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前，出了布鲁克林或者纽约的政治圈就几乎没人知道谁是比尔·白思豪了。2009年他当选为代表全市的纽约市公共议政员，而此前在他大部分的政治生涯里，他都在市议会里代表布鲁克林的第39区，包括较高端的社区科布尔山和公园坡、卡罗尔花园、格瓦纳斯和温莎台等新绅士化社区，以及肯辛顿和市政公园等蓝领社区。2013年，媒体巨头创始人、传奇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结束了他的第三届也是最后一届纽约市长任期，白思豪决定竞选市长。但人们认为他胜算不大，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市议会代言人和布隆伯格的同僚克里斯蒂娜·奎因会当选下一任市长。 [1]
在布隆伯格的领导下，纽约从2008年经济危机中强势复苏。 [2] 创意产业、科技产业及金融、房地产、教育和医疗等传统经济支柱带动整个经济发展，就业率在2011年就重回危机前的高峰值。在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失去3万多个就业岗位的金融业也逐渐恢复生机，银行家和分析师又能拿到高额薪金了。建设工程在曼哈顿下城的世贸大厦遗址、切尔西北的哈德逊广场、威廉斯堡的东河沿线、布鲁克林市中心等地大规模展开。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时几乎消失殆尽的科技行业也恢复了生机，布隆伯格政府还发起投入20亿美元在罗斯福岛为康奈尔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建立一座占地200万平方英尺的应用科学工程校区。
街道空前整洁，充满活力，暴力犯罪大大减少，游客数量达到纪录高位。由于新建了自行车道和共享单车设施，曼哈顿街头还出现了很多单车。不论是资本还是人才，纽约都走在世界前列，而这两者正是城市成功的关键。布隆伯格在《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城市如果想吸引创造性人才，就一定要为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他还借鉴了我的创意经济观点，补充道，“经济学家可能不会这样说，但事实就是：酷很重要。当人们发现一个有优质公园、安全的街道且交通方便的社区能给他们提供灵感时，他们就会用脚投票”。 [3]
布隆伯格是纽约市有史以来最能干、最有影响力的市长之一，本来他在任职的最后几年只需庆祝胜利就行了，但还是出了些问题。尽管纽约从2002年开始就重新繁荣起来，但大量纽约人却完全没有富足的感觉。大家公认纽约的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工人阶层和中产阶级则越落越远。到2013年，曼哈顿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总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总收入的88倍。纽约的百万富翁人数约40万，超过了新奥尔良、匹兹堡、克利夫兰或明尼阿波利斯的全市人口。然而，实际工资下降和房价飙升让大多数纽约人的生活质量下滑了。2013年8月，《纽约时报》的民意调查发现，55%的选民认为布隆伯格的政策对富人更有利，当被问到纽约是否已经“太贵而无法生活”时，85%的人选了“是”。 [4]
受到民粹主义者抵制城市经济分化扩大的浪潮推动，白思豪围绕不平等展开自己的竞选活动。正如我在第一章提到的，他强调纽约已经变成了“双城记”。他在2013年春天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不做出改变，不采取解决不平等问题、重建中产阶级的经济政策，我们的后代会发现纽约只是富人的游乐场，在这个镀金城市里只有极少数特权阶层才能成功，而成百上千万的纽约人每天都要艰难地维持生计。”“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经济也没有任何城市能在这种情况下长期繁荣。” [5] 为了改变这一趋势，他承诺给富人增税，提供免费学前教育，拓展课后活动项目，提高最低工资，增加低薪行业的就业岗位，建造成千上万的经济适用房。
然而学者和政治预言家都没想到，2009年9月白思豪轻松淘汰了克里斯蒂娜·奎因和比尔·汤普森，一举赢得党内初选，比尔在2009年市长竞选中还曾差点击败布隆伯格。白思豪的共和党对手、前大都会运输署主席乔·勒霍塔说，白思豪是顽固不化的社会主义者，他的政策会摧毁城市经济。但选民并没有买乔的账，白思豪赢得了73%的大众选票，在部分人群中占比甚至更高——95%的黑人选票、87%的拉丁裔选票和86%的年薪低于5万美元人群的选票。 [6]
白思豪的竞选活动反映了当今社会的基本事实：城市不平等在不断加深，不平等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城市问题，长期来看，不平等会影响经济发展。尽管成因和推动力可能不同，但不断加深的不平等几乎是所有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不过综合各种衡量方式来看，它在发达城市最严重。城市面积越大、人口越多、知识和科技的密集程度越高，就越不平等。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也不只有不平等，它们的成功还与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人才和企业聚集密不可分。
