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黑板用于记录1869年9月24日美国“黑色星期五”中黄金价格的疯狂波动。市场崩溃夺走了财富，动摇了美国人将黄金作为美国经济保护者的信心。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1869年6月中旬，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与家人一起在美国东北部旅行。他参加了母校——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他的儿子就读于该校三年级。格兰特的日程上还安排了出席美国和平纪念活动，这是在波士顿举办的为期3天的大型音乐节，有数万名表演者参加。在这两个活动之间，格兰特和他的妻子去拜访了新婚的妹妹，她住在位于曼哈顿西27街的豪宅里。格兰特的妹妹弗吉尼亚一直与父母在俄亥俄州过着平静的生活，到了37岁还没一个好归宿。因哥哥的政治前途，事情起了变化，一位名叫埃布尔·科尔宾的61岁金融家对弗吉尼亚投以了关注。他们在格兰特3月就职典礼后不到两个月就结婚了。
按计划格兰特只在曼哈顿停留数小时，但他不知道的是，一群精于算计的商人——包括他的妹夫——利用这次会面来接近总统，这是他们密谋的一步棋，几周后，这个密谋引起了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黄金恐慌。杰伊·古尔德在格兰特妹妹和妹夫的家中等候，这个33岁的金融家因与范德比尔特兄弟狼狈为奸控制伊利铁路而落下了坏名声。一年前，古尔德和他的同伙奸商詹姆斯·菲斯克受到警告，他们一踏上纽约州的土地，就会被逮捕；现在他们却要在居家环境中与美国总统见面。古尔德与格兰特总统的女婿科尔宾在新泽西州的一次房地产交易中打过交道，两人因此结识。古尔德说服科尔宾允许他会见总统，企图游说总统采取涉及黄金和农产品价格的特定政策。这一切并非巧合，古尔德一直在打仍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受到有效监管的纽约黄金市场的主意，计划操纵黄金市场。他最近以每100美元金币131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价值约700万美元的黄金。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这个数目的黄金占到了纽约市场上流通黄金的近一半。
当两人会面时，古尔德向总统提议，去波士顿旅行最愉快的方式是乘坐前往马萨诸塞州福尔里弗的轮船，再从那里乘坐火车。格兰特喜欢有钱人的陪伴，遂表示赞同。古尔德安排武装护卫护送总统及其随行人员到钱伯斯街的码头。为迎接总统的来临而装饰豪华的“天佑”号停靠在那里，船主兼船长——古尔德的华尔街同伙詹姆斯·菲斯克预先就准备好了迎接总统的到来。总统走近时，码头上的铜管乐队演奏了《英雄今日得胜归》。船上提供雪茄、香槟和酒水；全船125间客房每间都配有鸟笼，笼中养着金丝雀。
晚餐大约9点开始，一小撮商人伴在格兰特总统周围与他一起抽着雪茄，其中有赛勒斯·菲尔德，他几年前投资铺设了第一条跨大西洋的电缆，现在与古尔德一起投资铁路。在座的还有显赫一时的股票经纪人威廉·马斯顿，他曾与菲斯克一起从事航运业务。这些商人急切地想要了解总统对黄金、货币和经济的看法。或许格兰特意识到招待他的这些人名声不佳，于是一直沉默寡言、不置可否。当时，格兰特赞成“回收纸币”政策，这是沿袭了陷入困境的安德鲁·约翰逊政府的政策，想法是不让纸币再流通，这个过程几乎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每当纸币作为税收收入时，美国财政部就将彻底销毁这部分纸币。国会批准了这项行动，尽管它希望对此采取限制措施。1866年，国会授权每月销毁多达400万美元的纸币，按此比率可以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将所有纸币从流通货币中剔除。纸币被视为邪恶之物，虽然曾经有其存在的必要，但现在应该被清除。美国财政部的官方立场与美国许多开国元勋的理念一致，即纸币如果不能兑换成黄金，那么就是有辱于美国，“国会并不想让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毫无必要地让不可兑换成黄金的纸币流通、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名誉扫地”。
格兰特赞同这一观点，并希望最终能够回归由黄金支撑的货币，他将这一事业等同于他赢得南北战争的荣誉和道义。格兰特在他1869年的就职演说中说道：“为了保卫美国的荣誉，每一美元的政府债务都应以黄金支付，除非合同另有明确规定。”在说出这一誓言的两周内，国会通过了《公共信用法案》——主要以党派为分界线，格兰特的共和党人支持这个法案而大多数民主党人反对该法案，此法案要求联邦政府用黄金偿还所有资助南北战争的债券持有人。这是自战争结束以来表明联邦政府打算回归金本位制的最具体的行动（此时黄金价格在低点，恰好是古尔德抢购黄金时的价格水平）。
格兰特的就职演说将此理念更推进了一步。他认为，在美国土地上发现黄金和白银的这个时机表明，用金银来支付美国的战争债务是上帝的意志。“看起来上天已经赐给了我们一个结实的装满金银的盒子，锁在遥远的西部荒山中，而我们现在正在锻造解锁的钥匙，以应对现在的紧急情况。”格兰特这样说。
回收纸币的政策合乎逻辑的后续步骤自然是美国政府向私人市场出售其在南北战争期间获得的大部分黄金库存——价值约为1亿美元，这实际上是为“再次跨入”黄金支撑的货币体系做准备。毕竟，如果银行像过去那样发行黄金支撑的货币，它们就需要重新储存黄金。因此，美国财政部在4月份向市场出售了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5月份出售了价值600万美元的黄金，而6月份则打算出售价值800万美元的黄金。联邦政府大规模地出售黄金打压了古尔德及其同伙所囤积的黄金的价值，令他们蒙受损失。铁路大亨古尔德认为，黄金价格保持高位和自由流通的美元对于在秋季运输美国的农作物并为其争取国外市场非常重要，对于这一点他有独特的见解——美国国家的利益和他私人的利益完美结合。因此，在“天佑”号上，古尔德对格兰特默认的将更多黄金投入市场的计划提出了反驳。古尔德后来告诉国会：“我说过，我认为如果这项政策得以实施，就会带来极大的不幸，几乎会导致内战；它会造成工人罢工，而车间很可能必须关闭，工厂将不得不停工。”
古尔德认为，美国农业地区的金融破产或许会再次引起武装叛乱，他的话可能是危言耸听并且出于谋取私利之目的，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南北战争后美国的重新整合是联邦政府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当时的状况犹如战时一样纷纷扰扰。
