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上次看到国家领导人把城市或城市政策列为重要议程是什么时候？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生长在城市，自然十分关心城市问题，但奥巴马政府也没有在城市政策上取得什么进展。2016年有两位前市长参与了民主党党内初选——佛蒙特州伯灵顿的前市长伯尼·桑德斯和前巴尔的摩市长马丁·奥马利。另外，里士满前市长蒂姆·凯恩加入了希拉里的竞选阵营。2016年民主党党内初选和总统竞选中，除了我协助奥马利起草的有关城市政策的呼吁，几乎再没人提到城市政策。上一次有关城市问题的严肃国家对话还要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旧城市危机时期，有的城市爆发暴乱，有的濒临财政崩溃。现在特朗普和其他保守派政客谈到城市问题时，都在指责自由主义在解决城市长期贫困与犯罪问题方面的无能。现在与实际城市政策最相关的呼吁就是通过增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1]
城市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政策制定者却对它如此忽视，这种强烈反差令人忧心。正如前面章节提到的，经济发展的实力取决于人才、企业和其他经济资产在城市的聚集。城市是科技创新、财富创造、社会进步，以及培养开放性思维、进步价值观与政治自由思想的重要平台，它还是我们试行新政策、激发创造活力、创造高薪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最佳实验室。
但正如前面章节提到的，城市面临的深刻挑战可能影响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聚集力在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分裂了我们。赢者通吃城市化意味着少数赢家获得绝大多数的创新和经济发展成果，而其他大多数地区发展停滞，被赢家远远抛在身后。随着越来越多中产阶级社区的消亡，城市、郊区和整个美国都变成了一块由集中优势地区和集中劣势地区构成的拼布。
新城市危机不仅是孤立的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的危机，它也是当代城市化知识资本主义的核心危机，影响范围覆盖全美国——从超级城市、科技中心到“铁锈地带”老工业城市和“太阳地带”散漫扩张的城市地区。图10.1和表10.1展示了美国各大城市地区的新城市危机指数。虽然没有一个单独的指标能捕捉新城市危机的全貌，但这一综合性指标衡量了危机最重要的四个方面：经济隔离、薪酬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和高住房成本。
一方面，正如我们所料，危机在前两大超级城市和领先科技中心最严重：超级城市洛杉矶的指数最高，纽约第二，旧金山第三。科技中心圣迭戈、波士顿和奥斯汀也排在前十。更详尽的统计结果巩固了这个结论——新城市危机指数和城市规模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还与高科技行业的聚集、创意阶层人口占比、大学毕业生人口占比、经济产出、收入和薪酬水平呈正比。新城市危机也与美国的政治分化密切相关——它与2016年希拉里支持者的占比呈显著正相关，与特朗普支持者的占比呈负相关。我们再次看到，新城市危机是人口更密集、经济更发达、更自由主义、受教育程度更高、高科技发展程度更高，以及拥有更多创意阶层群体的大城市地区的基本特征。 [2]
图10.1 新城市危机指数（1）
表10.1 新城市危机指数（2）
资料来源：马丁繁荣研究所，基于美国统计局、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另一方面，危机也出现在美国众多其他地区。芝加哥、迈阿密和孟菲斯也位列新城市危机指标排行榜的前十，“太阳地带”的达拉斯、休斯敦、夏洛特、亚特兰大、菲尼克斯、奥兰多和纳什维尔排名稍后，“铁锈地带”的克利夫兰、密尔沃基、底特律排名靠前。如果把较小城市地区也包括在内，新城市危机指标数最高的是纽约州外的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诺瓦克地区，圣塔芭芭拉、弗雷斯诺、特伦顿、里诺也排名靠前，其他一些小型大学城也是。
新城市危机影响范围之广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的经济焦虑持续恶化。郊区发展模式曾是美国梦的基石，而现在它的瓦解重创了中产阶级群体，还让穷人和弱势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群也觉得自己没有以前富足了，因为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保障自己和后代未来的稳定生活变得越来越昂贵，也越来越困难。
实际上，美国经济之所以无法从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甚至陷入“长期停滞”，主要就是因为新城市危机。“长期停滞”的概念最早是指经济体失去提高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创造力、经济增长和就业。而如今，用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的话说，我们陷入了“新萧条”时代，经济复苏速度不理想，高薪就业岗位也不足以重振广大的中产阶级群体。 [3]
包括萨默斯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解决当前经济困境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增加政府基建支出来刺激经济，这个想法是有成功历史先例的。 [4] 19世纪，运河和铁路将美国连为一体，拓展疆土，刺激经济发展与创新。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有轨电车和地铁进一步刺激城市发展，拓展城市的人口容量。20世纪中期，对公路和个人住房的大量投资带来大规模郊区化发展，经济增长期也随之延长。
现在，加大公路和桥梁投资也许能短暂地刺激经济，但很难带来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些胡乱安排的基建项目，而是能促进聚集化、集中化城市发展的战略性投资。若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重振经济，就必须成为更远大的聚集化与城市化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新城市危机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它从很多方面标志了大规模美国拓荒潮的终结。1893年，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美国历史协会的著名演讲中说：“自从哥伦布的船队驶入新世界水域的第一天开始，美国人就一直在永不停歇地拓荒，这不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使命。”他说，美国的西部边疆终于关闭了，国家的基础时代也随之终结。然而，事实证明他言之过早，在那之后的一个世纪，用历史学家肯尼思·杰克逊的话说，郊区的“马唐草边疆”成为美国新的增长中心。 [5] 新城市危机标志着这段漫长的廉价外向型增长时代的终结。
如今向外扩张已经不能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了，这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要重振美国经济，就要实现城市和郊区的聚集化和密集发展。与上个时代的廉价扩张型增长相比，这种再城市化所需的投入更高。提高城市发展的密度以满足聚集需要，修建交通系统和其他基础设施来巩固发展，重建高密度郊区，按需提供经济适用住房等，这些需要投入的成本都远高于修路和随意建造郊区独立屋。
除了高成本之外，美国社会始于托马斯·杰斐逊的田园幻想的反城市偏见根深蒂固，再城市化明显与之相悖。反城市化偏见仍深深根植在国家立法机构和国会中，给予了郊区和农村地区过多的权力。 [6] 偏见被一种由来已久的保守派主张所削弱了，即城市是精英化、浪费、放荡、犯罪的代名词，也是导致社会瓦解和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而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强化了这种偏见，即传统美国梦的经济适用住房更主要分布在散漫扩张的保守地区，而不是密集和知识型的自由地区（2015年，蓝州的平均房价几乎是红州的两倍，分别为每平方英尺227美元和119美元）。 [7]