过去几十年美国的不平等急剧加深，在经历了罗斯福新政到里根当选期间的温和发展后，收入不平等迅速攀升到20世纪20年代盖茨比时代的水平。从1928年经济大萧条前夕到1979年里根总统当选，除了阿拉斯加之外，所有州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的收入在州总收入中的占比都在下降。而在2007年，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占有全国23.5%的收入，达到1928年以来的最高值。1979—2007年，超过一半的全国收入增长（53.5%）都进了前1%人群的口袋；2008年经济危机后，这一比值达到惊人的85%。2013年，前1%人群的平均收入是其他99%的人群收入的25倍。 [7]
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超级城市和先进科技中心，前1%人群和其他人的收入差距甚至更大。在纽约，前1%人群的平均收入是其他99%人群的40倍；在洛杉矶、旧金山和圣何塞，这一比值达到30倍。 [8]
美国整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很高，基尼系数达到0.450（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不平等程度最高），与伊朗相当，比俄罗斯、印度或尼加拉瓜还高。美国很多城市的基尼系数更高，与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相当——纽约的基尼系数接近南非的斯威士兰，洛杉矶接近斯里兰卡，波士顿接近萨尔瓦多，旧金山接近卢旺达，而迈阿密则接近津巴布韦。当然，纽约穷人的经济状况不至于像斯威士兰的穷人那么糟，但美国城市的贫富差距确实和世界上最贫困、最不平等的地方差不多。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来说，这种状况十分可悲，令人忧心（见表5.1）。 [9]
表5.1 美国城市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比较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城市和国家中情局人口普查所取得的收入不平等数据。
美国城市的不平等程度在迅速攀升。2006—2012年，美国有2/3的城市（356个城市中的226个）不平等程度变高了，并且核心城市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城市都会区。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本身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它们所在的大都会区，甚至高于波士顿和迈阿密的中心城区，华盛顿、亚特兰大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高于各自的都会区。 [10]
收入不平等在有的地方是富人收入上升的结果，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是由穷人收入下降造成的，在“95-20比”为10~18的高比值城市就可见一斑。“95-20比”是指收入最高的前5%家庭与最低的20%家庭的年收入之比。 [11] 如表5.2所示，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收入最高的前5%家庭平均收入超过了550000美元。同样由前5%的家庭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城市还有纽约和洛杉矶这种超级城市，以及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这种知识中心。但在有的高“95-20比”城市，低收入群体导致了收入不平等，比如高度依赖服务经济并存在种族集中贫困的“太阳地带”城市新奥尔良和迈阿密。
表5.2 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
续表
资料来源：艾伦·贝鲁布和娜塔莉·霍姆斯，《因收入下降所导致的不断上升的城市不平等》，布鲁克林研究所，城市政策规划，2016年1月14日。
与收入不平等不同，工资不平等是另一个衡量美国城市经济分化问题的视角（见表5.3）。收入不平等的计算中既包含租金和资本收入，也包含底层无业群体的经济状况，而工资不平等只衡量了工资最高和最低群体之间的差距。由于技术人员和知识工作者的工资很高，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的工资不平等程度尤其高。全美工资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地方是位于硅谷中心的圣何塞。排名前十的城市和地区还有纽约、洛杉矶、奥斯汀科技中心、圣迭戈、北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园的罗利-卡里、华盛顿、旧金山、达拉斯和亚特兰大。
表5.3 工资不平等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工资不平等数据。
和收入不平等一样，可以通过比较工资最高的10%人群和最低的10%人群的工资差距来观察工资不平等的极值，即“9010比”（见表5.4）。全美工资最高的前10%人群工资约为最低的10%人群工资的5倍。 [12] 但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的工资差距更大，圣何塞的90-10比超过7倍，纽约、旧金山和华盛顿的比值约为6倍，洛杉矶和波士顿的比值约为5.5倍。
表5.4 工资差距最大的城市
续表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从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模式可以看出，美国城市地区的经济不平等有不同的特征和起因。我和我的同事夏洛塔·梅兰德发现这两种不平等源自两种不同的现象，因此我们详细分析了美国城市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几个共同影响因素：（1）全球化与技术变革；（2）种族和集中贫困的长期影响；（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企业、政府和劳工之间社会契约的削弱。 [13]
