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阶级分化早就嵌入了各种居住地的分布模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富人和上层中产阶级都住在碧绿的郊区，如波士顿的布鲁克莱恩、底特律的格罗斯波因特、费城的布林莫尔或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有抱负的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住在更小、人口更密集、离市中心更近的郊区，如长岛的莱维顿或我长大的新泽西州的北阿灵顿。穷人和真正的弱势群体则挤在市中心的贫民窟，如芝加哥南区、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区，或离我的出生地不远的纽瓦克部分地区。到20世纪70年代，郊区一般都较富裕，社会向上流动性很强，并且以白人居民为主，而市区则被挖空，经济萧条，少数族裔和贫困居民越来越多。.
卡尔·马克思的追随者一直认为，阶级身份诞生于工厂车间等工作场所，然而，今天美国的阶级划分不仅与工作类型挂钩，还与我们的居住地息息相关。居住地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通勤距离、经济机会、孩子上的学校、健康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阶级和居住地的关系吸引了来自各个意识形态的评论员的关注。查尔斯·默里在他2012年的著作《走向分裂》（Coming Apart ）中比较了两个不同阶层的社区，论证了美国日益加深的经济和政治分化的两级：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外的贝尔蒙特郊区的外向型富裕居民，以及位于费城菲什敦社区的落后的、被疏离的内向型工薪族居民。罗伯特·帕特南在其2015年的著作《我们的孩子》中以他的家乡俄亥俄州克林顿港的衰落为案例，研究了中产阶级的衰落和美国梦的消失。 [1]
美国的阶级地理分布已经不再遵循富郊区、穷市区的老规律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大量高薪知识工人、富人和年轻人已经重返市中心，而越来越多的贫困人群则被迫迁往郊区。这种美国地理划分的反转现象有时被称作“大逆转”。 [2]
但是当代美国的阶级地理分布实际上与这两种模式都不同，它正被重塑为一种更加错综复杂的模式，我称之为拼布城市。虽然它的具体特性在每个地方都各不相同，但这种新型阶级地理模式的核心特征就是，城市分裂为紧密结合的集中优势区域和面积更大的集中劣势区域，它们在市区和郊区中纵横交错。
在上一章中我用总体数据描述了城市地区的收入隔离、教育隔离和职业隔离，在这一章中我会用更细分的数据来识别新分化是如何嵌入城市地区的，并将其视觉化。其他相关研究要么就是追踪不同类型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如工业、商业和住宅用地），要么就是根据收入将人划分为不同群体（如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我的研究框架与他们不同，我在地图上画出了三种主要阶层人群的居住地点。我和我的团队通过详细数据确定各个人口普查区的主导阶层，是高薪创意阶层、低薪服务阶层还是不断收缩的工人阶层。我们研究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十几个发达城市地区，涵盖了不同的城市类型，包括超级城市、科技中心、蔓延扩张的“太阳地带”城市和去工业化的“铁锈地带”地区。 [3]
虽然每个城市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阶层特征，但从整体来看有四种拼布城市模式。
在第一种模式中，优势创意阶层重新占领了市中心，同时在郊区也保持高度聚集。状况稍差的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要么被挤到了市区的其他区域，要么被挤到郊区甚至远郊的边缘地带。这种模式出现在纽约、伦敦这样的超级城市，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这样的知识中心，以及多伦多和芝加哥。
在第二种模式中，创意阶层留在郊区，很少回到市中心。这种模式出现在“太阳地带”城市亚特兰大、达拉斯和休斯敦，以及“铁锈地带”城市底特律、匹兹堡和克利夫兰。
在第三种模式中，整个城市地区被一分为二，优势创意阶层和弱势服务阶层在市区与郊区中分别占据完全不同的街区。温哥华、奥斯汀和费城属于这一类型。
在第四种模式中，富裕的创意阶层占领了一些独立的小型聚居区，弱势阶层则围绕他们而居。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是洛杉矶和迈阿密，创意阶层沿着海岸线的市中心地带，围绕着大学和研究机构形成了很多小型聚集区。
创意阶层对地点的选择特权塑造了以上各个类型的新型拼布地理模式，而以下四个关键因素决定了他们对聚集地的选择。