重振政治决心来应对新城市危机并不是件容易事，在如今特朗普执政、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但现在是美国发展的必要转折时刻，这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所以，我们应怎样应对新城市危机，才能把经济和社会带回正轨？
我不是第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但此前我们对新城市危机的了解一直非常片面，提出来的战略和方案很不完整，难以全面应对危机中方方面面的深层挑战。正如很多人所说，我们必须要克服我称之为新城市卢德主义的保守“邻避”冲动，因为它不利于提高城市创新和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聚集度和密度。当然，也应该改革过于严苛、不利于提高聚集度的分区和建筑法规。毫无疑问，城市领导人应当获得更多权力来治理城市。但这些还不够，要想全面应对新城市危机，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要解决一个如此深入和系统性的危机，我们必须把城市和城市化放在经济繁荣议题的首位。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提到的，危机源于城市，危机的解决之道也在于城市。要恢复广泛和可持续经济繁荣，就必须使美国的城市化更全面、更平等。这需要的投资规模十分惊人，但不是不可能。好消息是，仅利用我们手头现成的资源就能大有收获。要提高生产力、实现惠及全民的城市化发展，可以围绕以下七个方面铺开新战略，我将对它们进行逐个讨论。
将聚集力变成发展助力而非阻力
聚集力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如何有效利用聚集力来最大化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效用至关重要。正如我们看到的，问题的症结是城市土地关系：越是需求旺盛的地方，土地越是稀缺。我们无法创造出更多土地，但我们能提高土地开发的密度和效率。
越来越多所谓的市场城市规划专家提出，提高土地开发密度的最好方式就是取消部分限制性分区和建筑法规，它们限制了市场供给，导致建筑供不应求。他们提到了一个重要观点：分区和建筑法规确实需要放宽和与时俱进。我们不能再让邻避和新城市卢德分子阻碍城市和经济所急需的高密度和高聚集化发展了。
解除土地管理限制虽然必要，但不足以解决新城市危机的问题。尽管此举能增加新建房屋，提高城市密度，但城市土地和高层建筑的成本高昂，解除土地管理限制的后果是将产生更多高级高层公寓，而不是廉价住宅，而后者才是城市最需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泰勒·科文对这一举措提出过明确质疑：“随着新建房屋的增加，城市经济产出会提高，土地仍是稀缺要素，最后租金仍将十分高昂。”他写道：“如果我们解除建筑管理限制，土地所有者将成为最大赢家。” [8] 最后，那些最有需要的人反而只能从中受益最少。
另外，作为“太阳地带”散漫扩张城市的典型，休斯敦没有分区和土地使用限制，开发商可以自由选择建筑地点和建筑种类，是扩张性城市的原型。但是在不平等、隔离和新城市危机的排行榜上，休斯敦和纽约、洛杉矶与旧金山总是靠得很近。大休斯敦地区的新城市危机指数在大城市中排第十一；整体经济隔离指数在大城市中排第四，仅次于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隔离与不平等指数在大城市中排第三，仅次于纽约和洛杉矶。虽然休斯敦的房价比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低，但远高于绝大多数其他城市，休斯敦的不平等和隔离水平也位于全国前列。
新城市危机不仅是某些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特有的危机，更是普遍存在于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中的危机。解除土地使用限制，让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变得更像休斯敦，很难将城市从新城市危机中解救出来。
另外，完全解除土地使用与房屋管制有杀鸡取卵的风险。驱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不是住宅密集的摩天大楼，而是能促进融合与互动的多功能中高层建筑。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创新实力最强的不是纵向扩张、摩天大楼密集的中国香港或新加坡，而是纽约、旧金山和伦敦。曾是老工业区的社区，街上主要是中高层建筑、工厂和仓库，偶有高楼，这些带来持续的融合与互动。很久以前简·雅各布斯就曾提出警告：“如果缺少步行空间，多样化就成了大问题。” [9]
完全放松土地使用管制可能会鼓励过度的垂直扩张，将城市变成死气沉沉的“公寓峡谷”，破坏最富创造力的城市社区。因为在郊区发展时代，这类城市社区的建设完全停滞了，现在它们正是我们最缺乏的。每消灭一个，我们就失去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创新资产。
虽然落后的法规必须淘汰，但不能破坏宝贵而独特的城市生态系统。因此我们要改革城市土地使用制度，使之具备灵活性以适应城市化知识经济发展，并能增强城市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而不是破坏它们。
要实现更密集和更聚集化的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方法是降低目前对房产税的依赖，以土地价值税取而代之。房产税以土地及其上面的建筑物为征税对象，而土地价值税以土地本身的基础价值为征税对象。这样能极大地鼓励不动产持有者最大化地利用土地，这一想法可以追溯到大卫·李嘉图，他在18世纪早期就提出了著名的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源于土地的非劳动收入是一种纯粹的浪费。
土地价值税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是19世纪末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他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说，土地价值税不仅能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还能提高工资、降低不平等并提高生产力。其基本前提是，土地开发程度越低，对其所征的税率越高。乔治认为，对未开发土地的征税应为土地价值的100%减去业主对土地进行改良获得的增值。换言之，如果没有对土地进行改良，那么就应该把全部的土地价值都返还给公众。按这一税收制度，在今天的城市，未开发的地面停车场会被征收极高的税，小型公寓楼的税率较低，较大公寓楼的税率更低。这种税收制度激励业主提高对城市中心土地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城市密度和聚集度。 [10]
此外，在目前的房产税制度下，土地和房屋所有者不仅没有动力提高房地产开发密度，还能从邻里升级和房地产升值中获得超额回报。例如，纽约的高线公园大大提升了周边地区的房地产价值，但结果是只有房地产开发商敛得了意外之财，公园和周边社区几乎没有从中受益。类似的情况几乎发生在每一个吸引了新居民、新餐馆、新咖啡店、新的好学校并且犯罪率下降的城市社区，而土地价值税能让更广泛的公众群体分享社区改善的好处，因为源自整体社区改善的土地价值上涨被征税并返回给了公众，能用于投资公共服务，缩小社区之间的经济差距。
另一个有趣的想法是，通过地方税收政策来团结邻避者共同促进社区新发展。这一基本理念称为“增值税本地转移”，它允许社区居民分享新发展带来的税收收入——比如在一段时间内抵扣和减少居民自己缴纳的房产税。 [11]
虽然这样改变国内税收制度看起来很有政治难度，但土地价值税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和正反两派城市学家的广泛支持，它能让更多房屋被建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提高城市的密度和聚集度，使城市和经济更强大。
