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在一位名叫弗雷迪·格雷的年轻黑人男性在被警方拘留几天后死亡，巴尔的摩市陷入暴乱。这件事不由让人联想起半个世纪前发生在我的家乡纽瓦克的一起类似事件，当时引发暴乱的导火索是，传说警察杀死了一名出租车司机。但是纽瓦克在1967年暴乱发生前已经出现了经济滑坡，而巴尔的摩在暴乱发生时，经济发展一片欣欣向荣。巴尔的摩的内港是热门的旅游景点和会议场所，联邦山等复兴社区正吸引富人和高学历群体重返城市，世界顶级研究机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带动了巴尔的摩及其周边地区大规模的高科技行业发展。事实上，大巴尔的摩地区通过发展创意经济已经跻身美国大城市地区的前二十强。
然而，虽然巴尔的摩的绅士化社区在复兴发展，但大部分其他地区都非常贫困。弗雷迪·格雷出生的沙镇-温彻斯特社区就坐落在一个可以俯瞰内港的山顶上。社区里很多排屋都是复合板房子，密不透风，没有街角商店，人行道边上的绿化带几乎都是光秃秃的。超过1/3的社区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枪击案和谋杀案发生率是巴尔的摩其他地区的两倍，而巴尔的摩的这两项指标本来就位于全国前列。沙镇-温彻斯特社区居民的平均寿命比巴尔的摩市整体居民平均寿命短六年半。 [1] 弗雷迪·格雷的死亡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后续事件都表明，巴尔的摩已经分化为两个城市——一个是繁荣发展，有高学历、高收入的知识工人的城市；而另一个则是在不断沦陷，有大量陷入长期贫困的黑人的城市。
这一问题并不只存在于巴尔的摩。尽管返城浪潮带来了经济发展，但美国城市地区的集中城市贫困问题却更严重了，相关数据十分惊人：2014年，有1400万美国人住在极度贫困的社区，生活在集中贫困中，这一破历史纪录的数字是2000年的两倍。在2005—2014年，美国100个大都会地区中有2/3都经历了集中贫困的增长。 [2] 黑人生活在极度贫困社区的可能性是白人的5倍。
这一趋势所反映的问题比经济不平等更隐秘也更严重，即美国的收入、教育和阶层隔离。大约10年前记者比尔·毕晓普就注意到，美国人的隔离已经不仅限于政治信仰和文化倾向了，还出现在社会经济阶层方面，他称这一现象为“大分层”。 [3]
大分层现象到如今变得更严重了，因为现在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空间隔离加深了。在1980—2010年，全国前30的城市地区中的27个出现了富人与穷人收入隔离的上升。2009年，超过85%的美国城市居民生活在经济隔离比1970年更严重的地区。1970—2012年这40多年中，住在全富人或全穷人社区的美国家庭占比从15%上升到34％。 [4] 在如今的美国，经济不平等也是空间不平等：富人和穷人越来越倾向于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空间。
大分层加剧问题的核心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消亡。从前壮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和稳固的中产阶级社区一度是美国梦的代表，而住在中产阶级社区的美国家庭占比从1970年的近2/3（65%）下降到2012年的不到一半（40%）。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整理的数据，从2000—2014年，美国229个城市地区中有203个都经历了中产阶级人口收缩。中产阶级群体最小的城市都是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圣何塞、华盛顿、波士顿、休斯敦、迈阿密、新奥尔良、萨克拉门托和哈特福德。根据我对皮尤研究中心数据的分析，中产阶级群体规模最小的城市人口更密集，更可能是知识密集型城市，也更多元化，这些都是富有经济活力的地区的特征。相反，中产阶级群体规模最大的城市白人更多、工人阶层更大、政治倾向更保守，这些都是经济衰败地区的特征。 [5] 并且，那些在2000年中产阶级群体较大的城市，在到2014年的十几年里也经历了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收缩。不幸的是，在经济活力最强的地方中产阶级最少，在经济滑坡的地方中产阶级最多。
为了更好地理解大分层加剧现象的广度和深度，我和我的同事夏洛塔·梅兰德发明了一些用于衡量收入、教育和职业经济隔离的指标。我们基于全美7万多个人口普查区，通过不同群体或阶级的居住地研究他们的地理隔离。我们还创建了几个衡量整体经济隔离程度的指数，以及综合衡量经济隔离和不平等水平的指数。 [6]
虽然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经济隔离特征，但我们的分析发现了一个基本规律。不论是基于收入、教育或职业的隔离指数，还是综合了以上几个因素整体效应的综合指数，都能发现经济隔离更加严重的地方是规模更大、人口更密集，以及科技行业、大学毕业生和创意阶层更聚集的大城市。另外我们还会看到，日趋深化的经济隔离的背后驱动力是优势群体的聚集，尤其是富人的聚集，富人能利用资源把自己圈在专享社区中。
首先是收入隔离，它是受到最广泛认可和研究的经济隔离形式。我们对收入隔离的研究考虑了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和低于国家贫困线的家庭）的地理隔离。 [7]
这里的规律和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不平等的地理分布不同。整体收入隔离程度最高的十大城市包括“铁锈地带”的克利夫兰、底特律、密尔沃基、哥伦布和布法罗，以及孟菲斯、费城、菲尼克斯、堪萨斯和纳什维尔（见表6.1）。纽约刚好跌落前十榜单，洛杉矶、波士顿、华盛顿和旧金山这些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的收入隔离程度较低。这就是说，我们更广泛的统计研究表明，收入隔离水平和城市的规模大小、人口密度以及高新科技与创意阶层的聚集程度密切相关。 [8]
表6.1 收入隔离
