（即布鲁克林）的就业岗位增长率最高。2007—2011年，在美国41个大城市地区中，有一半（21个）地区的市中心区域（距市中心商业地带方圆3英里之内）的就业岗位增长率高于它的郊区，其中包括夏洛特、俄克拉何马、密尔沃基、印第安纳波利斯、纽约、旧金山和奥斯汀等。虽然整体郊区的就业岗位增长率高于市中心，但郊区新增就业主要是低薪、低技能要求、更容易受到经济下行影响的岗位，而市中心的新增就业岗位主要是知识型和专业岗位。市中心的平均工资比高密度和更城市化的郊区高20%，比低密度郊区高37%。 [17]
虽然现在更多穷人住在郊区而非城市，很多郊区的经济前景也十分堪忧，但还是有很多富人留在郊区。尽管有富人重返城市的浪潮，但不管从收入水平还是房产价格来看，美国最富裕的地区几乎都在郊区。
美国最富裕的10个地区中有9个在郊区（见表8.1）。这一精英群体的最低家庭年收入是54万美元，超过“前1%”群体收入门槛的两倍有余。 [18] 排名第一的是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名副其实的“金三角”，平均家庭年收入超过60万美元。其他地区包括华盛顿、迈阿密和洛杉矶的精英郊区飞地，只有芝加哥的东湖湖岸是城市地区。最富裕的城市地区比最富裕的郊区地区更加多元化，前者的住宅类型和收入阶层更多样，租户也更多。
表8.1 美国最富裕的社区都位于郊区a
资料来源：史蒂芬·希格利，希格利1000数据，Higle 1000, 2014年2月,Http://higley 1000/archives/638。
房地产价格反映了同样的事实（见表8.2）。美国最贵的10个邮政编码区中有9个在郊区，唯一的例外是纽约的翠贝卡与苏荷区。 [19] 这些郊区地区中有8个都在加州，包括精英硅谷郊区阿瑟顿、洛斯阿图斯和帕洛阿托，以及比弗利山庄、圣莫尼卡、圣迭戈的兰乔圣菲和圣塔芭芭拉的蒙特西托等。另外还有在迈阿密海滩对岸只能乘船或乘游轮到达的高级飞地费希尔岛。
表8.2 美国最富裕的社区都位于郊区b
资料来源：根据马丁繁荣研究所的分析，以及Zillow住房价值指数（2014）。
令人震惊的是，如果只看最富裕的地区，城市社区和郊区社区之间的传统差异几乎消失了。几年前我在一次晚宴中目睹了两对夫妻关于城市和郊区哪里更宜居的争论，他们都来自大纽约地区，其中一对住在郊区的费尔菲尔德，另一对住在曼哈顿。我从争论中发现，尽管住在完全不同的地方，但除了个别明显差异，如一对夫妻住公寓而另一对夫妻住独栋别墅，他们的生活方式竟然十分相似。他们在相似的地方购物，在相似的餐厅吃饭，穿相似的衣服，享受相似的公共设施，甚至他们的孩子上的学校都极为相似。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未因为住在城市或郊区而改变，而是由社会经济阶层和社区主要阶层构成决定的。
和城市一样，有的郊区富，有的郊区穷；有的郊区快速发展，有的郊区正在衰落。事实上，现在的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高密度的城市地区和边远的郊区外围。房地产经济学家杰德·柯尔克的研究表明，在最边远的郊区地带（最“郊区”的地区）和最密集的城市地区，人口增速最快。 [20] 在边远地区广阔的处女地上建房子便宜得多，也没有什么比从零开始的发展速度更快了。而高密度城市地区利用其便利性和高生产力不断吸引着人口和工作。同时，郊区的中心正被掏空并遭到了经济排挤，经济发展绕过了位于市中心和新开发边远郊区之间的老郊区地区。
老郊区的经济停滞和衰落对今天的美国影响深远。除了影响个人、家庭、社区、城市和国家经济之外，它们还造成了政治地震。 [21]
郊区贫困对唐纳德·特朗普的上位起了关键作用，他利用了郊区贫困工人阶级一触即发的愤怒和不满情绪。根据我的调查，特朗普主要靠白人、蓝领、低学历和老社区居民赢得了2016年的共和党总统初选。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特朗普在初选中获得的选票集中在白人、蓝领“老经济”工作者、高中学历以下人口和住低端移动屋人口更多的郡。 [22]
相互重叠的阶层和地理分化让特朗普出人意料地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在阶层上，他的支持者主要是感到自己的经济状况正在恶化的白人、低学历和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地理上，他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白人和低学历人群占比大、经济焦虑程度高、工厂和服务业工作聚集的地区。在农村，特朗普获得了61%的选票，而希拉里只有33%；在人口少于25万的城市地区，特朗普和希拉里分别获得了57%和38%的选票；在人口为25万~50万的城市地区，特朗普和希拉里分别获得了52%和34%的选票。支持特朗普的城市地区多于希拉里，前者为260个，后者为120个。但是希拉里获得的城市地区选票数量更多，她赢得了51%的城市选票，特朗普只有44%。支持特朗普的城市地区平均人口仅为42万，而支持希拉里的则为140万。 [23]