今天大多数美国人都记得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它废除奴隶制并赋予男性奴隶美国公民身份和投票权——然而这是美国经济和民权的巨变。奴隶是财产，解放奴隶意味着将财产从现有奴隶主手中夺走。修正案明文禁止任何州或联邦政府支付“因为失去或释放任何奴隶的一切索赔”。
因此，美国如何看待其货币，是可能影响到再次分裂和叛乱的问题之一。鉴于战争和纸币体系大大削弱了南方各州所依赖的银行体系，它们总体上拒绝偿还其战争债务，而且即使愿意偿还也是困难重重。许多或者说大多数南方的种植园主期望重新加入美国的条件之一是，联邦政府会补偿他们的战争损失。自罗伯特·李将军投降以来，一直驻扎在亚拉巴马州的一位美国陆军上将说：“他们频繁谈论一旦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成为国会议员，他将努力争取为失去黑奴的人，或是依据总统颁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而释放自己所有的黑奴的人得到补偿。”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美国南方各州的居民还期望他们的房地产损失会得到补偿，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他们会设法不让国会议员支付北方的战争债务。当时安德鲁·约翰逊政府所面临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如果允许南方在战前状态下重新进入联邦，它可能会与北方民主人士联合起来，基本上会再次发动南北战争。因此，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包含了影响深远的一则法律条款（该条款直到今天还备受争议），在其得以通过不到一年内，格兰特的就职典礼就援引了这一条款：“对于法律批准的美国公共债务，包括因支付平定暴乱或反叛有功人员的年金和奖金而产生的债务，不得对其效力有所怀疑。”对于格兰特总统和19世纪60年代的共和党的许多领导人来说，重返金本位是兑现偿还美国巨额战争债务可信的方式。（战争债务估计超过20亿美元——远高于美国国内流通货币的总量，这还不包括本应从流通货币中回收销毁的4.28亿美元纸币。）不那样做就是质疑这场可怕的战争之结果的合法性，尽管叫停回归金本位恰是许多美国南方和西部的人期望的，也是古尔德所倡导的。
正如古尔德后来所说的那样，在游轮上的会面给他做多黄金市场的计划泼了冷水。但是他与菲斯克和科尔宾还有许多其他应对计划。总统妹夫的名头给科尔宾带来了极大的无形影响，他曾想让他第一任妻子的女婿得到任命，担任财政部副部长，负责监管黄金市场。但当此人发现他得在每次美国政府销售黄金之前给科尔宾通风报信时，他拒绝了这个机会。科尔宾的下一个人选是丹尼尔·巴特菲尔德。巴特菲尔德是科尔宾家共同的朋友，曾在南北战争中担任将军，也是美国运通公司创始人的儿子。巴特菲尔德还从科尔宾那里筹集了格兰特总统用以在华盛顿特区购买房子的钱。在巴特菲尔德上任后不久，他遇到了古尔德，后者给了他1万美元的支票，似乎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这比他一年的薪金还高。借助他的新朋友，巴特菲尔德在他本应监督的黄金市场上保留了几个活跃的交易账户。
下一步是给公众留下这样一个印象：美国政府将放缓或停止销售黄金。由于美国政府在出售黄金和来自国外的资金流入，夏季美国的黄金价格一度从高位回落。古尔德和其他一些华尔街人士组成了一个“黄金多头集团”来尽量囤积黄金，在8月底之前，这个多头集团已持有价值超过1 000万美元的黄金。与此同时，古尔德和科尔宾起草了一份格兰特货币政策意图的评估报告，并设法说服亲格兰特的《纽约时报》将其作为未署名的社论发表。该报赞扬了格兰特的深思熟虑，并且按照古尔德预期的情景进行预测：“在庄稼收割之前，美国政府不太可能出售国库黄金以冻结货币。”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按财政部长乔治·鲍特韦尔的计划，9月份将是自格兰特上台以来美国政府销售黄金最多的月份。但古尔德基本上确定，鲍特韦尔不会公开证实或反驳社论的主张，因此该社论有其预期的效果：黄金价格开始回升。为了增强美国政府与“黄金多头集团”正式合作的错觉，菲斯克在古尔德的经纪公司创建了一个名为“美国国家黄金账户”的特别账户。
在此阶段，古尔德似乎成了他自己宣传活动的牺牲品。几乎所有他眼见的事情都证实了他的期望，即美国政府停止出售黄金。9月1日星期三，格兰特在萨拉托加北部度假几天后，在他妹妹位于曼哈顿的家中停留，与妹夫科尔宾一起吃早餐。早餐时格兰特实际上表明他已经转而支持古尔德的理论，即黄金应该是稀缺和昂贵的。收成看起来很好，农民应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格兰特告诉妹夫，他已经写信给鲍特韦尔让他取消美国政府9月份出售黄金的计划。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荒谬无比，就像是来自室内喜剧的剧本。美国总统被蒙在鼓里的是，美国最大的黄金投机者就在楼下的客厅里。科尔宾向总统告退一会儿，关上了门，走下大厅告诉杰伊·古尔德，格兰特在不久的将来会放弃出售黄金。获取了这个最大的内幕，古尔德溜出房子急匆匆地赶到市中心购买更多的黄金。然后科尔宾回到厨房，继续与总统共进早餐。
早餐会是不是一个陷阱？以今天的目光来看，格兰特与其妹夫的谈话似乎不可能是不经意的口误，尽管此时此刻格兰特与“黄金多头集团”有意或无意的私交还未惊世骇俗。另一个反常的现象是显然格兰特并没有给鲍特韦尔下达“取消出售黄金的命令”。
如果这是一个陷阱，那么它即将捕获猎物并使许多其他人也陷入数百万美元的灾难中。古尔德确信他现在掌握了内幕，那天他又买入了价值300万美元的黄金，其中大部分是以科尔宾和总统妹妹的名义及财政部副部长巴特菲尔德的交易账户买的。几天之内，包括古尔德在内的“黄金多头集团”控制了超过价值1 800万美元的黄金，因为随着黄金价格持续上涨，银行和其他黄金持有者当然也不再愿意出售黄金了。