续表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约15%的美国人——也就是4500万人口的家庭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他们的隔离正在扩大。隔离问题领域最顶尖的两位专家——肯德拉·比肖夫和肖恩·里尔登的研究表明，住在贫困社区的贫困家庭从1970年的8%上升到2009年的18%。 [9] 和收入隔离一样，贫困隔离最严重的地方是“铁锈地带”的密尔沃基、克利夫兰、底特律和跨越纽约和波士顿的东北走廊沿线的哈特福德、费城、巴尔的摩，以及东南部的华盛顿和孟菲斯、西南部的丹佛（见表6.2）。但是纽约排名第六，科技中心的贫穷隔离水平也高于它们的收入隔离水平。在这里，我们的统计分析又表明，穷人的隔离与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高度相关。 [10]
表6.2 贫穷隔离
续表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经济隔离给穷人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在他1987年出版的经典作品《真正的穷人》中就提出了贫穷的空间聚集带来的不利影响，包括就业岗位更少更差、经济网络和职业网络更落后、学校质量更差、犯罪率更高、同伴圈更糟糕、婚配伴侣选择更少以及更难接触到正面榜样。 [11] 生活在长期贫困社区的人不仅缺乏经济资源，还被孤立于那些能带来经济阶层向上流动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之外。这些劣势导致他们世世代代都被困于贫穷中。
这一现象的反面是如表6.3所示的富人的隔离（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在大城市中，富人隔离程度最高的是老工业城市——如孟菲斯、伯明翰、路易斯维尔、克利夫兰和底特律，以及纳什维尔、哥伦布、夏洛特和迈阿密。但在这里，我们的统计研究再次表明，在规模更大、人口密度更高和高科技行业更发达的城市中，富人的隔离程度更高。 [12]
表6.3 富人隔离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收入隔离的驱动力来自最顶层人群的地理分布。富人比穷人的隔离程度更高。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表明，富人是隔离程度最高的群体。 [13] 这个发现并不意外：富人能利用自己的资源占领心仪的地盘，并把自己和弱势群体隔开。这从很多方面反映了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说的社会的“包厢化”，即富人把自己隔离在远离大众看台座位的私人豪华包厢中。 [14]
除了收入隔离之外，还应该考虑教育隔离和职业隔离。不同种类的隔离相互强化，它们一直是人口密集的大型知识密集型城市的特征。
人们分类隔离的标准不仅是收入，还有受教育程度。教育有时候也被称作人力资本，它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15] ，是决定我们收入的核心要素，能强化金钱带来的优势。
低学历人群（高中未毕业）在社会中面临的困难重重。他们的学习速度远低于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也较高。低学历人群隔离程度最高的大城市包括洛杉矶，科技中心中的奥斯汀、丹佛、圣迭戈、旧金山和圣何塞，以及“太阳地带”上的菲尼克斯、达拉斯、圣安东尼奥和休斯敦（见表6.4）。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虽然没有进入前十，但它们的教育隔离程度也较高。
表6.4 低学历人群隔离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高学历人群（拥有大学本科或更高学历）则拥有巨大的经济优势。他们的收入远远超出全国平均水平，失业率则远低于全国平均值。大学毕业生的隔离程度在老工业城市最高，包括伯明翰、孟菲斯、路易斯维尔和能源中心休斯敦。洛杉矶排名第三。前十名中还有圣安东尼奥、达拉斯、夏洛特和芝加哥（见表6.5）。整体来看，高学历人群的隔离程度与城市规模、人口密度、高科技行业聚集度和创意阶层占比密切相关。 [16]
表6.5 高学历人群隔离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我们的整体教育隔离指标比较了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未毕业群体之间的隔离程度，洛杉矶位列榜首，位列其后的四个城市均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达拉斯、圣安东尼奥和奥斯汀。其他前十名城市包括科技中心圣迭戈和旧金山，还有芝加哥、哥伦布和夏洛特（见表6.6）。
表6.6 整体教育隔离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我们的生活质量不仅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影响，职业也很关键。职业为我们带来收入，也塑造了我们的身份。此前我将工作岗位划分为三个大类别：高薪创意阶层、低薪且脆弱的服务业阶层以及不断收缩的工人阶层。在创意阶层隔离方面，我们所熟悉的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模式十分清晰地凸显了出来（见表6.7）。洛杉矶排名第一，纽约第五。前十中还有圣何塞、旧金山、奥斯汀和圣迭戈这些科技中心，全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以及三个得州城市：休斯敦、达拉斯和圣安东尼奥。
表6.7 创意阶层隔离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服务业阶层的隔离程度最高的地方也是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见表6.8）。圣何塞、华盛顿、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圣迭戈、奥斯汀和洛杉矶都在前十名单中，其他两个城市是东北部的费城和巴尔的摩。
表6.8 服务业阶层隔离
续表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工人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减少，工人阶层的隔离模式与创意阶层很相似。从表6.9中可以看出，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在工人阶层隔离方面的排名也很靠前。洛杉矶排名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奥斯汀、达拉斯、华盛顿、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的罗利-卡里、旧金山和圣何塞。纽约和波士顿虽然没有进入前十，但排名也很靠前。