第一个因素是离市中心的距离。纽约和伦敦这两个超级城市以及波士顿、旧金山和华盛顿这几个知识中心的重返城市浪潮最为强烈，在很多城市地区也能看到一定程度的重返城市现象。
第二个因素是到公共交通点的距离。创意阶层喜欢围绕地铁站和公共交通线路而居，这样可以节省通勤时间，避免长距离开车通勤。这一因素对于住房成本高昂而公共交通发达的人口密集型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尤其重要。
第三个因素是到主要大学和其他知识机构的距离。以前很多人住在大学附近只是权宜之计，并不久留，比如大学生在读书时住在学校附近，毕业后就会离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城市的大学，如洛杉矶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都受到城市衰败的影响变成了封闭的孤岛。而今天，城市大学和其他知识型机构附近的社区成了创意阶层的居住选择，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本身与学校并没有直接联系。 [4]
第四个因素是到自然景观的距离。创意阶层不仅聚集在城市中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还喜欢最美观的地方，比如靠近公园、环山，特别是临水临海的地段。这一规律在创意阶层沿海岸线而居的洛杉矶和迈阿密最为显著，也适用于其他城市的临水老工业区域，以前的老工厂仓库被改造为满足创意阶层需求的住宅、商店、画廊和办公楼。
为了全面理解拼布城市的模式，我们先回顾一下城市形成和发展的经典理论，它们为我们理解如今的阶层地理现状奠定了基础。
在绘制新型阶层地理分布图前，我回顾了20世纪初期城市学家罗伯特·埃兹拉·帕克及其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的开创性著作。他们的观点十分重要，到现在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对城市现状的看法。即便他们的模型已经不能完全反映今天的现实情况，但他们对早期工业城市形状和模式的开创性描绘，为我们理解当今新型阶级地理现状提供了基本方法论。 [5]
帕克的经历太特别了，听起来像小说情节。他于1864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小镇哈维维尔，它位于斯克兰顿附近的一个无烟煤矿区。在就读明尼苏达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前，他只是一名铁路工人。大学毕业后他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然后重返学术界，在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师从哲学家威廉·詹姆斯。随后他去德国深造，在海德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格奥尔格·齐美尔是极为杰出的社会学家，也是1903年的经典著作《大城市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的作者。帕克对非洲（他曾短暂地担任刚果改革协会的公关人员）和美国（曾协助成立黑人城市环境委员会，即现在的城市联盟）的种族关系问题十分着迷，他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大学和布克·华盛顿一起用10年时间写完了《最底层之人》（The Man Farthest Down ）。
帕克最后去了芝加哥大学，与他的同事和学生一起对芝加哥展开深入研究，包括工厂、屠宰场、红灯区、新摩天大楼、工人阶级社区、贫民窟和快速发展的郊区。他是城市人种学、城市社会学和城市地理学方面的先驱，对城市经济学也有所涉猎。他发表了关于流浪汉、少年犯罪和高贫困社区的研究成果，芝加哥就是他的实验室。
帕克就像生物学家研究器官形态和结构一样研究城市的结构。对他来说，城市远不仅是物质特征、建筑和交通干道的集合，它还是人类活动的组织机制。帕克和他的同事恩斯特·伯吉斯和罗德里克·麦肯齐在1925年合作出版的经典丛书《城市》（The City ）中写道：“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或人工构筑物，它与人类的生命活动休戚相关。城市是自然的产物，更是人性的产物。” [6] 城市由负责组织各类人类活动的独立空间和社区构成，用帕克的话说就是“由一些相邻但互相不渗透的小世界组成的镶嵌画”。为了更好地了解城市及其主要构成，帕克和他的同事绘制了芝加哥的各类城市空间分布图，包括以下几类：商业区，工厂、仓库等工业区，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住宅区。
他们用来理解和视觉化城市地区基本结构的研究框架十分具有影响力。在这一框架下，城市的各种功能分区呈同心圆带状分布。圆心是中心商业区，有高层写字楼、法院等政府机关、商场、主要运输枢纽，其他功能分区围绕圆心向外层层扩张。圆心向外一层是工业区的工厂、屠宰场、仓库等建筑，也被称作“过渡地带”。再向外一层是工人阶层住宅区，这里密集杂乱地分布着各种公寓楼、酒吧和公共浴室，很多建筑都在工业区能听得到声音（也能闻到味道）的范围内。离市中心距离越远，人口密度越小。再往外一层是中产和上层阶级住宅区，街道两旁绿树成荫，有带大停车场的大别墅（见图7.1的左图）。