工资不平等主要是由那些提高高收入群体工资的因素导致的，比如经济家所说的“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 [14] 全球化让很多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入中国等低工资国家，技术革新和生产率上升又淘汰了更多这类工作岗位。曾是中产阶层的蓝领工人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劳动力慢慢分化为两极，少数是高薪知识工作者及专业人员，而多数是低薪的日常服务业从业者。我们发现工资不平等与大学生、知识工作者及专业人员和高科技行业的聚集程度有统计相关性 [15] ，所以工资不平等在前沿知识中心尤其严重也就不足为奇了。
收入不平等则更能反映社会经济金字塔底部的长期贫困和经济困境。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等社会学家认为，不平等是贫穷和种族弱势的产物 [16] ，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观点。保持其他变量不变时，城市的收入不平等与贫困及用黑人人口占比衡量的种族均具有统计相关性。 [17] 另外，工会成员占比越高，收入不平等越低；税率越低，收入不平等越高。我们的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工会力量削弱和用来支持社会保险的累进税率的降低具有统计相关性。
换句话说，经济秩序顶层的赢者通吃和底层的长期贫困共同造成了经济不平等。它不只是全球化和自动化等结构性经济变革的结果，也源于那些破坏旧社会契约和侵蚀美国工人工资的公共政策，如减税、缩减福利和反工会措施等 [18] ，而这些政策是我们可以选择改变的。
不论根源是什么，不平等问题在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最为严重。 [19] 为了全面了解城市的不平等状况，我把收入不平等和工资不平等合并为一个“综合不平等指数”（见图5.1和表5.5）。根据这一指数，美国最不平等的前三个大城市地区是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第四是休斯敦，第五是夏洛特，随后是费城、达拉斯、波士顿、芝加哥和伯明翰。总之，美国所有前五大城市和前十大城市里的七个都在前十大最不平等大城市地区的名单中。如果考虑所有城市地区，美国最不平等的地方则是纽约州外的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地区。另外，由于高薪的教职员工与低薪的服务人员和在职学生存在巨大工资差异，大学城往往也是美国最不平等的城市地区 [20] ，包括得克萨斯州的大学城（得州农工大学）、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杜克大学）、西弗吉尼亚州的摩根敦（西弗吉尼亚大学）、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泰特科利奇（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密歇根大学）。
图5.1 综合不平等指数（1）
表5.5 综合不平等指数（2）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社区调查的不平等数据。
注：该项指数结合了收入和工资不平等。
但是，如果大学城只是反映了劳动力的经济不平等，那么人口密集的大型知识中心还在创造这种不平等。城市的规模越大、人口越多、行业越聚集，经济不平等就越突出。 [21] 这又反映了新城市危机的症结：正是那些驱动经济发展的因素制造了不平等。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不平等与城市规模存在相关性。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中，有近70%城市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差异（以“90-10比”衡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人口达到50万~100万的城市中，只有34%的工资差异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一比值在人口为10万~50万的城市中仅为10%，在人口10万以下的城市中则低于3%。我在多伦多大学的同事纳撒尼尔·鲍姆-斯诺进行的两项研究也显示了这一关系。其中一项表明，从1979—2004年，剔除教育、技能水平、产业结构等变量影响后，25%~35%的经济不平等增长是由城市规模造成的；另一项研究表明，从1979—2007年，1/3的工资不平等增长是由城市规模造成的。 [22]
由于大城市的政治倾向最偏自由派，所以最自由派的城市也是最不平等的城市。这使得大城市的民主党市长（如比尔·白思豪）把减少不平等作为自己政治活动的核心显得颇为讽刺。然而整体来看，美国政治倾向偏自由派的地区的不平等程度显著高于保守派地区。根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25个国会选区都是由民主党议员代表的。 [23] 而我自己在对350多个美国城市地区的研究中也发现，工资不平等程度与自由派政治倾向正相关，与保守派政治倾向负相关。 [24] 不平等当然不是自由派政治倾向的直接产物，而是与自由派一样，都是人口密集的知识型大城市的特征之一。另外，越来越多的富裕高学历人群在搬回城市，他们也加剧了城市的不平等。