用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密度并促进发展
基础设施是解决城市问题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对其进行良好规划和战略性投资，能扩大聚集发展的规模，帮助更多地区实现聚集化发展，并加强偏远地区与城市聚集发展地区之间的联系。
基础设施是包括特朗普在内的所有政界人士关注的焦点话题，特朗普呼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刺激经济。加拿大的贾斯廷·特鲁多政府也承诺投入巨额财政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但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基建项目都能奏效的，投资修建更多道路和桥梁对解决问题毫无益处。我们需要进行战略性基础设施投资，使人们聚集在一起而不是更加分散，提高城市密度和聚集度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将基建投资从使人们更加分散的公路转移到聚集人与经济活动的公共交通。
美国对公共交通的投资少得惊人。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公共交通基本都是100多年前遗留下来的产物（纽约和伦敦的大规模公共交通基本都建成于汽车出现之前）。实际上，正是由于公共交通便利的地方十分稀缺，地铁和公车站附近的地价和房价才如此高昂。研究显示，有公共交通的社区让居民的通勤更便捷，从而更容易实现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扩大公交系统能增加这种社区的数量，让更多人，特别是相对弱势群体得以享受这种便利。
公交系统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能发挥最大效用，如纽约、旧金山、芝加哥、波士顿和华盛顿。虽然这些城市已经有公交系统了，但还需要更多公共交通将偏远地区和市中心相连，减少交通拥堵和对汽车的依赖。
散漫扩张的城市地区也需要公共交通，面积过大、发展已经超负荷的城市尤其如此。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随着城市扩张，其发展将面临地理限制。当城市人口达到了500万或600万的临界值时，汽车和公路就不再是很有效的交通方式了。美国有不少这种规模的城市地区，如旧金山湾区、大华盛顿、波士顿、费城、休斯敦、达拉斯、亚特兰大和迈阿密。这些城市地区已经临近或到达了依靠汽车实现地理扩张的极限，要通过进一步向外扩张来增加住房供给越来越难，甚至不可能。提高市中心和郊区的密度是唯一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不论是在城中心还是郊区地带，要实现更密集、更有聚合力的发展，关键都在于对公共交通的投资并减少汽车依赖。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亮点是，很多地区的选民都投票支持增加政府在公共交通上的支出。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还有利于扩大城市外围。在20世纪中期，有轨电车、地铁和汽车等新型交通方式的产生扩大了工人的通勤范围，使城市地区得以向外扩张。高铁等更好更快的公共交通能极大地扩张城市地区的通勤和工人居住范围，让他们能住在廉价地段，去更富于生产力的地段工作。
不是所有在超级城市或知识中心工作的人都得住在那里。我在第二章中提到一项研究展示了土地使用限制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损失，我还提到有效的交通系统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方便工人在住房成本低廉的偏远地区和城市中心之间通勤。研究者称，交通系统（尤其是高铁）能在顷刻之间扩大城市地区的功能性劳动力市场，无须处理棘手的土地使用限制问题，甚至可能也无须增加新住房。 [12]
高铁还能连接大型都会区中的各个分散城市。 [13] 类似的连接已经出现在还没有高铁的地区了，比如，美国铁路公司的“东北走廊”铁路线连接了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这整片地区的人口超过5000万，经济产出超过20亿美元。美国有十几个这种大型都会区。在五大湖地区，有包括芝加哥、底特律、匹兹堡在内的中东部城市集群，还有从布法罗、罗切斯特到多伦多及其附近地区的一系列城市集群；在南方，有迈阿密-坦帕-奥兰多地区、亚特兰大和夏洛特地区，以及包括休斯敦、达拉斯和奥斯汀等城市的得克萨斯三角地带；在加州，南部有以洛杉矶为中心的都会区，北部有以旧金山为中心的都会区；在太平洋西北地区，有包括西雅图、波特兰和温哥华在内的卡斯卡迪亚地区。
高铁能缩短城市之间的交通时间，促进城市的紧密连接。真正的高铁［行驶速度能达到法国TGV（高速列车）或者日本新干线的水准］能将纽约与波士顿或纽约与华盛顿之间的交通时间缩减到90分钟，用同样的时间也能从达拉斯到休斯敦或奥斯汀。洛杉矶与旧金山，或匹兹堡与芝加哥之间的通勤时间能缩短至2.5个小时。 [14] 高铁能显著扩大这些地区的功能性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大经济市场，提升它们的整体经济竞争实力。
私有部门投资已经开始进入高铁项目了。佛罗里达政府不愿插手，一些私人投资者便自行恢复了迈阿密和坦帕之间的部分高铁线路。然而，最有效的方式是由政府将更多汽油税收入投资于交通系统特别是高铁建设。
应当减少以修建公路的方式给汽车的直接补贴，使公共交通领域重回平衡。伦敦等城市已经开始征收交通拥堵费，让汽车驾驶者付费使用繁忙道路，解决交通、散漫扩张和污染问题。未来，自动驾驶汽车、电动汽车和优步、来福车等线上按需运载平台将在城市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我们仍需要公共交通作为连接网，提高城市聚集度，建设更多让人住得起的密集的多功能聚集社区。最后，重点不是选择哪种交通方式，而是要确保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来承载居民交通、提高城市密度、让更多人有房可住，以及刺激整体经济发展。
修建更多经济适用的租赁房屋
廉价住房是解决新城市危机的第三个关键要素。在最昂贵的城市中，除了社会经济状况最好的1/3人口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无力承担高昂的住房成本。警察、消防员、教师、医疗人员、餐厅和零售工作人员等基本服务从业者都被迫迁到远离市中心和其他经济活动中心的偏远地区。在有的城市，吸引这些基本服务从业者越来越难，大型商业开发商呼吁修建“城市劳动力住房”，保证有足够多的工人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缺乏廉价住房已经成为城市发展和经济运转的绊脚石。
住房问题可能在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最为严峻，但它的辐射范围远不止于此。太多美国人——尤其是低收入租房者，住房开销占收入的比例都非常高。我们的住房系统非常偏好散漫扩张郊区的独立屋，而抑制城市化知识资本主义需要的聚集式出租屋。
问题主要在于美国的住房政策本身。我们现有住房政策起初的设计意图是刺激郊区化发展，为购房者提供大量补贴。联邦政府每年通过房贷税收减免为购房者提供了约2000亿美元的补贴，如果再算上间接成本，补贴可能高达6000亿美元，这是国家每年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住房补助（460亿美元）的4~12倍。 [15] 收入最高的20%人口获得了75%的购房补贴，最高的1%人群则获得了15%。这种政策扭曲了房地产市场，导致分散的独立屋过多，而聚集的租赁房屋过少。
即便如此，已经出现了人口从郊区独立屋向多家庭租赁屋转移的现象，我称之为“大住房重置”。自有住房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峰值开始大大降低，现在仍在下降。 [16] 在过去1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变成了租房者，尤其是房价高企的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的居民。2005—2015年，美国的租房家庭数量上升了900万，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10年涨幅。到2015年底，4300万美国人都在租房，租房者的人口占比从31%上升到了37%。年龄分布在18~34岁的“千禧一代”中有超过70%都在租房。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超过一半市民在租房。 [17]