古尔德虽然得意扬扬，但他还是担心与他竞争的金融家可能会说服格兰特改变主意。古尔德说服科尔宾给总统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了古尔德关于保持货币充足、黄金稀缺有利于美国农业的理论。这封信很是微妙，不能托付给普通的快递员，所以古尔德的合伙人菲斯克指派了一名伊利铁路公司的工作人员送信。1869年格兰特多次度假（白宫当年正在进行翻修），信在格兰特某一次度假期间送到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离匹兹堡不远的地方。总统实际上正在与一位极信任的助手打槌球，古尔德曾试图用内含价值50万美元的黄金账户贿赂这个助手。格兰特读了这封信，然后信使去了最近的电报局给古尔德和菲斯克发了一条电报：“信已妥善送达。”
然而，一切都乱了套。格兰特与这些华尔街的操纵者往来了一个夏天后，似乎终于明白他被耍了。格兰特派他的妻子给他妹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应该叫科尔宾退出“黄金多头集团”。当这封信于9月22日星期三到达时，科尔宾给古尔德看了这封信，并要求立即清算他在“黄金多头集团”中的份额。古尔德表现得像走投无路的困兽那样力劝科尔宾给自己一条出路，他当场给了科尔宾10万美元现金。科尔宾想了一夜，但第二天坚持要退出合作。古尔德离开科尔宾家时恳求其保密，他说：“如果总统夫人的信件内容被透露出去，我就完了。”
与此同时，任何一直关注黄金市场的人都知道有人正在企图操纵黄金的价格。9月20日星期一，《太阳报》公开指责“臭名昭著的伊利铁路投机者”——古尔德和菲斯克——参与了“抬高黄金价格的阴谋”，并将他们称为“华尔街有史以来炮制的最不道德、最恶性的阴谋之一”。但这只会增加交易的狂热。美国黄金交易的“官方”地点是一个毗邻纽约证券交易所，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的大厅，被称为“金色大厅”。它的主要标志是被圆形铁栏杆围起来的丘比特和海豚的青铜喷泉雕像，其底部是金鱼池。买家和卖家聚集在铁栏杆周围盯着一项新发明：黄金价格电子指示器，它向房间里的每个交易员闪现最新的黄金交易价格。黄金的交易价格也闪现在室外的一个指示牌上，并通过电报传达给城市的各个交易行。指示器由一位22岁的发明家所操作，他已经用自己的名字获得了一些电报方面的专利，他就是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他的工作是转动带有数字的几个轮子，包括一个带有分数的轮子。
“金色大厅”受控于几家华尔街的公司，其中大部分都与古尔德合作，心照不宣地囤积黄金。有关“黄金多头集团”的传闻导致黄金销售飙升；从9月4日到10日，每日的黄金交易额大约翻一番，达到了每天1.6亿美元，接下来的两天达到2亿美元。纽约银行报告说，它们的黄金储备已经开始告急。金价一路走高，9月22日星期三金价收于每金衡盎司141.25美元，星期四收于每金衡盎司144.25美元，是正常交易量的五倍。这些价格是纯粹的炒作，没有任何黄金供应因素或其他经济基本面因素能使之合理化。交易所内传闻，格兰特本人有意让黄金上涨。而这种传闻使人浮想联翩。黄金交易仍处于起步和疏于管理的阶段，所以有非官方的场所也买卖黄金，最出名的是“加拉格尔晚间交易所”，其交易活动在曼哈顿的酒店房间内进行，尽管理论上此“晚间交易所”已经于1865年关闭了。那天晚上在第五大道酒店的黄金黑市里，黄金交易价超过了每金衡盎司180美元。
对那些拥有黄金的小圈子之外的人而言，这些价格是无法承受之重。因为没有人能够负担外币支付所需的黄金导致进出口停滞。小麦、棉花和玉米价格均下跌。周四，格兰特对财政部长让步了；超过每金衡盎司144美元的黄金价格就是“不正常”，如果情况恶化，美国政府应该进行干预。第二天早上，金价突破了150美元每金衡盎司。鲍特韦尔和格兰特决定出售价值400万美元的黄金，这个消息会通过两条不同的电报线发出去，这表明他们知道巴特菲尔德被收买了。电报于上午11点57分抵达纽约，此时金价已经突破每金衡盎司160美元大关。
在10分钟内，黄金价格下跌了20美元，即12.5%。那一天，古尔德本人一边大肆宣称价格将继续上涨，一边隐秘地出售黄金。交易变得疯狂和复杂，古尔德的经纪人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卖给那些他们知道很快会因对菲斯克和古尔德的负债而破产的经纪人。人们绝望地尖叫着，扬言要用匕首或更凶恶的手段对付黄金经纪人。许多人没有结清前一天的交易，所有他们以为的盈利现在变成了损失。几分钟之内，愤怒的人群涌出了交易所，冲进杰伊·古尔德的办公楼。古尔德和菲斯克把自己锁在了办公楼的一间小房间里。夜幕降临时，他们设法逃到了菲斯克在第23街的歌剧院，在那里每个入口都有警卫。数十名经纪人从华尔街消失，成百上千人破产，然而因为一位友善的法官，菲斯克和古尔德从未被要求偿还他们欠下的数百万美元。
黑色星期五事件具有启发意义，原因有很多。其一，一个以两种货币形式定价的国家会迅速在这两种货币之间创建出一个套利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剧烈波动并影响到政治或社会。对于“稳健货币”的支持者来说，黑色星期五是最有力的教训，那就是将美元的价值与黄金分割会导致灾难。对于格兰特总统及其继任者——主要是来自共和党的总统，也包括来自民主党的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来说，黑色星期五的混乱证明了只有金本位才能维持稳定的美国经济。其二，在19世纪后期及以后，美国金融市场极易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负责监管美国黄金市场的财政部高阶官员可以进行大规模的黄金投资——更别说他与最大的黄金市场操纵者勾结，想到这种情况的存在，今天几乎所有的合法投资者都会远离此类市场。对所有宣扬黄金是一种货币工具的自由放任主义言论而言，黑色星期五证明，一个不受监管的市场很快就会出现政治腐败，带来经济上的灾难。总统——即便是与黄金交易没有经济联系的总统——根据市场价格做出买卖决定，这样的观念也理应让那些主张金本位和“小政府”的人迟疑不决。
然而，尽管整个美国从中得出了不同的教训，但这只会加深杰克逊时期的政治紧张局势。对许多人来说，黑色星期五证明了美国的经济极易被美国东海岸精英操纵，其结果是伤害了美国其他地区。“信心受到严重动摇，”一位金融历史学家写道，“市场比以前更容易受到坏消息的影响而下行。”这种不信任推动人们走向与格兰特货币政策完全相反的方向。杰伊·古尔德是一个愤世嫉俗、自私自利、操纵欲强的东海岸铁路大亨，他提倡保持黄金稀缺，同时允许其他形式的资金流向市场，帮助铁路和电报等行业继续蓬勃发展。这样的货币政策有许多热情的追随者，他们像古尔德一样，看重的是发展而不是党派的忠诚度。这一拨人的数目将继续增长并重塑美国政治。