新城市危机的郊区问题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局面。我们都对选举中的蓝州和红州耳熟能详 [24] ，但真正将民主党和共和党地区分开的不是州界，而是人口密度。在过去几任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总是在面积大、人口多、更城市化的地区获胜，而共和党候选人则占领了低密度的郊区和面积较小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在2008年、2012年和2016年，民主党赢得了大城市地区的支持，而共和党则在中小型城市获胜。 [25] 人口密度在总统选举中成了越来越重要的默认分界指标，人口密度低于每平方英里800人的地区一般是支持共和党的红州，高于800人则是支持民主党的蓝州。 [26]
然而，两党相争的焦点在于受到经济压迫的“中间地带”。它们位于民主党占领的城市中心和共和党占领的远郊地区之间，是美国总统大选中越来越重要的“临界点地区”。政治研究家杰弗里·塞勒斯认为，红州中的贫困郊区会变蓝，而蓝州中的贫困郊区则会变红，他写道：“红州城市地区中最穷困的社区最容易在政治倾向上与支持共和党的其他地区发生分歧，而蓝州城市地区中最穷困的社区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响应共和党的号召。”换种说法就是，这样的地区更不稳定，更可能持相反立场，也更倾向于为改变现状投票。2012年，罗姆尼争取到了2%的动摇地区的支持，再往前的2008年，奥巴马争取到了更多动摇地区。 [27] 特朗普在2016年出人意料的胜利就是因为他在经济贫困郊区的显著优势，尤其是“铁锈地带”地区，帮助他攻下了一直以来都是蓝州阵营的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支持英国脱欧和罗布·福特的也是类似地区，这三件事都明确警示着日益严峻的郊区危机所造成的政治不满。
归根结底，郊区危机反映了很长一段时间廉价经济发展的终结。一直以来，相比在成熟城市修建新地铁、隧道和高楼，在处女地上修路、盖楼或建设其他基础设施更能以极低的成本帮助大众实现美国梦。在20世纪50—90年代，郊区化都是美国工业化经济的完美补充。郊区发展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黄金经济发展期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备战工作或凯恩斯刺激政策。郊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对洗衣机、烘干机、电视机、沙发、地毯、汽车等的大量需求刺激了制造业发展，创造了更多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从而进一步拉动需求。 [28] 当时郊区的散漫扩张是廉价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而现在这一发展模式正走向尾声。
现在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聚集而非分散。虽然还有很多人喜欢住在郊区，但是郊区发展已经跟不上城市化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了。大量宝贵的生产资本和国家财富都被浪费在房屋、公路和散漫扩张的郊区，而没有被投资于知识、科技和人口密集的地区，而后者才是优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郊区还没消亡，但它们已不再是美国梦的典范，也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新城市危机中的郊区问题和城市问题有相似的解决方案：继续发展城市化，并提高城市化的质量。想要解决郊区危机并恢复郊区经济活力，就得提高郊区的人口密度，让郊区更节能环保，更多功能化，并使郊区和城市之间的交通更便利。不过在我们讨论具体的解决方案之前，有必要了解新城市危机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维度，它发生在全球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大都会地区。
[1] Dis, “The Nixon-Khrushchev ‘Kitchen Debate,’” Everything2, April 26, 2000,http://everything2/title/The+Nixon-Khrushchev+%2522Kitchen+Deba te%2522.