约10年后，芝加哥大学博士和经济学家霍默·霍伊特在这一基本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他认为城市的功能分区并不是呈齐整的同心圆分布，而是沿着交通主干道呈楔形或扇形分布（见图7.1的中图）。他在1939年为联邦住房管理局做的研究中分析了约60个美国城市地区，展示了城市中最有优势的群体是如何通过选择居住和工作地点来影响城市轮廓的。他认为，“在考虑城市发展问题时，高租金地区的转移在某种意义上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整个城市的发展方向”，他还把高租金区域称作“有利地区”。高级住宅区向郊区迁移的势头很猛，“高租金或高档住宅区向城市外围转移几乎是必然现象，富人不太可能会搬回以前被他们放弃的老住宅”。他写道：“田野、高尔夫球场、乡村俱乐部和乡村庄园就像磁铁一样，把高档社区吸引到外围有免费开放空间的地方。”约10年后，同样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的昌西·哈里斯和爱德华·厄尔曼对霍伊特的模型做了进一步调整，提出了更加分化的城市多核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城市有多个商业和住宅中心（见图7.1的右图）。 [7]
图7.1 芝加哥大学研究的城市空间分布模型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
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发显著的向外发展模式让市中心失去了很多核心经济功能。1959年，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和雷蒙德·弗农在研究大纽约地区的《解剖城市》（Anatomy of a Metropolis ）一书中记录了这一现象，他们将它称为“逃离高密度”。他们说，工商业活动和城市居民正从城市向郊区转移，这一趋势达到顶峰的标志是卫星城的出现，郊区卫星城的办公园区和购物中心基本取代了日益荒芜的市中心。 [8]
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和21世纪之初时，城市形态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富人和高学历群体开始返回市中心，而穷人则被迫迁入郊区。随着形势的变化，城市发展呈现出更复杂的新模式，与现有模型都不同。有的市区变富了，有的郊区变穷了，并且新模式不只改变了地区。我将以一些大城市为例，探索今天新拼布模型的四种基本模式，以及重塑市区与郊区的主要因素。
第一种模式来自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的重返城市浪潮。如前文提到的，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有超级城市纽约和伦敦，科技中心旧金山、波士顿和华盛顿，以及五大湖区的复兴城市芝加哥和多伦多。这些大城市地区的特征是面积大、人口多、创意阶层高度聚集（尤其是在市中心区域），并且公共交通发达，这些特征都有利于主要社会经济阶层地理结构的形成。
在纽约市，创意阶层已经占领了整个市中心，从曼哈顿最南端的金融区、翠贝卡、苏荷区、格林尼治村、切尔西、中城，到上东区（见图7.2）。在布鲁克林，创意阶层的活动范围原来几乎仅限于与曼哈顿下城的相邻部分地区，不过现在也在向其他地方辐射。创意阶层不仅聚集在纽约市，还出现在长岛、新泽西和韦斯特切斯特郡。该地区只剩少数几个工人阶级社区了，它们主要分布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伊丽莎白、帕特森和帕塞伊克地区附近，都离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很近。蓝领社区消亡的速度如此之快，很难想象仅仅在几十年前这里还有巨大规模的制造业基地和工人阶级社区。
图7.2 纽约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伦敦地区的创意阶层则更加聚集在市中心。在包括肯辛顿、切尔西、伦敦市、卡门和国会山的内城地区，创意阶层人口占比达到80%（见图7.3）。大部分服务阶层都被迫搬到城市边缘，主要分布在城市西北、东北和南部的三片大区域。还有一部分服务阶层聚集在泰晤士河南边、更靠近市中心的一片地区。但出人意料的是，伦敦没有一片区域的主要人口构成为工人阶级，要是马克思知道这一发展趋势的话一定会大为震惊，毕竟他曾经在大英博物馆花了数十年时间书写工人阶级的困境。
图7.3 伦敦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基于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邻里统计和人口普查结果。