如果说黑色星期五还不够混乱的话，那么在几个月内，美国将面临成立以来最离奇的货币法律决策。尽管格兰特打算恢复完全的金本位制，但早在他上任之前有一点就很明显，那就是纸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留在美国经济领域中。对有些地方来说——比如纽约和华盛顿等——让纸币退出流通，收缩经济，似乎是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毕竟，反对者极度讨厌美元贬值是客观事实；19世纪60年代后期，通常要花费1.20美元~1.40美元的纸币才能购买到价值1美元的黄金。但在美国南方和西部，紧缩将真正伤害到经济，因此要求保留纸币的政治压力很大。关于美元的更大问题在于，它的合宪性从未得到解决，而且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人们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站在哪一边——是支持债权人还是债务人，是支持共和党还是民主党。1863—1870年，在州法院层面至少受理了16起诉讼，质疑美国《法定货币法案》的合宪性。民主党法官几乎都判定美元违宪，这反映了杰克逊主义者对黄金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持有偏见，而与之对立的共和党法官通常会判定《法定货币法案》符合宪法，因为他们不想干预共和党进行战争资金的筹措。
最终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赫伯恩诉格里斯沃尔德案，似乎就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合同纠纷。这份合同签于1860年，到期日是1862年2月，也就是美国国会发行第一批纸币的前五天。债务人（赫伯恩夫人）在1864年使用纸币向其债权人（格里斯沃尔德先生）偿还欠款及利息。格里斯沃尔德拒绝接受该付款，经过几轮法律上的来回之后赫伯恩将案件诉讼至最高法院了。
案件的进展却没有那么直接、明确。1864年末，时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杰·托尼去世，一直打算从林肯内阁辞职的萨蒙·蔡斯被提名接替他。诚然，在美元首次发行时，蔡斯一直是财政部长，并且是支持纸币合宪性的，虽然他的支持勉勉强强。林肯及其继任者很可能以为蔡斯会维持自身的立场，或者会要求撤换掉自己，因为让一个曾推动某条法案生效的人又来决定此法案的合宪性，这明显有冲突。该案件被辩来辩去。一位法律学者说道：“这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法庭上考虑得最为彻底的问题。”大法官们最初分为两派，每派四票——首席大法官蔡斯现在反对纸币的合宪性。后来，那位75岁高龄、行动不便的大法官罗伯特·格里尔改变了主意，投票结果为5∶3。
虽然投票是在1869年11月进行的，但判决的宣布被推迟到1870年2月7日——在年老的大法官格里尔退休之后。据说蔡斯以“几乎完全听不见”的声音宣读了判决。他没有直接提到自己的倒戈，而是把责任推给战争。“那不是一个对立法或行政权力的宪法限制进行周到反思的好时机，”蔡斯说，“许多心存疑虑的人不再怀疑了，许多未有疑虑的人都保持沉默。一些强烈反对将美国政府发行的钞票作为法定货币的人觉得自己不得不默许这项措施拥护者的意见。然而，由于和平的重新到来，不少当时坚持这项措施的必要性或默许这种观点的人，在这更加平稳的当下做出了重新考虑，现在他们同意我们刚刚宣布的那些结论。”
赫伯恩案的判决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影响范围有限，法院只不过宣布《法定货币法案》不适用于该法案通过之前发生的债务。不管怎样，这样的案例相对较少。尽管如此，蔡斯的决定将这个问题确定为根本的自由问题——这显然就是一个美国国会延伸宪法的含义并用之干涉两个公民之间的私人合同的案例。蔡斯写道，一纸判决“将完全改变美国政府的性质，它将把人民任命的、具有有限权力的政府转变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对于一个在过去十年内遭受了灾难性的内战、总统被暗杀及继任总统被弹劾的美国，宣称纸币不仅违宪，而且是向暴政迈出了一步，这是一种煽动性的言论。拒绝纸币的所有选票都来自民主党人（蔡斯在南北战争后改变了党派），而支持纸币的所有选票来自共和党人，这一事实加剧了此决定的政治色彩。《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直截了当地指责蔡斯：“如果当时这些观点占上风，那么反叛者就会成功，就会对整个联邦施加自己的权威影响。”许多保守派学者和支持者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时至今日都认为最初的赫伯恩案不承认纸币在宪法上是正确的。
市场对该决定的反应最初平平，但好戏在后头。对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之战使得法院伤痕累累、两极分化。186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总人数从十位减少到七位。到约翰逊于1869年离职后，国会将大法官的人数又提高到九位，一位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当赫伯恩案的判决向公众发布时，大法官格里尔已经离任，这意味着最高法院席位有两个空缺。格兰特提名的一名大法官未获得国会批准，另一名在获得国会批准四天后去世。因此，当赫伯恩案判决宣布时，投赞成票的四票没有达到国会规定的票数——需要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全体成员的投票中占大多数。
显然，为了处理在此法律通过后发生的债务，还需要做出另一项决定。这些案件已经在下级法院审理，政府行政部门是做出判决的关键，特别取决于格兰特在赫伯恩案判决宣布当天任命的新的来自共和党的大法官。（尽管格兰特的追随者当时否认格兰特将他熟悉的法官“塞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至足以推翻该判决，但后来的学者们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证实他的确这么做了。）蔡斯想方设法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接手新的案件，一名观点与其对立的法官指责蔡斯“采取了所有最不入流的政治伎俩来阻止案件得以审理”。