房屋租赁比住房自有更能满足城市化知识型经济的需要。租房者更倾向于住在工作地点附近或者乘坐公共交通上班，而郊区自有房屋者则倾向于长距离开车通勤。租房人口比例更高的城市创新水平更高，高科技公司的聚集度更高，大学毕业生和创意阶层人口占比更高，薪酬、收入和生产力也更高。而自有房占比更高的城市地区则相反，创新水平、生产力、多元化程度、高学历和技术人才的人口占比都较低。 [18] 增加租赁房屋、减少独立屋不仅符合城市聚集的需要，还能强化这种能促进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城市聚集。
尽管如此，很多租房者承担着极高的房租负担，陷入房租上升和收入下降的死循环中。在2006—2014年，平均房租上涨超过22%，而平均工资收入下降近6%。2001—2014年，房租超过收入1/3（高房租负担的临界值）的人口数量从1480万上升到2130万，而房租超过收入一半的人口数量从750万上升到1140万。低收入租房者（年收入低于15000美元）的经济状况明显恶化，其中近3/4（72%）的人支付的房租超过收入的一半。2006—2014年，收入底层家庭的房租收入比从55.7%上升到惊人的62.5%。
应重新分配联邦住房补贴，向真正需要的人倾斜，更多地补贴经济状况较差的租房者，而不是经济状况较好的自有住房人群。这样有助于扩大租房需求，鼓励建造更多公寓楼并促进聚集化发展。继续补贴独立屋业主的不平等政策，只会带来更多散漫扩张，破坏密度和聚集度，给经济造成巨大的其他成本。
这些措施与理性的土地使用政策改革、交通系统投资结合在一起，能鼓励社会建造更多价格低廉、聚集程度较高的公寓楼和出租屋，但仍不足以解决经济状况较差人群的住房负担问题，特别是在昂贵的超级城市。2016年一项针对旧金山湾区的研究发现，要解决该地区的住房负担问题，需要将更多的市场化住房建设和补贴住房建设结合起来。 [19]
关于如何为真正有需要的群体提供廉价住房已经有很多政策建议了，如扩大租金调控范围、修建更多政府补贴住房和所谓的包容性区域划分——开发商必须修建经济适用房，才能开发更大、更高和更高端的住宅项目。虽然这些政策的目标很美好，但它们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租金调控会使业主丧失改善不动产的动力，还很容易被钻空子；包容性区域划分在昂贵的超级城市房地产市场最有效，因为它们的开发商愿意通过修建经济适用房换取修建高楼的许可，但是在其他城市，这些政策可能导致开发商减少住房供给；其他大规模改革措施——如开放过时的分区和建筑规则、用土地价值税取代房产税或者扩大交通系统，虽然可以增加总体住房供给，但无法将足够多的经济适用房提供给最需要它们的服务业工人和穷人。
要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最有效的方法是提高他们的收入，不论是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下一节的内容），还是以住房抵扣的形式直接提供政府支持，甚至通过更广泛的支持政策，比如用负所得税保证基本最低收入（将在再下一节展开说明）。
将低薪服务业工作转化为中产阶级工作
要同时实现提高密度、增加交通基建投资和修建经济适用房三项措施已经十分困难了，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彻底解决新城市危机。现在美国经济没有足够多的高薪工作来支持新中产阶级，我们需要更多较高收入的就业帮助人们脱贫，提高居住质量。可能有人会说特朗普和共和党就在做这件事情，但联邦政府、市政府和私人部门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政客提出的重塑中产阶级的措施对解决问题没什么帮助。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很多人都爱把“将中产阶级制造业工作带回美国”挂在嘴边，但如今只有20%的美国人从事蓝领工作，而在工厂从事直接生产工作的甚至只占劳动力的6%。即便我们能把更大量的制造业工作带回美国，即便被广泛宣传的高级制造和所谓的“作坊制造”还能继续扩张，新的就业岗位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在今天的全球化科技经济中，制造业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成为中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力量和支柱了。
另一个获得广泛支持的政策提议是让更多人上大学。它背后的基本理念是对的，即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就越高。但这个措施也很难帮助中产阶级恢复昔日荣光，因为美国经济没有足够多的知识工作岗位——只有1/3的劳动力在从事高薪知识型和专业型创意阶层工作。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经济中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部门是低薪服务业。超过6000万美国工人在从事低技能水平、低薪和不稳定的工作，总数占全国劳动力的45%。如果再加上在非正规经济中从事临时工作的、未充分就业的、失业的以及不属于劳动力的人口，则占到了美国劳动适龄人口的2/3。如果我们想创造新中产阶级，就一定得将数千万低薪服务业工作转化为薪酬更高的工作。
乍看之下这个提议显得有些古怪，实则不然，它和我们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低薪制造业工作转化成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蓝领工作是差不多的。当时亨利·福特提出了“流水工作线工人的薪水应足够买车”的观点，直击问题要害。我父亲13岁时辍学去工厂上班，那时候他的父母、6个兄弟姐妹和他自己一共9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而当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回来进入同一家工厂工作时，发现旧工作的薪水已经足够他养活一家四口、买房，并把我和我弟弟送进教会学校和大学。他的工作和成百上千万份其他工作得以成功转型是得益于罗斯福新政和一些提高制造业工资的项目，包括1935年通过的赋予工人组织工会和与雇主集体谈判权利的《瓦格纳法案》、同年通过的《社会安全保障法》和其他社会福利项目，它们共同构成了基本社会安全网。美国社会推出了新政策，创立了新机构，将低薪制造业工作转化成薪酬更高的中产阶级工作，今天我们要用一样的方式转变成百上千万占据社会阶梯底层的服务业工作。
我们可以先从提高最低工资入手。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通过了一项行政命令，将联邦政府合同工的最低小时工资提高到10.10美元。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对于生活成本高昂的超级城市和知识中心来说还远远不够。在洛杉矶、纽约和西雅图等发达城市之外，越来越多的州政府和市政府都带头提高了当地最低工资。2014年中期选举时，阿拉斯加、阿肯色、内布拉斯加和南达科他这四个深红州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全国前列（剔除各地生活成本差异后）。
保守派通常会提出反对意见：提高最低工资会提高劳动力价格，把更多人挤出劳动力市场。但根据最近的研究，将最低工资提高到当前工资中位数的50%左右并不会产生这种负面影响。 [20] 并且我们不该忘记，1968年联邦最低工资是当时工资中位数的55%。
全国各地的住房成本迥异，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应考虑到地域差异，就像其他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的政策一样。 [21] 如果我们把最低工资设置在当前本地工资中位数的50%，那它在不同州、不同都会区和不同城市都会不同，最高的是圣何塞，最低小时工资约为15美元，旧金山的约为14美元，波士顿、纽约和西雅图的约为13美元，在更便宜的城市地区，如拉斯维加斯、路易威尔、孟菲斯、迈阿密、纳什维尔、新奥尔良、奥兰多、圣安东尼奥和坦帕等，最低小时工资则为约9.5美元。