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不公平，还会阻碍经济发展。200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控制教育、技术水平和其他促进城市发展的变量后，城市不平等程度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 [25] 根据2014年的另一项研究，城市的不平等程度越高，经济增长期越短。研究分析了1990—2011年期间约200个城市地区，发现在就业增长期较短的城市中，不平等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城市不平等程度越高，就业增长期越短；不平等程度越低，就业增长期越长。更准确地说，收入不平等每增加1%，就业增长停滞的可能性就上升20%。 [26]
此外，美国几乎没有城市能同时实现高经济增长和低不平等，这一令人不安的结论来自2016年的两项研究。第一项研究从两个维度分析了美国前100个大城市，一个维度是社区的不平等程度（按照邮政编码划分），另一个维度是繁荣或贫穷程度（通过收入中位数、就业增长、教育水平、新店开张情况等因素衡量），结果发现只有9个城市同时实现了高度繁荣和高度平等。这些城市普遍面积不大，并向郊区散漫扩张，比如斯科茨代尔、亚利桑那、普莱诺、得克萨斯，或麦迪逊、威斯康星等较富裕和人们的起步收入较同质化的大学城。如图5.2所示，旧金山和圣何塞这样的前沿科技中心高度繁荣且高度不平等，纽约、洛杉矶、华盛顿和波士顿也相对繁荣且高度不平等。 [27]
图5.2 不平等与繁荣之间的脱节
资料来源：《2016年贫困社区指数》（ The 2016 Distressed Communities Index ），经济创新集团，2016年。
注：圆圈大小反映人口总量。
第二项研究来自布鲁金斯学会，它主要研究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性（一个衡量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社会贫困程度和种族分化的指标）之间的联系。对大多数城市来说，经济增长并没有改善低薪群体和穷人的经济状况。 [28] 尽管采用了不同的指标，研究对象也变成了城市而非城市地区，但这项研究也发现从2009—2014年，美国100个大城市中仍然只有9个城市的社会包容性提高了，尽管有95个都经历了经济增长。
如果高度不平等会阻碍经济增长，那么高度平等就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在美国城市里很难看出这一规律，因为美国整体不平等程度太高。如果观察不同国家的不平等与先进创意经济的关系，这一规律就很明显了。这些国家中有很多不平等程度都低于美国，还有部分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远比美国发达。我们通过对比139个国家的不平等与创意经济实力（基于全球创造力指数，这是一个衡量各国技术实力、人才水平和包容度的综合指标）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经济体越创新，不平等程度越低。图5.3展示了各国的收入不平等和创造力水平，向下倾斜的直线表明两者基本呈负相关关系。 [29]
第二，如果考察不平等与创意经济的竞争力的关系，这些国家可以分成两组。第一组位于下倾直线的上方，包括美国和英国，它们的创新实力很强，也高度不平等。第二组位于下倾直线的下方，包括瑞典、芬兰和丹麦，它们的创新水平也很高，但不平等程度大大降低。它们代表了国家最大化创新实力的两种路径：以美国为代表的收入高度不平等的“低路”路径，以及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收入较平等的“高路”路径。只有后者才能在不产生负面影响（严重不平等和它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产生正面效用（高水平的创新实力、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
图5.3 不平等与全球创造力
资料来源：理查德·佛罗里达、夏洛塔·梅兰德、凯伦·金，《2015年全球创造力指数》（ The Global Creativity Index 2015 ），马丁繁荣研究所。
经济不平等阻碍经济发展，而财富和收入再分配政策则会促进经济发展，如累进税制和北欧发达的福利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国家不平等程度、发展水平和再分配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了三个重要结论：第一，对更多收入进行再分配的国家更平等；第二，再分配水平较高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更快；第三，降低不平等的政策能提高经济发展速度。 [30] 总之，低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即便低不平等是由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公共政策带来的。