[2] On dead malls, 参见 Nelson D. Schwartz, “The Economics (and Nostalgia) of Dead Mall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 2015, nytimes/2015/01/04/business/the-economics-and-nostalgia-of-dead-malls.html. The term slumburbia is from Timothy Egan, “Slumburbi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0, 2010,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2010/02/10/slumburbia。
[3] Jed Kolko, “How Suburban Are Big American Cities?,” FiveThirtyEight,May 21, 2015, http://fivethirtyeight/features/how-suburban-are-bigamerican-cities.
[4] Jed Kolko, “Urban Revival? Not for Most Americans,” JedKolko,March 30, 2016, http://jedkolko/2016/03/30/urban-revival-notfor-most-americans; Jed Kolko, “City Limits: How Real Is the Urban Jobs Comeback?” JedKolko, January 29, 2016, http://jedkolko/2016/01/19/city-limits-how-real-is-the-urban-jobs-comeback. See also Karyn Lacy, “The New Sociology of Suburbs: A Research Agenda for Analysis of Emerging Tren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2 (July 2016): 369–384, annualreviews.org/doi/full/10.1146/annurevsoc-071312-145657.
[5] Alan Berube, William H. Frey, Alec Friedhoff, Emily Garr, Emilia Istrate,Elizabeth Kneebone, Robert Puentes, Adie Tomer, and Howard Wial, “State of Metropolitan America,”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0, brookings.edu/research/reports/2010/05/09-metro-america; William H. Frey, “The End of Suburban White Flight,”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23, 2015, brookings.edu/blogs/the-avenue/posts/2015/07/23-suburban-white-flight frey.
[6] Elizabeth Kneebone and Alan Berube, Confronting Suburban Poverty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3).
[7] Mary O’Hara, “Alan Berube: We Are Moving Poverty to the Suburbs,” The Guardian, May 6, 2015, theguardian/society/2015/may/06/alanberube-moving-poverty-to-suburbs.
[8] Elizabeth Kneebone, “The Growth and Spread of Concentrated Poverty,2000 to 2008–2012,”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31, 2014, brookings.edu/research/interactives/2014/concentrated-poverty; Richard Florida, “The Living-in-the-Basement Generation,” Washington Monthly (November/December 2013), washingtonmonthly/magazine/november_december_2013/features/the_livinginthebasement_genera047358.php;Kristen Lewis and Sarah Burd-Sharps, “Halve the Gap by 2030: Youth Disconnection in America’s Cit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2013, http://ssrc-static.s3.amazonaws/moa/MOA-Halve-the-GapALL-10.25.13.pdf.
[9] William H. Frey, “Demographic Reversal: Cities Thrive, Suburbs Sputter,”Brookings Institution, June 29, 2012, 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2/06/29-cities-suburbs-frey; William H. Frey, “Will This Be the Decade of Big City Growth?,”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y 23, 2014, 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4/05/23-decade-of-big-city-growth-frey.
[10] Cody Fuller, “Rockin’ the Suburbs: Home Values in Urban, Suburban, and Rural Areas,” Zillow Research, January 16, 2016, zillow/research/urban-suburban-rural-values-rents-11714.
[11] Elizabeth Kneebone and Steven Raphael, “City and Suburban Crime Trends in Metropolitan America,”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1;Cameron McWhirter and Gary Fields, “Crime Migrates to Suburbs,”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0, 2012, wsj/articles/SB10001424127887323300404578206873179427496.