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来把大量低薪服务业工作变成能养家糊口的工作。工资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成本上升，但也能提高生产力和利润。工资福利较差的工人缺乏工作积极性，工资低的企业往往要为高人员流动性问题付出高昂代价。相反，待遇较好的工人工作积极性更高，还能带来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全球顶级制造企业很久以前就发现，支付高工资、提高员工工作参与度可以激发创新、提高工厂生产力，对企业发展大有裨益。 [22]
很多事实表明，在服务业提高工人工资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在过去几十年，许多成功的零售和酒店管理企业［如乔氏超市、好市多、Zara（服装品牌）、全食超市、四季酒店等］给员工支付的工资远高于最低工资水平和竞争对手，这是它们“好工作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力，降低人员流动性和提升客户服务水平。 [23] 升级低薪服务业工作还能给工人、企业和整体经济带来其他好处：员工工作积极性的提高能促进企业生产力和利润提升，成百上千万服务业工人的工资提高能极大地拉动消费需求，服务业企业的业绩提高还有助于经济整体生产力和经济效率的提升。
提高服务业薪资还能以其他间接方式提高创新力。对我的创意阶层理论最好的评论之一来自一位奥斯汀的创意阶层人士：城市创意经济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薪水较高的服务业工作。他指出，总部在奥斯汀的全食超市为当地艺术家和其他创意阶层群体提供了大量工作时间灵活、工资较高的就业机会，它对奥斯汀创意经济的支持力度甚至超过了当地政府和私人机构提供的支持。 [24] 提高服务业薪资能帮助创意阶层支付房租，从而促进创新经济发展。
升级服务业工作不一定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由于问题部分在于很多企业都没有意识到升级服务业工作能提高生产力和利润，因此政府可以仿照从前在农业和制造业扩张项目和鼓励私人部门成就的奖励项目（如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中扮演的角色，帮助宣传经济中相关的最佳实践。
最后，创造新中产阶级意味着我们大部分人将为服务支付更高的费用。可以再次参考罗斯福新政时代——大萧条后，我们集体为汽车和家电支付溢价，从而创造了中产阶级群体。如果过去我们愿意为那些耐用商品支付溢价，支撑起我们父母辈的中产阶级，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给那些帮我们照顾小孩和老人、给我们提供重要服务的人支付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从而创造一个新的中产阶级。
通过对人和地方的投资消除贫困
新城市危机最危险的部分可能是城市和郊区中长期集中贫困的蔓延，要解决危机就必须直面这一问题。
我们目前有两种消除贫困的方式：一种方式“基于人”，为贫困家庭提供资源，或帮助他们搬到更好的新社区；另一种方式则“基于地点”，通过投资于学校、提供社会服务和降低暴力犯罪来改善贫困社区状况。这两种方式都应为我们所用。
我们知道，如果让贫困社区的家庭搬到教育质量和经济条件更好的社区，孩子们的发展机会将会得到显著改善。但显然不是每个长期贫困地区的人都能搬到学校更好、机会更多的新社区的，迁移的机会本身就不够多，还有人更愿意留下来和家人朋友在一起。如果只让表现最好或来自积极性最高的家庭的孩子搬走，最终就会榨干贫困社区的顶尖人才，剩下的人将面临更严重的集中贫困。
要解决数十年的长期贫困问题还需要对贫困社区进行全面、协调的地区投资。作为美国集中贫困问题方面的顶级专家，罗伯特·桑普森呼吁“为社区采取积极行动”，让每个社区都能给居民提供经济机会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他恰当地指出“贫困居民最想要的不是搬家，而是社区重振。” [25] 地区投资不能像挤牙膏一样碎片化投入，而应提供全面的重要社会和经济服务，覆盖教育和经济机会与降低暴力犯罪等领域。
解决城市的学校问题是消除长期贫困的重中之重。很多贫困社区的学校都存在资金短缺问题，无法为学生提供知识经济所要求的维生技能，辍学率持续高企。教育是人们向上流动的关键途径，低质量学校会导致贫困家庭及其子女被困在贫困的代际循环中。其他多数发达国家不是这样的，以多伦多为例，所有儿童都能获得州政府资助的体面教育。虽然美国学校也有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资助，但主要还是依赖当地地产税，这就导致各地学校质量良莠不齐。当然，城市地区的富裕家庭可以绕过公立学校系统，直接把小孩送到私立学校。严重的教育不平等问题已然成为美国最深入的社会不公之一。
贫困社区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缺少好学校，因为那里的儿童甚至在上幼儿园之前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有利于学龄前儿童的发展，符合美国通过教育公共投入刺激经济发展的传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大众公共教育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学教育的大幅扩张都刺激了经济发展，也推动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 [26] 现在，增加对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投资，尤其是在长期贫困社区的投资，也能提高社会整体人力资本和经济水平。
从根本上说，贫困就是缺钱。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为每个人提供最低工资或全民基本收入保障。而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负收入所得税”将部分税收返还给贫困人口，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种方法比名目繁多的住房、食物、儿童支持等直接援助项目都更经济有效，也省了很多官僚主义的麻烦。
对基本收入保障项目的普遍批评是它会鼓励懒人，但负收入所得税则鼓励人们工作和创业，随着他们收入的增加，政府的支持力度逐步降低。这一税收制度没有看起来那么激进，它在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差点就被纳入美国税收政策中。目前很多国家已经在实施了，还有很多国家在考虑实施。保守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自由派经济学家詹姆士·托宾最先提出了这一基本方法，很多左派和右派的经济学家也是它的支持者。最近很多硅谷的企业家重提这一理念，认为这是打击贫困最有效的途径。 [27]
除了消除贫困，负收入所得税还有诸多益处。它为从事着养育子女、照顾生病亲人等零报酬工作的人提供了支付机制。承诺最低收入还能作为低成本原始资本，给创业阶段的人足够的资金来支撑日常生活。 [28]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五章提到的，这种收入重新分配机制最终能起到降低不平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利用负收入所得税、按当地生活水平调整的最低工资和上述其他方法，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新的社会安全网，降低城市化知识经济的不平等。然而我们要记住，新经济结构产生后，要经历一个漫长历程才会出现相应的社会福利机构与公共政策，消除新经济结构带来的不平等，并创造强大的中产阶级。在工业时代，这一过程从19世纪中期持续到20世纪中期，长达大半个世纪。旧社会安全网产生于罗斯福新政时期，目的是解决旧工业经济的不平等问题，现在它已经无法应对赢者通吃城市化、地域不平等和城市与郊区的集中贫困了。我们亟须建造一个新的社会安全网，解决城市化资本主义日益加深的不平等问题。