6.9 工人阶层隔离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我们用包含三个阶层的综合隔离指数衡量整体职业隔离水平，科技中心和超级城市依然位列前茅（见表6.10）。圣何塞排名第一，其次是旧金山、华盛顿、奥斯汀、洛杉矶、纽约、休斯敦、圣迭戈、圣安东尼奥和哥伦布。在这些地方，创意阶层、工人阶层和服务阶层均匀分散在城市中的可能性最低，他们倾向于和自己同阶层的人聚集而居。
表6.10 整体职业隔离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三个阶层中最占优势的阶层——创意阶层的地理分布决定了整体职业隔离的模式。原因很简单：创意阶层拥有更多财富，因此对居住地点有最大的选择权。他们选择了最好的地段，把其他两个更弱势的阶层挤到他们挑剩下的地方。
收入、教育和职业隔离的精确动态各不相同，但从统计上看他们彼此密切相关。如果把他们放到一起，就能清晰地看到美国经济隔离的整体地理分布。 [17] 为了揭示这一规律，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发明了两个广泛指标，一个衡量整体经济隔离水平，另一个则把这一指标和工资与收入不平等的指标结合在一起。图6.1和表6.11（整体经济隔离指数）就绘制了第一个指标——基于收入、教育水平和职业隔离的三个维度的综合指数。
如图所示，整体经济隔离程度最高的地方是位于东北部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长廊，西海岸的洛杉矶、旧金山湾区附近，得州的部分地区以及几个其他地区。知识中心奥斯汀位于经济隔离程度最高城市之首。美国前六大城市——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达拉斯、休斯敦和费城，都出现在前十名单中。塔拉哈西、图森和安娜堡等大学城也排名靠前。 [18]
为了全面理解经济隔离，我们还分析了影响经济隔离的各种要素。我们把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反映城市重要经济特征和人口统计特征的数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和高新科技行业聚集方面的数据。
首先，经济隔离与城市地区的面积关系紧密。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城市面积高度相关。 [19] 有超过200个中小型城市的整体经济隔离程度低于那些经济隔离程度最低的大型城市，这一规律基本也适用于每一种单独的隔离形式。图6.2展示了城市规模（基于人口数量）和经济隔离的关系，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表示两者正向相关。
图6.1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1）
表6.11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2）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经济隔离还和人口密度紧密相关。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人口密度正相关，与另一项反映人口密度的影响的指数——乘坐公共交通通勤者的占比同样正相关。一般来说，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使用公共交通的通勤方式更普遍，反之人们更倾向于独自驾车上班。 [20]
图6.2 城市规模与经济隔离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注：城市规模基于人口数。
经济隔离还是富裕城市的特征：越富裕的地区经济隔离程度越高，反之亦然。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工资和衡量生产力的人均经济产出指标都呈正相关。 [21]
经济隔离和知识型城市的关键特征联系更加紧密，如高科技行业、创意阶层和大学毕业生。经济隔离与高新科技行业和创意阶层的相关性是在我们这次分析中最高的。反之，工人阶层工作岗位越多，能提高蓝领工人工资的工会化率越高，经济隔离程度就越低。 [22]
另外，经济隔离和不平等一样，都与保守地区和自由地区长期分化有关。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政治自由主义正相关，与政治保守主义负相关。 [23] 虽然这种相关性反映了大型、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地区的广泛特征，但它仍颇具讽刺意味。
接下来这张地图拓展了我们看待问题的视角。图6.3和表6.12展示了全国350多个城市地区的隔离与不平等指数，这一指数综合反映经济隔离、收入不平等和工资不平等水平。 [24] 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都排在前列。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中，纽约排名第一、洛杉矶第二、休斯敦第三、旧金山第四。这一次，美国前六大城市又全部进入了前十大最隔离和最不平等大城市排行榜。在所有城市地区中，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地区排名第一，其他大学城排名也很靠前，如卡城、盖恩斯维尔、塔拉哈西、达勒姆、雅典、博尔德，以及特伦顿（普林斯顿大学所在地）。隔离与不平等指数与城市的面积、人口密度和富裕程度高度相关，它与高科技行业聚集、创意阶层和大学毕业生的相关性甚至超过了经济隔离本身与它们的相关性。 [25]
图6.3 隔离与不平等指数（1）
表6.12 隔离与不平等指数（2）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经济隔离与经济不平等相伴相生。高度经济隔离的城市地区往往也存在高度收入不平等，而经济隔离和工资不平等的关系甚至更紧密。 [26] 经济隔离与不平等的这种关系已经至少存在30年了。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隔离和不平等都随着城市面积的增加而加深，即便控制了教育水平、种族、行业和工作结构等因素，两者依然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27]