[12] 弗格森的数据来自 Elizabeth Kneebone, “Ferguson, MO, Emblematic of Growing Suburban Poverty,” Brookings Institution, August 15, 2014, brookings.edu/blogs/the-avenue/posts/2014/08/15-ferguson-suburban-poverty; James Russell, “Ferguson and Failing Suburbs,” Jamessrussell, August 17,2015, http://jamessrussell/ferguson-and-failing-suburbs; Stephen Bronars,“Half of Ferguson’s Young African-American Men Are Missing,” Forbes,March 18, 2015, forbes/sites/modeledbehavior/2015/03/18/halfof-fergusons-young-african-american-men-are-missing。
[13] 关于通勤时间和经济流动性的关系，参见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mmuting time and economic mobility, 也可参见 Reid Ewing, Shima Hamidi,James B. Grace, and Yehua Dennis Wei, “Does Urban Sprawl Hold Down Upward Mobility?”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48 (April 2016): 80–88。
[14] 关于向郊区运输本地服务，参见Arthur Nelson as cited in Leigh Gallagher,The End of the Suburbs: Where the American Dream Is Moving (New York:Portfolio Penguin, 2013). 有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参见Laura Bliss, “L.A.’s New ‘Energy Atlas’ Maps: Who Sucks the Most Off the Grid,” CityLab, October 6, 2015, citylab/housing/2015/10/lasnew-energy-atlas-maps-who-sucks-the-most-off-the-grid/409135. 当然，贝尔市近20%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意味着这里的居民更少地使用空调和电脑等。关于散漫扩张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总成本，参见Todd Litman, “Analysis of Public Policies That Unintentionally Encourage and Subsidize Urban Sprawl,”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for 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y and Climate for the New Climate Economy, 2015, http://static.newclimateeconomy.report/wpcontent/uploads/2015/03/public-policies-encourage-sprawl-nce-report.pdf。
[15] Christopher Ingraham, “The Astonishing Human Potential Wasted on Commutes,”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5, 2016, washingtonpost. com/news/wonk/wp/2016/02/25/how-much-of-your-life-youre-wasting-onyour-commute.
[16] 关于散漫扩张给居民带来的健康成本，参见Reid Ewing, Gail Meakins,Shima Hamidi, and Arthur C. Nelson,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Sprawl and Physical Activity, Obesity, and Morbidity: Update and Refinement,”Health and Place 26 (March 2014): 118–126; Reid Ewing and Shima Hamidi, “Measuring Sprawl, 2014,” Smart Growth America, April 2014,smartgrowthamerica.org/documents/measuring-sprawl-2014.pdf; Jane E. Brody, “Commuting’s Hidden Co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2013,http://well.blogs.nytimes/2013/10/28/commutings-hidden-cost.。关于通勤为什么是人们最不喜欢的的日常活动，参见Daniel Kahneman and Alan B. Krueger,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no. 1 (Winter 2006): 3–24。
[17] 关于布鲁克林区，参见 Justin Fox, “Want a Job? Go to Brooklyn,” Bloomberg View, January 21, 2016, bloombergview/articles/2016-01-21/want-ajob-go-to-brooklyn。关于2007年到2011年间市中心附近区域的就业增长，参见Joseph Cortright, Surging City Center Job Growth (Portland, OR: City Observatory, 2015), http://cityobserva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5/02/Surging-City-Center-Jobs.pdf. 2007年到2011年，市中心的年就业增长率为0.5%，而外围郊区地区仅为0.1%，参见Jed Kolko, “The Urban Jobs Comeback, Continued: Follow the Money,” JedKolko, January 20,2016, http://jedkolko/2016/01/20/the-urban-jobs-comeback-continuedfollow-the-money。对于大型都会地区（人口超过100万且贡献了全国就业岗位的绝大多数）来说，郊区提供了54%的就业岗位，其中有38%位于临近市中心的人口密度较高的郊区地区，16%位于更偏远、人口分布更稀疏的郊区和远郊地区。参见Kolko, “City Limits.”。
[18] 基于地理学家史蒂芬·希格利对美国最富有的一千个社区的排名，这个排名基于美国人口调查数据，平均家庭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The cutoffis based on geographer Stephen Higley’s rankings of America’s 1,000 richest neighborhoods。The list is based on US Census data on contiguous block groups with mean household incomes of $200,000 or more. Stephen Higley,“The Higley 1000,” Higley1000, February 17, 2014, http://higley1000/archives/638.
[19] 这些数据来自 Zillow的研究网站zillow/research/data。正如我在第二章提到的，这些数据不包括如阿拉斯加州、爱达荷州、印第安纳州、堪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缅因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蒙大拿州、新墨西哥州、北达科他州、德克萨斯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这些数据保密州。
[20] Jed Kolko, “No, Suburbs Aren’t All the Same; The Suburbiest Ones Are Growing Fastest,” CityLab, February 5, 2015, citylab/housing/2015/02/no-suburbs-arent-all-the-same-the-suburbiest-ones-aregrowing-fastest/385183.