芝加哥地区如今的阶层地理状况与帕克当时写的非常相似。与纽约和伦敦一样，芝加哥的创意阶层也重新回到了市中心，对老工厂和仓库进行改造重建，并住进了附近的老蓝领阶层社区，如芝加哥小熊球队的主场瑞格利球场的所在地威格利维尔（见图7.4）。创意阶层也在郊区聚集，如芝加哥大学附近的海德公园。他们还喜欢市中心与郊区的湖滨地区，如西北大学的所在地埃文斯顿。服务阶层社区也在市区与郊区均有分布。大量弱势群体还留在城市中，芝加哥地区前10大服务阶层聚集社区中有9个都在芝加哥市。其中有4个社区位于市区西南部的恩格尔伍德，这个面积仅3平方英里 [01] 的地区贫困率超过40%，是全市贫困率的两倍。服务阶层还在市区和郊区创意阶层社区的中间地带聚集，以及芝加哥地区的远郊。这个曾经的老工业城市已经几乎没有工人阶层聚集地了，工人阶层现在分布在更远的乔利埃特市和加里市。
图7.4 芝加哥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在我的第二故乡多伦多地区，创意阶层紧密集中在市中心的多伦多大学等几所学校和主要医疗机构附近，并以市中心为起点沿着主要交通路线呈倒T字形向外拓展（见图7.5）。在东西方向，他们沿着湖滨和交通干线穿过快速绅士化发展的皇后西区，向郊区的密西沙加市和高端湖滨小镇奥克维尔拓展；在南北方向，他们向北边郊区的万锦市和皮克林市拓展。服务阶层则被挤到了更外围的地区。体现在我的地图上的多伦多发展模式与我在多伦多大学的同事大卫·赫尔恰斯基早前发现的模式一致。他的研究发现，多伦多已经被分成了三块：市中心和主要交通干道沿线的少量富裕社区、离市中心和交通干道更远的大量较贫困社区、不断萎缩的中产阶级社区。 [9] 多伦多地区也只剩下少数几个工人阶层社区，零散分布在城市西边的郊区。
图7.5 多伦多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加拿大统计局。
这一规律也出现在发达的科技中心城市。例如，旧金山地区的创意阶层大量聚集在市中心、海港区、旧金山大学、传统高档社区太平洋高地与俄罗斯山、海特、卡斯特罗以及新绅士化的使命湾和索玛科技区（见图7.6）。不过和其他城市一样，旧金山的创意阶层也在向郊区蔓延，他们占领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周边地区、北部的马林郡、东南部和西南部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周边地区。他们还大量分布于东湾，旧金山地区10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6个都在这里。奥克兰的上洛克里奇有最大的创意阶层社区，同时奥克兰还有大量服务阶层人口，他们中有很多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在奥克兰和湾区，服务阶层生活在创意阶层社区之间和更远的郊区边缘。在旧金山市，服务阶层聚集在某些最富裕的社区外围。旧金山地区10大服务阶层社区中的8个都在日益繁荣的湾区，其中大部分都在市中心附近。马林郡北部和奥克兰东部的边缘地带也有大片服务阶层社区，分布在从奥克兰、费利蒙、门罗公园到硅谷中心东帕洛阿托的长条带状地区。旧金山地区几乎已经没有工人阶层社区了。
图7.6 旧金山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波士顿的创意阶层也聚集在市中心及其周边地区：从金融区和法尼尔厅到高端的灯塔山和后湾地区、同性恋社区中心南角区，以及芬威-肯莫尔区（见图7.7）。历史学家萨姆·巴斯·华纳在半个世纪前的经典著作《电车郊区》（Streetcar Suburbs ）中就提到过，交通设施塑造了波士顿的城市形态。 [10] 红线地铁穿过剑桥，它的沿线车站周边吸引了大量高科技公司、创业公司和创意阶层。创意阶层也广泛分布于郊区。在西边，一个主要创意人口聚集地从剑桥外一路延伸到贝尔蒙特、列克星敦、康科德及更高端的牛顿、韦尔斯利和萨德伯里，其中大部分社区都通过交通系统与市中心相连。声名远扬的128号公路科技长廊沿线也有大量创意阶层聚居地。 [11] 还有很多创意阶层分布在北部海岸线沿线的高端社区，包括海边的曼彻斯特、斯旺普斯科特和马布尔黑德。波士顿地区前10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3个在波士顿市，4个在剑桥，3个位于波士顿学院附近地铁绿线上的牛顿。服务阶层则聚集在波士顿市中心外的狭窄带状地带，并向北延伸到马布尔黑德，向南延伸到昆西，形成了一南一北两个位于城市地区边缘的大型聚居地。波士顿地区前10大服务阶层社区中有9个都在波士顿市，主要分布于南波士顿的传统黑人社区洛克希伯里和东波士顿的洛根机场附近。虽然20世纪中期波士顿还是领先工业城市，但它现在只有不到15%的蓝领工人阶级人口，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