这一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美国。过去10年，伦敦、斯德哥尔摩、马德里和米兰等很多欧洲城市的经济隔离和不平等程度都大幅度上升。 [28] 和美国一样，欧洲不断加深的经济隔离也是由富人和优势群体的资源和选择驱动的。
经济不平等和经济隔离的结合极其危险。它强化了顶层人群的优势，加剧并持续了底层人群的劣势。它不仅产生了经济资源不平等，还带来了更长期和更畸形的机会不平等。根据2005年的一项研究，机会不平等使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25%。也就是说，我们用来衡量收入和工资不平等的传统方法实际上低估了经济分化的程度，因为它们没有考虑到经济隔离和不平等的结合带来的破坏性。 [29]
这种机会差异在代与代之间被强化了。大家都知道来自富人区富裕家庭的孩子能获得比穷人家庭孩子更好的教育资源。但是如今，父母的收入也是决定年轻人定居地的重要因素。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的高昂房价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望而却步，哪怕他们是在高薪的科技行业工作。他们在这些地方买房并获得职业机会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父母。年轻人越来越依靠父母的财富来选择对自己人生前途至关重要的居住地，而没有父母依靠优势的年轻人就可能被关在门外。阶级和居住地两者互相强化的过程不仅发生在此刻，还在世世代代间不断持续。
今天美国社会的残酷事实就是，贫穷社区永远贫穷，而富裕社区永远富裕。隔离不仅把人困在特定地点，还困住了社区。事实上，2000年的贫困社区中有75%在10年后依然贫困，1990年的富裕社区中有80%在20年后依然富裕。 [30] 我们的邮政编码越来越主导了我们的命运。
经济隔离不仅是阶级问题，还与种族和美国长期的种族分化密不可分。我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提到过种族和创意经济之间存在令人不安的联系。具体来说，在城市地区，少数族裔或非白人的人口占比与高增长的高科技公司聚集呈负相关。最近，我发现黑人在创意阶层中的占比严重不足。黑人虽然占总人口的12%，但只占有8.5%的创意阶层工作。对比之下，占总人口数不足2/3（64%）的非拉丁裔白人拥有近3/4（73.8%）的创意阶层工作。只有28%的黑人工人从事创意阶层工作，而在白人中这一比例为41%。在51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中，创意阶层工作中白人占比超过40%的大城市有37个，而该类工作中黑人占比超过40%的大城市只有1个。在大学毕业生和高科技公司更多和更多元化（用移民和同性恋人口衡量）的城市中，黑人在创意阶层工作中占比更高。但在黑人人口比例更高的城市中，黑人在创意阶层工作中占比反而较低。这可能是因为黑人创意阶层都被吸引去了经济更有活力的地区，那里有更多高技术含量的高薪工作，能提供更好的经济机会。 [31]
虽然种族隔离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前的顶峰不断下降，但今天的经济隔离问题和种族仍然存在紧密关联。根据2012年爱德华·格莱泽和雅各布·维格多的一项研究，1970—2010年，美国最大的85个城市中黑人的隔离程度都下降了。 [32] 即便如此，种族和经济隔离仍然密不可分。我的城市地区整体经济隔离指数和黑人人口比例与拉丁裔和亚裔人口比例都呈正相关。相反，该指数与城市的白人人口占比呈负相关。 [33]
这并不意外，种族与阶级仍然是人群和社区分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令人意外的是，黑人创意阶层对经济隔离和不平等有缓和效应。美国城市中黑人创意阶层与收入不平等没有统计相关性，与经济隔离也只存在较小的相关性，这与白人创意阶层或者创意阶层整体的规律都大相径庭——这两者均与收入不平等和隔离呈正相关。 [34] 从政策角度看，这说明促进黑人创意阶层的发展有利于削弱不平等和隔离现象。鉴于现在创意阶层中黑人比例本来就偏低，实施这一举措更是迫在眉睫。
然而既讽刺又让人忧心的事实是，多元化的城市也可能存在严重的隔离问题。我的研究发现，隔离与两个衡量多元化的常见指标正相关：同性恋的聚集和外国出生的人口占比。 [35] 2015年，内特·西尔弗的一项研究对比了美国最大的100个城市的整体多元化水平以及它们社区的种族隔离，结果发现种族更多元化的城市，隔离问题也更严重。 [36]
最后，贫困黑人社区就成了种族和经济隔离这套组合拳的最大受害者。黑人生活在集中贫困地区的可能性远高于白人，1/4的黑人住在高度贫困社区，而白人住在此类社区的比例只有1/13。 [37] 另外，城市正在分化为种族集中贫困区域和种族集中富裕区域。根据2015年一项针对美国15个大都会地区的研究，洛杉矶有129个种族集中贫困社区拥有超过80%的黑人和拉丁裔人口，有12个种族集中富裕地区拥有超过90%的白人人口。芝加哥则有138个种族集中贫困社区，拥有超过80%的黑人和拉西裔人口，有58个种族集中富裕地区拥有超过90%的白人人口。从15个都会地区整体来看，种族集中贫困的地区中，黑人和拉丁裔人口超过75%，而种族集中富裕的地区中，白人人口超过90%。 [38]
在贫困黑人社区长大的人很容易一直待在这种社区。在美国最穷的25%的社区长大的黑人里，有2/3会在同样贫困的社区中养育自己的下一代。讨论种族集中贫困问题的重要著作《滞于其所》（Stuck in Place ）的作者帕特里克·夏基曾说：“社区不公平与几代人相关，它像基因背景和财富的代际传递一样，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 [39]
这种传递同样损害黑人中产阶级，他们比白人中产阶级更可能住在高度贫困的社区及其周边。事实上，约一半黑人中产阶级成长于贫困率超过20%的社区，而白人中产阶级的这一比例仅为1%。 [40] 即便贫困的黑人父母能努力脱贫，他们的孩子也往往会重新陷入贫困。
在种族集中贫困的环境中长大会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2015年道格拉斯·马西和乔纳森·罗思韦尔的一项研究显示，成长于最贫困的20%的社区的人和最富裕的20%的社区的人的终生收入差距，基本与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生的终生收入差距相同：近100万美元，精确地说是91万美元。总之，黑人的低经济流动性是他们被隔离并集中于长期贫困社区的结果。 [41]