[21] Richard Florida, “Welcome to Blueburbia and Other Landmarks on America’s New Map,” Politico (November 2013), politico/magazine/story/2013/11/welcome-to-blueburbia-and-other-landmarkson-americas-new-map-98957.html; Richard Florida, “The Suburbs Are the New Swing States,” CityLab, November 29, 2013, citylab/politics/2013/11/suburbs-are-new-swing-states/7706.
[22] Richard Florida, “The Geography of the Republican Primaries,” CityLab,April 12, 2016, citylab/politics/2016/04/the-geographyof-the-republican-primaries/477693; Neil Irwin and Josh Katz, “The Geography of Trumpism,”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2016, nytimes/2016/03/13/upshot/the-geography-of-trumpism.html.
[23] 关于特朗普支持者的阶层分布，参见Andrew Flowers, “Where Trump Got His Edge,” FiveThirtyEight, November 11, 2016, http://fivethirtyeight/features/where-trump-got-his-edge; Jon Huang, Samuel Jacoby, K. K. Rebecca Lai, and Michael Strickland, “Election 2016: Exit Poll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016, nytimes/interactive/2016/11/08/us/politics/election-exit-polls.html。关于地理分布，参见Jed Kolko, “The Geography of the 2016 Vote,” jedkolko, November 11, 2016, http://jedkolko/2016/11/11/the-geography-of-the-2016-vote; and Jed Kolko, “Trump Support Was Stronger Where the Economy Is Weaker,” FiveThirtyEight,November 10, 2016, http://fivethirtyeight/features/trump-was-strongerwhere-the-economy-is-weaker。
[24] Andrew Gelman, Red State, Blue State, Rich State, Poor State: Why Americans Vote the Way They D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25] Dave Troy, “The Real Republican Adversary? Population Density,” Davetroy, November 19, 2012, http://davetroy/posts/the-real-republicanadversary-population-density. 同样参见 Richard Florida and Sara Johnson,“What Republicans Are Really Up Against: Population Density,” CityLab,November 26, 2012, citylab/politics/2012/11/what-republicansare-really-against-population-density/3953.
[26] 我对州级选举的研究显示希拉里得票占比与以下因素正相关：密度（0.71）、城市地区面积占比（0.63）、工资（0.82）、大学毕业生占比（0.77）和创意阶层（0.72）。而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占比则与这些因素负相关：密度（–0.61）、城市地区面积占比（–0.54）、工资（–0.81）和大学毕业生占比（–0.81）。参见Richard Florida, “It’s Still About Geography and Class,” CityLab, November 17, 2016, citylab/politics/2016/11/americas-great-divide-of-class-and-geography/507908/。在市级层面，密度和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得票占比的相关度从2000年的0.61上升到了2016年的0.75。参见Kolko, “Geography of the 2016 Election.”。
[27] Jefferey Sellers, “Place,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Ecology of U.S.Metropolitan Areas,” in Jefferey Sellers, Daniel Kübler, Alan Walks, and Melanie Walter-Rogg,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Metropolis: Metropolitan Sources of Electoral Behaviour in Eleven Countries (Colchester, UK: ECPR Press, 2013), 37–85. Sellers就他称之为美国政治的“都市化”问题整理了一个时间序列数据库，包含了亚特兰大、伯明翰、辛辛那提、底特律、弗雷斯诺、卡拉马祖、洛杉矶、纽约、费城、西雅图、锡拉丘兹和威奇托的投票数据。关于2016年总统大选，参见Emily Badger,Quoctrung Bui, and Adam Pearce, “This Election Highlighted a Growing Urban-Rural Split,”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1, 2016, nytimes/2016/11/12/upshot/this-election-highlighted-a-growing-rural-urbansplit.html; Lazaro Gamio and Dan Keating, “How Trump Redrew the Electoral Map, from Sea to Shining Sea,”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9,2016, washingtonpost/graphics/politics/2016-election/electionresults-from-coast-to-coast。
[28] Eva Jacobs and Stephanie Shipp, “How Family Spending Has Changed in the U.S.,” Monthly Labor R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