图7.7 波士顿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华盛顿的创意阶层横跨市区与郊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近一半，位居全国前列（见图7.8）。创意阶层聚集地主要包括乔治敦、克利夫兰公园、西北区、市中心和国会山等绅士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创意阶层还延伸至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和亚历山大这些近郊地区，还有弗吉尼亚北部的费尔法克斯、马纳萨斯和利斯堡，以及马里兰州的盖瑟斯堡和弗雷德里克等远郊地区。华盛顿地区前10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3个在哥伦比亚特区，分别是亚当斯摩根、克利夫兰公园和拉尼尔高地。其他7个在交通方便的近郊地区，其中4个在阿灵顿，2个在贝塞斯达，1个在亚历山大。哥伦比亚特区沿中轴线可以划分为东西两片地区，创意阶层聚集在西北部，服务阶层聚集在东南部，并拓展到黑人占比65%的乔治王子郡，这里黑人人口占比为65%。华盛顿地区前10大服务阶层社区中有7个在哥伦比亚特区，还有2个在乔治王子郡。大华盛顿的服务阶层工人占比为40%，是美国少有的几个服务阶层人口少于创意阶层人口的地区。
图7.8 华盛顿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在拼布城市的第二种模式中，优势创意阶层仍然留在郊区。这种郊区模式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城市：亚特兰大、达拉斯和休斯敦等“太阳地带”城市，以及底特律和匹兹堡等“铁锈地带”城市。“太阳地带”城市的创意阶层一直以来都偏好高端的郊区社区，虽然通勤更辛苦，但仍然比前文中提到的第一种模式城市居民更依赖汽车。在“铁锈地带”城市，流行的“白人群飞”现象早就掏空了市中心，因此创意阶层也一直更青睐郊区。在大底特律地区等部分城市地区，20世纪早期沿着河岸和铁路发展起来的老工业区也能帮助重塑城市，比如让城市变得更加适宜步行，或者被重建为购物、餐饮和夜生活一体化的功能区。尽管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但这些城市普遍比上述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面积更大、分布更松散、更依赖汽车，并且公共交通也更不发达。重返城市的浪潮没有大规模发生在这些地方，它们的创意阶层也更小。
亚特兰大的创意阶层占领了市中心东北部的地区，包括市区的市中心、中城和巴克黑德以及北部郊区（见图7.9）。该地区的东南部则基本被服务阶层占据，只有零星几个创意阶层社区。亚特兰大地区前10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7个位于亚特兰大市，大多数都是贫困黑人社区。工人阶层则分布在城市郊区的偏远地带。
图7.9 亚特兰大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达拉斯的创意阶层集中在北部郊区，包括普拉诺、弗里斯科和欧文，前10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6个都在这里（见图7.10）。该地区的南部主要是服务阶层的地盘，也有少数几个创意阶层社区。市中心南部的三一河也是一条不太明显的分界线，西河岸是工人阶层和服务阶层社区，东河岸是创意阶层社区。
图7.10 达拉斯-沃思堡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休斯敦的创意阶层主要分布在两个环带，一个是从北部伍德兰斯到西南部舒格兰的大郊区环带，另一个是围绕市中心的小环带（见图7.11）。即便如此，该地区前10大创意阶层社区仍有9个在休斯敦市，其中7个在莱斯大学附近的高端社区。服务阶层主要分布在两大片地区，一个位于市中心和近郊创意阶层聚集地的中间地带，这里覆盖了前10大服务阶层社区中的9个。其他服务阶层人群则分布在更偏远的郊区。休斯敦的工人阶层主要集中在休斯敦港附近。
图7.11 休斯敦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纵观从南到北的“铁锈地带”城市，我们都发现了相似的郊区中心化模式。“太阳地带”城市实际上是围绕公路发展的，但是“铁锈地带”城市在经历了20世纪的“白人群飞”浪潮并且市中心被掏空后，城市发展还不足以重新填满市中心。
底特律的创意阶层分布在城市西北部郊区的大片楔形区域，从著名的八英里路向外，包括芬代尔、皇家橡树、高端的伯明翰和布卢姆菲尔德镇。底特律地区前10大创意阶层社区都位于这片郊区地带（见图7.12）。其中两个在伯明翰、两个在布卢姆菲尔德镇、一个在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所在的布卢姆菲尔德山、一个在特洛伊、两个在有公共高尔夫球场和底特律动物园的亨廷顿森林，还有两个在格罗斯波因特，包括格罗斯波因特湖滨区和格罗斯波因特公园，在这里各色镀金时代的豪宅林立于湖滨。