不平等不是城市经济的偶然失误，而是城市经济的根本特征。它的产生因素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正如聚集和发展相伴相生，聚集和不平等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不平等是一个讽刺而麻烦的城市成功特征。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对经济增长来说聚集十分必要，但不平等却并不必要。降低不平等并不一定会阻碍经济发展，事实上它还会促进经济增长。不平等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是注定不变的，城市和国家一样，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它们可以选择任由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让社会底层人群无法得到社会安全网的保障，也可以选择通过再分配和其他政策机制降低不平等，这样不仅不会牺牲发展，往往还能促进经济增长。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会进一步讨论城市如何兼顾发展和平等，并实现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繁荣。然而，城市聚集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日益严峻的经济分化或空间不平等——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被分隔在城市与郊区中完全相互独立的区域。这种经济分类的趋势比不平等问题本身更麻烦，因为它让顶层不断累积优势，而弱势群体的不利境况却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严重。
[1] Sam Roberts, “Mayor Making It No Secret: He’ll Endorse Quinn in 2013,”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2011, nytimes/2011/08/29/nyregion/in-private-bloomberg-backs-christine-quinn-as-successor.html.
[2] Richard Florida, Hugh Kelly, Steven Pedigo, and Rosemary Scanlon, “New York City: The Great Reset,” NYU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August 2015, pageturnpro/New-York-University/67081-The-Great-Reset/index.html.
[3] Michael Bloomberg, “Cities Must Be Cool, Creative, and in Control,”Financial Times, March 27, 2012, ft/cms/s/0/c09235b6-72ac11e1-ae73-00144feab49a.html#axzz3nuBbmXVR.
[4] Michael Barbaro and Megan Thee-Brenan, “Poll Shows New Yorkers Are Deeply Conflicted over Bloomberg’s Legacy,” New York Times, August 16,2013, nytimes/2013/08/18/nyregion/what-new-yorkers-think-ofmayor-bloomberg.html; Sam Roberts, “Gap Between Manhattan’s Rich and Poor Is Greatest in US, Census Find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7, 2014,nytimes/2014/09/18/nyregion/gap-between-manhattans-rich-andpoor-is-greatest-in-us-census-finds.html; “Cities and Their Millionaires,” The Economist, May 9, 2013, economist/blogs/graphicdetail/2013/05/daily-chart-7; Aoife Moriarty, “Revealed: Global Cities with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Millionaires,” Spears, July 22, 2014, spearswms/revealed-global-cities-with-the-highest-percentage-of-millionaires.
[5]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Greatness: Bill de Blasio” (video),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Milano School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Management, and Urban Policy, May 30, 2013, http://new.livestream/TheNewSchool/Bill-de-Blasio; Bill de Blasio, “A Foundation for Greatness,”New York Public Advocate Archives, May 30, 2013, http://archive.advocate.nyc.gov/jobs/speech.
[6] 投票数据来自《纽约时报》的票站调查，nytimes/projects/elections/2013/general/nyc-mayor/exit-polls.html。
[7]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no. 1 (2003).