与世界一起促进城市繁荣
虽然美国可能缺乏足够强烈的政治意愿，但有足够多的经济资源来实施上述五个方面的措施。然而，新城市危机并不止步于美国国界。在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城市化发展地区，超过10亿人口饱受其害，他们面临的问题往往还更加严峻。过去，美国的城市政策往往聚焦于国内，现在是时候使之国际化了。我的第六个提议就是，美国发挥更广泛的世界领导力，在全世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地区打造更强大、更有弹性的城市。
将综合的城市政策和外交与国际发展政策结合起来，对美国益处良多。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全球建造中产阶级人口众多的发达城市能帮美国打开新的商业市场。更重要的是，在长期不稳定地区建造强大和有弹性的城市，有助于实现重要的外交、军事和人道主义目标，如打击恐怖主义和缓解迅速发酵的难民危机。
城市稳定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还能提高世界的安全性和包容性，并减少暴力犯罪。实际上，全球恐怖主义滋生的衰败国家都是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地方。 [29] 军事干涉本身很容易摧毁大城市，并让人口更加分散，带来城市化水平和稳定水平双双降低的恶性循环。在这些分裂地区建造稳定的城市能让世界变得更安全。
美国还应考虑支持难民城市的发展，让它们更好地利用难民的才能。比起我们现在做的（如协助修建难民营），这种方法对于解决全球难民危机更有效、成本更低，也能让难民如愿待在离家更近的地方。 [30]
把美国的外交与国际发展政策的重点从“国家重建”转化为“城市重建”有很多好处。帮助发展中国家建造人口更密集、更清洁、能源利用率和生产率更高的城市，有利于降低贫困，加强全球稳定性，并创造更强大的全球中产阶级。市长等城市领导者管理着全球经济体中越来越重要的权力中心，与他们建立新型关系也有利于提升美国的软实力。
授予城市与社区更大权力
我在写作本书的大部分时间中，都在构想一个新型民主党政府，它将开展持续、深入的投资，以满足开启惠及全民的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在本书的早期版本中，我的改造方案很彻底——将住房及城市发展部扩张为更广泛的城市发展部，处理与城市地区有关的联邦提案；类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经济顾问委员会，成立“城市委员会”，为总统提供有关城市政策的建议；联邦政府和城市之间应建立新型关系，联邦对城市的投资应该交到市长和当地官员手中，因为他们才是最了解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金来发展本地经济和解决本地难题的人。
然而，事情出现了难以预料的逆转——特朗普当选了美国总统。我所设想的蓝图不太可能在特朗普执政和共和党掌控国会两院期间得以实现了。特朗普可能会兑现竞选承诺，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但很可能只是胡乱投资于修建道路和桥梁，不是对公共交通、能源利用效率和廉价住房进行战略性投资，而可持续和富有包容性的城市化发展需要的是后者。共和党多数派肯定会继续削减已经十分贫瘠的公共交通、廉价住房和社会服务方面的联邦支出，当地政府、基金会和非营利机构肯定会忙得团团转来补上这些缺口。
如果特朗普真的兑现竞选承诺，在边境修墙，阻止移民入境，那么他将摧毁美国建国的基础——活力与多元化，把人才和创新推向别的国家。新城市危机带来的地理和文化分化十分深刻，从某种程度而言甚至可能是永远无法消弭的，而我们的新政府只会令它继续恶化。
在城市政策和投资方面，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加拿大自由党政府正努力将基建投资与城市建设相结合，以及开发有关经济适用房和城市发展的新战略（我和其他优秀的城市经济学家都被包含其中）。澳大利亚的保守派政府新设立了城市和建筑环境部，负责在国家层面协调城市发展事宜。
然而，即便在特朗普执政和共和党掌权联邦政府期间，我们也能做出一些改变。最关键的是赋予城市和社区更大的控制权，让它们发展自身经济、应对新城市危机。在这方面英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城市与国家政府建立了一种受到左右两派领导人支持的新型合作关系，包括前首相戴维·卡梅伦和前工党领袖爱德华·米利班德，米利班德还曾提议建立一个“城市参议院”。2015年，由英国商业领袖、高级官员、经济学家和城市学家组成的蓝丝带委员会提出了增强城市权力的四个关键：将决策主体从国家政府转变为城市；赋予城市更大的税收和财政权力；让城市官员进入国家代表机构，并在内阁为他们保留永久席位；设立新机构来协调对城市地区基础设施、人才和经济发展的投资。 [31]
美国的市长和社区领导人现在应当积极争取权力，以便更好地管理社区，因地制宜地解决本地问题，这种战略既能发挥本地创新和问题解决机制的优势，也能适应各城市不同的能力和需求。
其实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地理分化已经太严重了，可能很难就城市问题达成国家层面的共识，也没有一种自上而下的通用方法，能解决从人口密集、生活成本高昂的蓝州城市地区到人口较少、汽车依赖度更高的红州城市地区的各种问题。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的需求差异极大，正如我们需要根据地区状况调整最低工资，制定城市政策时也应根据当地需求量体裁衣。以基础建设为例，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需要更多公共交通，而人口更稀少的地区需要更多道路和桥梁。因此赋予城市、郊区和社区更多自主权来处理它们各自的问题就是我的最后一个建议。
地方政府官员往往比党派活跃分子更务实。我在美国各地访问时，很难看出地方官员是共和党、民主党或是无党派独立人士，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议程是由当地实际需求驱动的，而不是由某种党派意识形态驱动的。他们能更好地理解本地经济状况和社会问题，也最有可能建设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市长统治世界》（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 ）的作者、政治学家本杰明·巴伯指出，要让地方政府解决问题，就应尽量减少联邦政府向地方政府收缴的财政收入。 [32]
由两个党派的市长共同发起这一提议更容易在联邦政府获得更多支持。美国有极大的制度优势，灵活的联邦制能调整和平衡权力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之间的分配。罗斯福新政期间，罗斯福总统在联邦政府和市政府之间建立了新型合作关系，是时候再来一次了，但这次权力应向地方政府倾斜。
现在正是重塑城市治理、让地方官员能更有效地解决城市问题的良机。解决某些城市问题需要大范围合作，这些是目前分散的市政府系统无法提供的。可以根据具体问题的规模调整权力控制范围，例如，公交运输投资可以由一个都市圈里的各个城市和郊区，甚至一个大城市地区的各都市圈共同监督完成。
如果今天市长和地方官员抓住主动权，努力争取权力下放，那么当风向转变，美国准备再次投资重建城市和郊区时，他们就能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但当我想到未来的图景可能是这样时，言语已经无法描述我内心的惆怅：急需的经济适用房和交通系统不会建成，集中贫困的原因仍未解决，社会经济阶层固化。但我也记得在此前见证城市衰落和重生的大循环时所学到的，这不是我们的国家第一次背弃城市。不管在漫漫历史中发生过什么，城市仍然是最伟大的创新、经济增长、多样性、包容性和社会进步引擎，它们还将继续引领文明的前进方向。
新城市危机是历史性的分水岭，我们的应对方式将决定城市、郊区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是走向一个富有包容性的可持续繁荣新时代，还是沦为日益深化的不平等和分裂问题的牺牲品？