图7.12 底特律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作为受“白人群飞”影响最严重的美国城市之一，底特律地区的阶层分布掩盖并巩固了它长期存在的种族分裂问题。不过它的市中心还是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小型创意阶层中心，包括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设计的拉斐特公园社区、库克镇、众多主要艺术文化机构所在的卡斯走廊和韦恩州立大学所在的中城。底特律的市中心获得了大量投资，亿万富翁丹·吉尔伯特更是在它的很多老地标建筑中购下了成百上千万平方英尺的商业和住宅房产（他曾说自己只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摩天大楼促销”中捡便宜）。 [12] 沿着杰弗逊大道向北到格罗斯波因特公园的湖滨狭长地带，还有一个小型创意阶层聚居区。传统富人区帕尔默伍兹也是一个创意阶层聚居地。
服务阶层既在底特律市聚集，也大量分布于广阔的郊区。广阔的弱势贫困地区包围着市中心一小片复兴地区。去工业化和“白人群飞”的打击导致底特律市的人口从1950年开始减少了一大半，到现在市区还有大片废弃区域。 [13] 2009年最近一次经济危机达到顶峰时，该市官方公布的失业率达到近30%。2013年夏天，底特律市政府宣布破产。该地区最大的服务阶层社区都聚集在底特律市。令人震惊的是，底特律市只剩下少数几个工人阶层社区，大型蓝领阶层社区都在十分偏远的郊区，包括福特汽车总部的所在地迪尔伯恩、通用的庞蒂亚克车厂和费雪车身制造厂所在地庞蒂亚克、通用的罗慕勒斯发动机制造厂所在地罗慕勒斯，以及靠近弗林特的拉佩尔郡。
另一个“铁锈地带”城市匹兹堡是我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探讨后工业化变革的基础案例，我们记录了它从国家一流工业中心到知识中心的转变历程。 [14] 大学城促进了这座城市的重建和复兴。一直以来，创意阶层就大量聚集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和匹兹堡大学附近的老居民区，如桑迪赛德、松鼠山和布里兹角，这里有历史悠久的大型住宅，街道两旁绿树成荫（见图7.13）。重返城市浪潮也影响了匹兹堡的部分地区，如市中心保存完好的老仓库区——横排区，及其周边地区。不过匹兹堡地区的创意阶层仍然主要分布于城市北部、南部和东部的郊区地带。服务阶层则在市区中较贫困的地区和郊区外围都有分布。工人阶层社区完全从这个曾经的钢铁之都消失了，全都被迁到了更偏远的郊区。
图7.13 匹兹堡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在拼布城市的第三种模式中，整片城市地区都被切割为两块，一块被优势创意阶层占据，另一块被其他弱势阶层占据。这种模式介于第一种和第二种模式之间，既有与第一种模式类似的创意阶层聚集，但人数更少；又有比第二种模式更明显的重返城市浪潮，但创意阶层又比第一种模式更郊区化。当他们的市中心发生绅士化时，这些地区扩张并混入高端郊区地区，形成了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统一大型创意阶层社区。温哥华、奥斯汀和费城就是这种模式的代表。
温哥华地区完全被一分为二。创意阶层占据了市中心、西部沿海地段、北部公园周边和环山地区（见图7.14），国内需求和国外资本（主要来自亚洲）的推动让温哥华的市中心高度绅士化。服务阶层几乎全部被挤到城市的东南部，工人阶层社区在温哥华地区则寥寥无几。
图7.14 温哥华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加拿大统计局。
奥斯汀地区则东西分化（见图7.15）。创意阶层聚集在西部从市中心到郊区朗德罗克的大块楔形地区和东南郊区的一片区域。奥斯汀对市中心进行了大力振兴，如大量开发新住宅项目。服务阶层和工人阶级社区分布在市中心东边的贫困地区。
图7.15 奥斯汀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费城地区的创意阶层分别占据了东部和西部的两片区域（见图7.16）。在费城市区有两个主要的创意阶层聚居地：其一是在市中心的绅士化地区，包括社会山、里滕豪斯广场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周边；其二是绿树成荫、历史悠久的栗树山和罗克斯伯勒周边地区，这里也是圣约瑟夫大学和费城大学所在地。服务阶层分布在两片主要创意阶层地区之间的带状地区域和更边缘的地带。费城地区的前10大服务阶层社区中有两个在费城市区，尤其是北边的贫困社区。费城地区只剩下3个工人阶级社区了，分别在东部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南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和多佛周边地区，以及东北部的特伦顿。
图7.16 费城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第四种模式是创意阶层零散分布在市区和郊区的一些独立地区，该模式的代表是洛杉矶和迈阿密。与东北部和中西部那些围绕老工商业中心发展的老城市不同，这两个典型后工业化城市的阶级地理分布主要受高速公路和汽车影响，呈现分散化特征。在这两个城市地区中，优势的创意阶层主要聚集在沿海地区，在大学、研究机构和复兴的市中心地区也有分布。