经济和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危害是阻碍了非优势群体向上的经济流动。根据经济学家拉杰·切蒂等人的一项重要研究，在隔离与经济不平等更严重的地区，经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42] 来自黑人社区的小孩提升经济阶层的可能性非常小，成年黑人与成年白人的收入差距中有约1/5来自于他们成长的郡。种族集中贫困给经济流动性和美国梦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然而有趣的是，切蒂的研究表明，经济阶层流动性最好的地方是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湾区、波士顿、大华盛顿地区和西雅图，这几个城市都在向上流动性最好的前20个城市名单中。虽然它们存在严重的隔离与不平等问题，但更有活力的经济、更多高薪行业和工作机会为它们的经济提供了宽阔的上升通道。相反，在人口更少、布局更不紧凑的城市，向上经济流动的可能性显著下降，因为弱势群体很可能住在离工作和经济机会更远的地方。
不同城市的经济流动可能性差异巨大，我自己的经验就证实了这一点。在我两岁、我弟弟刚出生时，我的工人阶级父母从纽瓦克搬到了博根郡的北阿灵顿市，并在我们的成长期间不断地提醒我们，当初搬家就是为了给我们铺设更好的人生道路。他们这方面的直觉在切蒂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印证，研究发现在博根郡长大的人拥有更好的人生前途，而纽瓦克则相反。我的父母也挑对了时间，切蒂的研究显示，幼童时期搬到好地方能为孩子带来最大收益。
在人口密集的大型知识城市，贫困群体除了拥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还更可能活得更长、更健康。切蒂及其同事的研究显示，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圣何塞这样的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中，穷人寿命更长；在底特律、加里、托莱多和代顿这几个“铁锈地带”城市，以及拉斯维加斯、塔尔萨和俄克拉何马城，穷人寿命更短。 [43] 如果我们想帮助穷人和工人阶级改善经济状况、拥有更长寿命和更健康的生活，就必须保障他们不被高住房成本挤出最大、最富裕及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
即便如此，所谓的以人为本的政策也不会神奇地解决集中贫困的问题，比如帮助穷人搬到大城市，甚至是搬到较好社区。向好地方搬迁带来的好处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大幅下跌，对青少年基本没有什么影响。种族也是一个因素，白人和拉丁裔小孩比黑人小孩更可能通过搬家获得向上的经济流动。 [44] 这种完全以人为本的政策还会对贫困社区造成巨大伤害：把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人和家庭抽走，会导致原本就问题重重的贫困社区更加落后。我在本书的第十章中将讨论，如果我们希望打破城市集中贫困的困境，就必须把以人为本的政策与改善社区状况的基于地区的政策结合起来。
所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虽然各种类别的经济隔离分别在某些特定类型的城市更严重，比如“铁锈地带”城市的收入隔离程度更高，“太阳地带”城市的教育隔离更高，然而从整体来看，经济隔离问题在更大、人口更多、经济更发达且更多元化的城市更严重。这个发现反映了新城市危机的核心矛盾：那些生产力最高、提供最高薪职位、聚集最多高新科技行业和人才、人口最多、拥有最充裕的公共交通设施、最多元化、政治倾向最自由的城市，却面临着最尖锐的经济不平等和经济隔离问题。
在这一章和此前的一章，我用综合数据展现了美国城市整体隔离和不平等程度，及其背后作为驱动力的典型城市因素。在下一章，我将用更细分的数据将社区层面的分化现象视觉化，揭示城市和郊区是如何分裂成小范围的集中优势区域和大范围的集中弱势区域的。
[1] 巴尔的摩市的统计数据来源如下。Creative economy: Shade Shutters,Rachata Muneepeerakul, and José Lobo, “Constrained Pathways to a Creative Urban Economy,”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April 2015,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WP2015_Constrained-pathways-to-a-creative-urban-economy_Shutters-Muneepeerakul-Lobo.pdf. Black income: Joel Kotkin, “The Cities Where African Americans Are Doing the Best Economically,” Forbes,January 15, 2015, forbes/pictures/femi45jlhh/no-4-baltimore-md.Concentrated poverty and affluence: Edward G. Goetz, Tony Damiano, and Jason Hicks, “American Urban Inequality: Racially Concentrated Affluence,”Lincoln Land Institute, 2015. Limited economic mobility: Raj Chetty and Nathaniel Hendren, “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Childhood Exposure Effects and County-Level Estimates,” NBER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y 2015. Crime and violence: Richard Florida and John Roman, “There Are Plenty More Baltimores,” CityLab, May 4, 2015, citylab/crime/2015/05/thereare-plenty-more-baltimores/392264. Murders and shootings: Baltimore Neighborhood Indicators Alliance, Jacob France Institute, “Number of Gun-Related Homicides per 1,000 Residents,” http://bniajfi.org/indicators/Crime%20and%20Safety/gunhom; 2011 Neighborhood Health Profile:Sandtown-Winchester/Harlem Park, Baltimore City Health Department,December 2011, http://health.baltimorecity.gov/sites/default/files/47%20 Sandtown.pdf.