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城市危机只会继续恶化。赢者通吃城市化进程中，赢家和其他人的差距将继续扩大。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会变得昂贵至极，成为封闭的镀金社区，创新活力随之消失，维持经济运行所必需的基本服务业人员也只能被迫离开；老工业城市的复兴之路十分艰难；“太阳地带”城市将继续自欺欺人，认为随意扩张就等于增长；郊区的经济越来越萧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级社区继续缩减，国家进一步分化为富人的封闭飞地和大片的衰败城市与郊区；穷人和弱势群体将深陷日益扩大的经济与社会衰退地区。在世界上其他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地区，将出现城市化水平提高而经济没有增长的怪象，超过10亿新城市居民将困于脏乱差的贫民窟并长期贫困。
我们必须认真应对新城市危机这一当今时代的核心危机，才能让经济重回正轨、激发新一轮创新浪潮、创造充足的就业和经济机会，并且消除日益深化的经济鸿沟。
我对克服危机持谨慎而现实的乐观态度，原因很简单：尽管来自特朗普支持者的阻力重重，但城市仍是帮助我们认识和解决严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最佳工具。城市复兴带来了种种挑战，并且想对它们视而不见越来越难。20世纪的富人可以住在封闭的崭新郊区社区，乘空调火车或开车到守卫森严的办公楼上班，而现在所有的城市功能缺陷都一目了然。即使一些城市的部分区域已经被富人和高学历群体占领了，但这些城市仍有丰富的种族和阶级多样性。市场、地方官员和城市居民不得不面对他们城市的经济社会问题。
最后，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是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是倒退。人在社会中的聚集推动了人类发展的每一步。现在“城市主导增长”的基本逻辑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站得住脚。然而，历史发展并不总是线性的，在继续前进之前可能会倒退。新经济秩序出现后，往往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期，才能配套建立起稳定新秩序的制度与政策，并使更广泛人群从中获益。在我们上一个伟大黄金时代——20世纪50年代，大型中产阶级的崛起是在工业资本主义出现后，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和奋斗的结果。最终，恢复经济繁荣的道路将取决于我们的城市和更优质、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
实现这种新型城市化是可能的，但它绝不会自动发生。我们是选择赢者通吃城市化带来的分歧和矛盾，还是选择更全面、更公平的惠及全民城市化带来的希望？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决定性问题和面临的斗争。
[1] Russell Berman, “Hillary Clinton’s Modest Infrastructure Proposal,” The Atlantic, December 1, 2015, theatlantic/politics/archive/2015/12/hillary-clintons-modest-infrastructure-proposal/418068; Paul Krugman,“Ideology and Investmen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2014, nytimes/2014/10/27/opinion/paul-krugman-ideology-and-investment.html; Ezra Klein, “Larry Summers on Why the Economy Is Broken—and How to Fix It,”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4, 2014, washingtonpost/blogs/wonkblog/wp/2014/01/14/larry-summers-on-why-the-economyis-broken-and-how-to-fix-it.
[2] 新城市危机指数与城市的人口规模（0.61）和人口密度（0.55）正相关，也与密度的间接衡量指标——使用公共交通通勤的人口比例（0.42）正相关。它还与工资(0.50)、收入(0.34)和人均经济产出(0.34)正相关，与高科技产业的聚集度(0.61)、劳动力中创意阶层的占比(0.55)和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占比(0.55)正相关。相反，新城市危机指数与劳动力中蓝领阶层占比(-0.55)负相关。与不平等和隔离类似，新城市危机指数与多元化的两个关键标志正相关——在国外出生的成年人比例（0.52）和同性恋人口比例（0.61）。另外，新城市危机指数与城市地区的政治立场和投票模式也息息相关：它与城市地区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0.59）正相关（用2016年希拉里得票比例衡量），与保守主义的政治倾向（-0.55）负相关（用2016年特朗普得票比例衡量）。关于美国350多个城市地区的新城市危机指数完整排名，参见附录表4。
[3] 关于长期经济停滞的概念，参见Timothy Taylor, “Secular Stagnation:Back to Alvin Hansen,” Conversable Economist, December 12, 2013, http://conversableeconomist.blogspot.ca/2013/12/secular-stagnation-back-toalvin-hanson.html; Larry Summers, “U.S. Economic Prospects: Secular Stagnation, Hysteresis, and the Zero Lower Bound,” Business Economics 49,no. 2 (2014): 65–73, http://larrysummers/wp-content/uploads/2014/06/NABE-speech-Lawrence-H.-Summers1.pdf。关于美国创新和更广泛的生产力下滑，参见Robert J.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4] Krugman, “Ideology and Investment.”
[5]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Paper presented at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meeting, Chicago,July 12, 1893, World Columbian Exposition, http://nationalhumanitiescenter. org/pds/gilded/empire/text1/turner.pd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1921); Kenneth Jackson,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6] Gerald Gamm and Thad Kousser, “No Strength in Numbers: The Failure of Big-City Bills in American State Legislatures, 1880–200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 no. 4 (2013): 663–678. 研究追踪了13个州立法机构从1881年到2000年的1700个与市或郡有关的立法，发现与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有关的立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远低于与小地方有关的立案，并且小地方立法者提出的立案被通过的可能性是大城市立法者的两倍。
[7] Richard Florida, “Is Life Better in America’s Red States?,” New York Times,January 3, 2015, nytimes/2015/01/04/opinion/sunday/is-lifebetter-in-americas-red-states.html.