洛杉矶的创意阶层沿着风景壮丽的海岸线而居，从北边的马里布一路延伸到南边的尔湾、拉古纳海滩和达纳角，并向东部内陆大范围扩张（见图7.17）。几个主要创意阶层聚居地在好莱坞、贝沙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所在的西木区和威尼斯一带、加州理工学院和喷气推进实验室所在的帕萨迪纳，以及东南部尔湾的加州大学周边也各有一片主要创意阶层聚居区。在洛杉矶市中心，艺术家对老式高层建筑进行改造，也慢慢形成了一个小型创意阶层社区。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聚集区夹在市中心的创意阶层社区之间，也大量分布在郊区。一大片服务阶层聚居地就位于西边的圣莫尼卡和东边的帕萨迪纳之间，并向南延伸至安纳海姆和圣安娜。另外，洛杉矶的北部和东北角各有一个主要服务阶层聚居区，在市中心和好莱坞之间也有一个服务阶层的聚居区。洛杉矶的工人阶层则聚集在伯班克、南部的老黑人城市康普顿以及长滩的大码头。
图7.17 洛杉矶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迈阿密地区的创意阶层主要分布在大西洋海岸线沿线（见图7.18），该地区前十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六个都在这里。另外有三个社区在大学附近，包括科勒尔盖布尔斯的迈阿密大学、博卡拉顿的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和迈阿密西部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前十大创意阶层社区中有五个在迈阿密市区，特别是市中心和沿海地段（旅游胜地南海滩和超级富裕的棕榈滩社区不属于创意阶层社区，可能是因为这里有大量购置二套房的非居民房主和退休人士）。该地区超过一半的劳动力人口都是服务阶层，位居全国前列。服务阶层分布在离海岸线较远的地方，包围着创意阶层社区。迈阿密几乎所有居民中超过70%的服务阶层的社区都在内陆地区。迈阿密的阶层地理特征就是沿海超级富豪社区和靠近内陆地区的贫困社区毗邻而居。
图7.18 迈阿密
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以上就是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18个城市的拼布城市模式。有的地方的优势创意阶层大量搬回市区，而有的地方的创意阶层则更偏好郊区。在一些地方，不同的阶层各自占据大片独立领地；而在另一些地方，不同阶层的分布更加分散。不过在所有城市地区，优势阶层和弱势阶层都既分布于市区，也分布于郊区。和我小时候大为不同的是，现在已经很少有工人阶层社区了，哪怕是在曾经伟大的工业城市芝加哥、波士顿、匹兹堡或底特律。
这种新阶层地理模式广泛存在，并不仅限于以上我们讨论的城市地区。全美的创意阶层都呈现越来越集中的趋势，并与较贫困的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划清界限。我的团队对全美国350多个城市地区的7万多个人口普查区进行的统计分析，更能反映这种新模式的全貌。我们的结果显示，创意阶层社区越来越集中在彼此相邻的区域，而与其他阶层聚集区分隔开，以创意阶层为主体的地区与以服务阶层或工人阶层为主体的地区呈负相关关系。这一模式也存在于其他阶层维度中，如收入与学历。创意阶层为主体的地区明显比其他地区更富裕，居民受教育程度也更高；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占主体的地区则更贫困。创意阶层为主的地区与平均收入和居民中大学毕业生占比都呈正相关；相反，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为主的地区与这两个指标呈负相关。在美国，这三个阶层都分布于完全不同且各自独立的地理空间中。 [15]
最后，拼布城市主要受强势创意阶层聚集的主导，创意阶层占据了最具经济价值和最赏心悦目的地区，而其他阶层只能去他们挑剩的地方。这种新模式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伤害极大。优势群体在占领最好社区的同时也获得了最好的经济机会、学校、图书馆、服务和公共设施，这些都强化了他们原有的优势，也让他们的子女获得了更多向上流通的机会。更贫困的人群则被挤到犯罪率更高、学校更差、向上流动性更小的社区。简单来说，富人住在自己想住的地方，穷人住在自己能住的地方。
正如我们看到的，经济弱势已经从市区扩展到了郊区。郊区曾是美国梦的支柱，如今却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贫困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在下一章我会讨论新城市危机中日渐深化的郊区问题。
[1]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New York: Crown Forum, 2012); Robert Putnam,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5).
[2] Alan Ehrenhalt, The Great Invers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City(New York: Knopf, 2012).