[2] Elizabeth Kneebone, “U.S. Concentrated Poverty in the Wake of the Great Recessi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31, 2016, brookings.edu/research/reports2/2016/03/31-concentrated-poverty-recession-kneebone-holmes.
[3] Bill Bishop, 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8).
[4] 关于1980年至2010年间前三十大城市地区的收入隔离上升问题，参见Paul Taylor and Richard Fry, The Rise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y Income(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2012), pewsocialtrends.org/files/2012/08/Rise-of-Residential-Income-Segregation-2012.2.pdf. 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2010年有28%的低收入家庭住在多数为低收入群体的地区，而1980年仅有23%；另外2010年有18%的高收入家庭住在多数为高收入群体的地区，而1980年仅有9%，该报告总结说，“这些数字的上升与长期收入不平等扩大有关，这导致美国中产阶级或混合收入社区的萎缩（从1980年占比85%下降到2010年仅占76%）和低收入社区和高收入社区的双双扩张（前者从1980年占比12%上升到2010年占比18%，后者从1980年占比3%上升到2010年占比6%）”。关于现在住在经济隔离地区的城市居民比例与1970年的对比，参见Tara Watson, “Inequalit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y Income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5,no. 3 (2009): 820–844. On the changing share of American families living in rich and poor as well as middle-class neighborhoods, 参见Kendra Bischoff and Sean Reardon, “The Continuing Increase in Income Segregation, 2007–2012,” Stanfo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March 2016, https://cepa.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the%20continuing%20 increase%20in%20income%20segregation%20march2016.pdf. 这项研究将中产阶级社区定义为收入在城市收入中位数的67%到150%之间的家庭，富裕社区为收入超过城市收入中位数的150%的家庭，贫困社区为收入低于城市收入中位数的67%的家庭。在中产阶级中，家庭收入在城市收入中位数的125%到150%之间的算高收入社区，介于100%到125%之间的是中高收入社区，介于80%到100%的是中低收入社区，介于67%到80%之间的是低收入社区。
[5] America’s Shrinking Middle Class: A Close Look at Changes Within Metropolitan Areas,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11, 2016, pewsocialtrends.org/2016/05/11/americas-shrinking-middle-class-a-closelook-at-changes-within-metropolitan-areas. 我们对皮尤研究中心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如下：在城市地区中，中产阶级人口占比与工人阶级（0.37）、白人占比（0.34）、政治保守派（与2016年特朗普在城市地区的选民占比的相关度为0.27）成正相关，而这些要素都是经济衰退地区的特征。相反，中产阶级的人口占比与人口密度（-0.22）、创意阶层（-0.20）、多元化（与移民的相关度为-0.46，与拉丁裔的相关度为-0.47，与同性恋群体的相关度为-0.37）和政治自由派（与2016年希拉里在城市地区的选民占比相关度为-0.33）成负相关，这些都是经济活跃地区的基本特征。中产阶级的人口占比还和以下因素负相关：收入不平等（-0.64）、工资不平等（-0.38）、经济隔离（-0.43）和较低阶层人口占比（-0.62）。另外，2000年的中产阶级人口占比和2000年到2014年间中产阶级人口占比的变化呈显著负相关（-0.48）。
[6] 特定种类的经济隔离指数是绝对度量，数值越高代表隔离程度越高：1代表完全隔离，0代表完全不存在隔离。综合指数则是相对度量，将一个城市地区的各类隔离的程度与其他地区对比。附录提供了对变量、数据和方法论的详细解释，也参见Richard Florida and Charlotta Mellander, Segregated City: The Geography of Economic Segregation in America’s Metro Areas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5), http://martinprosperity.org/media/Segregated%20City.pdf.