斯特朗声称，国会拥有的“铸币并规范其价值”的宪法权力显然包括了界定它认为合适的货币的权力。毕竟，1834年的美国《铸币法案》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铸币法案》——由民主党人安德鲁·杰克逊倡导，这也是他为阻挠其对手而用些手段的例证——改变了黄金、白银和美元之间的关系。斯特朗将其归类为“对货币的共同权力的一部分，这种权力一直是所有其他比美国更文明的国家公认的主权属性”。一名新的大法官补充了一个更为实际的论点，它反映出纸币在更广泛的经济层面带来的价值：“如果不提供疏困的资金，全球破产就会随之而来，工业将会停摆，政府会随着人民陷入困境而瘫痪。”
因此，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872年对“诺克斯和帕克案件”的裁决是法律上关于纸币不可兑换成黄金合法性的最终裁决，但对纸币的政治怨恨及其对政府权力的原始主张从未平息，并将持续到20世纪。双方都可以把法院极不寻常和相互矛盾的行为作为不公正行为的证据。难怪20世纪的首席大法官将《法定货币法案》与“德雷德·斯科特案”和“1895年征收个税案”一并归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到严重自创的三大值得注意的事件”。
美国政府货币政策与民众舆论之间的政治差距即将扩大。1873年美国《铸币法案》的通过看似无害，但是随着世纪的流逝，人们指责它是造成一切经济弊病的缘由，将之诬蔑为“1873年的罪行”。《铸币法案》的目标貌似明确：令美国的货币回归金本位。该法案令财政部辖下铸币局的地位发生了各种正式变化，并明确规定了金币和银币的面额。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一处被忽略的遗漏是，该法案的文本并未涉及老式银圆的作用，而只涉及面值为50美分、25美分和10美分的银币。国会还规定若支付金额超过5美元，银币就不能再用作法定货币了。
这些措施并非偶然，许多国会领导人和格兰特政府刻意恢复金本位、废止白银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担心最近在科罗拉多州发现的康斯托克矿脉会使美国货币供给中的白银泛滥。此外，1871年世界上许多最重要的经济体——尤其是德国——也正在从银本位转向金本位。这项立法并非仓促或暗中通过：美国《铸币法案》的起草、修改并提交广泛征求意见，历经3年才得以通过，有足够的时间让任何相关立法者或其他各方表达意见。然而鲜有人这样做，而那些后来谴责美国《铸币法案》的人倒是一些曾经坚定投票支持它的多数派；该法案在众议院以110票对13票通过，在参议院以36票对14票通过。
美国《铸币法案》的细节与其文本一样简洁明了，看起来微不足道。1873年的《铸币法案》中没有任何规定称铸造银币是非法的，事实上，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财政部每月都在铸造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银币。大多数美国人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老式银圆的消失，自1853年以来老式银圆就没怎么铸造过；正如一位金融记者后来所说的那样，“几乎没有成年人见过一枚老式银圆”。
然而，在某些地方白银的废止产生的影响很显著，例如在银矿和依赖它们的当地经济。《铸币法案》中另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它并没有像19世纪早期银币仍在流通时常做的那样强制要求财政部给任何带来银锭的人铸币。例如，到1876年，旧金山铸币厂告诉爱达荷州奥瓦依河沿岸的银矿工人，其当前铸币工期已经落后6个月到1年，并且无法保证在何时可以铸币——这对于需要支付生活费的矿工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爱达荷州一家报纸谴责道：“美国政府在铸造贵金属币方面采取的拖延政策已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当类似的投诉越来越多时，美国西部的立法者及其新闻界的盟友开始将美国《铸币法案》描述为对公众犯下的严重的金融欺诈行为。1876年，一位教条的银本位拥趸、内华达州参议员约翰·P.琼斯宣称，美国《铸币法案》是“严重的错误”。然而，国会议员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们以压倒多数的选票通过了如此糟糕的法案。貌似合理的头号借口是，他们不知道投的是什么票。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一个接一个地宣称他们对该法案对白银的影响一无所知。参议员艾伦·瑟曼的说法具有代表性：“参议院中没有一个人……哪怕有一丁点儿意识到这会跟废止白银扯上关系。”据一些广为流传却缺乏考证的说法，连总统格兰特都声称：“我不知道1873年的法案会废止白银。在这件事上我被欺骗了。”
另一个所谓的罪魁祸首是神秘莫测的国外势力。传说有一名叫埃内斯特·塞伊德的英国经济学家兼作家曾从各种欧洲债券利益集团筹集了50万美元后就来到美国贿赂国会议员以废止白银。报纸和杂志（特别是那些站在民主党立场的报纸和杂志，尽管并不仅仅限于它们）纷纷报道这则“假新闻”，有些报道夹杂了被篡改的引文和杜撰的出版物。这些都用来证明是“欧洲的金主”“蒙骗了”国会两院废止白银。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托马斯·尤因指责是他们的谋划“令美国以及其他向他们出售过债券的国家废止白银，用黄金支付债券”。
尽管在尤因发言时美国实际上是黄金的净进口国，但是估量一下欧洲的经济利益，这种观点实际上有一些根据。然而，塞伊德的贿赂故事却被改编得滑稽可笑。塞伊德是一位优秀的、细心的作家，他确实曾为《铸币法案》出谋划策过，但他也是金银复本位制的著名倡导者。在1872年给众议院的长信中，塞伊德强烈支持保留银圆。虽说先前的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但民愤继续沸腾，在美国中西部和西部各州尤烈。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期，民主党人和美国西部的共和党人往往将美国多次出现的经济困境归咎于“1873年的罪行”。
白银倡导者的部分论点是简单地基于经济学理论：他们声称黄金供给不足以承担美国的经济负担。在1877年，黄金供给被认为只有1852年的一半，“从黄金的生产方式来看总是那么不稳定、不规律，故黄金最不适合作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正如国会报告所说。（当然，此论点的另一面是，1850—1900年全球的白银产量是1800—1850年的4倍，这是白银作为货币造成货币扭曲的潜在原因。