[3] 我们用人口普查区在地图上标注了三个阶层的居住地点，我们在分析中排除了人口小于500人的极小地区。美国城市地区的数据来自201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美国社区调查，参见census.gov/programssurveys/acs/#。伦敦的数据涵盖了为低尺度高等级输出区域（Lower Level Super Output Areas, LSOAs)，大约等同于美国人口普查区，数据由英国国家统计局提供。加拿大的数据来自加拿大统计局2006年的调查数据。我们还在地图上标出了市中心（以市政厅为中心方圆两英里的区域）、主要公共交通路线、大学和知识研究机构以及公园、公共空间、河岸和海岸等自然公共设施，因篇幅原因在此不再赘述。参见Richard Florida and Patrick Adler, “The Patchwork Metropolis: The Morphology of the Divided Post-Industrial City,”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September 2015,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2015-MPIWP-006_Patchwork-Metropolis_Florida-Adler.pdf; 也参见Richard Florida, Zara Matheson, Patrick Adler, and Taylor Brydges, The Divided City and the Shape of the New Metropolis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4),http://martinprosperity.org/content/the-divided-city-and-the-shape-of-thenew-metropolis。
[4] Terry Clark, Richard Lloyd, Kenneth Wong, and Pushpam Jain, “Amenities Drive Urban Growth,”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4, no. 5 (2002): 493–515; Richard Florida,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2 (2002): 743–755; Edward Glaeser, Jed Kolko, and Albert Saiz, “Consumer Cit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 no 1 (2001): 27.
[5] 参见 Robert Owens, “Mapping the City: Innovation and Continuity in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1920–1934,” American Sociologist 43, no. 3 (September 2012): 264–293; Martin Bulmer,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Institutionalization, Diversity, and the Rise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6] Robert Ezra Park, Ernest W. Burgess, and Roderick D. McKenzie, The Cit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 Burgess also published a seminal study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see Ernest W. Burges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American Cit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40, no. 1 (November 1928): 105–115.
[7] Homer Hoyt, “The Structure and Growth of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in American Cities,”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1939; Chauncy Harris and Edward Ullman, “The Nature of Cit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42 (1945): 7–17.
[8] On the flight from destiny, 参见 Edgar Hoover and Raymond Vernon, Anatomy of a Metropolis: 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People and Jobs Within the New York Metropolitan Reg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后来弗农发明了经典的工业地点的产品周期模型，解释了标准制造业技术和自动化的发展何以使工厂搬迁到土地和劳动力更廉价的郊区绿地和海外。Raymond Vern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0, no. 2 (May 1966): 190–207. On the edge city, see Joel Garreau, Edge City: Life on the New Frontier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1).，被称作“洛杉矶学派”的城市学家在回顾后工业大都会地区的种种变化后认为，洛杉矶和其他太阳带地区的大都会地区不再是从市中心向外环形发展，而是呈现出一种更分散的发展模式，有多样化的工业、商业和居民区。参见Michael Dear,“The Los Angeles School of Urban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Urban Geography 24, no. 6 (2003): 493–509。
[01] 1平方英里约为2.59平方千米。——编者注
[9] J. David Hulchanski, “The Three Cities Within Toronto: Income Polarization Among Toronto’s Neighborhoods, 1970–2005,” Cities Centre,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0, urbancentre.utoronto.ca/pdfs/curp/tnrn/Three-CitiesWithin-Toronto-2010-Final.pdf.
[10] Sam Bass Warner, Streetcar Suburbs: The Process of Growth in Boston,1870–1900, 2nd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1] AnnaLee Saxenian,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 Richard Florida, “Detroit Shows Way to Beat Inner City Blues,” Financial Times, April 9, 2013; Richard Florida, “Don’t Let Bankruptcy Fool You:Detroit’s Not Dead,” CityLab, July 22, 2013, theatlanticcities/jobsand-economy/2013/07/dont-let-bankruptcy-fool-you-detroits-not-dead/6261;Tim Alberta, “Is Dan Gilbert Detroit’s New Superhero?” National Journal,February 27, 2014, nationaljournal/next-economy/america-360/isdan-gilbert-detroits-new-superhero.
[13] Thomas Sugrue,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 Richard Florida, “Visions of Pittsburgh’s Future,” Pittsburgh Quarterly(Fall 2013), http://pittsburghquarterly/pq-commerce/pq-region/item/82visions-of-pittsburgh-s-future.html.
[15] 以创意阶层为主体的地区与服务阶层为主体的地区（-0.62）或工人阶层为主体的地区（-0.77）负相关。以创意阶层为主体的地区与平均收入（0.75）和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0.90）高度正相关。服务阶层为主体的地区与平均收入（-0.49）和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0.45）负相关，工人阶层为主体的地区也与平均收入（-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