[8] 在一些面积更小但超级富裕的地区，前1%和剩余99%群体的收入差距更大，这里生活的顶级名人附近就住着低收入服务业工人和穷人。例如，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市，前1%的人收入是其他人的200倍。另外还有佛罗里达的那不勒斯（73倍）、维罗海滩（63倍）、基韦斯特（59倍）、迈阿密（45倍），以及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74倍）、拉斯维加斯（41倍）。城市地区和更近期的国家趋势数据来自Estelle Sommeiller, Mark Price, and Ellis Wazete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S. by State, Metropolitan Area, and County (Washington, DC: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16), epi.org/publication/income-inequality-in-theus/#epi-toc-8。
[9] 国家基尼系数数据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The World Factbook (Washington,DC: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2015), 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for metros it is from the US Census Bureau,“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census.gov/programs-surveys/acs。
[10] 关于大都会地区间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参见Richard Florida, “Where the Great Recession Made Inequality Worse,” CityLab, August 4, 2014, citylab/politics/2014/08/where-the-great-recession-made-inequalityworse/375480/T; US Conference of Mayors, U.S. Metro Economies: Income and Wage Gaps Across the U.S., Prepared by IHS Global Insight, 2014, http://usmayors.org/metroeconomies/2014/08/report.pdf. 关于城市与大都会地区的不平等问题对比，参见Daniel Hertz, “Why Are Metropolitan Areas More Equal Than Their Central Cities?,” City Observatory, September 22, 2015, http:// cityobservatory.org/why-are-metropolitan-areas-more-equal-than-their-centralcities; Joe Cortright, “The Difficulty of Applying Inequality Measurements to Cities,” City Observatory, July 30, 2015, http://cityobservatory.org/the-difficultyof-applying-inequality-measurements-to-cities。
[11] Alan Berube and Natalie Holmes, “City and Metropolitan Inequality on the Rise, Driven by Declining Incom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Metropolitan Policy Program, January 14, 2016, 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6/01/14-income-inequality-cities-update-berube-holmes.
[12] J. Chris Cunningham, “Measuring Wage Inequality Within and Across US Metropolitan Areas, 2003–2013,” Monthly Labor Review, September 2015,bls.gov/opub/mlr/2015/article/measuring-wage-inequality-within-andacross-metropolitan-areas-2003-13.htm; Richard Florida, “Wage Inequality and America’s Most Successful Cities,” CityLab, October 7, 2015, citylab/work/2015/10/how-wage-inequality-is-playing-out-americasmost-successful-cities/409231.
[13] Richard Florida and Charlotta Mellander, “The Geography of Inequality:Differ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Wa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across US Metros,” Regional Studies, 2014, 1–14; Richard Florida, “The Inequality of American Cities,” CityLab, March 5, 2012, citylab/work/2012/03/inequality-american-cities/861; Richard Florida, “The Inequality Puzzle in U.S. Cities,” CityLab, March 7, 2012, citylab/work/2012/03/inequality-puzzle-us-cities/858.
[14] David H. Autor, Lawrence F. Katz, and Melissa S. Kearney,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6), http://economics.mit.edu/files/584; David Autor and David Dorn, “The Growth of Low-Skill Service Job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no. 5 (2013): 1553–1597;David H. Autor, Lawrence F. Katz, and Alan B. Krueger, “Computing Inequality: Have Computers Changed the Labor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 no. 4 (1998): 1169–1213; David H. Autor, Frank Levy, and Richard J. Murnane,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no. 4 (2003): 1279–1333.
[15] 工资不平等与以下因素呈显著正相关：高科技行业聚集程度（0.74），从事知识、专业和创意职业的劳动力占比（0.68），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占比（0.61）。
[16] William Julius Wils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William Julius Wilson,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Knopf, 1996).