既然人们对《铸币法案》的谴责源自虚假的故事甚至伪造的文件，那么很明显，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狂热的恢复白银货币的运动不仅仅是经济推理所驱动的。在某些方面，白银运动和相关的纸币运动（19世纪70年代中期由绿背美钞党于中西部各州发起）代表了杰克逊式的民粹主义披着不同的金属外衣再次登台。由于白银产量充足并且与生产它的西部地区息息相关，因此它被视为美国普通农村地区农民的货币。由于当时黄金越来越稀缺并主要用于国际交易，它与财富、美国东部银行业和工业利益联系在了一起。正如一位矿业管理者所称：“毫无疑问，白银是穷人的货币，因为每有一个持有5美元黄金的人，便有20个持有更少数目白银的人。”这种阶级差别甚至扩展到理发层面。理查德·本塞尔注意到，支持金本位的东部民主党人通常都会把胡子刮干净，“最多留着小胡子和鬓角来修饰一下脸部”。来自南部和西部的支持白银的民主党人则蓄了“又长又乱”的胡须。这些个性差异更多是象征意义而不是固化的，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它们将会发展并强化为民粹主义运动，且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美国法定货币以何种金属按什么比例构成或还是以纸币构成这一问题来重塑美国的政治。
尽管在立法上尝试了很多修补措施，但美国政府没能在19世纪最后25年维持稳定的、金属支撑的货币体系。1875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恢复硬币法案》，它为美国恢复完全金本位奠定了基础。该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从1879年开始以“硬币”赎回纸币。于是美国财政部开始储备黄金。然而在同一时期，来自西部各州的政治压力也确保了白银在货币体系中将保持一定的作用。
金银复本位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难以维持。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于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购银法案》，这是广义的经济妥协的一部分，同样地美国首部《反托拉斯法》和提高关税等措施也是上述妥协的产物之一。《谢尔曼购银法案》规定财政部购买比过去更大数额的白银——每月4 500万金衡盎司，这基本上是美国国内生产的所有白银的数量——作为交换条件，国会发行可以兑换黄金的法定纸币。在支持银本位或发行纸币，提倡增加货币流动性的人士推动下通过的该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保持黄金和白银“同等待遇”。此法案一出立刻就带来了灾难。黄金和白银或许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如果有选择的话，几乎每个人都想要黄金。在美国，基本上所有必须支付关税的人都选择以白银或纸币来支付。1890年，95%的关税以黄金支付；而三年之后，以黄金支付关税的数目缩减到了5%。 在美国国外，特别是在英国，由于此时英国是实行金本位的，许多持有可以用黄金兑现的美国债券或其他类别的美国证券的人都兑现了黄金；每天都有载着黄金的大轮船从纽约港口驶出。据估计，在美国海外持有的30亿美元证券中，有10%在1890年至1894年被兑取了。
于是，美国财政部在金本位阶段遭受了一个将会反复出现的问题：无法阻止黄金供应流入私人手中。克利夫兰认为，美国财政部将那些用来赎回黄金的纸币重新投入流通的法律规定会造就“无穷无尽的连锁反应”，也会榨干美国的黄金储备。实际上，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黄金储备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锐减。在这个年代之初，美国储备了价值约1.9亿美元的黄金；到1895年，近三分之二的黄金已经流失他处。1895年，英格兰银行金库中存储的美国金币比美国财政部所拥有的还要多。法律规定，美国财政部必须保留价值1亿美元的黄金以支撑美元（尽管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关于这些资金是否可以用于其他用途存在一些分歧）。但不管是本杰明·哈里森总统还是1893年1月再次走马上任的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其国会力挺白银），都无力阻止黄金外流以及明显违背了上述法律。
尽管如此，美国经历1890年和1891年的轻微经济衰退之后，1892年是经济扩张的一年。但1893年开始形势不佳，铁路业务恣意扩张，融资不稳定，几家著名的铁路公司于2月宣布破产。然后在5月初，进口大麻和制造麻绳的美国国家绳索公司破产，这造成多家经纪公司倒闭，并导致美国股市暴跌。1893年的“经济大恐慌”已经开始，它将成为美国建国以来最严重和最持久的经济萧条。在经济最惨淡的时候，多达20%的美国工人失业，超过800家银行于1893年至1897年倒闭。仅在1893年6月，就有25家国民银行倒闭，这是有史以来银行倒闭最多的一个月。银行对自己的黄金储备采取保护措施，并开始在抵押贷款和其他合同中插入条款，要求以黄金偿还。到1894年，超过100条铁路无法运营下去了，美国西部大踏步发展的步伐放缓了。在工会领导人尤金·德布斯的组织之下，近10万人参与了著名的普尔曼罢工，美国大部分的铁路贸易和邮政服务中断，这加剧了经济萧条的影响。美国东海岸的金融危机蔓延到了西部，农场破产、家庭濒临绝望。在全球粮食和食物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农民无法接受超低的报价而宁愿将粮食倾倒于街头。报纸上充斥着各家各户处于饥饿边缘的报道。举个例子来说，在堪萨斯州的西沃德县，几年前刚刚发行了债券以建造价值3万美元的校舍，但现在已经有数十个家庭连续几天吃不上饭了。