[7] 贫困线是由美国人口调查局定义的，参见 “Poverty,” census.gov/hhes/www/poverty/about/overview/measure.html; US Census Bureau, “Poverty Thresholds,” census.gov/data/tables/time-series/demo/income-poverty/historical-poverty-thresholds.html。
[8] 收入隔离与人口（0.53）、密度（0.44）、创意阶层（0.35）和高科技行业（0.48）正相关。
[9] Carmen DeNavas-Walt and Bernadette D. Proctor, 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3, US Census Bureau, 2014, census.gov/content/dam/Census/library/publications/2014/demo/p60-249.pdf; Kendra Bischoff and Sean Reardon,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y Income, 1970–2009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3).
[10] 穷人的隔离与人口（0.43）、密度（0.54）、创意阶层（0.48）和高科技行业（0.47）正相关。
[11] William Julius Wils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2] The segregation of the wealth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pulation (0.38) and high-tech industry (0.26).
[13] 这个结论来自我们计算的隔离程度平均值。数值越高代表经济隔离程度越高。富人的隔离程度平均值显著高于穷人（分别为0.456和0.324）。实际上，在我们分析的所有群组中富人的隔离程度平均值都是最高的。
[14] Michael J. Sandel,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London: Macmillan, 2012); Michael J. Sandel,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Skyboxification of American Life,” Huffington Post, April 20, 2012, huffingtonpost/michael-sandel/what-money-cant-buy_b_1442128.html.
[15] At the national level, see Robert J. Barro,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no. 2 (1991):407–443; Robert J. Barro,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At the city and regional level, see Jane Jacobs, The Economy of Cities (New York:Random House, 1969); Robert Lucas,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no. 1 (1988): 3–42;Richard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New York: Basic Books,2002); Edward Glaeser and David Maré, “Cities and Skill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 no. 2 (2001); Edward Glaeser and Albert Saiz, “The Rise of the Skilled City,” Brookings-Wharton Papers on Urban Affairs 1 (2004): 47–105; James Rauch,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34, no. 3 (1993): 380–400.
[16] 高学历人群的隔离程度与人口规模（0.54）、密度（0.39）、创意阶层（0.43）和高科技行业（0.50）正相关。
[17] 各个隔离指数之间都密切相连，整体隔离指数与收入隔离（0.83）、教育隔离（0.94）和职业隔离（0.95）都紧密相关。
[18] 附录中的表4提供了美国所有350多个城市地区的整体经济隔离指数排名。
[19]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和人口规模的相关度为0.64。
[20]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密度（0.56）和使用公共交通通勤的上班族占比（0.49）正相关，与独自驾车通勤的上班族占比（-0.22）负相关。
[21]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工资（0.46）和人均经济产出（0.41）正相关。
[22]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高科技行业（0.62）和创意阶层（0.53）正相关，与蓝领工人占比（-0.37）负相关。
[23]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2016年支持希拉里的选民占比（0.47）正相关，与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占比（-0.44）负相关。
[24] 附录中的表4列出了美国所有城市地区的隔离与不平等指数。
[25] 隔离与不平等指数与其它因素的相关系数如下：与密度的相关度为0.5，人口规模0.6，人均收入0.31，人均经济产出0.42，平均工资0.52，高科技行业0.61，创意阶层0.57，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占比0.53。相反，隔离与不平等指数与蓝领工薪阶层在劳动力中的占比负相关（-0.44）。此外，隔离与不平等指数与2016年支持希拉里的选民占比（0.47）正相关，与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占比（-0.42）负相关。
[26]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收入不平等（0.52）和工资不平等（0.62）密切相关。不平等与各项单独的隔离指数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很多相关性都非常显著，落在0.40到0.50的区间内。
[27] Watson, “Inequalit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28] Tiit Tammaru, Szymon Marcin´czak, Maarten van Ham, and Sako Musterd,eds., Socio-Economic Segregation in European Capital Cities: East Meets West (London: Routledge, 2015). Also see Richard Florida, “Economic Segregation and Inequality in Europe’s Cities,” CityLab, November 16,2016, citylab/work/2015/11/economic-segregation-and-inequalityin-europes-cities/415920.
[29] Rebecca Diamond, “The Determinants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US Workers’ Diverging Location Choices by Skill: 1980–200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no. 3 (March 2016): 479–524; Rebecca Diamond,“U.S. Workers’ Diverging Locations: Policy and Inequality Implications,”Stanford University, SIEPR Policy Brief, July 2014, https://siepr.stanford.edu/?q=/system/files/shared/pubs/papers/briefs/PolicyBrief-7-14Diamond_0.pdf.