[17] 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相关度为0.5，收入不平等和种族的相关度为0.3。
[18] See Barry Bluestone and Bennett Harrison, The Great U-Turn: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the Polarizing of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1988). Also see Dierk Herzer, “Unions and Income Inequality: A Panel 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Analysis for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March 3, 2016).
[19] Richard Florida, “Inequality and the Growth of Cities,” CityLab,January 20, 2015, citylab/work/2015/01/inequality-and-thegrowth-of-cities/384571; Richard Florida,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uccessful Cities and Inequality,” CityLab, January 6, 2015, citylab/politics/2015/01/the-connection-between-successful-cities-andinequality/384243.
[20] 本·卡斯尔曼提出，学生的低收入是导致大学城不平等的原因之一，参见他的文章“Inequality in College Towns,” FiveThirtyEight, April 28,2014, http://fivethirtyeight/features/inequality-in-college-towns。
[21] 工资不平等与大都市地区的规模（0.48）和密度（0.38）均呈显著正相关。
[22] Nathaniel Baum-Snow and Ronni Pavan, “Understanding the City Size Wage Gap,”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9, no. 1 (2012): 88–127; Nathaniel Baum-Snow, Matthew Freedman, and Ronni Pavan, “Why Has Urban Inequality Increased?,” Working Paper, Brown University, June 2014, http://restud.oxfordjournals.org/content/79/1/88.full.pdf+html.
[23] Michael Zuckerman, “The Polarized Partisan Geography of Inequality,”The Atlantic, April 7, 2014, theatlantic/politics/archive/2014/04/the-polarized-partisan-geography-of-inequality/360130; Joshua Green and Eric Chemi, “Income Inequality Is Higher in Democratic Districts Than Republican Ones,” Bloomberg Businessweek, May 12, 2014, bloomberg/news/articles/2014-05-12/income-inequality-is-higher-indemocratic-districts-than-republican-ones.
[24] 工资不平等和（用希拉里的选票占比衡量的）自由主义的相关度为0.42，工资不平等和（用特朗普选票占比衡量的）保守主义的相关度为-0.42，参见Richard Florida, “Why Democrats Are Focused on Inequality:Liberal Metros Face the Worst of It,” CityLab, June 4, 2014, citylab/politics/2014/06/why-democrats-are-focused-on-inequality-liberal-metros-facethe-worst-of-it/371827。
[25] Edward Glaeser, Mathew Resseger, and Kristina Tobio, “Urban Inequality,”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49, no. 4 (October 2009): 617–646.
[26] Chris Benner and Manuel Pastor, “Brother, Can You Spare Some Time?Sustaining Prosper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in America’s Metropolitan Regions,” Urban Studies 52, no. 7 (2015): 1339–1356; also, Tanvi Misra,“Another Reason to Promote Social Equity in U.S. Metros: Job Growth,”CityLab, March 31, 2015, citylab/housing/2015/03/anotherreason-to-promote-social-equity-in-us-metros-job-growth/389033.
[27] The 2016 Distressed Communities Index (Washington, DC: 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 2016), http://eig.org/wp-content/uploads/2016/02/2016Distressed-Communities-Index-Report.pdf.
[28] Richard Shearer, John Ng, Alan Berube, and Alec Friedhoff, “Growth,Prosperity, and Inclusion in the 100 Largest U.S. Metro Areas,” Brookings Metro Monitor 2016, Brookings Institution Metropolitan Policy Program,January 2016, brookings.edu/research/reports2/2016/01/metromonitor#V0G10420.
[29] Richard Florida, Charlotta Mellander, and Karen King, The Global Creativity Index 2015 (Toronto: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5), http://martinprosperity.org/content/the-global-creativity-index-2015/; Richard Florida, “Greater Competitiveness Does Not Have to Mean Greater Inequality,” CityLab,October 11, 2011, citylab/work/2011/10/greater-competitivenessdoes-not-greater-inequality/230.
[30] Jonathan Ostry, Andrew Berg, and Charalambos Tsangarides, Redistribution,Inequality, and Growth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4), imf.org/external/pu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