这些令人绝望的金融状况在政治上表现为银本位与金本位的对立。克利夫兰坚信，金本位将保护美国的信誉，从而确保美国在国外借贷和开展贸易的能力。这种立场导致了他政治上的孤立，因为即使是他自己的党派成员也成了纸币和银圆的拥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西部和南部的立法者与外国金融家站在一起向美国财政部施加压力，希望迫使克利夫兰实施银本位。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采用的是金本位，因而它们不愿接受以白银或纸币付款。然而，法律要求美国政府保持金银平价。每次国会提出向银本位推进一步，克利夫兰都予以否决；每当克利夫兰试图发行有助于保护美国黄金储备的债券时，国会都拒绝批准。由于美国深陷经济衰退且美国政府与国会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完全分裂，民主党在1894年的国会选举中落选了。在众议院，民主党派的人数从占大多数的220∶124，变成93∶254的占少数，在当时这是美国历史上中期选举中变化最大的一次。
1895年初，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远远低于法律要求的价值1亿美元的水准，金库面临告急的危险。克利夫兰再次尝试通过立法来发行以黄金支付的债券，并停止流通纸币和银劵，而尝试再次失败了。克利夫兰及其内阁陷入了绝望之中。1月下旬，甚至在该法案注定落败之前，克利夫兰就派出财政部副部长W. E.柯蒂斯前往纽约与华尔街金融家会面，寻求绕开国会的解决方案。柯蒂斯会见了一位民主党铁路大亨的儿子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此人继承了父亲的生意，还建造了纽约的贝尔蒙特公园赛马场。柯蒂斯还会见了被公认为华尔街最有权势的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总统对摩根并不陌生，克利夫兰在担任总统的两个任期之间，曾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负责处理摩根的大部分业务，而摩根也慷慨地支持克利夫兰的总统竞选活动。
老顽固摩根提出美国政府发行1亿美元债券，但不通过公开出价出售，因为这个策略一年前已经遭到失败。这1亿美元债券将出售给一个由摩根和贝尔蒙特联手的财团。贝尔蒙特代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利益。这笔交易不仅能带来黄金，还能提供保护黄金的手段，这对克利夫兰来说极具诱惑。摩根强调说，美国的黄金储备几乎消失殆尽。他告诉克利夫兰，他听说有人拥有价值1 000万美元需要用黄金支付的汇票。“如果这张汇票拿出来，你就无法兑现它。一切将在3点之前结束。”摩根这么说。于是摩根提出了一项交易，他的财团将向美国政府支付350万金衡盎司黄金，其中至少有一半来自欧洲。他还承诺，他可以阻止任何人兑换证券以换取黄金，这样在可期的未来，这笔黄金会留在财政部。作为回报，摩根集团以104.5美元的价格获得30年期、利率为4%的黄金债券，总价值为6 500万美元。此外，摩根希望他的财团能够在今后美国政府发行的任何此类债券上拥有优先权。总统质疑这种操作是否合法，摩根提醒他，在南北战争期间曾经通过一项鲜为人知的法规，允许总统在紧急情况下发行“政府债券”来购买黄金。于是这项奇怪的公私之间的交易就那么定下了，一些历史学家称之为“反向救助”。正如克利夫兰的传记作家阿兰·布罗德斯基所说的那样，这笔交易也“等于是一项临时操纵美国黄金市场的协议”。
黄金操控按计划运作。摩根承诺的黄金大批涌入美国；在纽约，债券在22分钟内售罄。黄金外流立即停止；在签订合同的那一周，从美国财政部提取出来并准备装箱海运流出美国的价值700万美元的黄金在轮船起航之前被卸下并运回财政部。截至6月底，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储备价值已经超过1亿美元大关（尽管到那年年底数目要远远回落）。虽然在参议院听证会中摩根拒绝透露以多少价位出售债券，但是他显然也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美国政府不得不低头依靠华尔街来使其金融得以运转，就算表面看来这并没有让最富有的银行家获取有利的条件，这样的事前所未有，甚至在战争期间也没有过。这使得美国公众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信心降到了最低点，也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便如此，许多克利夫兰的传记作家和其他经济史学家都赞赏克利夫兰找到了挣脱看似绝境的方法。毕竟，此时美国没有中央银行系统或不能诉诸国际上诉手段，而且美国国会对政府想做的任何事情都断然反对。
然而，那个时代对此举的评论极尽恶毒攻击。在猜疑和民族主义之下，对“1873年罪行”的谴责演化为公开仇恨，特别是反犹太主义。《纽约世界报》称债券集团的交易为“吸血的犹太人和外国人”的操作。在国会，内布拉斯加州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要求办事员从国会记录中读出《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讲话的意味。民粹主义者对美国东海岸黄金及其权力的反抗即将达到顶峰。
本书关于引起黑色星期五事件的版本探讨立足于几处参考信息，它们都基于The House Inqui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uses of the Gold Panic, 41st Congress, 2nd session, report no. 31（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0）。其中分析最透彻的单本著作是Kenneth D. Ackerman所著的The Gold Ring: Jim Fisk, Jay Gould, and Black Friday 1869（New York:Dodd, Mead, 1988）。其他的信息搜集自Maury Klein,The Life and Legend of Jay Gould（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86） ;W. A. Swanberg, Jim Fisk:The Career of an Improbable Rascal（New York: Scribner’s, 1959）；William McFeely,Grant: A Biography（New York: W. W. Norton, 1981）, 319–331。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on the State of the Finances for the Year 1865（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65）, 4.