[8] Tyler Cowen, “Market Urbanism and Tax Incidence,” Marginal Revolution,April 19, 2016, http://marginalrevolution/marginalrevolution/2016/04/market-urbanism-and-tax-incidence.html.
[9] 引自Stephen Wickens, “Jane Jacobs: Honoured in the Breach,” Globe and Mail, May 6, 2011, theglobeandmail/arts/jane-jacobs-honoured-inthe-breach/article597904.
[10] Henry George, Progress and Poverty ［New York: Robert Schalkenbach Foundation, 1997 (1879)］. For more on George, see Edward T. O’Donnell,Henry George and the Crisis of Inequ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Why Henry George Had a Point,” The Economist, April 1,2015, economist/blogs/freeexchange/2015/04/land-value-tax.
[11] David Schleicher, “City Unplanning,” Yale Law Journal 122, no. 7 (May 2013): 1670–1737.
[12] Enrico Moretti and Chang-Tai Hsieh, “Why Do Cities Matter? Local Growth and Aggregate Growth,” April 2015, http://faculty.chicagobooth.edu/chang tai.hsieh/research/growth.pdf.
[13] Richard Florida, “The Mega-Regions of North America,”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March 11,2014, http://martinprosperity.org/content/the-mega-regions-of-north-america.
[14] 这些时长估计来自 Richard Florida, “Mega-Regions and High-Speed Rail,”May 4, 2009, The Atlantic, theatlantic/national/archive/2009/05/mega-regions-and-high-speed-rail/17006。
[15] Todd Sinai and Joseph Gyourko, “The (Un)Changing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ousing Tax Benefits, 1980 to 2000,”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32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February 2004, nber.org/papers/w10322.pdf; Robert Collinson, Ingrid Gould Ellen, and Jens Ludwig, “Low-Income Housing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071,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5, nber.org/papers/w21071;Richard Florida, “The U.S. Spends Far More on Homeowner Subsidies Than It Does on Affordable Housing,” CityLab, April 17, 2015, citylab/housing/2015/04/the-us-spends-far-more-on-homeowner-subsidies-than-itdoes-on-affordable-housing/390666.
[16] Richard Florida, “How the Crash Will Reshape America,” The Atlantic,March 2009, theatlantic/magazine/archive/2009/03/how-thecrash-will-reshape-america/307293; Richard Florida, The Great Reset: How the Post-Crash Economy Will Change the Way We Live and Work (New York:Harper Business, 2010); Nick Timiraos, “U.S. Homeownership Rate Falls to 20-Year Low,”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9, 2015, http://blogs.wsj/economics/2015/01/29/u-s-homeownership-rate-falls-to-20-year-low.
[17] 关于租房数量上升和下文中租房负担上升的数据均来自哈佛大学房屋研究联合中心，参见America’s Rental Housing: Expanding Options for Diverse and Growing Demand, 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December 2015, jchs.harvard.edu/research/publications/americas-rental-housing-expanding-options-diverse-and-growing-demand。
[18] Richard Florida, “The Steady Rise of Renting,” CityLab, February 16, 2016,citylab/housing/2016/02/the-rise-of-renting-in-the-us/462948.
[19] Miriam Zuk and Karen Chappel, “Housing Production, Filtering, and Displacement: Untangling the Relationship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Institute of Governmental Studies, Research Brief, May 2016, urbandisplacement.org/sites/default/files/images/udp_research_brief_052316.pdf.
[20] Arindrajit Dube, “The Minimum We Can Do,”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 2013,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2013/11/30/the-minimumwe-can-do; Arindrajit Dube, T. William Lester, and Michael Reich,“Minimum Wage Effects Across State Borders: Estimates Using Contiguous Count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2, no. 4 (2010): 945–964.
[21] Richard Florida, “The Case for a Local Minimum Wage,” CityLab,December 11, 2013, citylab/work/2013/12/why-every-city-needsits-own-minimum-wage/7801; Arindrajit Dube, “Proposal 13: Designing Thoughtful Minimum Wage Policy at the State and Local Levels,”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4, 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4/06/19-minimumwage-policy-state-local-levels-dube.
[22] James Womack, Daniel T. Jones, and Daniel Roos,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23] Zeynep Ton, The Good Jobs Strategy: How the Smartest Companies Invest in Employees to Lower Costs and Boost Profi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4); Richard Florida, “The Business Case for Paying Service Workers More,” CityLab, March 3, 2014, theatlanticcities/jobsand-economy/2014/03/case-paying-service-workers-more/8506.
[24] Michael Erard, “Creative Capital? In the City of Ideas, the People with Ideas Are the Ones with Day Jobs,” Austin Chronicle, February 28, 2003 austinchronicle/news/2003-02-28/147078.
[25] Robert J. Sampson,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Economic Mobility in the Great Recession Era: The Spatial Foundations of Persistent Inequality,”in Economic Mobility: Research and Ideas on Strengthening Families,Communities, and the Economy (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 2016).
[26] 关于儿童早教，参见James J. Heckman, “Skill Forma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Investing in Disadvantaged Children,” Science 312 (June 2006): 1900–1902;William Dickens, Isabell Sawhill, and Jeffrey Tebbs, “The Effects of Investing in Early Educ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ne 2006;Timothy Bartik, “Investing in Kids: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pjohn Institute, 2014, http://research.upjohn.org/up_press/207。关于公共教育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参见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Katz,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7] 参见 Robert A. Moffit, ‘The Negative Income Tax and the Evolution of U.S.Welfare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 no. 1 (August 2003):119–140。
[28] 一位评论家称之为人的风险投资。Steven Randy Waldman, “VC for the People,” Interfluidity, April 16, 2014, interfluidity/v2/5066.html.
[29] Richard Florida, “How Stronger Cities Could Help Fix Fragile Nations,”CityLab, November 19, 2015, citylab/politics/2015/11/howstronger-cities-could-help-fix-fragile-nations/416661.
[30] Brandon Fuller, “Rethinking Refugee Camps: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Solving an Intractable Problem,” City Journal, December 11, 2015, city-journal.org/2015/eon1211bf.html.
[31] Royal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Unleashing Metro Growth: Final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ity Growth Commission,” London, October 2015, thersa.org/discover/publicationsand-articles/reports/unleashing-metro-growth-final-recommendations.
[32] 参见Benjamin Barber, 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 Dysfunctional Cites, Rising Nati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Barber, “Can Cities Counter the Power of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The Nation, November 14, 2013, thenation/articl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