[30] Robert J. Sampson,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Economic Mobility in the Great Recession Era: The Spatial Foundations of Persistent Inequality,”in Economic Mobility: Research and Ideas on Strengthening Families,Communities, and the Economy (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 2016).
[31] 对各种族创意阶层的界定是基于美国人口调查显示的从事管理、商业、科学和艺术职业的黑人和白人（非拉丁裔）占比数据。黑人创意阶层与各因素的相关性如下：密度（0.32）、创意阶层整体（0.39）、大学毕业生（0.31）、高科技公司（0.27）、成年人中外国出生的人口占比（0.34）和同性恋群体占比（0.36）。以上几乎所有因素与黑人创意阶层的相关性都显著低于与白人创意阶层的相关性，参见Richard Florida,“The Racial Divide in the Creative Economy,” CityLab, May 9, 2016, citylab/work/2016/05/creative-class-race-black-white-divide/481749。
[32] Edward Glaeser and Jacob Vigdor, The End of the Segregated Century:Racial Separation in America’s Neighborhoods, 1890–2010, Manhattan Institute, 2012, manhattan-institute.org/pdf/cr_66.pdf.
[33] 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与黑人人口占比（0.29）、拉丁裔人口占比（0.24）和亚裔人口占比（0.30）都正相关，与白人人口占比（-0.43）负相关。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隔离与不平等指数——它与黑人人口占比（0.30）、拉丁人口占比（0.29）和亚裔人口占比（0.25）都正相关，与白人人口占比（-0.42）负相关。
[34] 黑人创意阶层和用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之间没有统计相关性，而白人创意阶层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40。黑人创意阶层与我的整体经济隔离指数仅存在微弱相关性（0.20），远低于白人创意阶层与该指数的相关度（0.66）。
[35] 整体隔离指数与同性恋家庭的聚集程度（0.42）和外国长大的成年人占比（0.38）均为正相关。
[36] Nate Silver, “The Most Diverse Cities Are Often the Most Segregated,”FiveThirtyEight, May 1, 2015, http://fivethirtyeight/features/the-mostdiverse-cities-are-often-the-most-segregated.
[37] Paul A. Jargowsky, “Architecture of Segregation: Civil Unrest, the Concentration of Poverty, and Public Policy,” Century Foundation, August 9,2015, http://apps.tcf.org/architecture-of-segregation.
[38] 种族集中贫困地区是指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为非白人，且超过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普查区。种族集中富裕地区是指超过90%以上的人口为白人，且根据生活成本调整后收入中位数超过的贫困线4倍以上的人口普查区。Edward G. Goetz, Tony Damiano, and Jason Hicks,“Racially Concentrated Areas of Affluence: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Humphrey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May 2015,cura.umn.edu/publications/catalog/niweb1; Alana Semuels, “Where the White People Live,” The Atlantic, April 10, 2015, theatlantic/business/archive/2015/04/where-the-white-people-live/390153。
[39] 来自2013年7月与帕特里克·夏基的邮件对谈，也参见他的著作 Stuck in Place: Urban Neighborhoods and the End of Progress Toward Racial In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Richard Florida,“The Persistent Geography of Disadvantage,” CityLab, July 25, 2013, citylab/housing/2013/07/persistent-geography-disadvantage/6231。
[40] Sean Reardon, Lindsay Fox, and Joseph Townsend, “Neighborhood Income Composition by Household Race and Income, 1990–2009,”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60, no. 1 (July 2015): 78–97.
[41] Jonathan Rothwell and Douglas Massey, “Geographic Effects o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Economic Geography 91, no. 1 (2014):3–106; Richard Florida, “How Your Neighborhood Affects Your Paycheck,”CityLab, January 16, 2015, citylab/work/2015/01/how-yourneighborhood-affects-your-paycheck/384536.
[42]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and Emmanuel Saez,“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 (2014):1553–1623;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Emmanuel Saez,and Nick Turner,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4, no. 5 (2014): 141–147; Chetty and Hendren, “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Raj Chetty,Nathaniel Hendren, and Lawrence Katz,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Better Neighborhoods on Children: New Evidence from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Experi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May 2015.
[43] Raj Chetty, Michael Stepner, Sarah Abraham, Shelby Lin, Benjamin Scuderi,Nicholas Turner, Augustin Bergeron, and David Cutl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come and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1–2014,”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315, no. 16 (April 26, 2016):1760–1766.
[44] Chetty et al.,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also see Pat Rubio Goldsmith,Marcus L. Britton, Bruce Reese, and William Velez, “Will Moving to a Better Neighborhood Help? Teenage Residential Mobility, Change of Context,and Young-Adul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Urban Affairs Review (March 4, 2016) online edition; Molly W. Metzger, Patrick J. Fowler, Courtney Lauren Anderson, and Constance A. Lindsay, “Residential Mobility During Adolescence: Do Even ‘Upward’ Moves Predict Dropout 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