格兰特总统1869年的就职演讲，参见http://avalon.law.yale. edu/19th_century/grant1.asp。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uses of the Gold Panic, 152–153.
关于南北战争后南方银行体系面临的挑战的详细论述，参见George L. Anderson, “The South and Problems of Post–Civil War Finance,”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9, no. 2（May 1943）:181–195。
The Journal of the Joint Committee of Fifteen on Reconstruction,ed. Benjamin B. Kendrick（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14）, 283.
“Financial Policy of the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1869.
格兰特于9月初写给鲍特韦尔的信石沉大海。它貌似已经送达，鲍特韦尔在国会做证说他收到了信件并在9月4日执行了信件中的嘱咐。然而据我所知，没有任何记录证明信的存在。鲍特韦尔告诉国会他认为这封信放在他位于格罗顿的家中，但是，在国会的仔细调查中似乎并未要求查看信件，查阅类似的档案也未有发现。
1金衡制盎司=31.103克。——编者注
Robert Sobel, The Big Board: A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Stock Market（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93.
Joseph M. Cormack, “The Legal Tender Cases: A Drama of American Legal and Financial History,” Virginia Law Review 16,no 2（December 1929）, 140.
“Legal Tender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8, 1870.
Hepburn v. Griswold, 75 U.S. 603（1869）.
参见：如，Richard Timberlake, Constitutional Money: A Review of the Supreme Court’s Monetary Decision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 12 and 13。
悉尼·拉特纳从鲍特韦尔的回忆录等材料中引出证据，得出的结论是格兰特“很可能”在任命两名在下级法院中支持纸币的合宪性的法官之前已经知道法庭判决的内容，参见“Wasthe Supreme Court Packed by President Gra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50, no. 3（September 1935）: 343–358。
Charles Fairman, Mister Justice Miller and the Supreme Court, 1862–1890（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9）,17.
Charles Evans Hughes,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50.
此法案的确准许比银圆重的“贸易银圆”在海外市场流通，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学家保罗·M.奥利里声称法案对于银圆规定的遗漏是故意的，虽然他认为责任不在于国会，而在于费城铸币厂的前董事亨利·理查德·林德曼。亨利在起草1873年法案时插了一手。参见“The Scene of the Crime of 1873 Revisited:A Not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8, no. 4（August 1960）:388–392。毫无疑问，林德曼并不赞成铸造银圆。然而，奥利里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的挑战，即奥利里所指的林德曼参与其中的、1870年财政部最初起草的法案，事实上确实包含了提供普通银圆的规定。几天之后，当该法案实际提交到国会时，这个条款被取消了，后来的修正案还是包括了较重的贸易银圆。参见History of the Coinage Act of 1873（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0）。萨缪尔·迪卡尼奥在其开创性文章“Populism, Paranoia, and the Politics of Free Silver,”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25（April 2011）: 1–26也表明林德曼该负责任。迪卡尼奥引用了大量证据证明林德曼实际上收受了加利福尼亚银行行长威廉·罗尔斯顿的贿赂，故精心制作法案并确保其通过。罗尔斯顿显然也贿赂了一些立法者，包括后来强烈反对这种“罪行”的内华达州参议员威廉·斯图尔特。在其著作Democr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gulatory State（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中，迪卡尼奥进一步描述了此“贿赂门”。
一个多世纪后，《铸币法案》如何变得如此遭人痛恨的谜团继续引起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兴趣。米尔顿·弗里德曼发表了一篇有用且发人深省的论文“The Crime of 1873”（Hoover Institution, Working Paper No. E-89-12, April 1989），从中能找到一些缘由。铸币局的前任财务主管詹姆斯·罗斯·斯诺登注意到该法案废止了白银，并提出建议反对这样做。他告诉谢尔曼他觉得这种变化“不可取”，尽管他也未能预见到银圆作为货币广为流通。参见History of the Coinage Act of 1873, 85。
“How the Silver Question Effects the Working of Silver Mines,” Idaho Statesman, August 31, 1876.
尤因做了题为“关于复苏、收缩及自由银行业”的长篇演讲，演讲内容刊登在The Ohio Democrat, September 6, 1877上面。
Ernest Seyd to Samuel Hooper, February 17, 1872, reproduced in History of the Coinage Act of 1873, 131–148.
矿业股票协会致威廉·斯图尔特参议员，发表于The Nevada State Journal, February 8, 1890，引自Paul Barnett, Agricultural History 38, no. 3（July 1964）: 178–179。
Richard Bensel, Passion and Preferences: William Jennings Bryan and the 1896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
Sobel, The Big Board, 135.
Margaret Good Myers et al., The New York Money Market:Origins and Development, 291，引自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107n26。
黄金储备的数据引自Sobel, The Big Board, 138。
参见“Discussion in the Senat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 1895。此外，关于1亿美元的数字是否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尚存有争议。此规定被纳入1882年通过的银行章程法规中。参见Alexander D. Noyes, “The Treasury Reserve and the Bond Syndicate,”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 no. 4（December 1895）:573–602。
Charles Hoffmann, “The Depression of the Nineti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6, no. 2（June 1956）: 137–164.
“Starving in the Arid Lands,”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1893.
Grover Cleveland,Presidential Problems（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04）, 152.
参见：如，H. W. Brands, “Upside-Down Bailout,” History Net, June 3, 2010, http://historynet/upside-down bailout.htm。
Alyn Brodsky,Grover Cleveland:A Study in Character（New York: St. Marti n ’s Press, 2000）, 363.
据当时一位金融记者报道，一名咖啡进口商小幅抛售摩根集团债券，并开始从财政部取走价值超过3 000万美元的黄金来成交。参见Alexander D. Noyes, “The Treasury Reserve and the Bond Syndicate,”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